英国是如何殖民美国，说美国2

英国是如何殖民美国，说美国2正是自古以来物质财富的诱惑力，驱使海上的开路先锋登上了他们的危险航程--1492年哥伦布横渡了大西洋；6年以后，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了印度。他们的冒险活动只不过是在连续搜索财富的过程中一些新的插曲而已。罗马人早在许多世纪以前已同豪华的东方进行了巨额的贸易；他们在东方市场上为“不朽之城”【不朽之城指罗马城，罗马城内的飞地梵蒂冈是所谓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教皇”的驻地，所以有不朽之城的名称。】的时髦商店搜罗香料、丝绸、香水和珠宝，为了支付这些奢侈品，他们从自己的财库中源源不断地倾泻出了金铸硬币。严峻的罗马道德家即那个时代的清教徒大声疾呼，谴责轻率的少女们和高傲的太太们不惜代价倾囊购买从海角天涯运来的华丽服饰和小件饰物，但毫无效果。当罗马消亡后，它的条顿族继承者仍以那种曾使圣城贵妇颠倒的迷恋心情，凝视着来自东方的掠夺品。在整个中世纪，东方奢侈品的贸易不断增长，使那些在印度市场和马德里、里斯本、巴黎、

这是《美国文明的兴起》中的一段，由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与他的妻子玛丽•R.比尔德合著。

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探索帝国主义的原动力时，把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归纳为人类各社会之间在广大地球上经久不息地争夺给养基地和世界天然资源的分配的斗争。这个理论虽在其普遍性方面过于笼统，但不是没有例证的。3000年或3000多年的期间，古代若干民族和帝国缔造者的冲突都以占有富饶的尼罗河流域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为目标，因为那里容易获得供养稠密人口的粮食，而统治阶级也能毫不费力地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这些肥沃地区兴起并有暂时安全保障的每一个强大帝国，都相继为觊觎它的土地和积累的财富的能征善战的游牧部落所征服。对辛勤积聚的财富的掠夺成了勇士的酬劳。当雅典帝国鼎盛时，不下1000个城邦向它的国库进贡，遍布地中海的赚钱商业使它的商人富裕起来。伯里克利【伯里克利（ Pericles ，约公元前495-前429年），古希腊雅典城邦的著名政治家；从公元前443至前429年，他连任雅典10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成为雅典的最高领导者。希腊史上一般把这段时期称为伯里克利时期，是雅典文化、政治、武功的极盛时期。】时期是花了很大的代价达到的。由于迦太基帝国【迦太基帝国是古代非洲北部奴隶制城邦，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发展成为西地中海的强大帝国。】把北非、西班牙南部、科西嘉、撒丁岛和西西里的一半都包括在它所征服的领域内，

（绿色部分）迦太基帝国控制区域

它首先是个商业国家，其主导思想是要通过武力或贸易垄断去掠夺或榨取隶属它的行省，以尽量搜刮财富。

在罗马的利剑面前，富裕的迦太基陷落了。当两强在西西里岛上对峙时，不仅是面临灭亡的恐惧，而且是获利的希望，使罗马议会通过了发动战争的决议。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证波利比乌斯【波利比乌斯（ Polybius ，公元前198？-前117？年），古希腊历史学家。】的权威意见：“军人对人民说，他们可以从战争中获得重大的物质利益。”在这一简单的话语中，透露出那种强烈的欲望，它驱使共和国的军队越过了意大利的边界，在许多世纪几乎毫不间断的对外侵略中终于把罗马帝国扩张到了

罗马帝国时代的欧亚大陆

阿拉伯的沙漠和苏格兰的积雪地带。也许正像那位近代殖民地总督寇松勋爵【乔治•纳撒尼尔•寇松勋爵（ Lord 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859-1925年），英国政治家，毕生从事外交工作和研究外交关系，1899-1905年任印度总督，残酷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作为辩解曾经说过的那样，主要动机是寻找“可以进行防御的边界”--这大概是任何军事指挥官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尚未找到的东西。但这位勋爵阁下仍然不得不同时承认：罗马在征服了一片广大地区以后，“完全从财政收入着眼”来看待它的各个行省。瓦鲁斯被派去统治叙利亚时是个穷光蛋，两年之内他聚敛了百万家财。

当罗马攫取的领土超过了它的守卫能力时，它那美丽的城市和肥沃的田野便成了那些早就不断侵袭其边界的日耳曼蛮族的战利品。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任凭流动不定的条顿人【条顿人，即古代日耳曼人。】的摆布至少达200年之久。最后，不再有罗马行省可供掠夺了；于是封建军阀在此后的一千年间运用他们掠夺的才干互相争夺庄园和城镇，只是为了联合起来对抗那些有使他们同归于尽的危险的穆斯林，才偶尔暂息干戈。从这样的斗争中，最后出现了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荷兰和英格兰这五个国家，它们国富兵强，足以从事更大的冒险事业。这时，幸运又为它们先后打开了大西洋和世界竞争场所，以施展它们生气勃勃的精力。经过很多年以后，当伦敦商人以感激的心情在赫赫有名的近代帝国主义先驱者威廉•皮特【威廉•皮特（ Wiliam Pitt 1708-1778年），即查塔姆伯爵。1756年奉命组阁，领导外交与军事部门，直至1761年辞职。是大英帝国和印度殖民地的奠基人，使不列颠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其次子与其同名，也是英国政治家，曾两度担任首相。】的墓上刻碑纪念时，商业又同战争结合起来而取得了繁荣。

正是自古以来物质财富的诱惑力，驱使海上的开路先锋登上了他们的危险航程--1492年哥伦布横渡了大西洋；6年以后，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了印度。他们的冒险活动只不过是在连续搜索财富的过程中一些新的插曲而已。罗马人早在许多世纪以前已同豪华的东方进行了巨额的贸易；他们在东方市场上为“不朽之城”【不朽之城指罗马城，罗马城内的飞地梵蒂冈是所谓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教皇”的驻地，所以有不朽之城的名称。】的时髦商店搜罗香料、丝绸、香水和珠宝，为了支付这些奢侈品，他们从自己的财库中源源不断地倾泻出了金铸硬币。严峻的罗马道德家即那个时代的清教徒大声疾呼，谴责轻率的少女们和高傲的太太们不惜代价倾囊购买从海角天涯运来的华丽服饰和小件饰物，但毫无效果。当罗马消亡后，它的条顿族继承者仍以那种曾使圣城贵妇颠倒的迷恋心情，凝视着来自东方的掠夺品。在整个中世纪，东方奢侈品的贸易不断增长，使那些在印度市场和马德里、里斯本、巴黎、布鲁日和伦敦各商店之间充当经纪人的穆斯林商人和意大利商人大发横财。如果说陆路旅程【指从英国经地中海国家、小亚西亚到印度去的陆上通路。】要冒很大的风险，这种危险商业所得到的盈利也是巨大无比的。

