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建校100周年校庆（打开层层叠叠的校门）
复旦建校100周年校庆（打开层层叠叠的校门）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国家命运岌岌可危。马相伯将家产青浦、松江良田共计三千亩捐献给耶稣会用以兴办一所西式学堂，将其命名为“震旦学院”。作为一名爱国人士，马相伯认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因此他立志要办一所与欧美并驾齐驱的新式大学。如今为人们所熟知的老校门，正是那时唯一一扇复旦大门。老校门上盖琉璃瓦，飞檐翘角，兽吻为饰，大门正面中央有圆形铜质校徽，上方横挂了23年之久的校名匾，书势雄健、笔力浑实的“复旦大学”四字由民国元年前在吴淞复旦公学毕业、留校专做学生工作的苏莘题写，牌楼背面悬挂“敬业乐群”横匾。但人们在抚摸那门栅中央的校徽时会发现，复旦的历史，尚要从更远的地方说起——复旦的建立始于马相伯校长的教育救国实践。
复旦大学建校117年，校门历经多次变迁，每一次变迁的背后，都有一段值得叙说的历史。校庆之际，让我们打开层层叠叠的校门，走进复旦大学117年的光荣岁月。
始于1905，校门里承载的，是教育救国的梦想
邯郸路上，有两座重要的复旦校门。一个古朴，在西边守望雕梁画栋典雅园林；一个庄重，在中间迎来送往群英荟萃。
1920年，复旦大学在江湾第一次安了家。时任校长李登辉几度亲自募捐，筹得一定款项，为复旦买下了第一个永久性校址。从此，偏僻的江湾旧貌换新颜，复旦焕发了新的生机。
如今为人们所熟知的老校门，正是那时唯一一扇复旦大门。老校门上盖琉璃瓦，飞檐翘角，兽吻为饰，大门正面中央有圆形铜质校徽，上方横挂了23年之久的校名匾，书势雄健、笔力浑实的“复旦大学”四字由民国元年前在吴淞复旦公学毕业、留校专做学生工作的苏莘题写，牌楼背面悬挂“敬业乐群”横匾。
但人们在抚摸那门栅中央的校徽时会发现，复旦的历史，尚要从更远的地方说起——
复旦的建立始于马相伯校长的教育救国实践。
作为一名爱国人士，马相伯认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因此他立志要办一所与欧美并驾齐驱的新式大学。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国家命运岌岌可危。马相伯将家产青浦、松江良田共计三千亩捐献给耶稣会用以兴办一所西式学堂，将其命名为“震旦学院”。
但好景不长，1905年春，由于外籍教师制造事端，妄图夺取学校行政权，愤怒的学生们当即离校，拥戴马相伯另立一所程度相同的、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新校。
六月，复旦呱呱落地。
复旦之创设也，无校舍，借吴淞提镇行辕为之；无教员，以先生私谊集知名之士分任教席，兼以自授，以节支出。“筚路蓝缕，仅具规模，然其教学之精神，与刻苦经营之成绩，实有非一般学校所能及者。”
马相伯不拘一格延揽名士，人格感化深入人心，以救国之心育爱国之才。先生曾语人曰：“中华光复，吾复旦亦光复矣。”复旦从此种下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根基。
复旦虽立，却长期无着无落。辛亥革命期间，位于吴淞的复旦校舍被光复军占用，加之经费停发，学校一度濒于停办的边缘。
直到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拨了一万元临时费帮助复旦复校，徐家汇的李鸿章公祠为复旦临时校舍，复旦得以度过难关。
李公祠时期校门
孙中山先生与复旦颇有渊源。后来，为了祝贺复旦搬迁至江湾新校址，孙中山先生应复旦同学之邀在《复旦年刊》上题写“努力前程”四个大字，对复旦寄予了厚望。
事实上，爱国与进步一直是该时期复旦精神的主旋律。
1919年5月6日，当时的国文部主任邵力子在复旦敲响了上海的“五四第一钟”。他于凌晨赶回复旦，敲钟集合同学，报告北京发生的事件，号召复旦同学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举动。复旦学生立即行动起来。李登辉校长也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主张联合上海各校成立学生联合会。示威游行的学生们涌上街头，赢得了上海工商界的支持，如火如荼的“三罢”斗争形成燎原之势。
谁能想到，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是从这一扇小小的校门走出的呢？
这时的复旦，已经不再是风雨飘摇的复旦公学，而是脱胎换骨成为复旦大学。早在1917年，复旦在原有文理两科的基础上增设商科，改制为大学。随后文理两科不断分化，复旦的学科建设也不断完善。
五四运动是复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契机。由于在五四运动期间声名大噪，复旦趁机延揽众多进步人士来校任教，其中就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陈望道先生。
