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狗与大公鸡的区别：猪狗大不同 只有讨论吃素吃荤问题时

土狗与大公鸡的区别：猪狗大不同 只有讨论吃素吃荤问题时“素食”或“肉食”，一个不可能被理性讨论的议题《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黄宗洁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三辉图书，2022年4月。以动物书写见长的作家黄宗洁在《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中也专文探讨了经济动物。他的方法是从文学作品中的文本出发，重现经济动物的生命处境、人们面对经济动物的道德伦理处境，持续不断地试着接近“饮食伦理”。很多事不是二选一的问题，毕竟，“真理暧昧不清，我们只能尽可能贴近它”。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摘编有删减，完整的论述见原书。标题为摘编者所取。原文作者｜黄宗洁

在现代城市家庭生活中，如下这些对动物的拟人化称呼是常见的：“猫星人”“宝贝”“毛孩子”。在称呼之外，各位“铲屎官”对与其共同居住的猫猫狗狗一般都会取一个名字，早些年有“大黄”“小白”“汤姆”，近些来则有“雪糕”“可乐”等。因此，它们其实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家庭成员。而当我们提到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时，首先想到的也自然是像这样的萌宠动物。

另一类动物则是被忽略的。这就是经济动物。

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动物是远离城市生活的。它们生活在郊区或农村的农场、养殖场，再或者农家的院子，一般情况下，当它们被宰杀，从身体变为“肉”以后，才会由运输车送到城市，出现在菜市场，进入人们的冰箱，被摆上餐桌。它们没有拟人化的称呼。这也不难理解，有了名字，就容易被视为是有感知、有感情的动物。为了警惕由拟人化称呼唤起的同情共鸣之心、怜悯之心，养殖者、烹饪者，以及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那样做。

当然，经济动物被当作萌宠动物带进家庭也是有的，譬如养小猪、小鸡，可这毕竟并不普遍。在关于动物的话题中，经济动物几乎只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成为热门话题——吃素还是吃荤。吃素比吃荤更道德吗？吃素是做作吗？不吃素就是没有爱心，是伪善吗？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一方都无法说服另一方，若是执着于某种极端观点，双方都无法展开一场理性的对话。甚至可以说，这都无关乎于逻辑和推理。

以动物书写见长的作家黄宗洁在《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中也专文探讨了经济动物。他的方法是从文学作品中的文本出发，重现经济动物的生命处境、人们面对经济动物的道德伦理处境，持续不断地试着接近“饮食伦理”。很多事不是二选一的问题，毕竟，“真理暧昧不清，我们只能尽可能贴近它”。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摘编有删减，完整的论述见原书。标题为摘编者所取。

原文作者｜黄宗洁

《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黄宗洁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三辉图书，2022年4月。

“素食”或“肉食”，一个不可能被理性讨论的议题

我们不妨先看一段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爱丽丝幻游奇境与镜中奇缘》（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这部经典作品最后那场盛大的宴会，红棋王后与爱丽丝进行的对话：

“你看来有点害羞，帮你介绍一下那条羊腿吧。爱丽丝—羊腿，羊腿—爱丽丝。”只见羊腿从盘子里站起来，向爱丽丝微微一鞠躬，爱丽丝也鞠躬答礼，心里却不知道该害怕还是好笑。

她拿起刀叉，对左右两位王后说：“我可以帮你们切一片肉吗？”

红棋王后斩钉截铁地说：“当然不可以，切割刚刚介绍给你的朋友，是不合礼仪的。来人啊，撤下羊腿！”侍者撤走羊腿，换上一大盘葡萄干布丁。

爱丽丝连忙说：“拜托，不必介绍布丁和我认识，不然我们什么都吃不到了。我可以分一点布丁给你们吗？”

电影改编版《爱丽丝梦游仙境2：镜中奇遇记》（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2016）剧照。