因此，一种想通过直接交易去扩大利润的强烈欲望就不可避免地支配了欧洲商人的心理，正是这种欲望首先驱使意大利人，随后驱使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向浩瀚的大西洋去探索一条尚未开辟的通往远东的航路。固然，伊萨贝拉女王在答应哥伦布再三提出的恳切请求时曾在契约上规定要使异教徒皈依为忠诚的天主教徒；固然，天主教传教士是对前所未知的地区进行经济渗透的开路先锋；但是，大体说来，那些组织和指挥一次又一次探险队去亚洲、南北美洲和非洲的人所梦寐以求的，只是商业利润和帝国的掠夺品。事实上，当西班牙派遣军事首领出去征服、奴役、统治和掠夺时，它只是尽力仿效它的文明之母罗马罢了。

英国人这时也同样渴望用这种方法去搜罗财富。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土（ Francis Drake 1540?一1596年），英国海军将领和冒险家。他在1572年和1577年先后两次率领船队环航世界，一路烧杀掠夺，并在海上拦劫满载金银的西班牙船只，大受女王赞赏，加封爵位。女王和大臣们都参与分赃。】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伊丽莎白女王（ Queen Elizabeth 1533-1603年）的统治时期为1558-1603年。 】曾经环航世界，沿途恣意抢劫：他那肆无忌惮地无视私有财产权的洗劫财宝以充私囊的行为想必是会使那些曾在罗马街头沿途掳掠的蛮族哥特人【蛮族哥特人为公元三四世纪时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之一支。】欣羡不止的。约翰•史密斯队长曾奉上司的命令去弗吉尼亚搜寻黄金和探明去南海的航线，因为据认为南海有更多的财宝等待着新的海盗。如果不是土著居民那种凶猛不屈的精神挫败了他们的计划，他的一伙人本来就要奴役印第安人并统治臣服的居民。他们尝试过，但是失败了。最初的清教徒移民为了不违背自己的信仰而逃往美洲，但甚至他们的远航也必须仰赖别人的资助；而那些给这一冒险行动提供贷款的资本家则盼望以他们的援助来获取报酬。

然而，人类迁移的历史是不能全部用商业、利润、征服和掠夺等字眼来叙述的。追求贸易从来不是诱导流浪者深入遥远地方的唯一动机，建立一个由勤劳臣民组成的帝国也不是结伙移居异乡的人们向往的唯一梦境。毫无疑问，点缀着地中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地有许多是在纯粹的贸易站的

（红色部分）古希腊殖民地

地址上兴起的，有的是为了安置国内过多的人口而建立的，但其余的殖民地的建立则由于国内的动乱和领袖的野心。而且，希腊人还远远地超出了单纯的统治和掠夺的范围；他们往往把自己的种族移到殖民地，仿照推行祖国的文化，有时甚至改进了自己的文化遗产。正是在边沿地区，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中的两位即泰勒斯【泰勒斯（ Thales ，公元前624？-前546?)，米利都人，古希腊哲学家，因以水为万物本质的宇宙论和对日蚀的预测而知名。他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据说也有贡献。】和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约公元前580-前500年），古希腊最早的唯物主义哲学流派的创始人，他还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作出了某些贡献。】建立了他们的学派；也正是在远离雅典的小城邦废墟上，今日发现了一些具有希腊风格的极为宝贵的遗迹--这是忠实地再现古希腊文化的无声的证据。

甚至日耳曼人迁徙到罗马帝国，其起因也不单纯是经济方面的。有些作者把这仅仅归因于人口过剩，可是，流传至今的记载不能证明那种简单的论点。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把日耳曼人赶出本土的入侵者的压迫、日耳曼人的自相残杀终于使战败者越境逃入罗马、由于贪欲和野心而发生的无数部落战争，最后还有罗马人的奢侈与和平生活的诱惑。只是在日耳曼人入侵罗马的最后阶段，进军的指挥事宜才由有组织的作战队伍而不是由随带牛羊群和家用物品的流动部族来承担--这种作战队伍在征服一地以后就定居下来统治那些臣服的居民。虽然西班牙人的移居国外是掠夺性行动的延伸，他们后来把伊比利亚

（欧洲的西南角）伊比利亚半岛地形

半岛的文明发展成为一个最终环绕地球的新拉丁帝国，但是，那些为宗教而敢于面对酷刑和死亡的天主教传教士的英勇事迹证明他们是制定世界性版图的一支生力军。

英国人向美洲移殖的动机，除了商业和征掠以外，还掺杂了其他因素。毫无疑问，政治动机纵然或许有它的经济根源，却是在大西洋沿岸开拓殖民地的有力因素，把旧世界一些王朝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转移到了新世界。原来可能在欧洲战场上燃起大战火的妒忌和野心，此时蔓延全球，加速了在整个世界上争夺领地的斗争。在英国旗帜下拓殖弗吉尼亚的活动，首先是一种把矛头指向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国王的挑衅行为，因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已经把南北美洲分配给他们了。【葡萄牙与西班牙因新发现的陆地争吵不休，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此于1493年发布敕谕，以子午线西经45°37'为分界线，把西面的征服权划归西班牙，东面的划归葡

教皇分界线

萄牙，但其他欧洲国家并未接受这一安排。】

即使新教传教士在设法吸收印第安人加入他们的教会并抑制教皇势力扩张的活动中夹杂着王朝的和经济的因素，没有任何历史的叙述能忽视英国对外扩张的宗教动机。史密斯队长曾宣布，弗吉尼亚人首要的义务就是“要向许多被几乎不可救药的愚昧蒙蔽至死的不幸的可怜虫布道，施以基督教洗礼，并通过宣传福音把他们从魔鬼的掌握中拯救出来”。在英国的对外扩张中，比传教士力求拯救灵魂的工作更加重要的是那些来自各个教派的普通教徒的劳动，他们逃入荒原，寻找他们自己的避难所。

因此我们必须说，对基督教的信仰鼓舞了传教士，使他们同对外扩张的欧洲的先驱者一块出力，并同那些要按照旧世界的经济和文化来开发新世界荒地的殖民者所抱有的希望和热情混合在一起，正如对穆罕默德的信仰鼓舞了阿拉伯军队，使他们在新月旗下手执弯刀挺进，大有征服三大洲的汹汹声势。可是，除了宗教动机而外，还必须加上爱冒险的心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使用暴力的奴隶贩卖、从文明的边疆发出召唤的自由精神、法律的惩罚，以及使不同寻常人物不甘心于过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庸碌生活的那种强烈的好动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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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人类广泛地分散到地球各处的种种活动之中，英国人向美洲的移民在一个基本方面是独特的。西班牙像罗马一样从事征服和掠夺，但英国人迫于环境，不得不走上了另一条扩张的道路。他们贪求黄金的欲念不亚于西班牙人，但最初落入他们手中的地区并不出产这种贵重的财宝。他们本来会非常高兴地去发现、征服和掠夺一个古老的美洲文明国家--另一个墨西哥或秘鲁；他们在印度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这种精神和欲念的意向；可是，在历史的安排下，这不可能是他们在新世界的命运。

