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高分治愈电影拯救人生低谷（电影界的黑马一次别离）
8.9高分治愈电影拯救人生低谷（电影界的黑马一次别离）因为相互的推搡造成瑞茨流产，矛盾逐渐扩大，双方不得不对簿公堂，两个家庭骇然的对照才见其真章：纳德一家面对控告时据理力争，善于利用法律、财势和朋友圈子的信任为自己辩护，而哈特德在反被控告时一再情绪失控，只能靠野蛮的恐吓和打架来疏散怨气，瑞茨也只能在无尽的眼泪中虚弱地祈求法官分拨一些同情，这实在是令观众无奈慨叹的一幕。阶层的固化造成了纳德不自知的偏见和漠视：当面对家教老师时，他主动地问候寒暄，却对瑞茨的问好冷淡处之；当发现家中的钱少了时，他即刻认定是瑞茨偷拿了，更遑论看到自己的父亲被锁家中，对瑞茨的解释充耳不闻时的决绝。这并非出自一种为人的恶感，而是缺乏了解和共情之下的刻板印象及天生的优越感。在离婚这一层面上，分离导致的边界是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序列中不同的价值排序。在妻子西敏的眼里，伊朗社会和局势并不适合十一岁女儿特梅的成长，和平先进的西方国家才能提供更好的条件；纳德则是坚定的留守派，他那罹患老
第70届柏林电影节已拉开帷幕，作为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它向来以关注社会文化和历史经验的世界性主题为宗旨，展现较为博大的电影鉴赏视野和包容的普世关怀。因此，比起世俗意义上的大片，那些小众而具体的、奇僻幽深的影片，似乎更能受到其青睐。
伊朗电影《一次别离》是这一标准的杰出代表，该片曾一举夺得柏林金熊奖和最佳男女演员的桂冠，这一杂揉着伦理、道德与政治的探讨，总成本却只有30万美元的电影如何做到举重若轻、质而不野的呢？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曾说：“我无法不想起伊朗，那里的人和事在我的心中已经打上深深的烙印”，或许，专注于本土历史文化，扎根于现实生活才是讲好故事的核心利器。
回顾到本片的原名“A Separetion”，翻译有分开、分割、分离之意，当被问到片名的含义时，阿斯哈讳莫如深地指出：这是留给观众的问题。似乎，从一开始，导演就有意设下观赏的悬念，同时这也正是电影的要义所在。
本片最表层的分离从电影一开场就豁然推置幕前，男女主角以密集的对话展现了互不妥协的锋芒：纳德和西敏是一对并没有感情问题的夫妻，可如今面对“是否移民”这个抉择时，他们不得不彼此拉锯甚至决意离婚。这里，“离开伊朗”成为了“分离”的第一步，也成为了触动影片发展的第一马力。
在离婚这一层面上，分离导致的边界是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序列中不同的价值排序。在妻子西敏的眼里，伊朗社会和局势并不适合十一岁女儿特梅的成长，和平先进的西方国家才能提供更好的条件；纳德则是坚定的留守派，他那罹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正如生他养他的祖国一样，既是一种桎梏，又是一种责任和甘愿。同时，他依旧用着自己颇为笃定的方式教导女儿，可以看出，在妻子对祖国深感失望之时，他却仍怀抱着对这个国度的希望。
随着女佣瑞茨的出场，影片另一层分野逐渐展现了出来，这是导演阿斯哈•法哈蒂最常表现的领域即阶级的分化。影片中，纳德和西敏是伊朗城市中产阶级和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有着体面的工作，居住高级公寓，出行以汽车代步，结交的朋友和生活圈子也都是同类。
相比而言，瑞茨的丈夫哈特德是背负巨债的无业游民，以至于她怀有身孕，也不得不领着年幼的女儿去做佣人。她们要辗转于数个公交站，通勤将近2个小时才能到达纳德的家中，这无尽的漫漫长路仿佛就是底层民众对精英阶层难以抵达的距离和触摸不到的边界。
阶层的固化造成了纳德不自知的偏见和漠视：当面对家教老师时，他主动地问候寒暄，却对瑞茨的问好冷淡处之；当发现家中的钱少了时，他即刻认定是瑞茨偷拿了，更遑论看到自己的父亲被锁家中，对瑞茨的解释充耳不闻时的决绝。这并非出自一种为人的恶感，而是缺乏了解和共情之下的刻板印象及天生的优越感。
因为相互的推搡造成瑞茨流产，矛盾逐渐扩大，双方不得不对簿公堂，两个家庭骇然的对照才见其真章：纳德一家面对控告时据理力争，善于利用法律、财势和朋友圈子的信任为自己辩护，而哈特德在反被控告时一再情绪失控，只能靠野蛮的恐吓和打架来疏散怨气，瑞茨也只能在无尽的眼泪中虚弱地祈求法官分拨一些同情，这实在是令观众无奈慨叹的一幕。