故事的后续发展不难想象—爱丽丝再次被介绍给布丁认识，于是布丁又被撤走了。爱丽丝鼓起勇气要侍者把布丁端回来，切下一片布丁之后，却被布丁斥责：“如果我从你身上切下一片，你会高兴吗？”虽然在此段中，卡罗尔是以cut既有“切割”又有“故意冷落或装作没看到”的双关义作为趣味所在，但爱丽丝不想认识布丁和羊腿的心情，对多数人来说恐怕并不陌生，因为面对食物，其实我们往往不想知道太多有关它们出现在盘中之前的事，但这些“食物”原本的样貌，是谈论经济动物最困难也最核心的关键。

要讨论经济动物议题，免不了就得碰触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所吃的食物，都是来自活生生的生命。而它们抵达我们餐桌的这段旅程，充满了各种让人不想凝视的真相。尽管大多时候，人类身为杂食者的事实可以让多数人理直气壮地面对食肉的各种争议，如果我们将杂食视为必然，素食／肉食的差异，理应是个人自由意志下的选择，也无所谓道德与否。然而，素食这个选择本身，仿佛已隐然带着某种道德（谴责）的意味—尽管素食者并不见得有谴责肉食的意图，素食的理由更未必与动物伦理的考量有关，但餐桌上的素食者，对于一场务求宾主尽欢的宴席而言，似乎总带点扫兴的感觉。

J. M.库切在小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中，就曾透过女主角科斯特洛在餐桌上的对答，生动地展现出动保人士对宴会气氛带来的“杀伤力”。在科斯特洛进行完一场冗长与充满思辨的动保演讲后，筵席间，有人客气地询问：“科斯特洛女士，你的素食主张是出于道德信念吗？”她回答：“不，我不是这么想，这只是出于想拯救自我灵魂的希求。”于是“四周一片死寂”。众人的窘迫生动地呈现出动保人士的格格不入，尤其当有人努力化解尴尬，表示素食主义是他所尊重的生活方式时，科斯特洛却毫不领情地回答：“我脚穿皮鞋，手拿皮包，假如我是你，我就不大会尊重素食主义。”有趣的是，这段对话是否听起来似曾相识？因为它正是我们面对动物议题时最常听到的某种论证循环。若某件事情被批评为残酷，“吃牛羊猪鸡难道不残酷吗”几乎是必备的标准问答例句；然而一旦倡议者本身也是素食者，“你还不是穿皮鞋、拿皮包”多半是接下来会发生的质疑；若这位素食者恰好还是个在生活中也实践纯素主义的人，那么“植物难道不是生命吗”就会成为另一个辩论的套装组合。

《小猪宝贝》（Babe 1995）剧照。

显然，相较其他动物议题，经济动物几乎是最难被理性讨论的。但是，谈论经济动物议题必然等同于辩论人是否应该吃素吗？并不尽然。如果将素食与肉食视为对立的两端，误以为经济动物议题就只是鼓励民众吃素，就会很容易落入前述的论辩循环中而让讨论失焦。要真实理解从“产地”到餐桌之间，发生在经济动物身上的遭遇，并且认真看待改变的可能，我们或许必须先放下素食与肉食二选一的道德是非题，反身审视经济动物的处境如何与为何触动我们不安的感受，唯有放下防卫心理之后，许多被视为理所当然或“必要之恶”的对待方式，才有可能重新被检视与松动。

我们何以不安？

2017年4月间，香港一个颇受欢迎的饮食节目《阿妈教落食平D》，在播出之后接获了若干观众的抗议，原因是两位节目主持在挑选冰鲜的猪肉食材时，在冰柜里拿起了两只完整的、用保鲜膜包妥的冰鲜乳猪，乳猪的眼耳口鼻在镜头前面显得相当清晰。批评的理由多半是认为这一幕“残忍、恶心及令人不安”，也有民众指出，“吃就吃，不要拿着它来挥舞”。

事实上，对于已经成为冷冻鲜肉的乳猪来说，是否被拿着挥舞，并无“残忍”与否的顾虑可言，但这个挥舞冰鲜乳猪的画面竟然会被抗议太过残忍，若只将观众的反应简化为“伪善”或“道德不一致”—毕竟他们抗议的是“不要让我看到镜头前挥舞的乳猪”而非吃乳猪或杀乳猪—就会忽略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爱丽丝式”反应：拜托别让我认识那只羊腿／乳猪。对于食物，我们只想吃，但不想看见。

