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攻击性强的人心理分析（学历越高的人越容易被激怒）

高学历攻击性强的人心理分析（学历越高的人越容易被激怒）一个个的新闻，或许只是导火线，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整个公共事件的情绪反应，身处情绪漩涡中的我们，有时候也会疑惑：自己平时挺冷静的，最近为何如此易怒？ 壹心理收集了四百多万份《疫情心理健康自评量表》数据，选择其中 2 月 10 号至 2 月 13 号的有效数据进行分析，从描述统计的结果看来，愤怒是人们最普遍的情绪。

自疫情爆发以来，我们每天的心情起伏不定，不刷手机时是瘫痪状态、一刷手机血压就上来。

身边一些平时很温和、理性的人，这个假期也表现得很不淡定。

壹心理收集了四百多万份《疫情心理健康自评量表》数据，选择其中 2 月 10 号至 2 月 13 号的有效数据进行分析，从描述统计的结果看来，愤怒是人们最普遍的情绪。

一个个的新闻，或许只是导火线，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整个公共事件的情绪反应，身处情绪漩涡中的我们，有时候也会疑惑：自己平时挺冷静的，最近为何如此易怒？

让我们试着用心理学来挖掘一下背后的原因。

01 为什么人们那么愤怒？

这个问题背后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或许有一个角度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你觉得世界是公平的吗？

首先，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回答：

问题一：我们期待是怎样的（what we want）

问题二：我们认为是怎样的（what we think)

关于第一个层次，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 “公正世界假说”，它最初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梅尔文·勒纳（Melvin Lerner）提出的，该假说认为：人都需要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的（反过来说，也包括 “罪有应得”）。[1]

也就是说，问题一的回答是普遍的：我们期待世界是公平的——这种理想让我们保持着一种安全感、控制感。

然而，当人类面临灾害、社会出现不公义的现象时，这种假设开始动摇：

为何无辜的人也要面临灾难？

善良的人为何结局如此悲惨？

恶意的肇事者为什么还没得到惩罚？

……

此时理想和现实产生了冲突，人们不得不承认世界是不公平的，潜意识里也会担心自己有一天会面临同样的遭遇，安全感和控制感一下子被破坏，因此感到愤怒和不满。

其实，“世界是否公平” 是一个大的背景，在一些小事上，可能反应的是：“周围的人和事是否违反了我的规则”、“这件事是否有背我的常识”……

比如，你认为在疫情当下，每个人都理当做好防护、为他人和社会着想；而此时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个规则，同样会让你感觉到安全感和控制感的缺失，从而产生愤怒。

但有趣的是，有些人表现得很淡定，似乎很少愤怒，这又是为什么？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当理想和现实产生冲突时，人们为了维持公平的信念，会试图合理化一些现象，来让 want 和 think 之间达成一致。[1]

举个例子，当你看到新闻里说，某市红会把物资给了 A 医院，而没有给 B 医院，但在目前的情形里，B 医院显然更需要、也更应当得到这些物资。

此时，有人跳了出来、义愤填膺地把肇事者骂了一通，感到极其愤怒，认为这太不合理了，此时他们认为世界是不公平的，want 和 think 之间发生了矛盾；

但有人看到了新闻很平静，认为 “存在即合理”，肯定是 A 给的好处比较多，没啥好说的。这样一来，世界仍然是公平的，want 和 think 之间没有矛盾；

所以，虽然过去这段时间里愤怒是普遍的，但也不见得每个人都如此愤怒。

02 学历更高的人，更容易愤怒？

在我们的认识里，高知分子是一群更理性、更冷静的人。

然而最近的调查数据却显示，学历越高的人，更容易被激怒（描述统计）。

其实，以往早有大量的研究发现了这一现象。

2013 年的一篇文献里，Brandt整理了 66 个国家共计 151794 份调查数据，发现学历更高的人，更容易对社会事件表现出愤怒和不满。[2]

在社会学的调查中，学历是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收入、职业等也是社会经济地位的衡量标准。因此，更多的研究探讨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包括学历、收入、职业等）和公正世界信念的关系。

人们想知道：究竟是处在什么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更坚信世界是公平的？

关于这个问题，可能要分成两种情况来回答：

1. 作为观察者

2. 作为亲历者

在过去的 30 天里，大部分网友们是作为 “观察者” 的角色存在的，我们在网络面前观看这一切，并对此做出自己的判断。

有大量的研究支持，当作为观察者时，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更坚信世界是公平的，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反应更为和缓，不大容易认为情况是过分的。[3]

这是因为，当人们资源受限制时，更难改变社会现状，如果每天都活在 “世界不公” 的挣扎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长此以往，人们会逐渐调整自己的信念，认为一切都是合理的，来作为自己接受现状和不反抗的理由，因此表现得更淡定。

此时，这种信念是一种心理保护，让人们拥有更积极心理状态，更良好的健康状况。

而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有更多的资源做出挣扎和改变，因此更敢于让自己处于 “愤怒” 的漩涡中。

但是，如果人们是事件的亲历者，答案可能就截然不同了。

举个例子，A 同学和 B 同学一样勤奋努力，但是因为 B 同学家有钱，就能比 A 拥有更多资源、上更好的学校，那肯定是 A 同学容易感觉到不公平。

的确有另一批研究发现：在自身经历上，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更容易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因为经验告诉他们：“我总能通过努力，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因此比较淡定。[4]