英国人所发现的，不是屈从于奴役的土著，不是成熟到适于征服的古老文明，而是一个到处都是未经开发的土地和莽莽森林的辽阔大陆，稀稀落落地定居着一些宁死不屈的原始部落。同希腊人的殖民扩张一样，英国的殖民首领把他们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经济制度以及他们所出身的那些阶级的文化输送到这个大陆，在很大程度上再现了祖国的文明。与西班牙人和其他的帝国缔造者不同，英国人成功地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后来成为一个幅员辽阔、政治独立、基本上由欧洲血统的人组成的国家。这项成就是世界史上的重大事实之一。

英国登上帝国主义舞台较晚，而在欧洲列强中间只有它获得了这样的结果，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可以肯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探险、战争和殖民方面有最高明的本领。决非如此；意大利人才是波涛汹涌的公海上的探路者。早在英国人冒险从他们小小的岛国前往弗吉尼亚建立殖民地以前300年，意大利的水手就已经扬帆启航，穿过直布罗陀海峡，顺流而下沿着非洲海

直布罗陀海峡（早期为大西洋航海家所利用，至今仍然是经大西洋通往南欧、北非和西亚的重要航路。）

岸行驶，去探索通往传说中的东方市场的航路了。正是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意大利人，在由许多国籍的人杂凑成的水手头顶上升起了西班牙国旗，作了1492年发现美洲的重大航行。正是一个名叫瓦斯科•达•伽马的葡萄牙人，带着飘扬在桅顶上的葡萄牙国旗绕过好望角，访问了印度市场，并带回了使整个欧洲为之激动的珍宝和奇谈。

在英国有一个航海船长敢于行驶在辽阔的大西洋上之前，性急的西班牙人已把西印度群岛占为己有，在南北美洲统治了若干幅员辽阔的地区，并对东方的美丽领土提出了要求。在弗朗西斯•德雷克挂着伊丽莎白女王的三角旗周游世界之前的半个多世纪，大无畏的葡萄牙人麦哲伦的远航队在西班牙的资助下已环航全球，这是海事历史记载中一次最危险的航行。当亨利七世从他那岛国昏睡状态中振作片刻，于1497年想到要进行远渡大西洋的伟大的冒险事业时，正是意大利人约翰•卡博特受托负责率领国王的船只，指挥了那次绕过拉布拉多海岸【拉布拉多海岸位于加拿大东北部大西洋沿海。】的航行，为英国取得了对北美的合法主权要求。

英国人在美洲建立第一个成功的据点即詹姆斯敦的前3年，法国人已在安纳波利斯河岸【安纳波利斯河在加拿大东南部。】的皇家港建立了一个永久殖民地。远在英国有一艘船只行驶在印度洋水域或穿行在繁荣昌盛的东方的香料诸岛之间以前，果断的荷兰人已经访问过100个印度港口，设立了商行代理处并在所控制的地区建立了前哨据点。英国人的头脑里确实是慢慢地才开始出现这样的想法：既然别的国家可以带了货物、宗教、文化和刀枪越过海洋，他们自己也能建立一些主要由他们本族人民占领和统治的伟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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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的这种殖民事业方式之所以获得成功，是由于环境和政策方面的许多因素。他们的岛国位置使他们不必花费开支来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而是要求他们把钱用到海军上以供保护之用。保护他们的海军与陆军不同，它的船舰能行驶于七大海洋，攫取远方的领地，保卫广大的领土。早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英国政治家稍加注意就看出了可以成为海上强国的征兆。他们并没有逐渐制订出一个宏伟的计划，不像艾尔弗雷德•马汉上校【马汉（ 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年），美国海军军官和历史学家。他的名著《海上霸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鼓吹美国应建立强大的海军，这本书在美国和欧洲政治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样，经过长期实际工作以后，用有条有理的语句系统阐述了令人信服的理论；但是他们发现，只有也掌握了制海权的君主才能永久保持海外的领土。

根据这种认识行事，他们奠定了英国海军的基础，这支海军1588年在对“无敌舰队”的海战中击败了西班牙人，在一连串战斗中战胜了荷兰人，在200年的战争中打败了法国人，最后在时机成熟时击败了企图夺取制海权的德国人。正是依仗这种海上的势力，英国才能为它的商业和殖民帝国攫取和保持了地理上的活动场所。

大陆各国之间的敌对和猜忌也有助于英国的帝国国运隆盛。经过与海峡对岸的各国统治者的不断斗争，英国政治家慢慢地制定出一种通称为“保持均势”的灵活机动的策略，既保证了英国本土的安全，又有助于在美、亚、非洲的统治。他们施展了那种使欧洲老练的大臣们为之惊异的手腕，挑唆荷兰人反对法国人，法国人反对荷兰人，挑唆普鲁士人反对法国人，法国人反对普鲁士人。

欧洲各国政府本来可以单独或联合起来在海上对抗英国，却被这种手腕弄得精疲力尽，心怀愤怒而无法可施。同英国联合在一起的荷兰士兵把路易十四的成千上万的精兵送进了坟墓，这些士兵如果活着，本来是可以在加拿大牢固地建立起一个法属国家的基础的。本来可以夺取印度的法国兵力，在欧洲战场上遭到弗里德里希大王精选的普鲁士军队突击而溃败了。

除大陆国家之间无休止的敌对而外，大陆上的政治状况也是有利于英国殖民事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因素。在17世纪，整个东欧为陆地所包围，沉睡于古代的风俗习惯之中，或者从事与商业和领土统治很少或毫无关系的局部冲突。中欧这个当时由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和许多小国所占据的地理区域，正陷于混乱。德意志是由许多微不足道的封建领地所组成的集合体，其中普鲁士正在霍亨索伦【霍亨索伦（ Hohenzollern ）曾是统治位于中部德意志勃兰登堡侯国的王室，1701-1918年统治普鲁士，1871-1918年统治德意志。】王朝的统治下显露头角。意大利还不是一个国家，仅仅是个“地理名词”，是由许多好战的公国和互相猜忌的城邦所组成的集合体。

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原来也许可以挫败英国殖民计划的大西洋各大国还没有做好准备，给它们本族人民提供物质条件去占有新世界的土地。虽然荷兰人在东西两半球充满着热情和胆量，但他主要是贸易商人，原来他们打算发展成为新荷兰的哈得孙河流域又被英国的海军力量所夺取。法国拥有的人口比英国多好几倍，它的人民是热心的探险家、远方市场上老练的商人和精明的商业经理人；但是，法国的君主却把国家的财力浪费在大陆上连绵不断的战争中，这种战争的目的只是希望增加新的侯国或扩大他们家族的势力罢了。法兰西的人民、金钱和精力，原来可能会使新法兰西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而不仅是一场美梦，却在劳而无功的战斗中浪掷掉了，既没有为法国增光，也没有使它获利。不仅如此，当法国国王于1685年宣布所有他的信奉新教的臣民为非法时，他甚至拒绝在他的美洲领地上给他们一个避难所。

