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中美贸易数据：从宏观经济账户视角分析中美贸易差额

一季度中美贸易数据：从宏观经济账户视角分析中美贸易差额理解贸易差额的第二个视角是从支出法国民经济核算出发。一个国家的总产出最终有三种支出去向：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净出口。因而存在如下国民经济恒等式：总产出=国内消费 国内投资 净出口。一个国家的贸易差额本质上是该国的生产剩余——总产出中未被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使用的部分——以净出口的形式转移到国外，供外国人使用。以数据可得的2016年为例，中国总共生产了价值74.6万亿元的货物和服务，其中被境内居民企业和政府消费的部分价值40万亿元，占到53.6%；被境内基础设施建设、工厂设备投资、房地产投资等消耗的部分价值33万亿元，占到44.2%；剩下价值1.6万亿元的产出则被净出口到境外，供境外使用，形成中国对外国和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占到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同样是在2016年，美国总共生产了价值18.6万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但消费和国内投资之和则达到19.1万亿美元，国内产出不足以

文/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明

中美贸易差额问题不是孤立的进出口不平衡问题，而是内生于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系统，具有复杂的成因。本文从进出口、支出法国民经济核算、资本与金融账户三个视角出发，对中美贸易差额进行系统性透视。本文认为，中美贸易冲突不是短期事件，中国须从战略上积极应对。

中美贸易差额不仅仅是简单的进出口不平衡问题。本文从进出口、支出法国民经济核算、资本与金融账户三个视角出发，对中美贸易差额进行系统性透视。

进出口视角

理解贸易差额最直观的视角是出口减去进口。当一个国家的出口多于进口时为贸易顺差，反之为贸易逆差。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总值为4298亿美元，从美国进口商品总值为1539亿美元，二者之间的差额2759亿美元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同时也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根据美国的统计数据，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5065亿美元，向中国出口1308亿美元，二者之间的差额为3757亿美元。两国统计数字之所以存在差异，是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例如离岸价格和到岸价格的区别、保税仓库货物是否计入、香港转口贸易是否包含等。撇开这些技术性差异不论，中国向美国的出口显著大于美国向中国的出口，这是共识。

从进出口视角出发，要缩小中美贸易差额，逻辑上只有两个思路：要么减少中国向美国的出口，要么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目前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措施正是按照该思路来的，即试图通过加征关税的手段来减少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历史上，美国在对日本的贸易战中还曾采取过贸易配额、通过外交压力迫使日元汇率升值等手段。

但是进出口视角存在两个缺陷。第一，是局部均衡分析，而非一般均衡分析。第二，忽视了事物的动态演化，只是静止地看问题。正因为如此，从进出口视角出发推行的政策措施对于缩减贸易差额往往难以真正奏效。历史上，美国针对日本的贸易战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打到80年代末，但加征关税、贸易配额、汇率升值等诸多措施并没有降低美国整体的对外贸易赤字，而只是把对日本的贸易赤字转移成了对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区的贸易赤字，后来再转移为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换言之，把东亚地区作为整体来看，美国对东亚的贸易赤字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具体的来源地发生了变化。

支出法国民经济核算视角

理解贸易差额的第二个视角是从支出法国民经济核算出发。一个国家的总产出最终有三种支出去向：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净出口。因而存在如下国民经济恒等式：总产出=国内消费 国内投资 净出口。一个国家的贸易差额本质上是该国的生产剩余——总产出中未被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使用的部分——以净出口的形式转移到国外，供外国人使用。以数据可得的2016年为例，中国总共生产了价值74.6万亿元的货物和服务，其中被境内居民企业和政府消费的部分价值40万亿元，占到53.6%；被境内基础设施建设、工厂设备投资、房地产投资等消耗的部分价值33万亿元，占到44.2%；剩下价值1.6万亿元的产出则被净出口到境外，供境外使用，形成中国对外国和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占到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2%。同样是在2016年，美国总共生产了价值18.6万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但消费和国内投资之和则达到19.1万亿美元，国内产出不足以供消费和投资使用，存在5212亿美元的缺口，于是只好通过净进口的方式从国外“借用”，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2.8%。这部分借用来的货物或服务就形成了美国的对外贸易赤字。其中有3093亿美元来自于中国，大约占到美国贸易赤字总额的59%。除了中国之外，美国2016年还从德国、日本、墨西哥分别净进口了价值670亿美元、571亿美元、631亿美元的产品或服务。

