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末年许衡简介（追随之中的挑战）
宋朝末年许衡简介（追随之中的挑战）上述两则史料，一则出自大中祥符二年（1009）真宗训诫之语，一则是北宋士林之中流传的逸闻轶事。后者具体所述苏易简榜下诸进士送别王禹偁之事已然被南宋之人证伪[3]。然而，就通性的真实而言，这两则史料却颇可相参，二者共同揭示出宋代词臣群体与士人阶层之间产生人事关联的场域主要在科举考场。词臣，即词学之臣，指中国古代负责草拟皇帝诏书制诰的臣僚之属，一般由皇朝文学优选之士担任。有宋一代，词臣的具体官职主要有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等。宋代科考之中，词臣常被皇帝授予知贡之权，负责衡文取士，拔擢天下的文章彦才，他们因此而与科考中试者结下师生之谊，成为后者的座主，以此树立自身作为士林宗师的文化位望。至于久任词臣而未得知贡者，则颇以王禹偁式“看人门下放诸生”的遭遇为憾[4]。（王禹偁）知制诰，……黜黄州。泊近郊将行，时苏易简内翰榜下放孙何等进士三百五十三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为迁客，漂泊可念，臣欲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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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浩然副教授
摘要：
宋代词臣群体与士人阶层之间产生人事关联的场域主要在科举考场。词臣常被授予科考知贡之权，负责衡文取士。宋代科举史料常态性地记载知贡词臣提携应试士子，应试士子趋奉知贡词臣的史事。笔者承认这一常态的存在，但更着意抉发事实的另一面，即科举背景下士子对词臣的挑战之势。这主要体现为士子对词臣科考命题的偶然失误致以嘲弄指摘，落榜时对知贡词臣诉诸公然的抗议，以及本于自身科场辞章的富赡对词臣发表诟病非议。除此而外，宋代更有一类不尚仕宦功名、追求内在道德的士人，他们对词臣群体的指摘态度则显现出词臣耽习文辞、趋于承奉、醉心仕进，涵养不足的缺陷。关键词：词臣；士人；科举；挑战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词臣，学者宗师也。[1]
《玉壶清话》载：
（王禹偁）知制诰，……黜黄州。泊近郊将行，时苏易简内翰榜下放孙何等进士三百五十三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儒，累为迁客，漂泊可念，臣欲令榜下诸生罢期集，缀马送于郊。”奏可之。至日行，送过四短亭，诸生拜别于官桥。元之口占一阕，付状元（按：即孙何）曰：为我深谢苏公，偶不暇取笔砚。”其诗云：“缀行相送我何荣，老鹤乘轩愧谷莺。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放诸生。”[2]
上述两则史料，一则出自大中祥符二年（1009）真宗训诫之语，一则是北宋士林之中流传的逸闻轶事。后者具体所述苏易简榜下诸进士送别王禹偁之事已然被南宋之人证伪[3]。然而，就通性的真实而言，这两则史料却颇可相参，二者共同揭示出宋代词臣群体与士人阶层之间产生人事关联的场域主要在科举考场。词臣，即词学之臣，指中国古代负责草拟皇帝诏书制诰的臣僚之属，一般由皇朝文学优选之士担任。有宋一代，词臣的具体官职主要有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等。宋代科考之中，词臣常被皇帝授予知贡之权，负责衡文取士，拔擢天下的文章彦才，他们因此而与科考中试者结下师生之谊，成为后者的座主，以此树立自身作为士林宗师的文化位望。至于久任词臣而未得知贡者，则颇以王禹偁式“看人门下放诸生”的遭遇为憾[4]。
宋代科举史上，知贡词臣提携应试士子，应试士子趋奉、追随知贡词臣的史事俯拾皆是。笔者完全承认这类史事的常态性，不拟再对这类史事进行整理、论述，而是希望抉发另外一类并不显见的史实，即科举背景下应试士子对于知贡词臣的挑战之势，希能呈现词臣群体与士人阶层之间存在的张力，以此展现宋代上层知识精英与基层士人社会交涉的一个面相。
《周必大集校证》书影
一、“骄矜”与“佻薄”：知贡词臣与应试举子之间的张力
