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宋江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谈谈水浒人物宋江及梁山起义的悲惨结局
水浒传宋江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形象：谈谈水浒人物宋江及梁山起义的悲惨结局宋江“为人一世”的志向是忠君招安，封妻荫子，边廷建功，青史留名。(第三十二回)然而，浔阳楼酒醉题“反诗”，是否意味着是这种人生观“转变”到起义方面的开端呢？否！宋江在题“反诗”前的思想活动是：“……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频，配来这里！我家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又寻思道：“何不就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睹一番，以记岁月，想今日之苦。”——流露了他不能尽忠尽孝的慨叹，也暴露了他在功名欲望落空之后，打注意另寻门径爬上封建统治集团。仅此点就把宋江对农民起义消极、冷淡和否定的态度暴露无遗！在宋江那个时代，对农民起义是支持、肯定，还是镇压、否定，是起义和反起义的分水岭，也是分析《水浒传》中人物形象应当肯定还是应当否定的标尺。上述分析，说明宋江在上山前没有参加起义的思想基础，完全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这决定了他的形象。在封建社会里，讲“义气”就有人膜拜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有
《水浒》七十ー回中的宋江周济作了大致的剖析。对宋江形象的分析和评论，不是单纯的古典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研讨，应当从如何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使古典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评论为当今所用。
宋江出身于富裕的地主家庭，靠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生活；他本人系郓城县押司，在地方上颇有一些势力。由于宋江“仗义疏财”——肯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施舍”一部分，于是俨然成了一些人心目中善于“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的“及时雨”，也很得上司的器重信任和同僚的好感。其实，真正“仗义疏财”的地主、官僚是没有的，要地主阶级发善心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剥削阶级为了更有利于现固他们的剥削地位，往往除了血腥镇压人民起义之外，还挂出所谓“乐善好施”的招牌。(旧社会的“仁慈堂”、“育婴院”就是这类货色)但是，地主阶级的种种伪善，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人民的生活，不能使劳动人民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而且必然成为地主阶级麻痹劳动人民的手段。
宋江的“济人贫苦”决没有，也不可能超脱他的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这无非是他收买人心、笼络穷人的伎俩。在“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的黑暗社会里，无数劳苦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饥寒交迫的下层劳动人民何止万千！这位慷慨的“及时雨”所能周济的穷人究竟能有几何呢？这点效果比起麻痹人民斗志的效果来，孰少孰多，不是很清楚吗？
在封建社会里，讲“义气”就有人膜拜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有人捧场。“孝义黑三郎”笃行“孝义”二字的结果，无异是扩大了他的地方势力，进一步现固了他的剥削地位，这正是宋江一切伪善行为的动机，也正是他私放晁盖的原因所在。
晁盖、吴用等人劫走了梁中书鱼肉百姓搜刮来的不义之财——十万贯生辰纲，这虽尚处于农民斗争的初级阶段，但它无疑是对封建恶势力的嘲讽和打击。宋江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却认为晁盖等人犯了迷天大罪：“宋江听罢，吃了惊，肚里寻思道：‘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心内自慌……”在惊恐之余，终于为了保全“心腹弟兄”“结义兄弟”的义气，私放了晁盖等人。(第十八回)宋江担这“血海也似干系”，分明是出于私交，并不是什么“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更谈不上“战胜了封建法度”。
对于封建法度，宋江素来奉若神明。晁盖等上梁山造反，宋江并不认为他们干的是正义事业，反以为这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第二十回)甚至在他被刺配江州后，仍甘心遵守封建法度。途经梁山时，晁盖等人再三劝说挽留，宋江却全然无意加入农民起义的行列。宋江道：“这个不是你们兄弟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并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
仅此点就把宋江对农民起义消极、冷淡和否定的态度暴露无遗！在宋江那个时代，对农民起义是支持、肯定，还是镇压、否定，是起义和反起义的分水岭，也是分析《水浒传》中人物形象应当肯定还是应当否定的标尺。上述分析，说明宋江在上山前没有参加起义的思想基础，完全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这决定了他的形象。
二、宋江在梁山农民起义中的反作用宋江“为人一世”的志向是忠君招安，封妻荫子，边廷建功，青史留名。(第三十二回)然而，浔阳楼酒醉题“反诗”，是否意味着是这种人生观“转变”到起义方面的开端呢？否！宋江在题“反诗”前的思想活动是：“……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频，配来这里！我家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又寻思道：“何不就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睹一番，以记岁月，想今日之苦。”——流露了他不能尽忠尽孝的慨叹，也暴露了他在功名欲望落空之后，打注意另寻门径爬上封建统治集团。
