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主动辞职承担责任：陈永贵主动辞职承担责任

陈永贵主动辞职承担责任：陈永贵主动辞职承担责任解放战争期间，随着人民军队赶跑了国民党，昔阳县也终于成为了解放区，农民更是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我党开始号召广大农民兴办“互助组”，鼓励农户之间相互组成劳动小队。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更由于全村上下凑钱保释，陈永贵被毒打一顿后最终获释。之后，他离开大寨村躲到了县城去打工谋生，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陈永贵（1915年2月——1986年3月），山西昔阳县大寨村人，贫苦农民出身。建国前，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一直在家务农，因为敢想敢干的大胆作风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被推选为国务院副总理，被誉为“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农民”。陈永贵的家境本就十分穷困，加之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终于沦为了沿街乞讨的叫花子。1921年，他跟随父亲来到了大寨村求生，依靠吃苦耐劳的劲头在此落户，还逐渐成为了村里的骨干青年。进入抗战时期，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省有98.2％的领土沦陷，陈永贵所在的大寨村也

提到“陈永贵”这三个字，或许很多年轻人并不熟悉，但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响当当的人物，还被称为“毛主席的好战士和中国农民的好榜样”。特别是，他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跃成为了国家领导人，还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了那段历史进程。

陈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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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山西人，文史不假秉持着客观公正的态度重温历史，回顾陈永贵这位山西老乡的不平凡经历。他是如何由农民转变成国务院副总理，又是如何从副总理恢复为农民的？

陈永贵（1915年2月——1986年3月），山西昔阳县大寨村人，贫苦农民出身。建国前，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一直在家务农，因为敢想敢干的大胆作风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被推选为国务院副总理，被誉为“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农民”。

陈永贵的家境本就十分穷困，加之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终于沦为了沿街乞讨的叫花子。1921年，他跟随父亲来到了大寨村求生，依靠吃苦耐劳的劲头在此落户，还逐渐成为了村里的骨干青年。

进入抗战时期，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省有98.2％的领土沦陷，陈永贵所在的大寨村也没能幸免。为了抗击日寇，他虽然没有直接拿起武器作战，但却积极与八路军进行接触，还暗中提供各种情报，终于遭到了日军的逮捕。

由于缺乏直接的证据，更由于全村上下凑钱保释，陈永贵被毒打一顿后最终获释。之后，他离开大寨村躲到了县城去打工谋生，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解放战争期间，随着人民军队赶跑了国民党，昔阳县也终于成为了解放区，农民更是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我党开始号召广大农民兴办“互助组”，鼓励农户之间相互组成劳动小队。

很快，家中拥有壮劳力，拥有大牲口和拥有农械具的农户们“强强联合”，但那些孤老贫弱们却无人问津。见此情形，陈永贵主动去帮扶那些条件差的农户，还申请组建“老少组”，得到了解放区政府的大力表彰。

经过事迹宣讲，陈永贵的光辉形象开始在大寨村树立了起来。作为村里的第一任支书，贾进财非常看好这个年轻上进的青年，开始不断培养他并且推荐入党。

1948年，陈永贵这个地道的农民，硬是凭借过硬的干劲和努力，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看到他如此具有拼搏精神，村支书贾进财索性主动让贤，推荐其接任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对于这种可贵的品质，毛主席在建国后还曾经这样评价:

贾进财举能让贤，才使你露出峥嵘，这种事历史上也有过，但确实很少。

就这样，陈永贵在1952年就出任了大寨村的支书。这一年，他才年仅37岁，从此就挑起了领导这个贫困村落的重担，一挑就是几十年的时间。

因为建国前推行的“互助组”并非是强制措施，一部分农户始终都没有参加。现如今，在政府扶持下的农业互助组已经成效斐然。相比之下，那些单干户们却生活艰难，一个个都开始后悔了。

作为村支书，陈永贵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号召全体村民要发扬风格，将曾经的单干户们吸纳进入互助组，从而帮助他们度过难关。此事，被山西省树立为农业的典型，而他也自然而然成为了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开始在全省各地宣讲互助组的优势。