西班牙的战士把它的旗帜带到了世界各地，它的传教士并不在乎任何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它也还是个封建的和教权的国家，而不是商业和工业国家；它的农民被农奴制束缚在土地上，不能随意迁徙去用犁和锄开垦靠刀剑得来的土地。当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还在襁褓之中时，西班牙帝国虽貌似强大，实际上已由于行政无能和财政凋敝而衰败。最后，西班牙的果敢的邻国葡萄牙虽强大到足以攫取巴西，但远远不足以压倒不列颠的海上威力。大陆上这些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吉祥的形势为英国的殖民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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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要越过大西洋建立成功的殖民地，除依靠海上实力，巧妙地利用均势和邻邦之间的弱点外，还需要一些必不可少的因素。那种殖民事业基本上是民间性质的。它需要资金去装备探险队和资助居民点的扩大。它需要有行政管理方面的领导和商业企业的创业精神。至少在最初阶段，由于大部分要靠农业来维持，开拓殖民地的工作也需要善于管理这部门经济的经营者。在各种各样门类的农业中，它依靠强壮的人手进行劳动，这些人必须有能力并热心在田间、家庭和商店从事那些会给社会带来力量和繁荣的比较卑微的工作--垦荒、纺羊毛、犁地、播种、收割、入仓和进行其他维持生活的工序。

还不仅如此。如果欧洲人种要保持自己种族的血统，不愿像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那样同印第安人和黑人融合，那么，殖民事业如果没有能够忍受创业生活的艰苦、有才干而又精力旺盛的各阶级妇女参加，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最后，它既然是商业企业的一个部门，如果没有权威和自治这两者幸运的结合就不会繁荣：权威保证秩序和合作；自治保证为应付陌生和变化多端的环境所必需的个人主动性。

17世纪之初，欧洲所有的国家中只有英国最适于从事这一伟大的人类事业。在从封建制经济过渡到资产阶级经济这一漫长而满是尘土并以艰辛、革命和战争为其特征的道路上，英国人民当时是远远地走在他们大陆邻人的前面的。具体地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封建贵族和军人阶级这一靠田产生活并服膺战斗是人类最崇高的天职这一理想的阶级--已被推翻，或至少在社会上受到压制。

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同样靠田产维持生活的、处于垄断地位的教士也没落了。同这一社会变革相关联的是，较小的地主乡绅即自由农民【英国18世纪以前的所谓自由农民（ Yeomanry ）是指所有能够自由耕种的农民，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包括自有的、采邑法庭产权簿上登记过的和租来的。许多18世纪学者，包括亚当•斯密在内，都沿用这种广义的解释。到了19世纪，“自由农民”一词以狭义解释，专指自耕农。】和小农从他们领主的严格控制下获得了解放--这是一个不仅影响男子、也影响妇女的成为独立个人的过程，为农业提供了新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最后，通过旧制度的解体，英国兴起了一个商人、经纪人和资本家--城镇或“市镇”( bourg ）居民--组成的阶级；因为缺乏一个更全面和正确的名词，“资产阶级”( bourgeois ）这个词就从“市镇”一词派生出来以标志近代的文明。

随着封建贵族和教士权力的衰落，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和法律改革。为了顺利地管理商业企业，专制君主那种惯于随意征税、监禁和折磨人民的任性和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完全不可能了。经济的正规化要求政治的正规化，即以会计工作的准则使君主政体标准化；因此有了宪法的发展--对那些能够掌握和保持政治自治的阶级来说，就是政治自治的发展。商业企业属于世俗性质，自然更关心与之进行交易的人的品质和信用如何，而不大关心他们的神学见解；因此，宗教上不容异说的褊狭观念不流行了，一种重视实际的调和精神兴起了。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唇枪舌剑进行论战，试图解释英国何以较早从封建和教士文明过渡到平民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北欧学派喜欢把这种发展归因于条顿民族向往自由和自治的特殊倾向。它的最雄辩的主张者约翰•理查德•格林把民族自豪感同宣传福音的热情结合起来，从未开化的野蛮部落在德意志北部森林中举行的地方会议﹣﹣一种比俄罗斯农民会议更为无知的决定公共问题的集会--看到了平民自由的根源，即英国议会的起源。他大声地宣布，他把它看作一条大江的源头。

条顿学派的这种解说，虽然一度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近年来已经受到了严厉的驳斥；法国学者不出我们所料，首先提出了挑战。这些怀疑派的领袖人物力求用渊博的知识来证明：英格兰人的主体根本不是条顿族，而是凯尔特族【凯尔特族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居住在中欧、西欧的部落，其后裔今散布在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等地。】--最初为罗马人、后来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在诺曼人于1066年征服英国之前，自欧洲西北部移殖于英格兰的民族。】、最后为诺曼底人【诺曼底人是10世纪占据法国诺曼底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法兰克人混血种的】所征服。他们告诉我们：英国的制度不是日耳曼民族的，而是原始的凯尔特文化、古罗马文化、野蛮的北欧文化和高卢【高卢是古代西欧的一个地区，包括现代意大利北部、法国、比利时、荷兰南部。】--诺曼底文化的一种独特的混合物。这样一些批评家问道：如果条顿人赋有发展议会政治、陪审制度、言论和出版自由、自由的小农阶级和胜利的资产阶级等等的倾向，为什么条顿人的老家德意志反而是展示这些文明因素最晚的西欧国家之一呢？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关于英国社会发展的真正关键的大论战还在继续。

那些潜心研究而不是沉湎于争论的人所持的冷静见解，是同关于17世纪英国制度的特点的任何一项解释背道而驰的。近代学者往往强调比人民的固有特性较为明确的因素，即英国较早地建立了君主专制政体以及英吉利海峡为英国提供了岛国特性。严厉的威廉征服者【威廉征服者（ Wiliam the Conqueror 1027?-1087年），法兰西诺曼底公爵，于1066年10月统帅大军渡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英格兰，击败英军，获得英国王位，号称威廉一世。】及其强有力的继承者大体上能够控制僧俗两部分的封建贵族，经过一段时间后把那些互相冲突的王国、侯国和公爵领地用同一的法律、同一的行政系统和单一的语言融合成一个相当纯一的社会。对这个成长中的国家来说很幸运的是，贵族阶级为了世袭的封建特权的利益虽曾企图把大宪章【大宪章（ Magna Charta )，被认为世界立宪制度的发轫。1215年，英王约翰(1167？一1216年）由于失去了在法国的属地，在国内大失威信，于是英国贵族以武力为后盾，于6月15日强迫国王在大宪章上签字。大宪章中最重要的条文有下列四条：(1）国王不得滥施权威妨害他的属下的自由和习惯；他的属下在管辖人民方面也须受同样的限制。(2）国王不得掠夺商人的货物或农民的农具。(3）未得国民代表的同意，国王不得任意加税。(4）在受陪审官审讯之前，人民的财产不得随便没收，他们的人身不容任意拘押。】的无政府主义的约束强加于王权以达到破坏王权的目的，可是被约翰国王的继承人击败了，他们对写入这一历史文件的大多数禁例采取了堂而皇之的不理睬态度。

