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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海龟学院(武大乐山点滴褴褛开疆)

武汉大学海龟学院(武大乐山点滴褴褛开疆)校所合作 “级配”开先河这些成果的结集既是对乐西公路路面施工技术攻关的一次梳理总结,也可籍此引发学界深入研究,更为将来的中国交通建设奠定基础。因此,武大教授、三清宫印书馆馆长萧洁亲自发起,由武汉大学“第四届校友会”在时局艰困的环境中费时半月,募款百元,捐印200册。此时,正值乐西公路第二期“畅通期”(1941年2月至1941年9月)施工。所谓“畅通”实际上是对第一期“打通期”(1939年8月-1941年2月)勉强通车的继续施工。工程直至第三期“加宽改善期”(1941年2月-1941年底)后,才算得上正式通车。工程研究贯穿始终,为乐西公路抢修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路面》合订本设“发刊辞、路面材料、路面厚度设计、路面建筑、公路研究与改良、排水设计、公路工程名词和附录”八章,收录土木与交通工程专家陈孚华、方左英、黄发瑶、黄学渊、颜挹清、冯维鉴等所著论文18篇及乐西公路路面工程说明书、施工细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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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金口河区蓑衣岭有一“褴褛开疆”碑,祭奠着“抗战生命线”——乐西公路的筑路英魂们。这条“血肉筑成的长路”如今已少有旅人问津,但是二十万彝汉劳工、一批卓越的工程专家以及武汉大学师生“重大义、轻生死”共铸救国之路、民族之魂的壮歌,依然回荡在大渡河的江涛与蓑衣岭的烟雨中。

合订《路面》 丹心镌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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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封面

1941年6月,乐西公路工程处路面工程事务所工程学术刊物《路面》(一至十期合订本),在乐山三清宫武汉大学 “文化印书馆”排版付梓。

此时,正值乐西公路第二期“畅通期”(1941年2月至1941年9月)施工。所谓“畅通”实际上是对第一期“打通期”(1939年8月-1941年2月)勉强通车的继续施工。工程直至第三期“加宽改善期”(1941年2月-1941年底)后,才算得上正式通车。工程研究贯穿始终,为乐西公路抢修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

《路面》合订本设“发刊辞、路面材料、路面厚度设计、路面建筑、公路研究与改良、排水设计、公路工程名词和附录”八章,收录土木与交通工程专家陈孚华、方左英、黄发瑶、黄学渊、颜挹清、冯维鉴等所著论文18篇及乐西公路路面工程说明书、施工细则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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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封底内页

这些成果的结集既是对乐西公路路面施工技术攻关的一次梳理总结,也可籍此引发学界深入研究,更为将来的中国交通建设奠定基础。因此,武大教授、三清宫印书馆馆长萧洁亲自发起,由武汉大学“第四届校友会”在时局艰困的环境中费时半月,募款百元,捐印200册。

校所合作 “级配”开先河

“为抵御日寇侵华之狂妄,抢时间开辟滇缅公路乐山至西昌公路补给线,支援前线抗战之后援力量”的乐西公路,途经两座海拔2800米和2600米高山——雨雾笼罩、高寒缺氧的蓑衣岭和传说诸葛亮称为“不毛之地”的拖乌山菩萨岗,还要跨越汹涌澎湃的大渡河,全长525公里。本就艰巨至极的工程,因战事风云突变,“限期通车”军令高悬,几乎变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强化工程组织实施,攻克施工技术难关,保障道路抢通实效,乐西公路工程处于1939年8月10日在乐山陕西街62号院挂牌。1940年工程处又设立专门研究“级配路面”的路面工程事务所。

交通部公路管理处处长赵祖康任工程处督修干事。与詹天佑、茅以升并称交通工程“三杰”的赵祖康极其重视科学实验论证在道路工程中的作用,主张“筑路带动试验,试验促进施工”。乐山“最高文化机关”——武汉大学成为乐西公路最可依赖的科学阵地。

武汉大学校本部乐山文庙毗邻工程处,高西门外的工学院也相去不远,“学术救国”的理念更将武大与乐西公路紧密联系起来。

《路面》发刊辞言明“武汉大学内迁乐山,此次材料试验工作,借助其已成之实验设备,得免自行筹设之烦,实感便利不浅,此同人等同深感纫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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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发刊辞

