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强匪张素贞结局(红妓张芸芳病故)
民国女强匪张素贞结局(红妓张芸芳病故)至于为嘛张芸芳姊妹三个跟着老妈、哥哥还有田玉芹来到德县,那是因为民国十七年,“法国大香蕉”出资跟一位姓徐的原北洋大佬在万德庄开办纱厂,为了不让洋人看笑话,徐大佬索性派人把所有的暗门子全给封了。要说起天津卫的老玩意儿,“大狮”我不歇嘴地抖搂上三天三夜也抖搂不完,本文只说张芸芳的人生经历,不是说津门历史,故而简单白话这么几句,权当抖个小包袱。张芸芳的妈,早些年在天津卫最著名的老鸨子“小李妈”的手下混饭辙,后来人老珠黄不招待见了,索性拉着自己的三个亲生女儿,还有个名叫田玉芹的外甥女,自个儿挑大梁干起了“土窑子”的买卖。张芸芳的大哥张天宝,本就是个不务正业的“狗烂儿”,自打老妈拉着他的三个亲妹妹干了“土窑子”,他索性也给自己找了个差事,专管在破院子外面“插旗”。所谓“插旗”,又叫“蹲门貂”,这是老年间天津卫的混混儿惯用的一句切口,如今依旧在用,也就是放哨盯梢的意思,通过察言观色,辨清那些在院子外面
侵华日军给占领区的妓女出大殡,这事儿听起来新鲜吧?您还别以为这是无稽之谈,此事发生在民国三十一年,即公元1942年,地点为山东德州,不过那会儿德州还是德县,故本文使用旧时名称德县。
这个妓女名叫张芸芳,天津人氏,没到德县之前,随其母以及两个妹妹在天津城南万德庄经营暗门子生意,其身份就是个“六毛随便”的土娼。
所谓“六毛随便”是民国时期天津卫一个特有的词汇,专门针对暗门子的姐儿们使用,意思是不值钱的便宜货,来者随便,绝不挑拣。
除了“六毛随便”之外,还有个“四毛随便”,主要扎堆在东车站地道外的一片棚户区,所接待的一水儿全都是在车站上“拉地牛子”的苦力。您甭亲眼所见,您仅凭想象,那种糟糕的环境也就可想而知。
张芸芳的妈,早些年在天津卫最著名的老鸨子“小李妈”的手下混饭辙,后来人老珠黄不招待见了,索性拉着自己的三个亲生女儿,还有个名叫田玉芹的外甥女,自个儿挑大梁干起了“土窑子”的买卖。
张芸芳的大哥张天宝,本就是个不务正业的“狗烂儿”,自打老妈拉着他的三个亲妹妹干了“土窑子”,他索性也给自己找了个差事,专管在破院子外面“插旗”。
所谓“插旗”,又叫“蹲门貂”,这是老年间天津卫的混混儿惯用的一句切口,如今依旧在用,也就是放哨盯梢的意思,通过察言观色,辨清那些在院子外面走过路过的爷们儿究竟是来找乐子的,还是来“钓鱼儿”的。
要说起天津卫的老玩意儿,“大狮”我不歇嘴地抖搂上三天三夜也抖搂不完,本文只说张芸芳的人生经历,不是说津门历史,故而简单白话这么几句,权当抖个小包袱。
至于为嘛张芸芳姊妹三个跟着老妈、哥哥还有田玉芹来到德县,那是因为民国十七年,“法国大香蕉”出资跟一位姓徐的原北洋大佬在万德庄开办纱厂,为了不让洋人看笑话,徐大佬索性派人把所有的暗门子全给封了。
混饭辙的营生没了,于是乎一家人通过一个亲戚牵线,来到了山东德县另起炉灶。
最初一家人住在长乐门的于家胡同,照旧按照在天津之时的揽客技巧,在门上贴上“六毛随便”的一张黄纸条子。
不出三五日,来此玩乐的山东爷们儿络绎不绝,张芸芳姊妹几个顿时成了红人。赶巧这一年正逢德县拆除城隍庙办中山市场,为了打响名号,德县县署大办年会,招揽四方客商来此投资。
张芸芳姊妹几个赶上了好机会,搭台子说唱大鼓书,借此给自己打广告。您还别以为“打广告”三个字属于现代词汇,其实早在清末时节,这个词汇就已经出现了,那会儿的报纸与今天没什么差别,除了正文之外,就全是小道新闻和各类商品广告,甚至就连专门经由偷渡买卖的“蛇头”,也敢名目张道的在报纸上登广告打招牌。
要说张芸芳也的确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她不但能唱“天津大鼓”,还能唱“乐亭大鼓”、“京韵大鼓”,“十不闲儿莲花落”等雅俗共赏的玩意儿也是张口就来,兴起之时,还能扯嗓子高唱山东琴书,惹得喝彩声此起彼伏。
如此多才多艺,加之身材苗条、容貌俏丽,又逢二八妙龄,自然逗人稀罕,随之一炮打响,轰动全城,不光是德县的爷们儿,庆云、无棣、乐陵、阳信等周遭县城的爷们儿也都纷纷来捧场。
钞票滚滚而来,从此张芸芳姊妹几个穿金戴银,一个个捯饬的跟天仙儿下凡似的,更是招惹了许多浪荡公子哥儿风雨无阻地来送钞票。
就这样“明艺暗娼”干了几年,小宅院换成大院套,平房换成了小洋楼,张芸芳的名声丝毫不减当年,反倒越发有名,是今天的小网红们所不及的。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占领了德县,张芸芳不得已丢下说唱的营生,迁往大有栈街重新挂牌为娼。没想到驻守德县的日军竟慕名而来,张芸芳的老妈趁机攀附日本人,要借日本人的势力撑腰,她给没名的窑子取了个“芸芳书寓”的字号,让张芸芳姊妹几个施展出浑身解数,让一个又一个日本侵略者拜倒在她们的石榴裙下。