1920年，陈望道翻译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年底来到复旦任教。《共产党宣言》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信仰之源，也为复旦注入了红色基因。
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接受斯诺的采访时曾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其中第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五四”运动的第二年，复旦大学从李公祠迁至如今的江湾校址。校门变迁，不变的是从校门里涌出的爱国精神与革命豪情。
随着“一二·九”运动的爆发。1935年12月23日，复旦学生从江湾校址的校门走出，与其他各校同学齐集火车站，准备赴南京请愿，蒋介石为此专门施压李登辉校长，强令他劝阻学生。同学们谢绝劝阻，坚持前往南京，最终引起国内外反响，使得京沪铁路中断四天。
1938年，随着抗战形势愈发吃紧，复旦大学遵教育部令与大夏大学组成联合大学内迁，西上庐山，再迁重庆，最后落脚北碚夏坝。
不久后，登辉堂、相伯图书馆、博学斋、笃志斋等复旦校舍相继建成。在北碚，物资极度贫乏，教学居住环境亦十分简陋恶劣，但师生朝暮相处、同心一德、和谐融洽、情同家人。
复旦在此期间抓住大后方人才聚集之良机，竭力延揽名流学者来校任教。曹禺、叶圣陶、老舍、陈望道、吴觉农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先后应邀到复旦任教，为战时复旦的学风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补充大量新鲜血液的复旦因地制宜，结合社会需求建设农学，不仅研制成“复旦白酱油”等名牌产品，还为抗战农业经济培育了众多人才。
然而，由于邮路不通、经济断绝，当时大多数学生无力交纳学费，学校重建开支巨大，经济陷入极度窘境，在渝校董申请改为国立。
1942年元月，由老校友于右任特为母校题写的校匾悬于夏坝，扬起了复旦新的风帆。改为国立后，复旦更着意于提升教学科研质量，聘请了众多著名学者：钱崇澍、童第周、周谷城、梅汝璈等相继到校，专任教授，复旦声誉蒸蒸日上。
此后，办学条件也大为改善。陈望道先生为了解决新闻系的教学实习问题，自1944年4月起发起了筹建新闻馆的社会募捐活动。在师生们努力筹措和建设之下，新闻馆于1945年4月5日正式开幕。
大后方，这样资料齐全、设施完备的新闻馆不但是广庇寒士的“天下记者家”，更是坚持真理与正义的“红色堡垒”。1946年，复旦复员返沪，新闻系师生也一同回到了江湾老校区。最初的那座新闻馆永远留在了夏坝，但好学力行的精神财富始终传承于校门之内。
1949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数次密令章益校长，将复旦迁离上海。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通过进步教授张志让、章靳以等人，对章益校长作了大量工作，他最终决定留下来，和复旦师生一起保护学校。复旦得以完整地留在大陆。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这天上午，正当各所大学的青年学子们等待着军代表接管之时，一位年轻的解放军独自走进了复旦大学的校门，熟悉的同学兴奋地迎上去要他指挥唱歌，在场的数百名同学也一拥而上，原来他就是在学运中指挥唱歌出了名，后来悄悄去了延安的复旦校友司徒汉（解放后成为全国著名的指挥家）。
6月20日，复旦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
复旦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校门也迎来了崭新的面貌。考虑到师生进出方便，学校在今行政综合楼前建造了新校门。
复旦大学为换校门匾额，由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陈望道于1950年11月29日代表全体复旦师生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邀请他为复旦题写校名。后来经过胡曲园、张志让等人的请托，1951年上半年，在得到同意“所辑字用”的回电后，复旦随即取用毛主席写给周谷城教授信的信封上“复旦大学”四字，赶制成匾，安置在校门门楣上。
同年下半载，张志让接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函，内装毛主席题写在白宣纸上的“复旦大学”四字，尺寸为27.5×13.9厘米，题词未落款。复旦接到后，立即放大复制成校门匾额，同时缩小复制后用于校用信封、信笺、校徽、毕业证书封面等，一直沿用至今。
第二个校门极为简陋，仅东、西两根方形水泥柱而已，毛主席题的校名制成一长形白底黑字的木板校匾，挂在靠东边的一根水泥柱上。