同这一文明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是别名“银带”的英吉利海峡，它使英国同大陆上那些好战的和野心勃勃的邻邦隔开，从而保护了英国政府和人民不受外国陆军的入侵。1066年以后，就没有一个外国侵略者踏上英国国土；1485年玫瑰战争【玫瑰战争起因于英王爱德华第三后裔之间的争夺王位，是英国的内战。其时，属于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第六及其党羽采用红玫瑰为徽章；亨利的对方是约克家族及其党羽，他们以白玫瑰为徽章。这场内战达30年之久（1455一1485年），直到两败俱伤之后，英国的王冠落到了兰开斯特家族的外孙亨利•都铎的头上，这便是英国都铎王朝的开始。这场战争重要的结果是英国诸侯势力的消灭，在30年混战之后，强有力的诸侯或死于战场，或为得胜者所杀戮，这就为都铎王朝打下了统一的基础。】结束以后，封建贵族之间不再发生那种使全国城乡富有成效的各行各业陷于瘫痪的拼死争吵了。英王并不需要强大的陆军和军人特权阶级来保卫他的田野和城市，因此，这些力量萎缩了；由于他们的衰落，统率他们的君主以及为他们祝福的教会也随之而衰微。借用拉斯金【约翰•拉斯金（ John Ruskin 1819-1900年），英国作家、文艺批评家和社会改革家。】的形象化的比喻来说，显赫的权贵从他们令人蹙额的崖上被拉下来了；资产阶级可以安稳地坐在他们的钱袋上；衣衫褴褛的劳动者能够到远方去寻找职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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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封建贵族作为一个统治阶级彻底崩溃以后，国王的枢密院和贵族队伍逐渐从较下层的等级得到补充。整个英国社会朝着エ场和货栈的方向发展。亨利八世冷酷的世俗顾问托马斯•克伦威尔是个铁匠的儿子；枢机主教沃尔西是个商人的儿子，他悲叹自己侍奉国王比侍奉上帝更加忠诚。刚强的亨利在因安妮•博林问题【亨利八世（1491-1547年，都铎王朝的第二代君主）借口王后凯瑟琳无子，请求教皇准许离婚并与侍从女官安妮•博林结婚，教皇不批准，亨利八世便使英国教会摆脱罗马的控制，另立国教，即圣公会。】同教皇争吵后，没收了寺院的土地，把大部分土地分配给出身较低的宠臣，从而使古老的贵族阶级更加深深地沉没在新贵的翻腾起伏之中。

詹姆斯一世【詹姆斯一世（ James I 1566-1625年），苏格兰女王玛丽之子，1567年即位为苏格兰国王，称詹姆斯六世；1603年继承女王伊丽莎白的英格兰王位，称詹姆斯一世。詹姆斯一世推行绝对君主专制，横征暴敛，并残酷迫害清教徒，遭到多方反抗。】在同固执的下院议员争吵期间，为收敛金钱深感苦恼，就在账柜上按一定价格向那些盈富的商人和小乡绅卖官鬻爵，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军人特权阶级的力量。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只有一小撮贵族家庭还能把自己的家世追溯到那些簇拥在诺曼底诸王军旗周围的自豪的贵族和骑士了。从1642到1649年猛烈进行的内战，连同战场上的死亡和产业的没收，几乎完成了贵族阶级的毁灭过程。从此以后，至少没有铁门把那胸怀大志的资产阶级排斥在有爵位的贵族阶级或国务会议等美好的领域之外了。

与给战功贵族和僧侣贵族带来灾难并给富商封爵的各种汹涌而来的势力同时发生的，是商业的繁荣和活跃。贯穿在16世纪访问英国的大陆旅行者的著作中的评语，是对英国城市的中产阶级和工匠的富裕、舒适和幸福生活表示惊讶。“英国的财富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的财富都大！”熟悉伊丽莎白女王治下英国情况的《意大利述闻》的作者这样惊叹说。在解释这一奇迹时他又说，伦敦的富裕“不是由于居民是贵族和绅士；相反，他们是下层人民和手艺工人，从岛国各处、从佛兰德【佛兰德原为中古时代欧洲西北部的伯爵领地，其版图包括现代比利时西北部、法国西北部和荷兰西南部。】、从其他一些地方汇聚伦敦的……。可是，伦敦的市民在那里仍然像威尼斯的绅士在威尼斯一样十分受人尊敬”。工匠成了商人；商人购置了乡间庄园；新的地主乡绅接过旧世家的豪华生活。

概括地说，到处弥漫着追求资产阶级安乐生活的热情。商人阶级的整个家庭生活发生了变化：房屋加添了层数；房间的数目增加了；门厅用作夜宿之处的办法被放弃了；仆役更加明显地同家庭成员分开；卧床代替了草荐；餐具和家具多起来了；那种安于原始简朴生活的知足心情让位于对财物的追求。

这时新兴的中产阶级十分重视的安乐生活是用金钱购得的，而在封建战争的掠夺停止以后，金钱就很容易通过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来获取。贸易远征队的发起人获利高达100％到400％的事例屡见不鲜；事实上，这些前往印度的早期航行净利竟达到了1200%。单单在1622年这一年，一批在印度以38.6万镑购入的寄售货物，在伦敦以191.5万镑售出。和平贸易的收益还从德雷克和霍金斯这样一些海盗掠夺的战利品方面得到了增加，这些海盜袭击美洲的西班牙城镇，追击抢劫从墨西哥和秘鲁开出的满载金银的西班牙大帆船，劫夺从东印度群岛开出的、载有价值巨万的香料和贵重物资的西班牙商船。金银从新世界倾入欧洲一条不断上涨的河流。据洪博尔特【亚历山大•冯•洪博尔特（ 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年），一译作洪堡，德国科学家、探险家和作家。】估计，从16世纪初期的每年5.2万镑上升到16世纪末的每年28万镑；英国的制造业者和商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从这个流入的金银财富获得了他们的十足份额。一阵向往贸易的热狂激励着英国的一切阶层；热爱金钱和热衷于经商的风气“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部门，影响了几乎每一种感情”。

这是不足为奇的。正像拥有土地使往日的贵族阶级得到高位和权势那样，拥有房屋、工厂和商店的也使新兴的中产阶级获得实力和独立地位。它使男子有机会取得左右国家大事的重要职位；而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则得到安稳、更舒适的生活并扩大了由她们自已获得财产和从事商业的机会。在17世纪初，到处弥漫着发财致富的各种打算，有成千种冒险事业与扩张英国势力的商业和殖民地有关。

由于聚居在城市里，商人阶级早就养成了每逢所需的资本超过他们个人的能力时进行合作的习惯。也许是从往日的商业行会得到提示，他们懂得怎样在大股份有限公司或皇家特许的大公司里把他们的积蓄和才智结合起来去进行贸易和建立殖民地。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他们组成了英国利凡特【地名，指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公司，夺取了一部分原来由意大利商人垄断的对东方的贸易；1587年，最后一艘威尼斯大商船在驶向伦敦市场的途中，好像是为了纪念“亚得里亚女王号”的可怕的倾覆似的，在尼德尔斯附近海上的一次风暴中沉没了，这时英国资本家已准备好依靠自己进行此项商业。另一个公司莫斯科公司把商业活动推进到了俄国，通过该国的河流系统向南行驶，远达波斯。第三个公司为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创立，它在100年前由瓦斯科•达•伽马开辟的航路上派出了许多代理人，并在恒河沿岸设立了一些后来扩展成为英国领地的贸易站。