抉发知贡词臣与应试士子之间存在的张力，我们可由北宋士大夫陈彭年的两段人生经历谈起。陈彭年于雍熙二年（985）进士及第[5]，在此之前，他颇有过科场落第的遭遇。《宋史·陈彭年传》载：“（陈氏）在场屋间颇有隽名。尝因京城大酺，跨驴出游构赋，自东华门至阙前，已口占数千言。然佻薄好嘲咏，频为宋白所黜。”[6]《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载“（陈氏）轻俊，喜谤主司。宋白知贡举，恶其为人，黜落之。”[7]宋白曾于太平兴国五年（980）以中书舍人权同知贡举，八年（983）以翰林学士权知贡举[8]。陈彭年虽然颇有文名，但因作风“佻薄”，乃至有嘲谤科举主司之言，遭致宋白厌恶。当时科考尚未实行糊名制，故宋白能在判卷时准确地黜落其人。陈彭年入仕以后，经过多年磨勘，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除翰林学士[9]，此为他词臣生涯的开端。而在此之前的大中祥符元年（1008）他已有过知贡之任：该年翰林学士晁迥主贡，陈氏以龙图阁待制之职与知制诰朱巽、王曾同知贡举[10]。《江南野史》述及陈氏当年担任科举考官时的作派：“省榜将出，入奏试卷，天下举人壅衢而观其（按：指主副考官）出省。诸公（按：指其他考官）皆惨颇（按：“惨颇”二字难解，疑误，别本作“蹙额”或“惨赧”）其容，独彭年扬鞭肆目，有骄矜贾衒之色。”[11]在众多举子面前，陈氏与其他考官的低调作风不同，其表现得“骄矜”傲众，引人反感。
《宋才子传笺证》书影
作为反映知贡词臣与应试士子之间所存张力的依据，陈彭年以上两段人生经历略显不足，这主要在于他的词臣生涯与知贡职事在时间上并未能重合。然而，陈氏以上的生平资料却可为探讨贡举中词臣与士子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两个凝练的关键词，即“骄矜”与“佻薄”。在随后列举的科举史料之中，我们将能看到，宋代有某些知贡词臣基于自身的先达身份，表现出对应试士子倨傲与矜持的姿态，此即所谓“骄矜”；而又有某些应试士子因为高调展现一己才华、个性，而被认为存在躁进与不逊的缺点，此即所谓“佻薄”。在史料层面，宋代科举文献对于这重张力的表现并不常见，但一直存在，可谓是隐现于随处可见的词臣前辈热心提携、后进士子恭谨追随的科举语境之中。
先来看贡举事件中词臣的“骄矜”态度，在此可以举出二例。《东轩笔录》载天圣五年（1027）科考之事：
旧省前乃大渠，有“三礼”生就试，误坠渠中，举体沾湿，……遂于帘前白知举石内翰中立，乞给少火，灸干衣服。石公素喜谑浪，遽告曰：“不用灸，当自安乐。”同列讶而诘之，石曰：“何不闻世传‘欲得安，三礼莫教干’乎？”[12]
《石林诗话》载嘉祐二年（1057）科考之事：
（欧阳修）既知贡举，……时范景仁（按：即范镇）、王禹玉（按：即王珪）、梅公仪（按：即梅挚）等同事，而梅圣俞（按：即梅尧臣）为参详官，未引试前，唱酬诗极多。……圣俞有“万蚁战时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亦为诸公所称。……未几，诗传，遂哄哄然，……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为蚕蚁，因造为丑语。[13]
欧阳修《集古录跋》
前事中石中立以知制诰之职同知贡举[14]，对应试士子偶因落渠而乞请灸衣之事致以嘲弄，谑近于虐。虽然宋人多谓石氏性格素好戏谑，“虽时面戏人，人不以为怒，知其无心为轻重”[15]。但在此事之中，其以知贡之尊不自觉而轻慢后进的姿态是难以全然否认的。后事中梅尧臣作为省试点检试卷官，作诗恭维以翰林学士欧阳修为首的知贡官员高如星辰，贬抑众多士子低如蚕蚁，为前者所称赏，后者所非议，更生动地展现出知贡词臣对应试士子的傲慢凌驾之势。
再来看贡举事件中士人的“佻薄”之举，在此亦可举出二例。《梦溪笔谈》并载皇祐五年（1053）、嘉祐二年（1057）科考事：
（皇祐中）郑毅夫（按：即郑獬）自负时名，国子监以第五人选，意甚不平，谢主司启词有“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骐骥已老，甘驽马以先之，巨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主司深衔之。他日廷策，主司复为考官，必欲黜落，以报其不逊。有试业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发考卷，则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险之语，学者翕然効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力，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16]