从此之后,张芸芳姊妹几个只接待日本人和那些替日本人效力的汉奸,驻德县日本军官渡边纯、日本宪兵队长佐藤一木,翻译官陈永惠,张谚云,伪保安队大队长董树斋、史存善等一众魑魅魍魉整天出入于此,“芸芳书寓”已然成了他们的安乐窝。
自从靠上了日本人这棵大树,张芸芳这个妖妓越发变得目中无人,乘坐小轿车招摇过市,对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苦苦挣扎的德县百姓毫不怜悯,有谁挡了她的车,司机跳下车就打人,谁敢反驳立即抓到宪兵队。
为了壮大自己的买卖,张芸芳买了几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作为女招待伺候日本人,其中有个名叫小花的姑娘,被张芸芳认作干女儿之后,又拜认渡边纯为干爹。而渡边纯也将“芸芳书寓”当成自己的家,称张芸芳是他在中国的妻子。
渡边纯对于张芸芳的爱绝不是虚假的,他为张芸芳可以做任何事情。有一回,济南警务段押车来德县的乘警队长张树林带着几个兄弟慕名来到“芸芳书寓”,指名道姓要张芸芳出来陪酒。张芸芳的老妈看不起这些丘八,让已经当了汉奸的儿子张天宝赶他们出去。张天宝自认为是日本军官渡边纯的大舅哥,对张树林等人又吼又骂。张树林一伙丘八自认为给日本人送物资有功,因此也不将张天宝放在眼里,双方大打出手。
日本宪兵赶来之时,张天宝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而张树林一伙也早已一哄而去。张芸芳见自己的大哥挨了打,立即给渡边纯打电话,要求渡边纯必须给大哥出了这口气。
渡边纯立即指派宪兵队到车站抓人,日本宪兵将待发的列车扣住,跳上列车从前到后逐节车厢查找,终于将张树林一伙找到。带到宪兵队后,将这一伙人一顿毒打,然后用刺刀逼着他们到“芸芳书寓”,跪在张氏兄妹面前磕头道歉,然后才放他们走。
通过这件事,可见张芸芳在德县已经成了只手遮天的人物,谁也不敢动她一根毫发。
然而好景不长,1942年4月,张芸芳突然因腹痛难忍而住院,经过检查她患上了肠道疾病。渡边纯痛心不已,特意派专车从青岛接来德国医生为张芸芳会诊,德国医生认为张芸芳患上了肠癌,尽管可以手术,但是难度很大。
渡边纯请求那位德国医生务必要将“爱妻”治好,然而事与人违,张芸芳最终因手术无效而亡,时年仅30岁。
芸芳之死,顿时成为爆炸性新闻,轰动德县全城。葬礼当日,驻守德县的日军全员出动,伪警察局、日本特务机关、伪警备队、伪保安队、各级伪官僚、土豪劣绅、富商巨贾、宦门阔少等等等等,无不麋集于张芸芳的灵前,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并纷纷慷慨解囊,为张芸芳大办丧礼。
渡边纯痛失“爱妻芸芳”,毫不顾忌帝国军人的颜面,在灵前号啕大哭,用额头碰撞灵柩。
张芸芳头戴金玉首饰,身穿大红绣花绸缎薄棉衣裤,外罩大红丝绒斗篷,可谓阔绰。棺木选用红漆柏木,雕工精美,厚重宽大,由24名杠夫抬着,外罩大红缎子,金丝绣“龙凤呈祥”四个金字。雪花雪柳、童男童女,挽联难以计数,殡葬用品堆积如山。
道士、和尚、尼姑、吹鼓手四帮子人吹打诵经,德县内外所有的娼门全都关张,所有从事暗门子职业的女子必须全部上街为张芸芳送葬,一时间满大街的“花蝴蝶”,穿旗袍的、穿丝袜高跟鞋的,烫着西洋蓬蓬头的,各式各样的“花蝴蝶”叼着洋烟卷儿站在街头,与其说她们是在为张芸芳默哀送葬,不如说她们是招引客爷的女招待。
送殡队伍当中,伪县长秘书鲍海生担任“文引”,伪保安大队长董树斋担任“武引”,两人骑着高头大马在灵前开道,日本宪兵与伪保安队成员等军警单位持枪站立道路两旁,前面是军乐队吹着军号、敲着洋鼓,后面跟随渡边纯等日本军官、特务、汉奸等众,护送由24名杠夫抬着的灵柩缓缓前行。途径火车站、溜口街、太平庄,沿米市角向南,进入枣市街,日本士兵在城门处一字排开,灵柩经过时,同时朝天鸣枪。
最终,送葬队伍在城东南小赵庄附近停下,张芸芳的灵柩通过索道缓缓放入提前挖好的坑穴中,渡边纯捧着泥土大哭,算是送完了“爱妻芸芳”最后一程。
这座屹立在鲁北之地,在夏朝便居住着鬲氏、有穷氏的古老县城,破天荒的出现这种荒唐事,怎不令人啼笑皆非?虽然这一丑闻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在一些尚在人世的德州老人的脑海里依旧记忆犹新。
(文章参考自山东省德州市文史办留存旧档案书写,配图全部为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德县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