“材料试验”即针对级配石子路面所用天然砾石、机轧碎石、粘土的材料粒径、空隙率、混合物表面积和最佳级配原理、材料配置设计、路面建筑方法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通过试验分析路床土壤与砂石材料,武大与路面事务所专家因地制宜地设计路面方案,根据沿线土质和材料情况,选用不同路面种类和厚度。施工时,砾石材料依最佳级配成分,按数量堆放路肩,由人工拌合,摊铺压实。严格控制配料、拌合、水份和滚压等环节所完成的路面较当时通行的泥结碎石路面更加坚实耐用。

发刊辞称“低价路面”,反映了其就地取材、经济节约的特性,此外良好的密实性、水稳性和力学强度,使其成为战时公路的优选方案。事务所与武汉大学在“先抢通,再谋改善”的急迫情势中,探索最优方案,尽力提升路面质量。

此项成果在乐西公路试验推广62公里,开创国内新型级配路面修筑之先河。

教研一体 学术筑长路

当时武汉大学为了精进科研,培养抗战救国的专门人才,克服物价飞涨、资金短绌、日寇空袭的困厄,想方设法添置仪器设备,竭力恢复、兴建试验工厂和实验室。

以土木工程系所在的工学院为例,计有材料试验室、测量仪器室、热工实验室、水力实验室、电信实验室、模型室、金相试验室、矿冶实验室八所和试验工厂一座。

其中材料试验室有75吨、15吨等材料试验机;试验工厂有机工厂、模工厂1大栋,铸工厂1栋,锻工厂1栋,三栋工厂有各类车、铣、刨、钻、镟、磨床30余座,动力机2座,熔铁炉等机器5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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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工学院(现乐山师范学院南校区)

在邵逸周、谭声乙、赵师梅、余炽昌、郭霖、缪恩钊、涂允成等顶级教授带领下,师生把这些设施变成了文化抗战的教育阵地、服务社会的科研基地,甚至是直接生产抗战物资的后勤工厂。

1940年公路管理处进一步与武汉大学合办“公路实验室”,武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主任陆凤书任实验室副主任,集中力量研究乐西公路级配碎石路面。乐山武汉大学与昆明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一道成为抗战时期与交通部科研合作,服务交通工程的高等院校。

1941年,武大教授发起成立中国工程师学会乐山分会。乐西公路总工程师孙发端,工程师、桥梁专家郭增望分任会长、正会员(会员分正会员、仲会员、学生会员),组织开展乐西公路工程、大渡河悬索桥设计报告等学术活动。

期间,为乐西公路奔波操劳、抱病咳血的赵祖康,百忙之中亲赴武汉大学作“乐西公路定线”的学术报告。他后来检讨“乐西公路定线并未完全符合理想”,此举可见其借学术宣讲,引发学界探讨研究,以期在“改善时期”提高实效的良苦用心。

师生一心 弦歌越山河

1939年8月19日,“正午一刻,卅六架日机窜犯嘉定,向萧公嘴沿线聚居群落狂轰滥炸,硝烟百丈,火烧嘉城,死伤愈千,绝户愈百。此炸乐西公路之同仁沈瑾芳全家四口、帮工范国鼎、贺兴苏瞬间惨死,校场坝刚储备两天上万工件遭全毁。”军令如山、急如星火的乐西公路工程,被战乱、天灾、人祸屡屡扰乱破坏。“工、料、粮、运、款”成为阻挡赶工抢修的五座大山。

关键时刻,武大师生挺身而出。

机械系教授、试验工厂厂长谭声乙为解乐西公路材料之需,慨然承担重任,启动试验工厂针对公路建设材料的生产加工。1940年,工程处急需螺丝10000只,共25种,另需生产、截割铸铁约15吨。工学院讲师、机械专家赵学田带领师生、工友日夜赶制,如期交付。

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乐山20公里外,乐西公路一座桥梁毁坏,土木系教授参与了抢修工作。

1941年3月,大渡河桥开工。这座跨长110米的悬索桥,跨径仅次于滇缅公路澜沧江桥,但以施工力量、材料供应相较,工程难度堪称当时工程之最。为了解决钢料之急需,武汉大学利用峨眉河桥剩余竹节钢生产加工钢索吊杆眼杆。

