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你看看编辑部的工作日常（编辑部聊天室我们有必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吗）
带你看看编辑部的工作日常（编辑部聊天室我们有必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吗）年岁渐长后我越来越怕死，战地记者肯定是不想当了，也没有生长出足够蓬勃的江湖气，在社会新闻突发现场做得游刃有余，反倒后来对学术的路径感兴趣，有过一段时间想读博。以赛亚·柏林把人分成刺猬和狐狸两种类型，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专门知道一件大事，狐狸各处刨洞，对什么都好奇，刺猬能沉下心钻研得很深。我是绝对的狐狸型人格，文化记者的工作属性相比读博更适合我。这么说来，好像确实很喜欢自己的工作——这话我写出来时担心了几秒不够正确，或许也反映出了现在找一个不狗屁的工作实在太难。徐鲁青：我从初中开始就一直想做记者，但从没想过自己会做文化记者，最早的时候是想去中东当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里从前方发来伊拉克相关报道。记者法拉奇的传记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她经历过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南非动乱、中东战争，越战开始后又做了八年的战地记者，随行的背包上一直贴着声明：如果发现我的尸体，请运交至意大利使馆。她从不害怕冒犯采访
049期主持人 | 林子人
最近在读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的《毫无意义的工作》（The Bullshit Jobs），看到书中讨论的一个话题正是我们越来越感到困惑不解的一个现象：工作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正在呈现反比态势，而且人们似乎默认了这种情况是合理的。
新冠疫情爆发后，此种悖论可以说是极大地凸显出来。城市封控期间，依然在第一线保障市民健康和城市基本功能的工作者，如医护人员、清洁工、快递员、外卖员、小商贩，他们所做的是对全社会有极大意义的、不可或缺的工作，但他们却承受着最多的风险，甚至遭受更为严重的压榨与伤害。格雷伯指出，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的存在本身令所有劳动价值理论都站不住脚。首先，普遍的道德直觉告诉我们，如果一份工作达成的成果（比如提供某件商品或某样服务）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或改善人们的生活，那这份工作就是有价值的；其次，当人们在探究工作的意义时，“有意义”往往是“有用”“有益”“有价值”的代名词；然而，这种意义和价值却在很多情况下与经济价值割裂，似乎工作对他人越有益，带来的经济回报就越少。
格雷伯认为，“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划分出现于公元前600年前后，横跨欧亚大陆“非熟人交易市场”兴起的时期。一旦金属货币系统的发明让陌生人之间建立交易关系成为可能，面对物质时的利己主义（经济价值）和面对理想时的利他主义（社会价值）就开始拉锯，大众宗教就开始宣扬物质不重要的理念，规劝虔诚的信徒要无私奉献、捐物行善。然而事实是，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完全隔离开是不可能的，两者总是相互渗透，而在当下这个由货币购买力构筑生存基础乃至成就声望的时代，社会价值不能完全转化为经济价值不免让我们感到不公。