《梦溪笔谈》并载上述二事，颇可见出北宋时人颇将此二者作为性质相似的事件看待。前事中于解试衔恨郑獬，于廷试必欲报复的“主司”到底为谁，是否担任词臣之职，现存史料并无明载。但郑獬在致谢书启表达的不逊之意在知贡者看来必确凿是后进人物的一例“佻薄”举动。只是当时科考已然实行糊名制，故考官无法准确地黜落其人。后事中刘几并未至对省试主贡欧阳修表达不逊，但他以标举险怪个性的文风引领群伦之势引起欧氏反感，亦视为“佻薄”之行，斥为“轻薄子”而必欲黜落。
《梦溪笔谈》书影
基于上述欧阳修、刘几之事，我们还可关联提及《挥麈录》所载欧氏与另一名士人吴缜的一段交集：
嘉祐中，诏宋景文（按：即宋祁）、欧阳文忠（按：即欧阳修）诸公重修《唐书》。时有蜀人吴缜者，初登第，因范景仁（按：即欧阳修）而请于文忠，愿预官属之末，上书文忠，言甚恳切，文忠以其年少轻佻距之。[17]
至和元年至嘉祐五年（1054—1060）欧阳修以翰林学士之职兼史馆修撰，主持纂修《新唐书》[18]，有权拣择才学之士进入史馆，协助修书。此事与科举在性质上有相通之处，亦可视为是词臣以文化权力拔擢士人的一种途径，只是修史擢士的事务较为偶然，不似科举擢士举行得那般常规。吴缜的生平资料并不该详，其仅存的史事记载颇存抵牾，如究竟是吴缜其人还是其父求入史馆，亦究竟是吴缜进士及第前还是及第后求入史馆，目前皆难以具体考实[19]。然而，就通性的真实而言，上引《挥麈录》的材料却能提供一种颇可与前述科举“佻薄”事迹相与映证的叙述：吴缜以士子身份求入史馆，亦属后进人物谋求上升的一种途径，他请托他人、交通欧氏、扬显己才、自荐职事，在欧氏看来，亦同是后进高自标榜的“轻佻”之举，故表以反感而予以拒绝。
“骄矜”与“佻薄”在本质上皆同为文人自负气质的表现。科举语境之中，此自负气质一旦并存于词臣与士子两个群体，则颇易形成一层上下抵牾的张力。就士子的“佻薄”态度一端而言，内中颇蕴含有对词臣权威潜在的挑战之势。以“佻薄”行迹作为思考的起点，我们来检视宋代相关的科举文献，确实颇能发现相当数量应试士子挑战知贡词臣的史事。这类史事主要反映出两类情况：一是关涉科考的命题：应试士子为求功名，长期浸淫场屋，对科举试题的掌故、典故琢磨至深，而执掌命题权力的知贡词臣则久离科场，所费心力早已转移至朝廷事务，对于试题的心得体会反不如某些士子精深，其所命题偶会出现失误，由此而受到应试者的嘲弄指摘。二是关涉科考的结果：应试士子对于自身登科奏捷抱以极大的期待，放榜时一旦遭遇落第则易于发为愤懑之情，时而会诉诸对知贡考官公然的抗议之举。除此而外，笔者还发现另有一类具有科举背景的士子挑战词臣的情况，只是在这类情况中，对立的双方并不限定于知贡者与应试者的关系。这种情况主要指士子在辞章之学上对词臣的非议，辞章之学是宋代科举重点考察的内容，士子中颇有文采卓越之辈自矜科场辞章富赡，对于作为先达的词臣文章发以诟病之词，此亦可视为是一种挑战的态度。以下我们对上述诸类情况逐一作论述。
二、应试士子就科考试题对词臣的指摘
有宋一代，进士科省试一般由主考命题，考生如对试题存有疑问，被允许在考场当场向考官提出[20]。史料显示，曾有主贡词臣因为久疏场屋之学，或是误出往年旧题，或是误引试题出处，以至遭到应试士子的指摘，颇有损于主考的权威。前者可举景祐元年（1034）科考之事，该年章得象以翰林学士权知贡举[21]。《江邻几杂志》载：
章相（按：章得象）性简静，差试举人，出《人为天地心赋》。举子白云：“先朝尝开封府发解出此题，郭稹为解元，学士岂不闻乎？”曰：“不知，不知。”匆遽别岀一题目《教由寒暑》，既非已豫先杼轴。举人上请：“题出《乐记》，此教乃乐教也，当用乐否？”应曰诺。又一举人云：“上在谅阴，而用乐事，恐或非便。”纷纭不定。为无名嘲曰：“武城庙里沽良玉（自注：开封府举人就武成王庙，试《良玉不琢赋》），夫子门墙弄簸箕（自注：国学试《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赋》）。惟有太常章得象，往来寒暑不曾知。”[22]
章得象主持贡举，因不谙场屋掌故，误出以往解试的旧题，改题后又触犯仁宗谅阴的时忌[23]，颇为狼狈，为士子作诗嘲笑。
《全宋笔记》书影
后者可再举嘉祐二年（1057）科考之事。《江邻几杂志》载：
嘉祐二年，欧阳永叔主文省试《丰年有髙廪》诗，云出《大雅》，举子喧哗。为御史吴中复所弹，各罚金四斤。[24]
欧阳修主持贡举，以“丰年有髙廪”为题试诗，其语原出《诗·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之句，为欧氏错指出于《大雅》。在讲求用字运典精确谨严的场屋语境中，出现如是误记儒家经典之失，自不会被应试士子轻易放过，在他们的鼓噪喧哗下，欧氏受到朝廷“罚金四斤”的处罚[25]。此事颇能令人联想起欧阳修早年科考之事，当时的欧氏即是凭借对儒家经典注释极为精确的记忆，博得考官晏殊的赏识[26]。两事比照之下，可谓时移势异：多年后身居词垣的欧氏早已不再究心场屋之学，其对经典的记忆功力也相应有所减退，加之自信有余，命题不耐检核出处，出现征引之失，宜乎为后生晚辈所指摘。