1952年，复旦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发展机遇，即全国院系大调整。“复旦大学”的匾额之下群贤毕至，名师荟萃。苏步青、陈建功、卢鹤绂、吴征铠、谈家桢、周同庆等众多基础学科专家学者济济一堂，为复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他们的引领下，复旦大学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1958年，复旦组成“58中队”参与原子弹研制技术。图为参加研制“甲种分离膜”的复旦部分教师合影。
在接收了大量理科方面的师生之后，复旦运用人才优势，持续产出大量成果。1958年，为了响应毛主席发展核工业的号召，复旦大学党委决定从化学和物理两系抽调部分师生建立原子能系，在吴征铠、李郁芬等人的带领下组成“58中队”，为研制原子弹攻克难关。极其有限的技术资料、紧张的国际局势、高难度的研究任务、简陋的工作环境，摆在科研人员面前的重重困难没有将他们吓退，而是愈发奋勇，最终以“螺丝钉”精神取得“真空阀门”工作的全面告捷，为“蘑菇云”顺利腾空做出重要贡献。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学校搭建了一座校门牌坊。
60年代的复旦校园
随着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复旦有了更大的发展，学校中心再度向东迁移，并于1965年国庆节正式启用第三代大门。毛主席题写的校名横书在大门上方，4个大字笔力遒劲，气势豪迈。由于一段时间后描金的校名色泽斑驳，故曾改漆为黑色，后来又描为紫铜色。
1977年，苏步青在八月份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第一个提出要尽快恢复研究生招生，受到邓小平的关注。会后，教育部就该问题专门发布337号文件，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招进了文革后的首批研究生，科教战线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九月，我国正式恢复高考。无数怀揣理想的学子怀着对知识的渴望，踏入复旦大门。
80年代的复旦校门
次年，苏步青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复旦大学的首任校长。他曾牵头制定《复旦大学“六五”事业发展规划》，提出“要把复旦大学办成能反映我国科学文化先进水平的国际一流大学，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专门人才”。
复旦学子不负所望。1983年5月，新中国首届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上共有18位博士，其中复旦大学就有四名。同年10月，复旦为新中国培养了仅有的两名首批文科博士，即来自历史地理专业的葛剑雄和周振鹤。而由他们的导师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该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成果。
进入90年代，复旦提出了“追求优质，争创一流，明确复旦作为高校国家队的坐标位置”的发展大计，并成功入选211工程和985工程。1993年，以“没有围墙的思想库”为特点的复旦发展研究院成立，生产了中国发展报告、上海发展报告等一系列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智库成果，在服务国家社会发展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复旦学者的研究不是故纸堆中的纯学术，他们一直把国家命运、社会发展与个人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复旦大学90周年校庆之际，国家领导人为复旦大学题词“面向新世纪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
来源丨人文相辉
文字丨谭奕茂、祁金
图片丨慕梁、顾宝羽、李玲、王一江陈小鹰、戚心茹、赵玮雯 等
责编丨李斯嘉
鸣谢丨医学宣传部、档案馆
编辑丨徐源
参考资料：
《复旦大学百年志》
《上海医科大学志》
《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史料选编》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简史》
《颜福庆与上海抗战救护》
《母校廿周纪念之回忆》
《难忘的歌乐山岁月》
《桃李灿灿 黉宫悠悠：复旦上医老校舍寻踪》
《院系调整中的复旦大学：基础学科的腾飞》
《“58中队”：原子能时代的螺丝钉》
《复旦的“兰德公司”之梦——复旦发展研究院创始小记》
《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党员回信》
《大力弘扬西迁精神! “溯江而上 医路高歌”上医重医西迁精神主题展开幕》
《百年复旦 新生江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