此前,为了完成“限期抢通”之军令,天堑大渡河通路先后采用了轮渡、纤摆等方式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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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霖

为了攻克汽车轮渡难关,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主任郭霖担下设计重任。英国格拉斯科大学造船设计专业毕业的他,结合1936年设计制造汉口至武昌轮渡“建阳轮”经验,通过现场勘测,反复试验,成功设计了大渡河汽车轮渡。1941年2月21日试车,汽车顺利渡过大渡河。而一年后,这位筹建武大机械工程系、设计武大西迁乐山大礼堂、培养大批工程英才、手书乐山文庙武汉大学校牌的杰出教授、设计师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乐山,享年48岁。

船渡解决了“抢通”的一时之需,但洪水期的到来让大渡河再次变得难于驯服。为尽快改善交通,消除“违令延期”风险,时任工程处工程师的武大工学院教授涂允成之弟涂卓如,冒着生命危险在汹涌波涛中,纤摆试渡。

涂卓如,1934年毕业于武大工学院,为了发挥专业,力行报国,投身乐西公路勘测施工工作。在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他不畏艰险、餐风沐雨、日以继夜地工作,职务连连提升。后来,凭借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实务经验,成为武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教师。

1941年7月28日,涂卓如陪同总工程师孙发端赴大渡河渡口试渡。船到中流,突然一根纤绳绷断,渡船失控飞速冲向下游。危急中,四名船工掌舵,避开礁岩,驾船冲入数公里外的回水处。两名船工跳船上岸,却无法栓系渡船,只有弃船一途。熟稔水性的涂卓如奋力救起孙发端。最后,一名船工牺牲,车、船俱沉江中。

武大教授服务乐西公路建设,也激励一批土木工程专业学子加入工程团队。在学校鼓励推荐下,1940年毕业生陈宗文和同班同学童咏春、严祥麟、汤文显、陈道宏等前往乐西公路工程处,参与一线的工程技术工作。

险山恶水、冰天雪地之中,他们与错综地形、不良气候斗争,终日野外奔走,从事规划设计、物料工款供应分配、工人招募征集等工作,夜晚回到临时宿舍仍继续试验计算,直至深夜。劳累致病者众多。其中一位武大校友、技术员谢志安,工程作业期间,拖着病躯,废寝忘食地坚持在金口河工地赶工,1941年10月7日于工地病故,留下双亲寡妻无人照顾。

血肉长城 白骨昭国魂

金口河蓑衣岭至岩窝沟段有“死亡之岭”、“魔鬼住所”之恶名,正是血肉筑长路的残酷缩影。武大专家殒身于此,无数劳工横尸山壑。

据不完全统计,蓑衣岭抢工集结二万民工、石工,牺牲者逾2000人。岩窝沟赶工最紧张时,每天10多人坠崖身亡,平均每公里有20多人献身。乐西公路全路贯通,4000多名筑路者长眠于崇山峻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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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西公路零公里纪念标识(图源网络)

1939年8月10日,嘉州公园中山堂召开乐西公路筑路动员大会,10月5日,乐山县千余民工集王浩儿零公里处行奠基礼。1941年1月底公路勉强通车,年底正式通车。工程处移交川滇西路工务局接管。1942年9月大渡河大桥竣工,公务局在农场举行通车剪彩典礼。三年间,20万彝汉劳工前仆后继,用汗水、智慧乃至生命的代价打通了一条“拯救国家的生命线”。

“抗日卫国一寸山河一寸血,筑路修桥每米工程每米魂。”乐西公路的建设客观上在连通川滇西线、战时抢运战略物资、促进乐山至西昌沿线经济发展、推动川康地区开发与社会转型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中国人民创造的又一抗战工程奇迹。

武汉大学王星拱校长曾言:“我们并不因身处后方,生活困苦,就忘却了抗战的使命……拿出自己在学校里所学习的知识技能,来贡献国家,帮助抗战。”

一册《路面》,承载中国知识分子学术救国的理想;一块纪念碑,悼念着所有衣衫褴褛、心怀赤诚的无名人。它们无声述说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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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西迁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中心

撰 稿:林 慧 承 志

校 对:小 雅 雨 霜

审 核:林 雪

责任编辑:野 尘

鸣谢:乐山市档案馆 武汉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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