所以，当在美洲建立永久殖民地的时机到来时，获利的吸引力早已弥漫整个英国社会，资本已经积累，为了获利而组织公司的办法已经牢固地被确定下来了。不需要向皇家国库恳求少量津贴去组织划时代的远征队了。中产阶级自己已经做好提供领导和金钱的准备。在为开发弗吉尼亚而组成的伦敦公司中，除了伯爵、主教、爵士和绅士以外，还有普通老百姓、成衣商、文具商、鞋铺老板、缝纫用品商、食品商、五金商、刃具商、皮革商、马鞍商、制靴匠、织布工、木匠、所有其他重要行业的代表以及两名妇女--凯瑟林•韦斯特和寡妇米利森特•拉姆斯登特。这个建立了第一处成功的殖民地的大公司，事实上代表了英国商业生活中的主要分子。公司的股票不仅在市场上而且在布道坛上被宣传推销，人们是为了宗教、爱国主义和利润而认购股票的。

5

英国有两个拥有土地的阶级即乡绅和自由农民，可以为开拓殖民地的农业工作提供能干的领袖。头一个阶级由殷实地主组成，他们靠广大田产生活在舒适的庄园邸宅中，由皇家任命担任地方治安推事，经乡邻选举担任下院议员，因而既能管理自己产业又具备统治阶级的职能。来自这一阶级的克伦威尔之流、汉普登之流和皮姆之流【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642-1646年）的革命统帅和政治家，1653-1658年任共和政体的护国公；约翰•汉普登（ John Hampden 1594-1643年），英国内战时期的政治家和反对查理一世的议会党人；约翰•皮姆（ John Pym 1583?一1643年），英国内战时期的政治家、议会领袖。】，向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进行了挑战，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旧英格兰的断头台；还有温思罗普、恩迪科特和伊顿之流【约翰•温思罗普（ John Winthrop 1588-1649年），英国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第一任总督。约翰•恩迪科特（ John Endicott 1588?-1665年），英国清教徒，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总督。西奥菲勒斯•伊顿（ Theophilus Eaton 1590-1658年），纽黑文殖民地第一任总督。】，他们在新英格兰【新英格兰是美国东北部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马萨诸塞、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六个州的总称。】的马萨诸塞首先建立了自治州。

第二个拥有土地的重要阶级即自由农民，是以勤劳和独立精神著称的自由和自豪的小农场主。他们有精力、首创精神、个性和财产。他们懂得怎样耕地、轮种、照管庄稼、管理工人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比乡绅们提供了更多的经济管理人员以指导美洲殖民地的发展。

正是这种使英国从一个封建国家转变为商业国家的过程，也给殖民地公司提供了大批劳动者，他们已脱离土地并准备在美洲边疆对付原始生活条件和从事劳作。在农奴制的最后合法痕迹从欧洲大陆上被消除以前200多年，农奴制在英国实际上已经绝迹了，这在移民史上是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实。农奴制的基本经济特征是劳动者被束缚于土地。农奴不是奴隶，不能在市场上被买进卖出；他附属于土地，随着土地的转让而转让。由于土地没有劳动力就没有价值，因此，把农奴束缚在土地上，从而使农奴实际上成为不动产的一部分并剥夺其迁移的一切主动权，是符合地主的利益的。

到了15世纪中叶，英国经济生活的趋势开始严重地不利于农奴制，但这一制度不是通过像沙皇亚历山大于1861年在俄国所采取的或两年以后林肯在美国所发动的二种激烈行动而被废除的。相反，那是通过延续了2个世纪的渐进过程，英国的农奴把他们固定的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变换成货币地租的形式而变成佃农以后，才最后斩断了把他们束缚于土地的纽带，赢得了自由的。但是，那种自由有它不利的一面；因为，既然佃农可以自愿离开养活他们的土地，当地主发现可以用更加有利可图的办法利用土地时，也可以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

其结果是，随着农奴制的消灭，英国整个农村经济发生了变化。贪婪的地主这时凭借他们代理人所制定的议会法令，废除农民由来已久的权利而攫取了乡村公地，从而圈占大片土地。16世纪，当毛纺业发展到高度繁荣，因而饲养羊群比种植庄稼更为有利时，数以千计的地主把他们的佃农赶走，把田地改成牧场，使兴旺的村庄变成了荒村。与此同时，原来也由农民耕种的大量寺院田产转移到了唯利是图的世俗主人的手中，宏伟的古老寺院的围墙沦为废墟，爬满常青藤。因此，经过种种过程，身强力壮和积极肯干的农民尽管恋恋不舍养活他们的土地，却变成了工资劳动者或强健的乞丐；那些代替寺院施舍的公共济贫事业负担沉重；城市的街道充斥着贫民；政治经济学家们不禁大声疾呼，“我们将怎样对付过剩的人口？”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只有英国拥有习惯于田间艰苦劳动而又摆脱了土地束缚的大量男女。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是一种后果莫测的自由，是那样不可捉摸，从而为他们不顾一切危险移居新世界做好思想准备。

要在美洲顺利地发展欧洲文明，妇女绝对必须参与生活和劳动的一切领域。战士能征服和统治土著居民，但没有妇女就不能建立和维持殖民地。17世纪的英国拥有很多富于才能和经验、精娴工艺、已习惯于管理财产和雇工的妇女。英国一般妇女都对工业、政治和宗教活动怀有强烈的兴趣。关于这一事实的不容争辩的证据，就出现在这个时期的记载中--论述农业和手工业的过去的著作、审讯违法犯罪分子和规定劳动者工资的治安推事的命令和官方文件、手工业行会的文件和记载、政府各重要部门的档案，以及当年的私人回忆录等等。

即使地主家庭的妇女也不是富而好闲的。毋宁说她们是大家庭的负责的家务操持者；在这些家庭中，现今设在工厂里的多种工业当时是在她们的小心监督下经营的。她们的精力也不局限于家庭事务。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一个孙女是一所制盐工场的场长。据说“她在一天的辛勤劳动之后，有时还要去参加在亚茅斯举行的集会，是在那里露面的才华最为出众的人物之一”。穆里尔•利特尔顿是一个定了罪的天主教徒的妻子，她向英王詹姆斯请求发还她丈夫被没收的产业，并“以极端谨慎和节约的方法”恢复了大量财富，教育了儿女，尽到了一家之长的责任。哈钦森夫人是著名的清教徒哈钦森上校的妻子，她的回忆录表明，她对那个时代的政治争论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至少有一次在她丈夫缺席期间，她在下议院的走廊里为反对通过一项要不得的议案而进行了活动。与哈钦森夫人同一阶级的妇女往往充当财产的遗嘱执行人；她们同那些申请授予监护权、专卖权、专利权和其他皇家恩赐而拥挤在法院的人群混杂在一起。