欧阳修《谱图序稿》
与上述欧阳修误记经典之事颇可关联而论者，还可提及《桯史》所载该年科考的一则传闻：
欧阳文忠知贡举，省闱故事，士子有疑，许上请。文忠方以复古道自任，……士忽前曰：“诸生欲用尧舜字，而疑其为一事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观者哄然笑。文忠不动色，徐曰：“似此疑事诚恐其误，但不必用可也。”内外又一笑。它日每为学者言，必蹙頞及之，一时传以为雅谑。……然是举也，实得东坡先生，识者谓不啻足为词场刷耻矣，彼士何嗤。[27]
上引所述应非欧阳修的真实事迹，而当是一则以杨亿知贡事迹为蓝本的附会之说。《东斋记事》载天禧三年（1019）杨亿同知贡举之事：
杨文公（按：即杨亿）知举于都堂，帘下大笑，真宗知之，既开院上殿，怪问：“贡举中何得多笑？”对曰：“举人有上请尧舜是几时事，臣对以有疑时不要使。以故同官俱笑。真宗亦为之笑。[28]
《杨亿年谱》书影
杨、欧二事皆有应考士子以尧舜事典向知贡者提问的情节，出现此种情况，可以推断，其一者当为原事，另一当为附会。《东斋记事》作者范镇为嘉祐二年（1057）进士科的副主考[29]，全程参与当年的知贡事务。揆以情理，他绝不会在笔记中将欧氏主贡事迹附会为杨亿之事。故原事当为《东斋记事》所述，附会之说当为《桯史》所述。原事中，士子问以远古渺遥之尧舜为几时人事，本身无法作答，杨亿以“有疑时不要使”予以回避，显得机敏而诙谐。附会之说中，士子对以古道自任之欧氏问以尧舜事为一则典故还是两则典故，本身可以视具体情况作答，但欧氏亦予回避，则颇显笨拙而滑稽，以后谈及此事，其更“蹙頞”（愁苦貌）而论，成为他人嗤嘲的对象。《桯史》站在采信其说且维护欧氏的立场上，亦不得不承认此事为考官的一个耻辱。显然，在附会之说中，欧阳修被丑化为庸人的形象，热衷古道却疏于古典。此中我们颇能见出几分前述欧氏误记经典的影子，二者皆显示出主贡者在知识上的短缺。然则此则传闻或可视为其误记经典之事由事实层面延伸至想象层面的一则产物。
三、落第士子对知贡词臣的抗议
科举道路的成败是应试士子是否能够进入仕途的关键，在宋代科举事务中，词臣以知贡之权黜落士子，从而引发士子不满，以至诉诸公然抗议之举的事件并不罕见，此亦可视为是士人阶层挑战词臣群体的一种形态。我们可以略举数例予以展现。
如端拱元年（988）宋白主贡，“放进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诸科一百人。榜既出，而谤议蜂起，或击登闻鼓求别试。上意其遗才，壬寅，召下第人覆试于崇政殿，得进士马国祥以下及诸科凡七百人”。宋白此次贡举“罢黜者众，因致谤议”[30]。又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晁迥主贡，“时南省下第举人周叔良等百二十人讼知举官朋附权要，抑塞孤寒，列上势家子弟四十余人文学浅近，不合奏名。上（按：即真宗）曰：‘举贡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按：此指殿试）。’”[31]再如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贡，因排抑“太学体”而罢黜众多应试的太学生，由此引起强烈不满，以至有“嚣薄之士，候（欧阳）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32]。
《续资治通鉴长编》书影
上述三事之中，应试士子公开抗议知贡词臣，形式颇为激烈，但其内在所折射的其实是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这些事件中，士子能够较为自由地表达自身的诉求，朝廷时而也能予以正面的回应，甚而作出整改。在另一类政治高压的时代，士子对科场的抗议则要通过隐晦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夷坚志》载：
壬戌（按：即绍兴十二年）省试，秦桧之子熺、侄昌时、昌龄皆奏名，公议籍籍而无敢辄语。至乙丑（按：即绍兴十五年）春首，优者即戏场设为士子赴南宫，相与推论知举官为谁，或指侍从某尚书某侍郎当主文柄，优长曰：“非也，今年必差彭越。”问者曰：“朝廷之上，不闻有此官员。”曰：“汉梁王也。”曰：“彼是古人，死已千年，如何来得？”曰：“前举是楚王韩信，信、越一等人，所以知今为彭王。”问者蚩其妄，且扣厥指，笑曰：“若不是韩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座不敢领略，一哄而出。 [33]
绍兴十二年（1142）进士科考以给事中程克俊知贡举，中书舍人王鉌、右谏议大夫罗汝楫同知贡举[34]，其中王鉌所任为词臣之职。该年的考官团体依附权相秦桧，同时录取其子侄三人，为士林不满。但士子普遍慑于秦桧的高压政治，不敢诉诸公开的抗议，只能通过流传优伶戏谑考官之言予以暗讽。
