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让人后背发凉的片子：现在还有人把片子给我看
看完让人后背发凉的片子：现在还有人把片子给我看是南京非高等院校当中唯一拥有图书馆的小学就读的外国语学校2017年，他开始一个“创新性影像十荐”行动。以个人名义放出风，说想看片。于是收到300多部各类青年导演的作品，有的牛，有的傻，但“一个人的影展”竟然达成了。它没有太具体的原则——张老师想看，你发邮件网盘他，他看了，喜欢就说两句，仅此。有人以为就是个行为艺术。没想到2019年，“十荐”又出了第二季——“他一个人，在过道仅仅10平的办公室里，闷了45天，看完整整400部电影（其中七成为短片，原本总计398部电影，近日又在电子邮箱的垃圾箱里找到两部）”。之前经年，他推介、评论、扶持——监制甚至出演，就是这类出自“新人”甚至素人之手、小众、没钱、可能还粗糙、几无公映机会的“创新性影像”，自得其乐。只是有一次，在单位的电梯里，一个同事问他：“你尽弄那些东西干吗，大家都看不见。”那一次他有点生气：“你弄那些我倒都看见了。”那之后到现在十年，两个
10月22日-25日，第五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 57岁的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是这一“集纪录片推优、提案、展播、论坛、工作坊于一体的高品质人文艺术平台”的学术部副主任。
天知道这“新闻由头”我找得有多勉强。没办法，他离“新闻”最近的事迹，是他监制的电影《东北虎》，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拿了最高奖——金爵奖最佳影片，但是传说中的“9月正式上映”迟迟不来。另一部他出任“艺术指导”的小成本艺术电影《云霄之上》，在9月29日落幕的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也是最大赢家，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摄影三项大奖入袋。可是上映时日也是遥不可及。我等得好心急。
最早知道张献民，是世纪初BBS时代著名的“西祠论战”，关注独立影像的网友们相互间火力全开，争论得沸反盈天。那时我是个懵懵懂懂的好奇者，旁观得半通不通。最终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屡被提及的有一位“张献民老师”，迷迷糊糊感觉是个“大佬”“先知”型的存在。近20年过去，当年网战中写影评的小孩都已经当导演拍了好几部片了，我才终于得到机会跟张献民老师坐在一个书店里聊天。
我其中一个问题是，当年您“独立电影教父”的名号是怎么来的？他眯着他本来就不大的细长眼睛斜看我，神色苦楚：“我怎么知道，这东西其实压根就不存在。就好比你淘宝上买了一个东西，人家叫你一声‘美女’……”我瞬间懂了，也对接下来的采访有了底——这是个有料有趣之人。“趣”不光在于一个男人57岁了还没肚子有头发，甚至都不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留法读电影的经历，更在于他这与时俱进的劲头。
2017年，他开始一个“创新性影像十荐”行动。以个人名义放出风，说想看片。于是收到300多部各类青年导演的作品，有的牛，有的傻，但“一个人的影展”竟然达成了。它没有太具体的原则——张老师想看，你发邮件网盘他，他看了，喜欢就说两句，仅此。有人以为就是个行为艺术。没想到2019年，“十荐”又出了第二季——“他一个人，在过道仅仅10平的办公室里，闷了45天，看完整整400部电影（其中七成为短片，原本总计398部电影，近日又在电子邮箱的垃圾箱里找到两部）”。
之前经年，他推介、评论、扶持——监制甚至出演，就是这类出自“新人”甚至素人之手、小众、没钱、可能还粗糙、几无公映机会的“创新性影像”，自得其乐。只是有一次，在单位的电梯里，一个同事问他：“你尽弄那些东西干吗，大家都看不见。”那一次他有点生气：“你弄那些我倒都看见了。”那之后到现在十年，两个人再没说过一句话。
我也问了：“您为什么关注这些？为什么是您关注这些？”他说：“这有个途径的问题。就像这书店里的书，可能老板说‘这50本拿下来，不能卖了，我给他们退回去’，我上前‘给我留一本’。我就想看看怎么了？在这类影像不再具备集体性的今天，还有人把片子给我看，我就已经很爽了。”
小学就读的外国语学校
是南京非高等院校当中唯一拥有图书馆的
北青报：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您就会比较关注这些，是跟法国有关系吗？
张献民：你可以有你的理解。
北青报：当年您家里是干吗的？
张献民：我家的长辈，是做无线电的。所以面对晚年，有时候我喝大了吹牛，会说：“哎呀，中国芯片产业发展不起来，可能是因为张献民跑去做电影了”。如果我跟着我的父辈一直做下去，我觉得可能会不一样。我家里是做那个集成电路的。集成电路是后来集约的芯片的一个前身嘛。集成电路前身就是一个线路板，还是基于电路的，它是有金属的概念，不是那个光波、光谱的概念。现在的这个芯片，我理解主要是用一种光来进行储存和读取，就是在光信号和电信号之间要做个转变，所以它不是一个电路的问题。