凭借着切身的体会和质朴的形象，陈永贵的宣讲活动很有感染力，成效也非常明显，极大地带动了“互助组”的推广。受此影响，山西的农业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一次次得到中央的肯定。

在初级合作社兴建后，国家开始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号召各地的合作社都向国家销售粮食，集中起来统一进行调控。不过，农民们实在是“穷怕了”，也“饿怕了”，面对难得的剩余粮食简直视如生命，谁也不想卖给国家。

作为农民，陈永贵非常理解大家的真实感受和想法。但是，他深知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粮食，因而带头向国家售粮。

在陈永贵的带动下，大寨村超额完成了当年的粮食定额，再一次得到了上级的表彰。不过，一部分农户留出的口粮不够吃，使得村民开始误解他是为了“个人功绩”，是为了“向上献媚”。

面对各种非议，陈永贵没有解释，也没有怨言，依然硬着头皮大干苦干。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的产量也能说明一切，只有粮食的大丰收，才能实现“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到了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农业合作化也进入到了高潮。在此背景下，大寨村成立了高级合作社，再一次走到了全省和全国的前列，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都号召各地“农业学大寨、干部学永贵”。

不过，大寨村却在当年连续遭遇了洪水、冰雹和霜冻等自然灾害，社员的房屋倒塌和农田损毁都非常严重。作为村支书，陈永贵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畏缩不前，抱着“人定胜天”的精神带领村民们积极进行自救。而且，他们还提出了“三不要”和“三不少”的口号:

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品；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粮食不少。

于是，奇迹出现了！

大寨村不仅没有向国家伸手，还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恢复了生产和生活。当年，村里的粮食产量远超过了预期，而且还创下了上缴24万公斤商品粮的奇迹。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陈永贵，再也没有人怀疑村支部。

大寨村“三不要”和“三不少”的事迹被迅速传至全省乃至全国，就连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也都知道了山西的大寨村，知道了山西的陈永贵。为了进一步落实情况，周总理亲自指示山西省进行调研并批阅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充分证实了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村的精神并非是夸大其词。

1964年，毛主席亲自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周总理也对大寨精神做出了总结。其中指出:

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以此为标志，全国各地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将国内的农业生产推向了高潮。1964年，毛主席生日时特意邀请了陈永贵，更夸奖他是农业专家，听后激动得不知所措，只是一个劲咧着嘴笑。

1965年初，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阶级斗争的理论被进一步升级。大寨作为一个先进典型，自然也开展了这一系列的工作，以求在政治方面不要落后。因此，原先单纯的“农业学大寨”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1965年3月底，在山西省贫下中农和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上，省委进一步概括了“大寨精神”，强调在学大寨的过程中要“突出政治”。

那么，什么是“突出政治”呢？被山西省解释为“要以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坚持政治挂帅，把政治放在首要地位，以政治统帅生产，统帅一切工作。而且，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生产、管理和其他一切工作中去”。

说白了，陈永贵就是一个农民，他并不真正理解“阶级斗争扩大化”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不过，对于上级的指示一定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因此也沿用了一些“左”倾的错误路线和口号。

1967年，陈永贵担任了山西省委副书记、山西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等职务，尽量不在政治方面发声，主要精力依然还在农业领域。两年后，他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1973年更是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地位空前得到提升。

1975年初，在毛主席的提议下，陈永贵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具体分管全国的农业工作。当接到任命时，他本人是极力推托的，认为自己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都不高，工作能力也十分有限，恐怕无法胜任这个工作。

1975年9月，在毛主席的建议下，政治局决定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召开“全国第一次的农业大寨会议”，要求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参加。会议期间，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也高度评价了学习大寨的问题，还这样指出:

全国只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赶上昔阳县大寨村的程度，我们的粮食就没有地方放了。但是，据说全国现在只有300个县在学习大寨，实在是太少了。

前往北京赴任后，陈永贵虽然高居副总理的职位，但无论是在什么场合都依然穿着朴素，甚至继续包裹着原先的蓝白头巾，丝毫都没有任何的官架子。当得知户口已经迁到北京时，他第一次发怒并且声称自己永远都是大寨村的农民，要求家人将户口又迁了回去。

