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瑞雪学习（从打吃吃到）
孙瑞雪学习（从打吃吃到）王崇：这样做的目的是？孙瑞雪：这几个月我一直在完善机构内部培训题库。同时，机构的教学园长、教学助理都聚集到广州，把已经建好的题库过一遍，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也不喜欢回忆，我只是想知道，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人们都在做什么。王崇：你最近在忙什么？2014年7月，我坐在北京孙瑞雪的家中，再次采访她。
上海《新闻晨报》记者 王 崇
一件事情，如果坚持做十年以上，甚至是二十年，会有怎样的不同？
要不是接受采访时被问及一些问题，孙瑞雪不大回忆。
她每天都有很多事要做。
我也不喜欢回忆，我只是想知道，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人们都在做什么。
王崇：你最近在忙什么？
2014年7月，我坐在北京孙瑞雪的家中，再次采访她。
孙瑞雪：这几个月我一直在完善机构内部培训题库。同时，机构的教学园长、教学助理都聚集到广州，把已经建好的题库过一遍，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标准是什么。
王崇：这样做的目的是？
孙瑞雪：我期望完善我们的教学系统，这样每一位老师从进来的那天起，只要在这个机构工作，就知道应该做什么，学习方向在哪里，应该怎么把握这个教育的核心。并且，这位老师也将知道如何做才能把这样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精神肉体化、生活化、操作化。
王崇：这个项目有名称吗？
孙瑞雪：有。教师培训机制。
王崇：就是将教师培训架构化？
孙瑞雪：是的。事实上，这个架构的工作我们很早就开始了，已经做了十年了。
王崇：目前机构有多少教职员工？
孙瑞雪：400多。
王崇：听你说现在做的事，我脑子里闪现着1995年，你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朋友，第一次走上宁夏的街头，宣传“科学育儿”理念时的情景。宣传桌上辅着布，旁边马路上还停着一辆拖拉机，上面码着一车的砖头。
孙瑞雪：啊，当时没有什么钱，我们就自己做横幅，自己剪字。我和包哲兴（孙瑞雪早期专家团队的成员，后来成为她的爱人）拿出工资，在银川的百货大楼、公园、十字路口处摆摊宣传，每一二天换一个地方，前前后后宣传了一个多月。
王崇：当地人怎么看你们这个教育？
孙瑞雪：我们用粉红纸打印了我们的教育理念，我们还用大白话告诉家长不打孩子、不骂孩子、不指责孩子，“三不”原则。只能爱孩子。
王崇：他们接受吗？
孙瑞雪：宁夏人很实在，听完了介绍后说，唉，这娃不打怎么行。然后就走了。
理想主义者的幼儿园配置：5个孩子配4个厨师
理想主义者，再加上精力旺盛的青年，要是想好了一起干个什么事。
过程会非常有意思。
2008年，我连续几天采访孙瑞雪，听她介绍她的第一所幼儿园的创办过程。很快，我在那一年的《新闻晨报》上发表了“崭新的教育”系列报道。
王崇：第一所幼儿园是怎么建起来的？
孙瑞雪：当时，我们的一个朋友发现了一个新造好的幼儿园，我们就去找那个房产公司的董事长王爱全谈。
王崇：怎么个谈法？
孙瑞雪：我捧了一大堆的书去说服他，王爱全听后就问了一句：行不行啊？我就说，为啥不行啊，太奇怪了，这么好的教育，咋可能不行啊。他听了就同意了。拿到房子，我们就上街了。
王崇：第一批多少个孩子？
孙瑞雪：5个孩子。配了2个老师，4个厨师。
王崇：野心不小啊。
孙瑞雪：不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有信心，觉得这件事值得做。大家都很有信心，所以做起来还要求完美。
王崇：是啊，都4个厨师了。怎么要这么多啊？
孙瑞雪：不多，一个主厨师，一个副厨，一个点心师，一个面点师。开学前一个月，我们搞厨师大赛，公开在社会上招聘。
王崇：评委是谁？
孙瑞雪：就我们那帮人，做的好吃就留下。最后选中了4个。一开学才发现学生才5个。买两只鸡，小朋友吃一只，厨师吃一只。