在财产还比较少的年代，商人阶级的妇女还没有加入那沉湎于欢乐和干一些琐事的有闲阶级。相反，她们往往是丈夫企业的合伙人，或者作为商人的寡妇和孤女自己负责经营商业。在这时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她们以典当商、借贷商、文具商、书商、许多门类的店主、船主和海陆军制服承包商等身份引人注目地频繁出现。例如，我们发现：寡妇苏珊娜•安吉尔和她的女儿于1636年向国王申请许可证，准许她们把一船火药起岸，在王国境内销售或运往荷兰。据法院档案记录，有个金属器具商埃伦诺•伍德沃德被控卖东西短斤少两。还有一个贫寒织布工的寡妇、贵格会教徒琼•丹特，她经商当小贩，在买卖中积聚了9000镑的一笔财产，把这笔钱捐献给了慈善事业。她风趣地说，“钱是从富人那里得来的，我打算把它留给穷人。”

妇女在工业方面，并不比在商业方面差，同样很活跃，往往把生产同销售结合起来。她们是面包师傅，有时又是面包公司的成员；旧曼彻斯特的法院档案里，载有一个名叫马撒•里格利的妇女，她因为把短斤少两的货物卖给顾客而遭拘禁。妇女偶尔也是肉商；在柴郡首邑切斯特的23名肉商中，有3名是妇女。也有妇女经营磨坊和出售面粉的。在比较早的年代，妇女充当酿酒商和小旅馆老板--女酿酒商（ brewster ）这个词单指酿造商（ brewer )中的女性；但当国家垄断酿酒业时，她们的事业就只限于家庭酿造了。在许多主要行业中，妇女的劳动是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行会制度开始解体以后。例如，到17世纪末，当毛织品在价值上占英国出口贸易总额的1/3时，女工和男工在毛织品工业中的比例据一种估计为8:1，据最保守的估计至少也为3:1。

丝绸工业即使不完全由妇女独占，也一度在很大程度上几乎由女性所掌握，尽管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它已沦为一种遭受残酷剥削的行业。当男子为了自身的利益竭力控制利润高的宽幅布生产时，妇女、特别是寡妇公然不顾当地的传统风俗习惯而投身于这一行业。在那个时期， spinster 这个名词并非专指无法确知其年龄的未婚妇女，而只是指纺纱工（ spinner ）中的女性，正如织布女工（ webster ）是指织布工（ webber ）中的女性一样。事实上，纺织业对于妇女是极有吸引力的，以致她们离开农田和厨房而蜂拥进去，使得笛福【丹尼尔•笛福（ Daniel Defoe 1660？一1731年），英国小说家，早年以写政论和讽刺诗著称，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晚年开始发表海上冒险小说和历史小说，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在18世纪初就埋怨说，“当乡下姑娘从事纺织每星期能挣得7先令或8先令时，她们就不愿为了每星期挣12个便士去当女佣了。”他的叹惜声中显示出，甚至在那个时候英国中产阶级就已经存在一个不容易雇用女仆的问题了。

妇女在农业方面的技能和力量对于开拓殖民地来说是尤其重要的。过去论述农事的著作和治安推事制定的工资等级表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说明妇女如何在田间辛苦劳动，耙草、赶车、堆藏干草、放牧牛羊，而所得工资甚为菲薄的情况--在妇女要求同工同酬以前的那些遥远的日子里，妇女的工资收入少于男子。剪羊毛和摘豆，妇女一天挣6便士，而男性竞争者则可得8便士。“负责酿酒、烘面点、烹饪、挤奶或制麦芽糖”的女佣有特别工资。那些帮助用茅草盖屋顶的妇女就得不到那么优待，一本论述农业经济的书有这样一条记载：“拉茅草的女工一天挣3便士；帮助盖屋顶的一天挣4便士，因为她还要调灰泥并把它送上屋顶。”一个旅行到往昔的英格兰的人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这样记述：“男子和妇女本身像他们的马匹一样在艰苦地劳动。”因此，当各种各样在美洲从事殖民事业的公司和业主给有配偶的男子比独身男子以加倍土地，而且不仅给未婚男子还给未婚女子以土地时，他们是懂得英国妇女的劳动在各项农牧业工作中是多么重要的。毫无疑问，家庭的迁移多半是由家庭会议决定的；一旦采取了这个重大步骤，妇女就分尝艰苦，并担负起自己的全部责任。

6

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兴起标志着封建体制的解体，附带也产生了宗教和政治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刺激了殖民地的扩张。正如中世纪经济生活的僵化是同宗教和政治的武断和权威相联系的那样，封建体制的瓦解也同神学上的争论和政治上的革命相伴随。

在一个方面，新教反抗天主教体制的行动具有强烈的经济性质，这是王公们和中产阶级要想摆脱教士的什一税、报酬、法令和裁判，同时又想取得巨大的教会产业的一种斗争。亨利八世同教皇的争吵以及同罗马教廷的决裂，只是加速了这一不可避免的斗争。就亨利八世而论这次反抗并没有接着在宗教教义上进行重大的修改。在他统治期间，只不过使英国的教会屈从于王权；主教和大主教由国王委任，被没收的教会财产大部分转入国王及其宠臣之手，剩下来的部分在政府控制下用于宗教方面。

但是，堤坝既已决口，亨利就无法阻止“不当的主张”泛滥；不久，在宗教问题上就发生了剧烈的波动。在亨利的儿子爱德华六世【爱德华六世（1537-1553年），在位期间为1547-1553年。】统治时期，带有人人平等的福音派教义的色彩的新教教义，被定为国家的法律；在玛丽女王【玛丽女王（ Mary I 1516-1558年），亨利八世的女儿，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妻子，在位期间为1553-1558年。】统治时期，英国又摆回天主教教义；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一个精心组织起来的有信条和祈祷书的新教教会由议会通过的法案建立起来了。

在国家法定宗教的这些变迁中，每次都助长了人民思想的波动，虽然官方尽一切努力强迫人民遵奉国教。书刊印刷的应用，异教文献重新出现，有关旅行、商业和经济的书籍大量出版，《圣经》译成英文使大众得以阅读和辩论所解释的问题，工商业和自然科学逐渐对宗教发挥腐蚀作用，所有这些产生了种类繁多的宗教派别。

在右冀方面，是坚持合法体制的英国国教徒和比他们更趋极端的希望恢复已经消失的旧时代天主教徒；在左翼方面，是独立派教徒或主张脱离国教的教徒，他们打算放弃或根本取消英国国教。站在中间的是清教徒，他们只希望在信条和礼拜仪式上作些小修改，以“净化”英国国教体系。分散在这条路线不同点上的有浸礼派、贵格会、长老派【浸礼派教徒认为只有在信徒表明其诚意之后才应用浸水法而不是用洒水法对他们施行洗礼；贵格会，又称教友派，这一教派约于1650年由乔治•福克斯创立，废除正式的信条、礼拜仪式、圣餐仪式或教士职位，反对在人类关系中使用包括战争在内的暴力；长老派是由长老治理的教派，属加尔文宗。】和其他教派，每一派都宣扬各自的福音和各自走向天国的道路。