《宋登科记考》书影
四、士人在词章之学上对词臣的诟病
上述两类情况直接涉及场屋之事，而至于士子就辞章之学对词臣发表的诟病指责，则与场屋的关系较为间接。不过其中依然存有科举的背景可供寻绎。在此可举张去华、李庆孙之事件以阐述。《玉壶清话》载：
张去华登甲科，直馆，喜激昂，急进取，越职上言：“知制诰张澹、卢多逊、殿院师颃，词学荒浅，深玷台阁，愿较优劣。”太祖立召澹辈临轩重试，委陶穀考之，止选多逊入格，余并黜之。时谚谓澹为“落第紫微”，颃为“捡停殿院”。[35]
《庶斋老学丛谈》载：
李庆孙有文名，所谓“洛阳才子安鸿渐，天下文章李庆孙”。时翰林学士宋白亦以文名，庆孙尝谓（按：似当为“谒”之讹）白，弗为礼，曰：“翰长所以得名者，《仙掌赋》耳。以某观之，殊未为佳。”白愕然，问其故，曰：“公赋云：‘旅雁宵征，讶控弦于碧汉；行人早起，疑指路于云间。’此乃拳头赋也。”白曰：“君行欲何？”云：“某一联云：‘赖是孤标，欲摩挲于霄汉；如其对峙，应抚笑于人寰。”白遂重之。[36]
上述两事并非直接的科举事件，但皆间接存在科举考试的背景。张去华为建隆二年（961）进士科考的状元[37]。短短三年之后的乾德二年（964）正月，其即在秘书郎、直史馆任上越级弹劾数名朝臣辞章荒浅，愿与之一较文字优劣[38]。其所劾数人中，即颇有知制诰的词臣之属。张氏能为此高调之举，颇可想见，其所凭依定然在于以往科考夺魁的卓越资历，然则此事可谓是曲折反映出了场屋优胜之士在文辞上对词臣前辈的指摘态度。李庆孙为咸平元年（998）进士[39]，时人以“天下文章”之才视之。其谒见宋白，称之为“翰长”，即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于至道元年至景德二年（995—1005）长期担任该职[40]，即此信息，尚难确考此一谒见之事具体的时间。然而李、宋二氏对答的话题集中于一篇曾令宋白得名的《仙掌赋》文，李氏诟病其赋的偶对文句，并别拟新句，为宋白认可。此番对答俨然是宋代士人相与议论律赋得失一幕典型的情境。律赋长期为宋代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宋人勤加练习、好尚探讨律赋写作的风习，与科考背景密切相关。然则此事亦可间接视为是后进士人基于科举背景，以辞章之长指摘词臣的又一案例。
《夷坚志》书影
五、余论：不尚功名的士人群体对词臣的态度
上述列举科考背景下宋代士子挑战词臣的诸种情形，所引史料之中有不少词汇描述这类科场进取之士的举止作风，如“纷纭不定”“无名嘲”“哄然笑”“群聚诋斥”“喜激昂”“急进取”“弗为礼”等，历历描摹出他们急切甚而是躁动的入仕心态，皆可视为是前文所谓“佻薄”行迹的具体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除去以上进趋科场的士子，宋代士林之中更有一类不尚功名的士人，他们抱持自身为士之道的内在涵养，不以科考仕进作为立身处世的主要依靠，如此类群体之中即有人物如此评价进士科考云：“士不自重，与千百人旅进，坐轩庑下，献小艺规合有司，可耻也。与其冒耻以得禄，宁贫贱而肆志焉。”[41]。这类士人与词臣群体亦存在分野，对于词臣亦发表指摘意见，但其批评言论与场屋功名之士议论的角度有所不同，在他们崇尚内在修养的行止言谈下，词臣群体多显现出耽习文辞、趋于承奉、醉心仕进，涵养不足的道德缺陷，转而成为“佻薄”之士的典型。
探讨这类不尚功名的士人与词臣在人生态度上的分野，我们可以先举《涑水记闻》的一段记载：
王元之之子嘉祐为馆职，平时若愚騃，独寇莱公（按：即寇准）知之，喜与之语。莱公知开封府，一旦问嘉祐曰：“外人谓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莱公曰：“于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观之，丈人不若未相为善，相则誉望损矣。”莱公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贤相，所以能建功业、泽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鱼之有水，故言听计从，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负天下重望，相则中外有太平之责焉，丈人之于明主，能若鱼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誉望之损也。”莱公喜起执其手曰：元之虽文章冠天下，至于深识远虑，殆不能胜吾子也。”[42]
《涑水记闻》书影