理想主义者行动的最初动力往往来自痛苦
要将想法付诸行动，往往有一个真正的动力隐藏在背后：理想主义者感受到的痛苦。
正是因为这个痛苦，让他们异常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问，孙瑞雪也不例外。
王崇：你是1985年从宁夏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毕业后成为宁大附中一名语文老师。你习惯吗？
孙瑞雪：我不习惯。我在校园里，到处都能看到耷拉着脑袋的学生。在教室外面，常常看到学生被老师进行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训话。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会有这么长的训斥，我很想知道，这些学生经历完这些后想些什么。
王崇：你有机会知道吗？
孙瑞雪：进校没多久，我遇到一个学生在考场作弊。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把作弊的内容收掉。就这么一个动作，那个作弊的学生立刻脸色煞白。课后那个学生一直跟着我，问我会不会通告到学校，会不会告诉家长。
王崇：他太害怕了。
孙瑞雪：我明确地告诉那个学生，我不会那样做，但希望他以后不要再作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问我。这件事到此结束。
王崇：说到这个往事，你想到什么。
孙瑞雪：即使到今天，当我再次提及这件事时，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学生跟在我后面时的恐惧和绝望。
王崇：你当时为什么那样处理？
孙瑞雪：如果你真正关心一个孩子，你就会关心这个孩子的未来。关心此刻发生的事对他未来的影响。
王崇：那学生成绩不好，你怎么办？
孙瑞雪：我想别的办法。比如关于课文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我上课会换一种问法：如果作者想达到愿望，他会如何做呢？
王崇：有意思的问题。你觉得怎么样？
孙瑞雪：很沮丧。
王崇：什么意思？
孙瑞雪：我发现课本里的文章真的是不好看。
王崇：快别提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都有体验。
孙瑞雪：没办法，我就用最快的时间把课上完，然后给他们读我自己选的好文章。像《现代散文选》，萧红的文章，我都拿来读。学期结束的时候，这个班的语文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二。
孙瑞雪知道，语文是应该这样教的。孙瑞雪还知道，在美国，人家把顽皮的学生集合在一起，在外面上课，特别有效果。
学习不好，还可以做人吧
王崇：作文是语文教学的重点，语文老师应该可以有所为。
孙瑞雪：当时我发现，学生们都只会写“春天来了，春姑娘披着薄薄的衣纱来了。”
王崇：很幸运，我没写过春天。
孙瑞雪：我告诉他们，感觉到什么，就写什么。只要是真实的，就是最好的。这话非常有效，学生的作文开始不一样了。
王崇：还记得具体的吗？
孙瑞雪：一个学生的作文这样写道：中午没回家，在外面看放风筝，看着看着，感到手很痒，一条小虫子正爬到我手上。春天来了。一个学生写道，每天中午上学，天气都很冷，那天上学时出汗了，想脱一件衣服。这时他意识到春天来了。
王崇：你满意了？
孙瑞雪：写作文还是有一个问题，题目是统一的，我就叫他们写周记。有学生问，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吗？对。周记上来五花八门。有的学生抄名人名言；有的学生画画；有一个学生每周都写她们家的狗，几乎写了一个学期，就是狗和小孩的故事，狗怎么捡东西，怎么舔小孩。一百分，统统一百分。
王崇：听上去不错。你高兴吗？
孙瑞雪：除了上我的课，在其他课上学生们依然被教训。每次看到有学生被其他老师教训，我都会受刺激，会害怕。我发现自己就是个小孩子。最终，在这样的压力下，我选择离开学校。
孙瑞雪说，她之所以选择离开，实在是对权威环境不适应，内心害怕。
王崇：如果现在有人当着你的面教训学生，还会害怕吗？