英国国王、英国国教牧师以及他们的信徒，最初对教义的混乱感到惊慌失措，试图阻遏汹涌而来的浪潮，便对不遵奉国教的分子施加形形色色的迫害手段。在执行这项政策时，他们不自觉地帮助了开拓殖民地的工作。就在这时，后来设法到达普利茅斯的斯克鲁比的全体教徒“被四处搜捕并遭到迫害……有些人被逮捕和关进监狱；其他一些人的住处被包围，日夜受到监视………于是，大多数人不得不远走高飞，离开了自己的家园”。

结果，鼓吹一律遵奉国教和进行压制的人失败了。由于教派的冲突、人心激动、怀疑的滋长以及智力向切合实际的考虑方面的转变，终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宗教信仰自由，这对殖民事业的顺利发展比宗教压制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英王及其顾问们是憎恨异教徒的，他们却没有仿效法国波旁王朝国王的榜样，把异教徒排斥于自己的远方领地之外。

英国政治家不是把商人和手工业工人放逐出去为其他国家创造财富，而是向旧世界动摇民心的生活所能提供的各种宗教信仰敞开了他们的美洲殖民地的大门--有来自英伦三岛的天主教徒、脱离国教派教徒、清教徒、贵格会教徒、长老会教徒和浸礼会教徒；有来自大陆的路德派教徒、德国浸礼会教徒、摩拉维亚派教徒、门诺派教徒、胡格诺派教徒和奥国新教徒。【路德派是16世纪德意志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年）所创立的新教教派；德国浸礼会，主张反对服兵役和宣誓；摩拉维亚派，约于1722年由约翰•胡斯（ John Huss ）门下来自摩拉维亚的信徒在萨克森建立的新教教派；门诺派是16世纪荷兰门诺•西蒙斯（ Menno Simons 1496?-1561?）所倡导的新教教派，反对宣誓、婴儿受洗礼、服兵役和担任公职，主张过朴素的生活；胡格诺派是16或17世纪法国的一个新教派，由瑞士人于格（ Hugues ）建立，这批教徒后来移居北美佐治亚和卡罗来纳；奥国新教徒起源于奥地利中部城市萨尔茨堡，1731-1732年间约有3万名新教徒离萨城远去，这批人就被称为萨尔茨堡派。】他们以赞许的目光看待涌进宾夕法尼亚，征服荒原，生产小麦、玉米、咸肉和木材以交换英国工业品的德国路德派教徒。他们甚至对犹太人在殖民地到处落户的消息持默许态度，特别是在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国内开了容许信教自由的先例以后。当大规模种植园一旦开始经营，它们对商业和帝国的重要意义显露出来时，把它们纳入宗教划一的任何方案中是不可能的了。恰恰相反，教士的权威随着工商企业的发展而衰落了。

7

在推翻封建贵族和瓦解教士势力的活动中，英国的商人和地主乡绅取得了高度的自治权和公民自由权。与法国和西班牙不同，英国从来没有放弃起源于中世纪的代议制政府的惯例。作为下院的选举人和议员，作为郡、市镇和教区的治安推事，乡绅和商人早就参加了公共事务的管理。在17世纪，由于议会统治权的确立，他们明显地在政府中占据优势。像很久以后在法国那样，英国的这次革命也带来了暴力、处死国王、社会动乱、没收财产、极端措施、独裁、反动以及领袖们在起义时所倡导的基本思想的最后胜利。

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英国人民就已悄悄地发出不满的怨言；在她的继承人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代表中小地主和商人讲话的下院议员用那种连一个斯图亚特王室成员也能理解的语言阐明了自己选民的权利；查理一世不学无术，顽固不化，试行了十年之久的个人统治，最后这个政权以内战和1649年他本人死于断头台而告结束。随之而来的是超越时代200年的民主政治试验，这个试验仅以克伦威尔的独裁以及严厉的奥利弗死后君主政体的复辟而终止。政治上的反动像夜以继日那样接踵而至，但英国商业不断增长的潮流稳步地使中产阶级的队伍壮大起来。因此，当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 James Ⅱ 1633-1701年），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之弟，1685年继查理二世为英王，继续厉行反动政策，企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会的统治和全面复辟封建制度。1688年英国议会发动政变，迎接他的女婿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 William Ⅲ 1650-1702年）入继王位，史称“光荣革命”。】于1688年力图扭转潮流时，他被推翻，议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从此永远固定了下来--无论是挤满着新贵的上议院还是下议院，在殖民地问题和外交问题上都受重商思想的支配。

历史已把这次革命称为“清教徒的”革命，好像它基本上属于宗教性质似的，但它所以冠有这样的称号，主要是由于那个时代“思想风气”。那个时代的思想仍然浓厚地沾染着神学色彩，人们用来抗拒苛捐杂税的辩护手法很自然地以他们最熟悉的文献《旧约》和《新约》为依据。当时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写道，“当我们要推翻君主政体时，我们知道必须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论证事实。”这一切都是非常合理的，但历史学家不必对人们在革命行动中采取的合乎逻辑的策略长期踌躇，不敢作出判断。

事实上，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一次在其本质上几乎和下个世纪法国革命等同的社会改革：世俗平民从君主、贵族和教士的统治下解放了自己。这个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在这期间，许多人宁愿走上移居远方殖民地的前途未ト的路程，而不愿冒国内战争的危险。

在美洲的所有殖民地，除了佐治亚以外，都是在一个忙于国内冲突的政府统治下建立起来的；它们都是在一个重商性质日益增长的议会控制下发展成为强有力的经济和政治社会的；并且，它们正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的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学说中为它们1776年的《独立宣言》找到了世俗的理论根据的。这样，英国的社会变革促进了殖民地的开拓，使帝国政府带有实际的经济倾向，最后并为殖民地革命提供了革命语言。

8

英国势力扩张的奥秘就存在于所有这些情况中。它有一个强大但受限制的君主政体--最后受中产阶级的支配，而不是受例如那些在凡尔赛宫寻欢作乐的廷臣的支配。当西班牙和法国抛弃它们的代议制度时，英国保留了它的上议院和下议院，并使它们成为促进商业和工业的有力机构。它的教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教派所损害，早就不得不允许享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以换取和平。政府遭受两次革命的打击，又经常受到激烈的批评，不得不放弃新闻检查，并为世俗倾向的求知兴趣大开闸门。

在社会发展方面，正如在教会和政府方面一样，英国正在迅速地朝着近代的方向前进。它拥有一个与日俱增的庞大商人阶层，一群随时准备冒险的自由农民，以及大批自由农业劳动者的供应，这是摆脱了把它们固定在土地上的封建束缚的男男女女。总之，英国在17和18世纪是个把愈来愈多的精力全神贯注地用于工商企业的国家，其中在新世界开拓殖民地的事业只是运用资本和行政管理才能的一个分支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