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世纪的韩国电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走向新世纪的韩国电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说到韩国电影进军国际市场的历史，就要跨越到上世纪50年代。刚建国的韩国像一个新生儿，渴望向世界讲好自己的“韩国故事”，意欲在影视艺术方面大展拳脚。1958年，是韩国电影首次走向国际舞台的开端。那一年，韩国导演李炳逸创作的黑白电影《出嫁的日子》，首次入围第8届柏林电影节。紧接着，韩国电影终于在全球艺术电影的百花园中”修成正果“。1961年，姜大振导演的《马夫》获得柏林电影节特别银熊奖，这也是韩国电影荣获国际三大电影节奖项的”头一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日本和韩国的艺术电影，近年来一直成为国际各大电影节的“宠儿”。在这些光鲜亮丽的获奖背后，这两国的电影创作都有哪些可圈可点的“武侠秘籍”呢？韩国电影折桂：宋康昊（左）、奉俊昊（右）历史总是巧合不断。在去年戛纳电影颁奖礼上，当主持人宣布最佳影片奖归属于日本的《小偷家族》时，获了奖的是枝裕和在现场也是表露出一丝不自在的神情，好像在怀疑他手捧的金棕榈
文/谭峰
第72届戛纳电影节闭幕典礼的最后一刻，“寄生虫”三个字响彻颁奖仪式的现场，这激起了万千影界名流的齐声呐喊和喝彩。韩国电影在时隔20年之后，终于摘得了属于自己的金棕榈大奖。《寄生虫》导演奉俊昊“半信半疑”地上颁奖前台，游离的目光通过现场直播的镜头，投射到全球的每个角落。在获奖致辞中，他连连地用韩语嘟囔道：“简直是难以置信。”“果真是意外惊喜啊。”低调的姿态、谦卑的言语深入人心，奉俊昊向世界宣告这片在他面前熠熠发光的金棕榈，似乎和韩国电影没有半点干系。
《寄生虫》海报
谦虚有时毕竟是一种假象，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能量。其实在上一届戛纳电影节的评选中，韩国电影《燃烧》（Burning）就以其悬疑的剧情和别出心裁的编排，被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们大加褒奖。《每日电讯报》对韩国电影的艺术表现力不吝夸耀，“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令人窒息的表演，更处处充满着比什么都更重要的原创性和创新性”。导演李沧东在该片的创作中，克服了版权授权、语言障碍、族裔认同等各种问题，尽大可能地表现出跨越国界的年轻人面对爱情时的纠结和无力。最终，这部韩国电影的分数仅低于《小偷家族》几分而“惜败”。
韩国电影折桂：宋康昊（左）、奉俊昊（右）
历史总是巧合不断。在去年戛纳电影颁奖礼上，当主持人宣布最佳影片奖归属于日本的《小偷家族》时，获了奖的是枝裕和在现场也是表露出一丝不自在的神情，好像在怀疑他手捧的金棕榈另属他人。
《小偷家族》在戛纳的“全家福”
日本和韩国的艺术电影，近年来一直成为国际各大电影节的“宠儿”。在这些光鲜亮丽的获奖背后，这两国的电影创作都有哪些可圈可点的“武侠秘籍”呢？
从“民族主义”到“博采众长”说到韩国电影进军国际市场的历史，就要跨越到上世纪50年代。刚建国的韩国像一个新生儿，渴望向世界讲好自己的“韩国故事”，意欲在影视艺术方面大展拳脚。1958年，是韩国电影首次走向国际舞台的开端。那一年，韩国导演李炳逸创作的黑白电影《出嫁的日子》，首次入围第8届柏林电影节。紧接着，韩国电影终于在全球艺术电影的百花园中”修成正果“。1961年，姜大振导演的《马夫》获得柏林电影节特别银熊奖，这也是韩国电影荣获国际三大电影节奖项的”头一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上世纪80、90年代，正是“四小龙”之一的韩国高速发展的黄金期。经贸往来一日千里的同时，韩国电影就水到渠成地产生了向西方国际市场进军的需求。1987年，名噪一时的韩国女演员姜受妍，以林权泽导演的《种女》之名获得威尼斯最佳女演员奖，这也开创了韩国演员首次在国际“三大”电影节上斩获表演奖的殊荣。
新千年伊始，被称作韩国“红楼梦”的《春香传》成为韩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进入戛纳影展竞赛单元的影片。据说，当这部韩国有史以来最宏大的历史剧播放完毕时，戛纳卢米埃尔剧场的全场观众起立鼓掌长达6分钟。导演林权泽被人们尊称为“韩国电影教父”。趁势而为，2002年，李沧东执导的《绿洲》入围威尼斯竞赛单元，导演李沧东、女主角文素丽分别捧得特别导演奖和新人演员奖。
《春香传》海报
2006年之后，奉俊昊就成为了戛纳电影节的“座上客”。2006年，他创作的《汉江怪物》入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展映。2008年、2009年，他一气呵成地凭借短片合集电影《东京？》和《母亲》，先后入围戛纳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在金基德的《圣殇》代表韩国荣获2012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之后，奉俊昊又于2017年亲携《玉子》再一次入围戛纳的主竞赛单元。