该事发生在咸平六年（1003）寇准权知开封府，即将进入中央朝廷任职之时[43]。王嘉祐为王禹偁长子，引文谓他其时担任馆职，实有讹误。王嘉祐终生未能进士及第，只是以门荫入仕为奉礼郎的微职[44]，从科举、仕宦、辞章的成就而言，王嘉祐与其父的差距可谓悬绝。然而，在《涑水记闻》的文本叙事之中，王嘉祐却展现出另一派人物的风格，颇可与其父的学宦成就分庭抗礼。寇准向其咨询仕途进退之道，特称道其“深识远虑”，这里主要指士人对于自身出处大节、君臣相处之道有着清醒的认识。寇准认为在这一方面，王嘉祐颇有胜过其父之处。于此，王禹偁、王嘉祐虽份为父子，但彼此立身处世的凭依展现出不同特点：前者以富赡的词臣辞章进趋仕宦，后者以清谨的为士之道甘于自守。
有宋一代，王嘉祐这一类的士人一直存在，在南宋我们可举杨长孺之例。杨长孺为杨万里之子，平生亦未进士及第，长期沉沦下僚，至其五十余岁才始担任州府的地方官[45]。如果说王嘉祐的言语只是间接映衬出词臣进趋仕宦的作风，那么杨长孺的议论则更直接指摘词臣道德涵养的不足。杨氏的乡邦后生罗大经《鹤林玉露》载：
杨东山（按：即杨长孺）尝谓余（按：即罗大经）曰：“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纯雅正，蔼然为仁人之言，粹然为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体故也。……渡江以来，汪、孙、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诗，其碑铭等文，亦只是词科程文手段，终乏古意。[46]
又载：
杨东山尝为余言：“昔周益公（按：即周必大）、洪容斋（按：即洪迈）尝侍寿皇（按：即宋孝宗）宴。因谈肴核，上问容斋：‘卿乡里所产？’容斋，番阳人也。对曰：‘沙地马蹄鳖，雪天牛尾狸。’又问益公。公，庐陵人也。对曰：‘金柑玉版笋，银杏水晶葱。’上吟赏。又问一侍从，忘其名，浙人也。对曰：‘螺头新妇臂，龟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鲜也。上为之一笑。某尝陋三公之对。昔某帅五羊时，漕仓市舶三使者，皆闽浙人，酒边各盛言其乡里果核鱼虾之美。复问某乡里何所产，某笑曰：‘他无所产，但产一欧阳子耳。’三公笑且惭。”[47]
前段言论中杨长孺论及两宋之际至南宋时期多名著名词臣汪藻、孙觌、洪适、洪遵、洪迈、周必大的文章造诣，认为他们的文笔不过是应对科举考试的“程文手段”，远不如一代文宗欧阳修之文的“温纯雅正”“仁人之言”“治世之音”（按：欧氏在仁宗朝亦长期担任词臣，但其立身处世的凭依绝不止于此一仕宦身份，而更体现于在文化上引领诗文之风的文宗位望）。后段言论中其更具体言及周必大与洪迈，当二人被孝宗问及家乡特产之时，只会以五言偶对之辞答以饮食名类，以此趋奉君主，略不及仁义之道，这正是“程文手段”的具体弊端。言及自己被问类似问题时，则以文道并重的欧阳修答之。由这些言论，我们颇能体会出杨长孺对于词臣群体道德涵养不足的指摘之意。
《杨万里年谱》书影
【注释】
[1]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等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89页。
[2]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玉壶清话》卷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页。
[3]周必大：《二老堂诗话》卷上“王禹偁不知贡举”条，见王瑞来校证：《周必大集校证》卷一七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730页。
[4]周必大即是此例，他在孝宗朝长期担任词臣，却从未能够参与知贡，他的上述诗话对此深致憾意。
[5]王智勇：《陈彭年年谱》，见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代文化研究（第11辑）》，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330页。
[6]脱脱等撰：《宋史》卷二八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661—9662页。
[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第1497页。
[8]沈如泉：《宋白传》，见傅璇琮主编：《宋才子传笺证·北宋前期卷》，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36—44页。