这样的画面之所以让人感到不太舒服，无非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太像活的了。而肉食信念体系最核心的运作方式之一，就是“隐匿”。隐匿又可以分为象征上的隐匿和实质上的隐匿，前者是透过各种名称上的回避；后者则是将实质的暴力隐藏在看不见的角落，让真相隐而不显。问题是，真相的线索仍不时在生活中浮现，提醒我们肉食背后的生命处境，当国王的新衣被拆穿，饮食与死亡之间的连结将逼人选择回应的方式，是凝视深渊还是继续建造更高的城墙避免看见？不同的选择，其实凸显了吃动物这件事背后，饮食、动物、环境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不想看到食物是生命的反应，会不会连结着更深沉的，关于不想记起、不想被提醒人与动物相似性的理由？

《小猪教室》（ブタがいた教室2008）剧照。

在罗尔德·达尔（Roald Dahl）带着黑色讽刺意味的短篇小说《猪》（Pig）中，父母双亡的男孩雷辛顿在茹素的姑婆照料下，天真无邪又与世隔绝地成长。姑婆去世之后，他的财产几乎被律师骗光，但对此毫无所悉的雷辛顿，对纽约这个陌生又充满新鲜事物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到了餐馆，他要求来一份日常熟悉的食物高丽菜卷，侍者不耐烦地表示所有的餐点只剩下pork（猪肉），雷辛顿因此吃下了此生第一口荤食，并且对这新奇的食物口感惊为天人。他再次唤来侍者想知道这了不起的世间美味究竟是什么做的，之后两人进行的对话充分展现了肉食如何透过语言的象征体系产生隐匿效果：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说。“这是猪肉（pork）。”

“猪肉到底是什么？”

“你从来没吃过烤猪肉吗？”服务生瞪大眼睛问他。

“看在老天的份上，老兄，赶快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不要再吊我的胃口了。”

“是猪（pig），”服务生说。“你只要把它塞进烤箱里就好了。”

“猪！”

“所有猪肉都是从猪身上来的，你不知道吗？”

“你的意思是，这是猪的肉吗？”

在中文的语境中，可能较难体会雷辛顿受到的冲击，那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并未将“猪”的概念与“猪肉”分离，而在英文中猪肉和牛肉的语汇之所以与猪和牛有那么大的差别，最初的目的倒也并不是为了制造“这食物并非来自猪和牛”的假象。事实上，pork和beef是来自当时领主阶级使用的法语（过去只有诺曼国王才能经常吃到肉），这样的语汇被沿用下来，直到今日，猪肉和牛肉仍用法语来表达，猪和牛则使用盎格鲁-撒克逊用语。但是，透过语言的象征体系让人对食物／动物产生疏离感，始终是肉食系统中很常见的运作模式，我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指称动物，多少反映出动物在我们道德量尺上的坐标。

彼得·辛格在被誉为动物伦理经典之作的《动物解放》中，就曾提醒过，当我们选择以“火腿”一词代替“猪的腿”时，用词本身就已经是在掩盖事实。哈尔·贺札格（Hal Herzog）对于语言如何影响道德距离，则有更深入的析论。他主张，语言可以帮助我们创造对现实的看法，例如在菜单上不受青睐的“巴塔哥尼亚齿鱼”（Patagonian toothfish），在重新命名为“智利圆鳕”（Chilean sea bass）后，听起来就变得比较可口。这说明了何以某些动物权利团体选择将创造新词作为某种行动策略：例如“善待动物组织”（PETA）就曾用“救救海底小猫”（Save the sea kittens）作为反钓活动的口号。《动物平等：语言和解放》（Animal Equality: Language and Liberation）一书的作者乔安·杜那耶（Joan Dunayer）更建议采用“水牢”代替“水族箱”，或用“虐牛者”代替“牛仔”，来强调人对动物的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