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又强调我们应该热爱自己的工作。谷歌图书词频统计器Ngram Viewer的数据显示，“追随你的热爱”（follow your passion）这个词组在2008年出现的频率比1980年高出将近450倍，当时几乎没人那么说。这句话似乎是在暗示，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某种天赋的激情，只要下定决心投身于激情，努力工作，就能在职业生涯中获得好的回报。但我们已经知道，很多时候情况并非如此。格雷伯讽刺道，现在很多公司觉得如果某份工作有价值意义，能带来满足感，公司就可以不付报酬。一个“志愿者阶级”正在兴起——企业开始将收割劳动成果之手从有偿劳动力的身上慢慢移开，伸向无偿实习生、互联网爱好者、积极分子、志愿者和发烧友，从他们热情的自发劳动中攫取利益。
美国《大西洋月刊》资深编辑与撰稿人埃伦·拉佩尔·谢尔（Ellen Ruppel Shell）在《工作：巨变时代的现状、挑战与未来》一书中指出，那些对工作充满热情，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蒙召者”（the called），其实是雇主最喜欢也最省心的员工，这不仅因为他们无需鞭策就会全身心工作，还因为他们不会讲条件和提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追随你的热爱，做一份自己真心喜欢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反而是一件坏事呢？
在谢尔看来，在工资增长停滞、工作不稳定性上升的当下，我们应该克制理性地对待“工作的激情”，不要被期待或被强迫从具体岗位中获得意义。“好的岗位（job）越来越少，我们的应对措施不应是试图‘创造’更多‘有意义的岗位’，而是应该打消在岗位中寻找意义的想法。”
01 所有“梦想的工作”都会经历调试和验证的过程
徐鲁青：我从初中开始就一直想做记者，但从没想过自己会做文化记者，最早的时候是想去中东当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里从前方发来伊拉克相关报道。记者法拉奇的传记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她经历过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南非动乱、中东战争，越战开始后又做了八年的战地记者，随行的背包上一直贴着声明：如果发现我的尸体，请运交至意大利使馆。她从不害怕冒犯采访对象，去伊朗找霍梅尼时，愤怒于必须要带着面纱才能采访，直接当着霍梅尼的面撕开面纱，大声对他说：“许多人说你是个独裁者！”采访基辛格的时候她咄咄逼人地问：“权力是诱人的，基辛格博士，权力对您有多大的吸引力？希望您说真话。”基辛格一直后悔接受了她的采访。当然，现在回看法拉奇的言论，会发现其中充斥着对伊斯兰教的污名、对中东文化的鄙夷，我也不再相信对抗、激怒与剑拔弩张能呈现出最有价值的信息，但她战斗到底的姿态太打动当时的我了。
年岁渐长后我越来越怕死，战地记者肯定是不想当了，也没有生长出足够蓬勃的江湖气，在社会新闻突发现场做得游刃有余，反倒后来对学术的路径感兴趣，有过一段时间想读博。以赛亚·柏林把人分成刺猬和狐狸两种类型，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专门知道一件大事，狐狸各处刨洞，对什么都好奇，刺猬能沉下心钻研得很深。我是绝对的狐狸型人格，文化记者的工作属性相比读博更适合我。这么说来，好像确实很喜欢自己的工作——这话我写出来时担心了几秒不够正确，或许也反映出了现在找一个不狗屁的工作实在太难。
尹清露：所有“梦想的工作”都会经历一个不断调试、验证可行性的过程吧。小时候想当（抽象意义上的）“画家”或者“作家”，很天真地觉得这两者差不太多。我首先向“画家”进发，初中嚷着要艺考，这个幻梦持续到大学，但终于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比起创造我更喜欢观察、比起图像好像对文字更加敏感，再去作为一枚中介去传达真正值得言说的事物。
如此想来，文化记者确实很合适自己。我很喜欢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bricolage（拼装）”的概念，利用手头现有的材料或他人的话语努力地做出点什么，就像家庭主妇/主夫会用冰箱里的剩菜炖一锅例汤那样。当然，并不是说记者就是如此不堪的存在，但是每次想到鲁青提到的“狐狸型”人格，一只小狐狸兴致勃勃地四处搜集宝物的形象总会出现在脑海中，这也是我自己正在做的事。我曾觉得做一个勇攀高峰的刺猬比较酷，但狐狸的人生也可以很幸福。