所以我身上的这个理工层面的东西，是来自于我的家庭。我父亲做集成电路，我姐姐是工人，一生做的也是接近仪器类、无线电的一系列的工作。我小时候见到的那些叔叔，多数都是做这些东西的。我第一次见到电子计算机是1972年，童年的我非常深刻的记忆。那个计算机大概跟一个礼堂差不多大，它真的是机架，就是铁架子架起来的。然后人是在架子的下面走，然后要进行工作需要从梯子爬上去，就在这些管道上工作。很高的一个，有好几层，有一些步行的铁的梯子在上面。它就不是个集成的概念，它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机器，跟工厂厂房是一样大的。
北青报：您是读大学选择了去学语言？
张献民：我是小学四年级去的南京外国语学校。后来它没有小学，只有中学了。大学的本科是在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青报：那这是很文科的呀。
张献民：嗯，非常文科。南京外国语学校是南京非高等院校当中唯一拥有图书馆的。那个非常重要，对一部分孩子很重要。那还是毛泽东逝世之前，“文革”没有结束的时候，小学四年级有图书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确实有精英和特权色彩，确实它不是一个普遍的资源。
北青报：那您是属于这图书馆很重要的那一帮孩子？
张献民：嗯，就起码可以读物理和数学。就所谓叫小镇做题家嘛，你愿意的话，那个放在手边你就做题就是了。举个例子，初三的时候我做高考卷子，数学满分100分，我大概自己能做到90分。这个东西，一定程度上它也是应付生活无聊的一个部分吧。
高考是基于整个社会平均的教育水平，我讲那个有精英色彩，就是它那个学校整个的搭建，包括图书馆它存在的这个事实，以及它那个古老系统。那些东西大部分是“文革”前，有相当一个比例可能1949年之前的。比如作为男生，每天至少要有两个小时的户外运动。那也是自然的，那么小的少年人嘛，打篮球、踢足球啊这些，肯定每天都要有好几个小时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没有问题的，学习并没有挤占那个部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可能比较幸运吧。
小学四年级开始学法语
是国家选拔然后指定的
北青报：那学法语是自己的意愿？
张献民：学法语是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我转到外语学校就开始学的是法语。童子功。就是我被从一个普通的小学，转移到外语学校。去就开始学法语，是指定的，就国家选拔，然后指定的。它分配的体系，我到现在也不太明白。就笼统讲国家指派的这个，它肯定是一些具体的环节、具体的人做的吧，但是我不是特别明白他们怎么弄的。
北青报：就说那不是一个简单的转学，里边还是有选拔的成分？
张献民：一个选拔体系。就像我说，我后来是见过1972年到1974年之间出国的大哥大姐，或者讲前辈叔叔阿姨吧。我见过三四个，那些人应该基本上都还在世，因为年龄也不是特别大，比如说可能70岁以内，或将将过70岁吧。那是个更严格的选拔体系，简直可以写电影剧本的。你想1972年的时候选拔一个出国的人，可复杂了。
北青报：通常对那会儿的理解，还以为尽是工农兵大学生呢。
张献民：对啊，跟工农兵大学生是接近的体系。国家下那么大的本钱，那时候国家多困难，没有钱，外汇等等的资源那么有限。那一批全国加起来，比如说一批是20个，一批是40个，在1975年之前，全国这样的人可能不到100个吧，那更精英了。
北青报：第一次听说有这帮人存在。
张献民：我们的选拔体系跟那个东西，我觉得从国家的角度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这个面更宽。就当时全国有8个城市有这样的体系，南京不是唯一的，武汉、上海、北京等等有几个，它就是国家出面来做这套东西。
北青报：那您接触到那些七几年就出国的大哥大姐姐是在哪里？
张献民：后来的职业生涯当中见到的。他们有一个倾诉的愿望。就是那些东西，我在那个层面是比较老实的，我不会太好奇。所以我得到的那些全部是他们主动跟我说的。就我也不是媒体工作的人嘛，我不会去问张艺谋或者冯小刚您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呀、这个剧本产生的过程。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了解到就了解到了，要是没有了解到的话，我也不会太好奇。就我收到的信息，那个东西很复杂，我觉得几乎就是一个虚构的电影。如果要做的话，一定得讲这不是真的。
北青报：我还以为是您上学的时候，碰到他们这样的人给你们当老师呢。