[9]王智勇：《陈彭年年谱》，见《宋代文化研究（第11辑）》，第363页。
[10]王智勇：《陈彭年年谱》，见《宋代文化研究（第11辑）》，第347—348页。
[11]龙衮：《江南野史》卷七，见傅璇琮编：《全宋笔记·第一编》，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3册，第199页。
[12]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一五，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70页。
[13]叶梦得撰，逯铭昕校注：《石林诗话校注》卷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14]傅璇琮主编，龚延明、祖慧编撰：《宋登科记考》，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七，第4013页。
[16]沈括撰，金良年点校：《梦溪笔谈》卷九，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8页。
[17]王明清著：《挥麈录·后录卷二》“吴缜著《唐史纠谬》《五代史纂误》之因”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78页。
[18]刘德清著：《欧阳修纪年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343页。
[19]关于对吴缜其人研究的综述内容，参见王东、左宏阁校证：《新唐书纠谬校证·前言》，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
[20]张希清著：《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宋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8、335—339页。
[21]《宋登科记考》，第145页。
[22]江休复：《江邻几杂志》，见《全宋笔记·第一编》，第5册，第144页。
[23]章得象所出《教由寒暑》题出自《乐记》“教者，民之寒暑也”之句。仁宗谅阴事由为刘太后之崩，刘太后崩于明道二年（1033）（参见《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上·章献明肃刘皇后传》，第8614页）
[24]江休复：《江邻几杂志》，见《全宋笔记·第一编》，第5册，第171页。
[25]此罚金之事在欧阳修的书信中曾被提及，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有书信致梅尧臣称：“罚金未下，何害？不必居家俟命。”（见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九，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59页）
[26]宋代笔记《默记》载：“晏元献以前两府作御史中丞，知贡举，出《司空掌舆地之图赋》。既而举人上请者，皆不契元献之意。最后，一目眊瘦弱少年独至帘前，上请云：‘据赋题，出《周礼·司空》。郑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舆地图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舆地之图而已。若如郑说，今司空掌舆地之图也，汉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与汉司空也？’元献微应曰：‘今一场中，惟贤一人识题，正谓汉司空也。’盖意欲举人自理会得寓意于此。少年举人，乃欧阳公也，是榜为省元。”（见《全宋笔记·第四编》，第3册，第142页）
[27]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九“尧舜二字”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8页。
[28]范镇撰，汝沛点校：《东斋记事·附录（一）辑遗》，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5页。杨亿同知贡举的时间参考李一飞：《杨亿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08页。
[29]《宋登科记考》，第236页。