02 “情怀”和“金钱”为何总是水火不容
潘文捷：这几天在看豆瓣劝分小组，里面有一些典型话术，男方不送礼物顾左右而言他或者给了0.25元红包让女方倒着读，女方表达不满，他就会说：“我以为你不是物质的人呢。”“你和我恋爱就是图钱吗？”哇，不知道别的行业怎么样，在文化行业这种大家普遍认为“有情怀”的行业里，可是太经常听到这种的话了。
并不是说每家文化企业都是如此，只不过利用年轻人的热情来进行剥削真是十分常见。“重版出不来”经常会发一些出版行业的匿名吐槽，进入出版相关行业的有几个不是出于热爱呢，但是现实有的时候却令人心寒。你仔细翻翻，不论是出版业翻译待遇、编辑待遇、营销编辑待遇，一堆雷点。前几天这个账号发布了一条由自称为“潦草”的内部人士提供的单向空间强制加班通宵的事。文章称，为了心目中理想的工作来到书店，结果“一周连续三四天加班到两三点，发工资最后只拿到两千块钱”，“除了工作，几乎失去一切自己的时间”。而结果呢？连自己追求的那点热爱都没能实现——工作有很大部分是在“微信搜索一下，复制粘贴改个语序”。文章还转述上级教育他们的一句话：“所有理想主义的背后，都是需要富士康一样的劳动运作的。”以为自己在追求价值、追寻热爱是挺感人的，另一方面不过是和富士康工人一样被压榨罢了啦。
叶青：文捷提到的译者待遇我非常能感同深受。之前有同事来问我现在的市场翻译稿费标准是多少，听完我的回答，他说和他们十年前一个价。这是什么概念？十年前成都的房价才几千块，现在都开始往4万冲击了。当然用房价来做对比不太公平，但一个行业的平均薪资水平十年都没有明显变化，显然是不符合一个良好市场的发展规律的。尤其是文学翻译，在我看来应该算是最难以及最耗费心力的翻译活，但如果你拿文学翻译的稿费和帮企业做一些资料翻译的稿费相比，两者能差好几倍。价格这么低，说文学译者是在“用爱发电”毫不为过，更别提还有拖欠稿费等问题。
我问过一位合作的译者，为什么愿意这么多年一直帮我们做编译，他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的稿费会按时发放。同时我们在译作的豆瓣评论里常常能看到读者吐槽翻译太烂，倒不是为了帮某些译者做辩护，但是我想“一分钱一分货”这句话在翻译行业可能多少也有些适用。
徐鲁青：我也很喜欢看豆瓣的“重版出不来”和“青年编辑们”，发现出版圈吐槽大会真有那么多破事，出劳工权益书籍的公司回头压榨自家劳动者，一直强调版权保护的地方一点都不尊重译者的劳动。媒体也是一样，单向空间的新闻出来后，又看到很多人转载某杂志相关的性骚扰女员工的截屏。之前还读过一篇联合国的相关文章，里面提到已然正义化身的联合国从不会支付实习生劳动报酬，很多实习岗位还需要倒贴钱，这导致联合国的雇佣人员背景出现了明显的中产阶级化，底层的孩子很难争取到进入这个圈子的机会。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公司，宣传什么样的理念，和我们最根本的关系永远是雇佣关系，是资方和劳动者的关系，看清楚这一层才不会被情怀滤镜所骗。
03 热爱与否不应成为工作的必要条件
尹清露：我也时常陷入有关热爱和意义感的迷局。分三块来说，那些执着于意义感或理想的人是被剥削最严重、也不那么注重现实利益的；不太追求意义感的人反而能划分开生活与工作，甚至能以“热爱”之名为下属画大饼；与此同时，支撑这层虚无缥缈的意义的是却是底层劳动者，像是外卖员和基建工人，他们似乎不具备谈论意义感的生活基础。
可能重要的一点在于，关于“什么东西值得热爱”已经被标准化了，比如智识性的脑力劳动值得热爱、创造经济效益的工作值得热爱，但是体力劳动就没有意义，好像它是纯动物性的、更低一级的。如果这层标准不被动摇，有毒害的“热爱文化”还是会源源不断地产生，而且会持续分化工作之间的等级。上世纪60年代欧洲有一个先锋艺术团体提出了“情境主义”的概念，意在颠覆日常生活。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艺术家”，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做职业艺术家，而是谁都能亲身实践艺术，在这段时间内，人们不再是拥有特殊任务的、被异化的劳动者，而是街头的普通人；同理，每个人也应当在某些情境下尝试更多种类的劳作，并且意识到其中蕴含着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话虽这么说，实践起来也很艰难，“狗屁工作”系统中的工作细分决定了我们都要各归其位、挣扎着混口饭吃，不然拥有乌托邦理念的情境主义团体也就不会过早地解散了吧。