《汉江怪物》：100%的怪物恐怖片
戛纳电影节评审团主席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寄生虫》此次捧得金棕榈竟然是"全票通过"，评审团9位评审的一致意见，没有任何异议。在由媒体记者们给出的场刊评分中，《寄生虫》也以3.5分（满分为4分）的高分“傲视”本届主竞赛。
至今韩国电影共有17部作品入围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和展映，其中有9部作品获得奖项。戛纳电影为何近来如此“偏爱”奉俊昊，偏爱韩国电影？
就以《寄生虫》而言，这部电影可谓博韩流之众长。既重视电影本身视听语言的商业化表达，又兼顾《燃烧》等艺术电影所遗留下来的“克制性叙述”。它把悬疑、惊悚、情爱和幽默平衡地表达出来，也探索文艺电影的一种理想和现实间对撞的解决路径。同时，韩国电影所关注的“无业游民”等弱势群体和社会底层也深深触及了戛纳电影节近来的一种审美偏好。这种“兼而有之”的制品风格，考验了创作者的表现思维，也体现出一个国家博采众长的风范。
“平铺直叙”中，藏有“爆破点”20世纪50年代，日本电影的低沉含蓄的风格初露锋芒，掀起一股清新的旋风，迎来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时代。电影《罗生门》（1951年）、《地狱门》（1954年）、《宫本武藏》（1955年）纷纷被美国奥斯卡奖垂青。可以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获得，确立了日本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日本电影开始受到欧洲电影节的认可。黑泽明的《影子武士》、今村昌平的《楢山节考》分别获得1980年和1983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高奖项金棕榈奖。日本电影一鼓作气，充分地吸取其电影文化所提供的特有养料，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继续迸发其特有的光芒。在小栗康平的《死亡之刺》（1990年）、今村昌平的《鳗鱼》（1997年）分别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金棕榈奖，以及北野武的《花火》（1997年）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之后，2002年宫崎骏的《千与千寻》获得第5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熊奖，2003年《座头市》的导演北野武夺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黑泽明，最早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
日本电影并没有随着时代变迁而抛弃电影创作者对每一个普通人物日常生活的关注。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深入日常的表现方式，遵循着“不说教、不粉饰”的中立立场，即使涉及英雄人物，电影也不会刻意拔高或歌颂，而是努力地展现英雄作为凡人的一个侧面，从而使得人物的呈现更加真实、更立体、更栩栩动人。日本电影不掩饰、不歪曲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负面现象，对人性中的各种病态和罪恶甚至也不回避，从而使得故事饱满可信，立意深刻。
日本电影看起来很沉闷，但它的魅力就在于，电影的最后总埋藏着一个“爆破点”。在经历漫长的写实性画面的酝酿之后，电影的情节会借由一个“转折点”来持续地推进，而电影的主题总能赫然树立起来，既在情理之中，却又在人们的思维之外。
《情书》的经典台词：你好吗？我很好！
但是，日本电影的“平铺直叙”最终的落脚点，并不是刻意地通过平视的角度来“取悦”观众，而是回归到人性关怀。《小偷家族》就是很好的例子。《小偷家族》的一大“亮点”就是，它没有突出犯罪描写，而是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到了艰难生存中的人性和情感的不灭。
日本电影技压群雄的另一大法宝，就是对其文化的开发和再造。《人生密密缝》讲述了一个日本中年人在知道自己的孩子有性别障碍后，继续给予孩子以温暖的故事。《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刻画了一个想要寻求幸福却最终自杀的女人的一生。《第三度嫌疑人》延续着日本悬疑推理的叙事结构，最终探讨家庭关系给人们所带来的启示。《曼谷之夜》以泰国女人为故事讲述的起点，结合了日本的风土人情，讲述很多人的改变最终却换来了“一成不变”的无奈。
