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思路：野生导演 成长史 非科班电影人

电影导演思路：野生导演 成长史 非科班电影人半路出家的电影之路 01#本期嘉宾 *文章整合自本期反向流行播客嘉宾的发言，欢迎收听完整版节目*为了方便大家收听长节目，反向流行已经在书评周刊的微信小程序，以及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蜻蜓fm等多个音频平台上线，在以上平台搜索“反向流行”也可以听啦！

一批“野生导演”，在近年的电影市场和业界口碑中备受瞩目。所谓“非科班”，指的是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电影专业教育，“曲线救国”走向拍电影之路的导演。从票房来看，中国影史票房排名前三部影片《战狼2》《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都为非科班出身的导演作品；而在业界，前有贾樟柯，后有非科班导演如顾晓刚（代表作《春江水暖》）、徐磊（代表作《平原上的夏洛克》）、木头（代表作《罗小黑战记》）的集团式爆发。

周子阳是“野生导演”的代表人之一。他30岁时撰写、执导的《老兽》获得第54届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和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未来单元特别奖，他本人凭借该片获得第9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青年导演奖，其新作《乌海》近日入围第68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是此次入围主竞赛的唯一华语片。不过，周子阳的导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资金不够，需要借钱拍片；半路出家，创作屡遭危机。从2000年初至今，电影行业历经勃发与泡沫的褪去，对电影人来说，这是怎样的意志考验？

本期为反向流行“青年电影人系列”第二期，邀请中国内地导演、编剧周子阳，与主播董牧孜、余雅琴聊了聊“野生导演”的成长史与当下青年电影人的出路。

#本期主播

#本期嘉宾

*文章整合自本期反向流行播客嘉宾的发言，欢迎收听完整版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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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半路出家的电影之路

会有多少坎坷？

余雅琴：你原来是学设计的，为什么后来改行走上了导演之路？

周子阳：我原来的专业是产品设计。不过我从大一开始喜欢电影，大二一直在自学相关知识，还曾经逃课到北京电影学院蹭大课。大三选修了一门影视欣赏课，期末作业是拍摄短片。我独立完成后把片子拿去大学生电影节投稿，获得了一些奖项，觉得自己以后可以把电影导演作为职业方向。

刚毕业那会儿，我找了电视台的工作，还没干满一个月就被电视台的一个哥们拉出去做电影，但是一直没有起色。2007年、2008年，整个中国的电影院银幕只有三四千块，票房很低，独立电影和艺术片很少能进院线。我只能再去工作，到了28岁出来做第一部长片，拿着那个月的工资（五六千块钱）去西藏找灵感，花到只剩2000块时，剧本方向差不多了。回来继续写了三四个月，写到钱花完了，信用卡也刷爆了，每天接到客服的催还欠款电话。可投资找不着，人也崩溃了，只能又去视觉数字展示公司工作。30岁成了公司创意部门的负责人，虽然当时手下也管着一组人，但是我想到自己已经30岁，拍电影是一天也等不了了，就辞职去做《老兽》。

△电影《老兽》海报

余雅琴：为什么能坚持下来？

周子阳： 这个执念从我第一次高考开始，压在心里十几年了。高考那年我懵懵懂懂的，在考场拿了手机看时间，被巡检发现之后，他把我的考号一抄，最后成绩全是零分。我父亲是教育系统的，对教师家庭来说，这是特别丢人的事，对我打击也特别大。后来就决定去复读，但是在复读那年，我最好的朋友出车祸死了。

接二连三的事情发生之后，我的性格完全变了。之前我是说相声的，和搭档的表演是学校文艺晚会的压轴节目，一帮朋友里我也是负责调节气氛的那个。后来我就不说话了，在饭桌上只端起酒喝。朋友的意外离去太难让人接受了。我开始尝试看大量的文艺片和哲学书，看电影和哲学家是怎么探讨死亡的，想弄清楚生命是怎么回事。

我后来总结，那会儿我在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理念：如果我只能再活三年，那我最重要的就是先留下一部作品。因为朋友的死让我知道人的生命非常脆弱，也许还没等到有足够的社会阅历，人就死了。相比于那些顺顺利利一路读到大学毕业的同龄人，我的经历还是比较特殊的。我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复读过，在十几岁的时候是比较晚熟的；但是到了大家三十多岁还不太成熟的时候，我又变成早熟的人，会思考很多终极问题。经历过前面所说的那些，人一下子看清很多本质的东西，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02

第六代导演与

“内蒙古电影现象”，

时代浪潮中的青年导演谱系

董牧孜：2018年内蒙古籍青年导演执导的《心迷宫》《告别》《八月》《老兽》等一大批优秀影片收获了不少好评，一些媒体将内蒙古80后青年电影人集团式崛起的现象称为“内蒙古电影现象”。这些内蒙古籍导演是否有基于地域或经验上的共性？

周子阳：作者体系跟地域气质是有关系的。内蒙古是个比较干旱的高原，地形地貌非常适合影视化的呈现，人也像当地的植物，干干的，很坚韧，不随波逐流。上一波内蒙古影视高潮中的代表作多是民族主旋律电影，比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悲情布鲁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但后来就沉寂了。到了我们这一代，忽然连续出了好几部电影。大家年纪差不多，家乡又都在呼包鄂（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成长背景与电影的美学经验都很相似。

△电影《悲情布鲁克》剧照

内蒙古的经济不很发达，不像东南沿海那么商业化，很少进入主流视野，反而保存了一些独特的东西，也有很魔幻的地方。比如鄂尔多斯，在我上高中时还有很多国家贫困县，五六年后突然因为矿产成为中国人均GDP最高的地方，但又迅速衰落了。在大起大伏的过程中，人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很多故事。如果我身处其中，可能被这种复杂的变化所裹挟。但我长期生活在北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去感受家乡这些年变化的戏剧感和荒诞感，就有了可以观看、沉淀和思考的距离。这对创作者挺重要的。

董牧孜：关注时代发展之中的价值观变动，这种创作理念似乎与第六代导演一脉相承。你有受到哪些导演的影响？

周子阳：第六代中有好几个导演都作者性都很强，他们基本上都上过电影学院，接受过系统的训练，作品更聚焦于大的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后从特别贫穷的国家走向经济腾飞的巨大变化。“80后”成长于90年代至2000年初，经济和教育相比之前又有了新的变化，在录像厅文化和早期电脑和互联网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从初高中就开始大量地观看电影，但并不都接受过专业的电影教育。

到了大学，我最早喜欢的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大四的冬天，我待在出租房里，什么也不干，就看他的《十诫》，看完之后觉得冲击力巨大，大到我形容它是“天地色变”。然后是南斯拉夫的库斯图里卡。南斯拉夫也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它的魔幻感和鄂尔多斯有共同之处。还有克里斯蒂安·蒙吉，他的《四月三周两天》、《山之外》和《毕业会考》都对我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