唐朝末期，王仙芝、黄巢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取得了节节胜利，极大地震撼了李唐王朝的统治。封建统治者眼看用武力镇压起义军不能奏效，企图施展招安诱降的手段使起义军就范。王仙芝曾几度动摇，都被黄巢等人坚决抵制了。公元878年，黄巢起义军包围广州，“山南东道节度使”李迢又以“广州节度使”的高官厚禄为诱佴，收买黄巢，诡计又被识破。上述史实，联系宋江写“反诗”前后的思想状况，显见宋江“反诗”的实质，是笑黄巢不是“大丈夫”，错过了接受朝廷招安、“建功留名”的良机。
笑的正是黄巢坚持斗争的起义性。他要“血染浔阳江口”，也无非是打算借农民起义的力量取得一点实力地位，作为实现“凌云志”的资本罢了。宋江的错误，不仅在于从清风寨带领人马投奔梁山时途中为奔父丧而抛弃了起义(第三十五回)；而且在于上梁山后把忠君招安的政治路线带进了起义阵营，造成了极坏影响。宋江一贯贩卖投降主义路线，公开向封建朝廷屈膝：他对彭玘到卫说：“某等众人，无处容身，暂占水泊，权时避难。今者，朝廷差遣将军前来收捕，本合延颈就缚，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负罪交锋”(第五十五回)。
他对呼延灼说：“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第五十八回)；他对宿太尉说：“……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第五十九回)；他篡权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一词之差，篡改了农民起义的基本路线(第六十回)；他对卢俊义说：“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第六十八回);他对众弟兄说：“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第七十回)。这些都表明，宋江造反是假，投降保皇是真。反动面目昭然若揭！
《水浒传》中和宋江一起的梁山泊其他一些农民首领例如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他们出身于下层社会，阶级立场和思想观点与宋江截然不同。黑旋风李逵要“杀尽天下不平人，砍尽天下不平事”，大闹江州后，进一步提出他的主张：“看我们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儿快活，却不好！”(第四十一回)公然要直捣封建老巢！李逵不怕天，不怕地，他起义最坚决，坚持造宋王朝的反，反对招安投降。
鲁智深说：“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他要“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这些好汉，虽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且在作品中是被严重地歪曲、丑化了，然而他们耿直朴实的劳动人民本质和反对妥协投降的起义立场，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得出来的。
即使是为封建政权服务过，经历了比较艰苦曲折的思想过程而逐步走向反抗的林冲，他的思想和表现也和宋江大不相同：林冲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封建走狗陆虞侯，走上了梁山造反的道路。他在紧要关头“火并王伦”，又屡次冲锋陷阵，为起义立了汗马功劳。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他的叛徒嘴脸，是无法同上述那些农民起义中的人物形象相提并论的。
梁山起义，同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斗争一样，震撼了封建王朝的反动统治，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在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北宋末年，赵王朝对西夏和辽国屈辱求和，采取苟安政策对国内劳苦大众敲骨吸髓，残酷压榨。广大农民在苛政和天灾的威胁下过着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痛苦生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昏糜烂，迫使广大农民起来造反。于是，在起义队伍占领梁山泊之后，出现了“四方豪杰闻风而来”的局面。被压迫、受奴役的劳动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犹如千百条溪河，汇成了滔溜的起义洪流，冲击着封建统治。这是历史的必然，并非宋江有什么“招贤纳士”的神通。
参加起义的广大农民，要求平等互助，反对剥削。第七十ー回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里，就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和“各有偏长，随才器使”的社会理想。这决定了梁山起义军的组织形式和分配方法，又怎能说这些是宋江的功劳？梁山农民起义军三打祝家庄、夜攻曾头市、智取大名府等战斗的胜利，是农民起义军的广大战士和将领群策群力、浴血奋战所取得的。在三打祝家庄的战斗中，首先是石秀“探庄”，他依靠群众，从钟离老人处问清了盘陀路的奥秘；然后有花荣射落敌军号令灯；林冲生擒一丈青扈三娘；吴用设计分化敌人的三庄联盟；孙立等人深入祝家庄作内应。经过千辛万苦，最后取得了胜利。
某些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了借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夺取统治地位，在一定时期里，也会充当起义的同路人，也打“为民请命”的招牌。但是，当人民群众真正起来起义，危及到剥削阶级根本利益的时候，这些人必然走到与劳动人民对立的立场上，必然违背历史发展的趋势。宋江，正是这样一个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的剥削阶级的代言人。他自始至终都顽固地推行忠君招安路线，使梁山农民起义潜伏下了失败的危机。综上所述，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以孔孟之道为思想基础，混入起义军并夺了领导权，一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从根本上改变了梁山农民起义的性质，作为梁山农民起义的领军人物，宋江的思想为梁山农民起义的悲惨结局，早已埋下了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