可以说，日本电影中对不同群体的关注，使不同人群身上所透露出来的日本文化更为开阔和多元。日本电影中这种高度多元化的素材，被电影人进行某种程度的艺术透视和创作，向不同的人群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日本陌生而真实的文化景观。日本电影向生活“借学问”的艺术胆略，驱使其大胆地深入到生活中每一个微观的领域，创作出人们习以为常却意料之外的艺术作品。这样独特的创作思路，成为国际电影大奖青睐的理由，也让原本含蓄的艺术表现独树一帜地演化为一股清流。
还需一些“工匠情怀”同样作为东亚国家，中国在电影创作方面也取得惊为天人的成绩。曾几何时，中国大陆电影在以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的带领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电影叙事和电影美学风格。1983年，张军钊执导的《一个和八个》开启了当代中国电影艺术创作的序幕。随后，陈凯歌的扛鼎力作《霸王别姬》《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田壮壮的《猎场札撒》等作品，都敏锐地将中国文化和电影创作恰当地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电影烙上了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的时代印记。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的开场，不仅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开端，实质上也是中国电影重塑艺术表现力的开始。在电影创作的浓厚氛围下，中国电影一气呵成地拿到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最高奖，即金狮奖、金熊奖、金棕榈奖，曾4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创造了国际影坛中的“中国奇迹”。
《红高粱》老照片
但是，与日本、韩国近些年的电影创作相比，中国电影入围国际大奖的数量不仅泛善可陈，而且电影的制作逐渐进入一种“唯票房至上”的怪圈之中。这是因为，电影票房的飞升，可以使电影项目和电影投资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地膨胀起来，电影产业似乎迎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春天”。但是，在产业“圈钱”和“烧钱”的背后，潜伏着“狗血情节与粗制滥造齐飞，大片烂片与铺张浪费一色”的创作危机，艺术原本的创作力和想象力被人们遗忘，甚至是蔑视，这极大地污染着整个中国文化市场的鲜活和清新。
中国电影近来在国际电影大奖的获得上频频“碰壁”，从制度上、人才上、技术上等各个方面都可找寻到一定的原因，但其中最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现如今的中国电影越来越被视为“投资的游戏”，而不是艺术创作。纵观电影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其发展脉络和生存逻辑是更为凸显艺术性的表达。即使美国好莱坞式的电影形成商业电影的产业链条，巨额利润让电影向商品化、市场化的趋势迈进，但是市场化的前提依然是品质雕琢，依然是艺术感染力，否则商业化只能成为一厢情愿的浮梦。
一部好的电影，需要开拓，也需要守护。日本、韩国电影在它的发展之路上，面对外来文化和电影的侵袭时，显得更为克制。他们在借鉴欧美电影技艺的基础上，大量地释放亚洲或是东方的伦理美学魅力，将东方儒家式的人道主义以及对普通群体的人性关怀用电影语汇进行极大地开掘、展现和散播。而这样的守护，一定不是在浮躁攀比中得以维护，而是在脚踏实地的基调中得以创作，用艺术的语言表达人性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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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韩国电影的创作中，中国电影制作人可以学习和借鉴很多宝贵的经验。首要一点，就是中国电影人在创作上，要学会俯下身段，用心体会生活，用心挖掘中华文化的时代功用。中国电影切忌利用“假大空”的浮夸影像和空洞故事去欺骗越来越“聪明”的观众。中国电影人应转而选择脚踏实地、放低姿态、尊重观众、正视生活，敢于从中发掘真实的人性困境和戏剧冲突。
中国电影需要向日本、韩国学习的经验，还有一点在于对内容选择的兼收并蓄。现如今，全球观众既可以观看到日本电影中关于武士道等古老文化的题材，又可以了解韩国底层人士在现代都市中的生活故事，日本、韩国电影无所不包的选题风格，让创作者的艺术表现有了更大的空间，也赢得了更多的受众。电影创作要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艺术创作从来就需要放眼全球，广开言路，在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寻求灵感和突破，从而避免形成自说自话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