张献民：更多是在职业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遇到的。那些人当时还是中年人，我是个年轻人，然后他们也没地方说去。所以他们见到我，也知道我大概是怎么样的，他们有个倾诉的愿望。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讲的外语学校，它是个选拔体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的计划经济国家建立起来的一个体系。
在大学宿舍用法语打字机，那个场面实际上蛮电影的
北青报：有意思，小学是这个起点。
张献民：所以我在幼年到青年时期，如果有人认为我是在享受特权机制的一个利好，我会闭嘴不反驳。因为事实上，就比如说小学有图书馆等等这些东西，的确对我很重要。虽然远谈不上是自由阅读，因为它东西很有限嘛，但是比如天体物理等等这个，一般学文科的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我还有一点记忆，到初一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白有的东西你读它干吗，但天体物理不要紧，我也可以读。因为它是外语学校，它还有一些国外的出版物。在“文革”或者“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它不可能引进人文类的东西，但科学的东西还是有的呀。哪个东西靠谱，即使是那么小的小孩，有的人是有分辨能力的，他知道那个东西是可靠的。这些东西读到就读到了，几个同学之间沟通一下。
北青报：那大学毕业分到电影学院是吗？
张献民：对，去工作。
北青报：那去法国呢？是去考的，还是学校的交流？
张献民：那个跟到外语学校有一点像，是法国的一个选拔系统。之前大约两年，别人已经跟我打好招呼了，说有这个选拔系统在，如果有机缘的话，我建议你去试一试。所以我知道有这个体系在。上南京外语学校的时候太小嘛，就完全是长辈说什么、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并不是一定比别人更机灵。但去法国是一个自觉。就说有一个来自欧洲的一个选拔体系，就类似于不同的艺术基金，或者写作计划。写作计划可能是三个月的，但去读一个书可能要三年。
这个选拔真的来的时候，我是在内蒙古，剧组当副导演。是被法国大使馆的人叫回来的，说你到底要不要去。他们打电话到内蒙古当地的招待所，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市话。中国人家里有电话大概是1993、1994、1995年的时候普及起来的，在北京这样的城市。然后我回到北京，它有比较简单的一个选拔体系，其实是我在心理上、实践上和案头上都提前准备好了的。比如说我提前写了剧本，而且是法文写的，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当时是没有复印的，是用一个打字机夹了复写纸之后打出来两份。它都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因为个人也不可能拥有打字机，事到临头要去借也没法借。那些都是提前工作把它做好，把那个东西给压在那儿。
我大概是1985年开始使用外文的打字机，也是很早的。当时北外，我们系有两台可以供学生使用的打字机，它是不是欧洲比如说法国捐赠过来的，我不知道。我也不太记得它是否是很古老，好像还是比较新的。我就用了一台。
北青报：怎么做到的？
张献民：要想一些办法。因为老师也不可能接纳我们在他们办公室里面用，因为一个学生坐办公室也好奇怪。所以要嬉皮笑脸，然后签什么条把它抱走。实际上抱走是不符合规定的，那个东西它是国家财产，就当时的生活条件而言是非常非常贵重的，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一年两年的收入。而且非常非常重，即使是外文打字机也非常非常重。最后实际上是抱回宿舍了，也没有别的地方嘛，就抱回宿舍了。就是那台打字机，我大概用了有10个月吧，接近一年的时间。那个场面实际上也都是蛮电影的。
胶片的整个机制和机理，张献民都是知道的
北青报：您霸占了公用的打字机？
张献民：关键我宿舍里面也没有别的人蹭，他们也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实际上手写比打字要快三倍，这你可以明白的呀，手写它更容易控制力道。当时还没有复印，写一个论文给老师看，万一老师给弄丢了，这东西就没了。所以你得复写，复写的时候下笔就得重一点。但即便这样，仍然是用手写，对力道的控制更清楚。打字的时候没准就有一个字母怎么都打不上去，也不能反复浪费那些复写纸，复写纸也要钱的呀，需要自己到文具店去买，学生嘛。就大概同学们还是觉得手写比打字更好控制，也更快速一点点。最后我那个年级的毕业论文，我的是唯一打字打出来的。可能也跟我“霸占”那个打字机其实是相关的吧。
北青报：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呀？