而其他人不见得能够通过努力获得应得的一切，在各种困境和求助无门中，就容易表现出对公平的不信任。

因此，在这次疫情当中，所谓 “愤怒的高知者” 或许大部分是环境中的观察者，他们掌握更多科普的资料，看到了更多接近事实的信息，同时作为最有资源的发声者，他们宁愿拿起愤怒的盾牌，为正义护航。

03 你的愤怒，可能是最温柔的帮助

曾经有人把 “公正世界信念” 当作人性的一个黑暗面：你难以想象，当假设世界是公平时，人们会做出多么可怕的行为来。

加拿大心理学家 Hafer 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参与者们观看特意剪辑过的新闻视频，在这些新闻里，有一个 19 岁的加拿大男孩，在旅行时遭受到严重袭击和抢劫，最后凶手却逃到了国外，永远不会受到审判。[5]

看完这些视频，人们的公平信念会受到冲击和威胁。

此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仍然坚信罪有应得的人们，会认为 “小男孩应该是道德低下、行为粗鲁、不负责任的”，以此来维持自己内心的 “公平世界假说”。也就是说，人们通过 “受害者有罪论” 来维持罪有应得的理想，合理化不公正的事，缓和内心的矛盾。

特别典型的例子，当女性走在大街上被性骚扰或者性侵时，人们会觉得是因为穿着暴露导致的，以此合理化。

今天的我们，面对不公正新闻时是什么样的态度？无论我们的回应如何，都要警惕自己，不要成为暴力的促成者。

2020 年刚刚发表的一篇学术会议论文指出：坚信世界公平的人们，会出现更多网络暴力，在网络中抨击受害者，以此维持 “罪有应得” 的假设。[6]

而看清世界不公平的那些人，在愤愤不平的同时，会更多同情、帮助受害者。

这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

或许当你再一次愤怒时，可以想想：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为受害者做点什么？

过去的 30 天，有多少人在刷完了微博、气得睡不着之后，发动身边的人捐赠物资、提供帮助；有多少默默无闻的逆行者，在情绪之中给受难的人们带去最温柔的帮助……

还记得除夕夜，我们都在等红包的时候，老板发了这段话：

你的 “愤怒”，也可能是某些人此时最需要的温柔。

04 愤怒不可控时，你能做什么？

说到最后，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长期的愤怒对于个人、以及身边的人来说，是一种伤害。

前面我们说到，公正世界信念维持着人们的控制感，一旦这种控制感失去，我们会很恐慌，甚至可能将情绪转移到身边的人身上：

妈妈坚持去公园散步，让你大发雷霆；

邻居出门不戴口罩，你背后骂了几十遍；

关于买口罩的型号，你和爱人吵到差点分手；

……

当人们对环境失去控制的时候，会很想抓住身边的人，试图通过控制他们来满足这种控制感的需要，因此我们对身边的人也表现得更易怒了。

如果你每天都很愤怒、情绪波动很大，甚至影响到了健康和人际关系，那么你能做什么来缓解这种情绪呢？

首先，可以试着转移控制的对象：承认自己无法改变别人，但是可以控制自己、控制自己手头的工作。[7]

例如看到邻居不戴口罩，你无法干涉对方，那么你就让自己少出门、尽量远离，做好防护；

选择一些容易达成的小目标，制定好每一天的计划，并且按时完成，享受目标完成的乐趣；

你还可以控制自己每天刷手机的时间，让自己看新闻的时间保持在固定的时候，其他时候多做其他事来转移注意力，例如锻炼身体、练习口语等；

等你对生活恢复控制力的时候，愤怒也就会保持在一个更合理的水平了。

另外，中科院心理所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还发现：现象 “家” 的场景，可以抵御不公正威胁、甚至降低死亡恐惧，让你在面对不公正的事情时更开放和淡定。[8]

当你出门在外、 遇到一些不公正的事情而怒不可遏时，或许可以跟家人打打电话、多想一想家的场景、家的味道，让温暖冲淡这些负面情绪。

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终会战胜困难。

写在最后

过去的 30 天，如果你总是处在愤怒的漩涡中，此时的你也许会有欣慰，因为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正为不知名的人送去默默的关怀，也正在通过最微小的行动，让世界变得更好。

借着《宁静的祈祷文》中的一段话，送给大家：

请赐予我平静

让我能接纳我无法改变的事

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

并赐予我智慧 让我能分辨这两者的不同

- The End -

References / 少女参考的文献资料：

[1] Lerner M. J. & Miller D. T. (1978). Just world research and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Looking back and ahead.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5 1030-1051

[2] Brandt M. J. (2013). Do the disadvantaged legitimize the social system? A large-scale test of the status–legitimacy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5) 765.

[3] 杨沈龙 郭永玉 & 李静. (2013). 低社会阶层者是否更相信系统公正. 心理科学进展(12) 159-169.

[4] Whyte M. K. & Han C. (2008).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Beijing and Warsaw compared.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3(1) 29-51.

[5] Hafer C. L. (2000). Do innocent victims threaten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Evidence from a modified Stroop tas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9(2) 165.

[6] Giddens L. & Petter S. (2020 January). “They Deserved It”: Using the Just World Hypothesis to Understand Blaming Apathy and Support on Social Media. In Proceedings of the 53rd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7] Grote N. K. Bledsoe S. E. Larkin J. Lemay E. P. Brown C. (2007). Stress exposure and depression in disadvantaged women: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optimism and perceived control. Social Work Research 31 19-33.

[8] Yang Z. Sedikides C. Yue X. Cai H. (2020). Sense of home buffers threats to the self.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