徐鲁青：清露提到的被标准化的“什么东西值得热爱”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份工作被视为没有意义肯定会加剧劳动本身的枯燥，比如像送外卖就很明显。在国外生活的时候我送过一段时间外卖，整个过程其实可以体会到一些乐趣，比如我会骑着车在很少有人注意的狭小巷道穿梭，没过几天就熟悉了城市的细节和纹理；进入平日很难近距离接触的住宅，沿老房子的旋转楼梯一步步向上走时，感觉像走进了十八世纪的欧洲小说。接外卖的人也各有各的不同，有时还可以从订单里猜测他们的来历和故事。但这一切乐趣都是建立在工作的劳动强度不大，充裕的送餐时间让我有闲心看东看西，外卖员身份也没有受到歧视，得到的报酬更是体面的——甚至不会比当地公务员的时薪差太多。我想，在理想的环境里，外卖工作被普遍得到了认可，这样的劳动其实比公务员要有意思有价值太多了。
姜妍：如果只是单纯地把“热爱”理解为工作的话，那么其实世上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即便真的做了一份自己热爱的职业，只要在一个正常的工作体系中总还是会有各种需要调适的部分，比如不是说你喜欢读书、是个文青，就和文化记者是匹配的；你喜欢追星，就是个好的娱乐记者。我的父母一代都是国家分配工作，离追随热爱实在距离甚远，可能只能反过来热爱你已经“追随”的。但如果把这种热爱宽泛化去理解的话，我当然希望每个人在内心深处能追随自己所热爱的东西，那不一定非得转化为工作，甚至有时候因为热爱和为稻粱谋有些距离而更纯粹。我们之前做过的“野生作家”系列访谈中，已经有许多相关的例子。
林子人：谢尔在《工作》中提出了一个看似反直觉的观点：“热爱”与否其实不是一个人是否能做好一份工作的必要条件。她采访过一位入行多年的消防员，这位消防员认为，为稳定收入工作、认为“工作就是工作”的消防员其实更可靠，做得更好，那些“一腔热血”的“蒙召”消防员反而有可能会拖后腿，因为他们可能会用一种英雄主义的心态来对待工作，即使到了下班时间也会坚守岗位，发生火警时会违令擅闯火场，再极端点的“简直和纵火犯差不多”。
那么“爱岗敬业”“追随你的热情”之类的职业道德观又是如何变得如此深入人心的呢？我之前在《从渴望闲暇到鄙视懒惰，倡导加班的工作伦理是怎样形成的？》一文中提到过，“有意义的工作”这个短语在英文图书中出现的频率自1970年代起直线飙升，它恰恰发端于劳动者的经济回报开始下降的时候——二战后劳动者生产率和工资同步增长的趋势被打破，生产力提高的潜在收益开始不成比例地进入顶层精英的腰包。因此，“有意义的工作”这个信条不过是一种心理补偿机制。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一份工作有没有意义，而是一份工作能不能给予我们体面的、有盼头的生活。能做到后者，雇主也就无需担心员工是否真的有热情了。遗憾的是，“热情”“意义”“情怀”这些非常主观的东西如今越来越被资方所利用来最大化地攫取劳动成果。
这两日读《吸血企业：吃垮日本的妖怪》，作者今野晴贵提出，鉴于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所有企业都有可能对员工“用后即弃”的“俄罗斯轮盘赌社会”，年轻人要采取的一个战略是时刻保持警惕，和用人单位“保持适当距离”的工作方式反而是更加现实的，一味相信公司的“老好人”在今后的时代会越来越难以生存。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感到一丝悲伤，当劳资关系中只有责任没有义务，社会信任被极大破坏，其造成的高昂社会成本将是由全社会的人来承担的，比如工作效率下降、公共福利资源的浪费和少子化。从个人角度而言，更理智地对待工作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自保手段，但一个更好的社会难道不应该让那些热爱手头工作的人无需对从事这份工作有任何迟疑和悔意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