[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第654页。
[3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八，第1533页。
[3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第4467页。
[33]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支志》乙卷第四“优伶箴戏”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24页。
[34]《宋登科记考》，第739页。
[35]《玉壶清话》卷三，第31页。
[36]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下，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9页。
[37]《宋登科记考》，第1页。
[38]《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845页）亦载其事，并载有其事的时间，以及张去华当时的职衔。
[39]《宋登科记考》，第47页。
[40]沈如泉：《宋白传》，见《宋才子传笺证·北宋前期卷》，第41—44页。
[41]陆心源撰、吴伯雄点校：《宋史翼》卷三六《隐逸传·王伯起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41页。
[42]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3—34页。
[43]王晓波著：《寇准年谱》，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74—75页。
[44]王嘉祐事迹可参见徐规著：《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5页。宋代史料未见有王嘉祐登科之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五载咸平六年（1003）其人事迹：“光禄寺丞李永锡、奉礼郎王嘉祐坐交游非类，不修检操，并责监酒税，永锡和州，嘉祐天长县。”（第1217页）其以后事迹无考。又王嘉祐岳父为张咏，张咏卒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张其凡：《张咏年谱》，见张咏著：《张乖崖集》附集卷六，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96页）张咏卒后天禧四年（1020）被权葬于陈州，钱易为之撰《宋故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赠左仆射张公（咏）墓志铭》称其嫁女于王嘉祐之事云：“女一人，适故翰林学士王公禹偁之子、奉礼郎嘉祐”（《张乖崖集》附集卷一，第151页）。于此颇能见出，奉礼郎当为王嘉祐平生所任的最高宦位。奉礼郎在北宋前期为寄俸官，多用于宰相公卿子弟初荫，品阶为从九品上，参见龚延明著：《宋代官制辞典（增补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00—301页。
[45]于北山著，于蕴生整理：《杨万里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22—741页。
[46]罗大经撰，王端来点校：《鹤林玉露》丙编卷二“文章有体”条，中华书局1983年，第264—265页。
[47]《鹤林玉露》乙编卷五“肴核答对”条，第205页。
《中国诗学研究》（第二十一辑）书影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宋代词臣文化与文学研究”（批准号17CZW019）阶段性成果，原刊《中国诗学研究》第二十一辑，引用请以刊物为准。
许浩然，文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著有《周必大的历史世界：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士人关系之研究》等。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编辑：孙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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