由于文化水平的确不高，陈永贵始终都没有放松过学习。在他看来，只有掌握更多的知识才能更好地了解农村的实际，才能更好地改变农村的面貌。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与世长辞，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国家和人民。身为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更是万分的悲痛，连续几天都茶饭不进。

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对此，陈永贵也显得十分高兴，他在当天深夜召开的政治局临时会议上明确表示:

我坚决拥护华国锋代表全党意志粉碎“四人帮”，拥护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成功粉碎“四人帮”后，陈永贵依然担任着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继续主抓农业工作。出于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出于对华国锋的充分信任，他开始拥护“两个凡是”的提法，仍然沿用过去的一些老路子，仍然存在着一些“左”的错误。

1977年9月，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同志视察大寨，陈永贵全程陪同参观和讲解，还轻松地坐在一起聊天。期间，叶帅听取了他和郭凤莲的报告，明确表示“干部参加劳动值得推广”，还肯定了大寨在农业领域的功绩是不容置疑的。

1978年5月，随着“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始，一些人开始对过去搞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由于这是事关亿万农民的大事，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但也非常谨慎，进行了这样的批示:

对“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的争论，暂不发文件，不下结论，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去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和教训。

随后，山西省委集中力量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总结，还提交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这份文件，虽然把大寨村这个典型与“左”的错误思想区分开来，但认识的还是不够到位。其中提到:

“大寨”的确是山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是山区生产建设的先进典型。但是，“左”的错误路线使其走向了反面，主要由陈永贵负责。

邓小平看了这份报告后，客观评价了“农业学大寨”的历史意义，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不过，他并不赞成一棒子打死，更不同意把责任全部推到陈永贵一个人的身上。

1980年11月23日，中央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都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其中的批语这样指出:

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生产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作出了贡献。至于说，后来出现的错误和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

看得出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并没有过多苛责大寨村，更没有苛责陈永贵。但是，他还是毅然选择承认错误，主动辞去了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在陈永贵辞去上述职务之后，邓小平同志仍然保留了他的中央委员，仍然保留了副总理的生活待遇。1982年十二大时，他没能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仍然希望继续在农业领域有所贡献，主动担任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虽然说，农场顾问的级别不高，但陈永贵却非常高兴，不仅亲自到田间地头去劳作，还与农场工作人员打成一片。这种淳朴和谦逊的本性，得到了所有人的由衷钦佩，堪称坦荡胸襟。

一次操劳过度晕倒后，陈永贵被送进了医院诊治，竟然确诊了癌症。当家人得知这个消息后，简直如遭雷击一般，只有他本人却看得非常平淡，还对前来探望的老同志们表示:

我有错误，但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同志已经肯定了这点，我死也可以瞑目了。

到了1986年3月，陈永贵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非常不容乐观。期间，他平静地对家人表示:

人总是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作为一个农民，却成为了副总理，谁又能想到呢？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这一辈子也算是不枉活一场了。

1986年3月26日，71岁的陈永贵因病过世，结束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得到消息后，邓小平同志不仅献上了花圈，还作出指示:

陈永贵同志的追悼会应该按照副总理的规格进行。

只不过，由于陈永贵离世前留下遗嘱“不要给国家添麻烦，一切从简”，他的追悼会非常简单，只有亲近的朋友和亲戚参加。

就在众人都沉浸在悲痛之际时，退休后甚少公开露面的华国锋同志竟然亲自参加，还向陈永贵同志的遗体三鞠躬致哀。临别之际，华老还十分不舍地绕着会场走了一圈，表情十分的悲戚。

遵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没有被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而是被带回到山西大寨村，也算是落叶归根了。

陈永贵

1993年，陈永贵的墓地被大寨村重新修葺一新，看来村民们始终没有忘记这位传奇的“村支书”和“副总理”。如今，他的雕像坐落在由228级青石铺就的阶梯上，注视着这片为之流血流汗的土地，倾听着后人对于功过是非的评说。@文史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