孙瑞雪：不会害怕了，但还是会难过。我就是想不通，学习不好，还可以做人吧。
天鹅的喇叭
离开学校，孙瑞雪去了出版社，从事儿童出版物的出版编辑工作。
一到出版社，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对峙结束了。
王崇：现在看来，你也没有最终在编辑岗位上退休。
孙瑞雪：离开学校，我内心的压力一下子得到释放。在那期间，我看了很多国外儿童教育的书。在童话《天鹅的喇叭》里，我看到一个情节：数学课上，有老师问，一个人1小时走1里路，5小时走几里？有的小朋友回答说2.5里，因为他走着走着鞋坏了；还有的小朋友说走3里，因为……答案各种各样，老师听完孩子们的答案后对小朋友们说，从这些答案中，我们发现有许多细节和因素都要考虑到，所以数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说完就下课了。
王崇：你想到什么？
孙瑞雪：我觉得这个老师太神奇了，对孩子们的回答是那么的了解和包容。
王崇：还发生了什么？
孙瑞雪：我在一个童话里，看到可爱的天鹅被它的小主人带到学校去，与小朋友一起上课。那场景你能想像吗？愉快，轻松，充满爱。我当时就没觉得那只是童话。我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人家能那样，我们做不到。
直到孙瑞雪看到蒙特梭利的书，她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这种美好的教育是可以具体实现的。
1995年孙瑞雪参加了在北京师范大学引进的蒙特梭利教育培训法。一年后，她自己的幼儿园“开张”了。
红烧茄子和哲学
王崇：好像你一直都在寻找着什么？
孙瑞雪：我是1985年大学毕业的，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资源所限，求知欲强，都关心国家的现状和未来，满怀理想和热情。
王崇：作为一名有理想的青年，你都是怎么过日常生活的？
孙瑞雪：宁夏是一个比较悠闲的地方，每个周日，我都会和一帮朋友聚在一起“打吃吃”。
王崇：什么意思？
孙瑞雪：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边聊边吃。
王崇：都吃些什么？
孙瑞雪：有啥吃啥，做啥吃啥。
王崇：聊些什么？
孙瑞雪：啥都聊。哲学、历史、心理学、教育。
王崇：都有些什么朋友？
孙瑞雪：有包老师（包哲兴，孙瑞雪的爱人，当时在宁夏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他的拿手菜是“红烧茄子”。老霍，霍维洮因为猜拳老输，老涮锅。
王崇：涮锅高兴吗？
孙瑞雪：涮锅也高兴。老霍是宁夏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人特别幽默，总是问些有趣的问题：你知道当年慈禧为什么那么快就与八国联军签了不平等条约？因为慈禧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不要做皇帝而只要些东西。要东西还不容易，给就完了。
王崇：你当时干什么？
孙瑞雪：我与大家分享文学。给大家朗诵《战争与和平》的片段。
彼埃尔对娜塔莎说：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一直表现自若、好像没发生过什么事的娜塔莎说：我还有未来吗？
王崇：真好听。还有呢？
孙瑞雪：后来我开始与大家分享我的教育新发现。
王崇：什么发现？
孙瑞雪：人究竟该怎么长大。我看了一些西方心理学、教育学的书，我非常肯定地认为，人是依靠爱来成长的，如果没有爱，人的成长就会遇到问题，就不可能成长为一个正常的人。
王崇：聚在一起“打吃吃”的知识分子，后来发生了什么？
孙瑞雪：当时我们从理论上认为，我们的成长是有问题的。后来，大家的想法越来越一致，觉得教育这个事值得做，是美好而有意义的。
孙瑞雪感受到了思想共鸣所带来的愉悦。这些当年一起“打吃吃”的朋友，后来成为孙瑞雪教育机构的专家委员会成员，把握着整个教育理念的研究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