张献民：本科的论文，我记得是写了23页的有关符号学的一个东西。因为多数是写一个语法的基础层面的问题，有少数是写文学分析，就一个小说或者一个戏剧的剧本做分析。都要做外语的，不是用中文写作的。写了比较复杂、比较理论的一个探讨，关于视觉符号和它的表义之间的关系。
北青报：那您的法语剧本写的是什么？
张献民：法语剧本，按现在类型讲是个纯爱，就是高中的男生，寻求跟一个女生一起骑自行车上学的一个故事。一个短片。就是他不断地想办法，让这个女生认为他们是同路的，然后在某个时候或许可以同路去上学。但是放学是不可能，因为放学大家是一起出来，必须刻意地分头走，要不然这个东西太那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主要的场面都是在路途当中。
北青报：去法国学了三年？法国第三大学是吧？
张献民：我在第三大学待了一段，然后在电影的专业学院也待了一段。学的专业还是剧作为主的。
北青报：学了三年回来，然后继续在北电文学系当老师？
张献民：对。
北青报：感觉您一直走得比人靠前一步，从你那个有图书馆的小学。这种经历是不是让您比大多数人眼界要开？
张献民：那个是有精英感的。然后法国那个学校也有精英感。后面就都没有了。
这个经历让我有一个几乎十年的空档，就从我回国之后开始。那十年我的电影教育、电影知识以及从电影经历当中生发出来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一个交流平台的。一直到BBS时期，这个东西才有交流平台。它跟社交媒体是一样的嘛，就是各种胡说八道、各种不着边际，但是慢慢呢，我还是会被别人辨别出来。一开始别人也不知道我，我也不太知道别人，慢慢有人认识到“咦，这片儿这个人是真的看过”，“这个人确实看的是胶片”，就是在正经的或者正常的电影院里面看的胶片。比如说华语电影里面很那个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悲情城市》这些东西，我是在它公映的那个时刻那个日子，在电影院里面的一个观看。而不是后来看的修复或者是盗版的。而且可能还有二刷，比如说它一个版本的问题，它有一个长版本和短版本，我都是看的公映的版本。
北青报：在法国看的？
张献民：对啊，或者在国际电影节上，或者在国际都市里面看的国际展。包括北京也是个国际都市。这个东西在BBS时代就引起一种，因为那些人主要就是70后吧，大家这个主体都是一个盗版文化嘛，而我是很精英的那个。所以当我比如说提问《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它的修复版是不是整个亮度提高了多少等等，这些问题它确实有点让别人翻白眼。因为我没有看到修复版。
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有一个古老的胶片时代的电影教育吧，然后那一整套的技术层面的机制，所有的环节我都是了解的，而且所有的环节都动手做过。这个在后来也让我比较有说服力，就包括在电影学院的老师圈子里面。为什么我说在数码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小部分人相信我是了解数码技术背后的一个东西的？前提是他们明白了“胶片的整个机制和机理，张献民都是知道的”。虽然我是文学系的，我也不做技术方面的工作，但实际上我全部是知道的。
在学理和实践层面，对精英模式有一个抵抗或者否认
北青报：我发现您对“精英”这个东西特别敏感，您老要提到这个。
张献民：因为我后面整个跟独立电影相关的这些作为，主要是反精英的。所以这里面有个道德困难，道德两难的一个东西。
北青报：怎么讲呢？现在“精英”是个污点吗？
张献民：有点像对男权的态度吧——我不否认我男性的身份，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我是赞成男权的呀。这是一个道理嘛，就是我会觉得“精英”这个东西，它是需要反思。然后也需要有一些，比如说人在食物链的顶端，它都是剥削别的生物种类的，你可以讲这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有人反对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很正常，比如素食啊等等，我觉得很正常。这也一样，我不是个素食主义者，然后我是一个已婚的男性，有的女性会不会觉得“你还是有根深蒂固的一个男权，要不然你为什么要做直男，要不然为什么要结婚生孩子”等等等等，就有人这样说话，他会觉得跟我的一些言论啊什么，是相悖的嘛。精英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吧。
北青报：嗯，我理解了。
张献民：现在的事实就是，我也还是个精英吧。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不应该对精英有所反思，以及在学理和实践层面，我对精英的这个模式有一个抵抗或者否认吧。采写/本报记者 吴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