从支出法国民经济核算的视角出发，想要缩减一个国家的贸易差额就不是简单地增加或减少进出口那么简单了。因为贸易差额是内生于国民经济系统之中的，涉及企业和居民的生产、消费、储蓄、投资行为决策，受到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收入分配格局、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体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美国的贸易赤字是其国内产出不足以支撑国内总需求的反映，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结构。中国的贸易顺差反映的是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产出，根源在于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结构。对此，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已经达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多年来致力于通过扩大内需来缩减贸易顺差，而且客观上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2007年中国贸易顺差曾高达GDP的8.6%，目前已降至2%附近。

资本与金融账户视角

理解贸易差额的第三个视角是从一个国家的资本与金融账户出发。经常账户和资本与金融账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一个国家经常账户是顺差，其广义资本账户必然呈现逆差，这一过程同时也是该国积累对外净资本的过程。中国企业向国外出口货物收到美元，然后以结汇的形式最终形成中央银行手中的外汇储备；进口的过程正好相反。外汇储备可能以外币现钞现汇的形式存在，也可能以外币计价金融资产的形式存在。当然，居民和企业手中也可能持有一部分外币或外币计价的金融资产。但无论政府或中央银行持有，还是居民和企业持有，无论是以外币持有，还是以外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的形式持有，本质上都是中国对外资产的积累。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中国持有对外净资产1.8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加了5.6倍。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经常账户是逆差，其广义资本账户必然呈现顺差，这一过程同时也是该国对外净资产减少或对外净负债增加的过程。美国正是这种情况。近年来，美国对外净负债持续攀升，截至2017年底美国对外净负债已经高达7.8万亿美元。

根据消费决策的“生命周期假说”，人在年轻时会积累储蓄以备年老时消费。对于一个国家亦是如此，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的国家在面临人口老龄化压力时，应当积累财富，以备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后消费。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受益于“人口红利”，但随着生育率下降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未来会面临巨大的老龄化压力。从这个角度而言，高储蓄和贸易顺差是中国经济中数以亿计的微观个体“存钱防老”的结果。相比之下，美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则要平缓得多。另外，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加之美国金融市场高度发达、有强大的创造优质金融资产的能力，这些因素也减弱了美国积累对外资产的必要性。

从资本与金融账户出发，还可以进一步对中国的出口主体进行分解。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出口中有2635亿美元来自于外商合资企业、7047亿美元来自于外商独资企业、93亿美元来自于中外合作企业，三者合计占到当年中国出口总额的43%。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中有59%来自于外资企业，61%来自于加工贸易。这些数字带来三点启示：其一，应该放在全球化时代资本跨国配置的大背景下来理解中美经贸差额。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链分工，将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放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国。中国的出口和顺差中不仅有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其二，中国贸易顺差背后的利益主体不仅有中国企业，还包括大量的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其三，中国每年消费数以千万计的苹果手机和通用汽车，这些产品虽未被计入美国的出口，但其背后最大的获利方是美国企业。如果考虑进这些因素，中美之间的经济不平衡远不如贸易差额数字显示得那么严重。

实际上，中美贸易冲突的诱因并不在于贸易差额，而在于美国国内的不平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位数以下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20%持续下降到了目前的12%，而与此同时，最高1%人群的收入占比则从10%上升到了20%。财富持有情况更为不平等，最高1%人群的财富占比从25%上升到了37%，而中位数以下人群的占比则接近于零甚至净负债（数据来源为WID数据库）。诉诸于贸易保护主义来增加就业和解决不平等问题是缘木求鱼：首先，美国中产阶层收入增长停滞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资本品相对价格降低、机器替代人等，制造业外流只是原因之一。其次，制造业外流是美国资本和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自发选择，而且流出的主要是低附加值、美国工人不愿意从事的环节。这是由各国经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即便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只会增加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的激励，并不会让已经转移出去的制造业回归美国，也难以缩减美国整体的对外贸易赤字。最后，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无须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增加低端就业岗位。

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差额问题不是孤立的进出口不平衡问题，而是内生于两国宏观经济系统，具有复杂的成因。时光不会倒流，过去40年的经贸格局调整已成既定事实，翻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特朗普政府对此心知肚明。

对中国而言，可以重点从如下四方面加强应对：一是降成本、补短板，防止制造业过快流出，最大限度地保留住过去40年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的比较优势。二是从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产学研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等多环节多维度练好内功，鼓励创新创业，提升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促进产业升级。三是充分利用好国民储蓄率尚处于高位的发展机遇期，促进重要领域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积累对外资产，提升对外投资的回报率。四是以美国为鉴，通过深化税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等方式增加劳动者收入，避免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财富占不平等继续恶化。

本文刊发于《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7月刊，7月5日出刊，编辑：丁开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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