阿斯哈•法哈蒂是一个擅长根植于现实而发出拷问的大师。在本片中同样俯拾皆是，这些由生活的荆棘所交织出的困境正像一个个无解的套环，在负重之中让我们深感前行之艰。
在婚姻与爱情这一命题中，阿斯哈往往着意于揭露婚姻的残酷，他并不有心营造一些爱情的风花雪月。成人的世界中，爱情无疑是廉价的一环，它幻化成女佣瑞茨出卖劳力和尊严所挣得的几张纸币，甚至是以那个连死期都不明了的腹中婴儿为代价；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爱情永远是被悄然抛弃的一方，是纳德和西敏决意离婚时的相顾无言，是哈特德在债主当前时逼迫妻子撒谎的恐吓…好像生活的烟雾并不是为了拥有一些雾里看花的浪漫，而是让所有人都泥足深陷、疲惫不堪。
诚实与谎言是阿斯哈在本片中设下的第二重困境，在情节的一再反转中，电影的核心事件不断地被推倒重建：纳德争辩自己对瑞茨的怀孕并不知情，当年少的女儿戳破谎言时，我们发现看似有原则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动声色地说谎；瑞茨在和解的最后关头，仍然过不了心中的那一关，究竟是推搡造成的流产还是因为在此之前为了寻找纳德父亲而遭遇的车祸呢？她无法坦然的收下巨额和解赔偿，即使丈夫已被债务逼疯。
在伊朗这一特殊国情下，诚实与谎言往往背负着繁杂的宗教教谕，在一个笃信伊斯兰教的国度，人们对古兰经的遵从远远大于法律的约束，因而，当瑞茨要帮老人洗澡时，必须先确信没有违背教义，当被怀疑偷钱时，情绪更是激动到不能自已。所有的铺垫在影片的最后部分爆发，没有弄清真相之前，她无法违心，尽管现实已经窘迫不堪，亟待这笔钱的拯救，她也依旧大声地喊出：“我不要这笔钱！”，这无疑暗含着讽刺意味：法律给不了真相，宗教也无法宽慰人心。
影片的结局颇耐人寻味，纳德西敏一家的车子被人砸了一个洞，一家三口坐在车上，沉默无言，那个车窗上凌厉的破洞多像是无法弥合的现实，裂痕一旦产生就不会消失。在电影的最后几分钟里，纳德和西敏，谁都没有改变初衷，他们的离婚官司照常进行着，女儿特梅在泪流满面之中不得不做出最终的选择。
在人头攒动的狭长走廊里，我们似乎和这对夫妻一样，期望着答案能快些显现，可影片就这样戛然而止了。我们所要追寻的一切结果都被悬置了，唯一感受到的是：情与理、真相与谎言、阶层与阶层之间的边界看似生冷，但却含混；而生活的困境却是不可打破、无法告解的。这些犹疑和暧昧或许展现的正是作为导演法哈蒂的我执和无奈。
法哈蒂是一位极具个人风格的电影导演，善于在封闭空间中营造多角矛盾，将人物安置于逼仄的处境之中，颇显尖锐。影片伊始，离婚风波构成了故事的开端，因为纳德、西敏的分居，患病的父亲需要照料，推动了瑞茨的出现，即刻成为电影的风暴眼，而对于瑞茨的流产和核心的推搡事件，导演作了很精巧的保留，如当瑞茨与老人各置于川流不息的街头时，镜头一转接到了孩子们的玩乐，抽空了他们发现彼此后的情节，就此埋下了伏笔；而纳德事先究竟知不知道瑞茨怀孕，导演非常暧昧地将其置于两者之间，留有线索但不直接表态。
情节就像一条条发射出去的线，随着影片的发展，它们逐渐接续了起来：瑞茨为了领老人回家出了车祸，孩子很可能就死于那时；纳德打给家庭教师的那通电话泄露了迟到的事实；离婚在电影的最后一幕照常上演，做到了有始有终。在法哈蒂环形结构的叙事手法下，看似实现了一个个圆满的圆，而这些圆并不意味着和谐、融合，更像是生活中那些欲语还休的、被遮蔽的空洞。
法哈蒂的电影往往有着很强的空间性，在封闭空间下勾勒戏剧性的情节，有利于营造充满张力的叙事节奏，正如本片，故事展开的场所不是在光线幽暗的纳德家中，就是在人声噪杂的法院里，均给人一种压迫和紧张感。而影片中对于伊朗问题的探讨则是寓直笔于曲笔之中，擅长于以小见大。
在看似民主化的伊朗社会里，电影中的人物却处处受限，移民申请十分艰难，因而机会珍贵；父亲虽然滞重昏沉，却仍然有着东方家庭中对“子”的约束力；女佣在工作中牢牢守住教谕的底线，尽管贫穷已使她无法喘息…这些艰难的背后剑指的是现代化不断失败的伊朗国家制度和漫长的战乱历史。
相比于一些大导面对宏观问题时的浩繁卷帙，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更像是一篇节奏精悍、内功深厚的短篇小说，不是长剑皓首，却有着图穷匕见的锋芒与惊骇！而影片《一次别离》更是这样，于冷漠的道德问题之下，从艰深的视角切入却带给我们一场如此包罗万象的人性电影，它别致如一枚小小的刺，藏在绵绵生活之中，告诫我们：如鲠在喉才是人生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