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的高中生活回忆（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的高中生活回忆）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的高中生活回忆（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的高中生活回忆）高中生活的记忆是难忘的、多彩的。同学日夜的共处使友谊如同亲兄弟姐妹般牢固，终生铭刻于心。一部长篇小说的字数都很难述完！我在校住读。学校规定，除了下午课外活动的两三个小时，住读生都不能外出。门卫老严的姓氏似乎代表着他的职守，再调皮的孩子、再狡猾的计谋都“混”不过他的法眼，成了一届届学生口口相传的名人。校内从早操到晚自习考勤都非常严格。然而正是严格的纪律，养成了我们的自律品质。1958年夏天，我从武汉六中初中毕业，被保送进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高中。学校正好在我们这一届实行文、理分科，从小热爱文艺的我在一段近乎痛苦的纠结后，照父亲的意愿填写了“理科”，被分配到高一（4）班（按毕业年届填写是六一4班）。那年我刚满15岁。我们班和我一样没满16岁（不够入团年龄）的少先队员有十来个人，女生徐琼华，男生汪石揆、刘业祺、李上智等都是，我们有些腼腆地继续带着红领巾上课和参加活动。
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的高中生活回忆
2016年（毕业55年后）回校
终生难忘的那三年，敬爱的母校铸就了我的人生观
五六十年代武昌实验中学_副本_副本1
1958年夏天，我从武汉六中初中毕业，被保送进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高中。
学校正好在我们这一届实行文、理分科，从小热爱文艺的我在一段近乎痛苦的纠结后，照父亲的意愿填写了“理科”，被分配到高一（4）班（按毕业年届填写是六一4班）。
那年我刚满15岁。我们班和我一样没满16岁（不够入团年龄）的少先队员有十来个人，女生徐琼华，男生汪石揆、刘业祺、李上智等都是，我们有些腼腆地继续带着红领巾上课和参加活动。
我在校住读。学校规定，除了下午课外活动的两三个小时，住读生都不能外出。门卫老严的姓氏似乎代表着他的职守，再调皮的孩子、再狡猾的计谋都“混”不过他的法眼，成了一届届学生口口相传的名人。校内从早操到晚自习考勤都非常严格。然而正是严格的纪律，养成了我们的自律品质。
高中生活的记忆是难忘的、多彩的。同学日夜的共处使友谊如同亲兄弟姐妹般牢固，终生铭刻于心。一部长篇小说的字数都很难述完！
学校门口的历史老牌坊
学校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政治形势。高一开学不久，就遇到美国军舰开进台湾海峡挑衅。毛主席发出了“全民皆兵”的号召。学校立即让全校师生以民兵的形式组织起来，在后操场开誓师大会，集体宣誓 “随时准备响应祖国的召唤”。我因不满十六岁，没能参加基干民兵，但也参加了军训，学会了瞄准、射击。二年级时，一次在课间听闻喇叭报告都府堤印刷厂发生了火灾，我们当即被学校允许出校门，像军人一样（当时有老师在内，但记得没有组织），奋力冲向火灾的现场，抢救物资……
高一上（1958年下半年）开学不到半学期，轰轰烈烈的“十五年赶上英国”、“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开始了。我们经常停课参加劳动，连夜到白沙洲挖观音土，到河边运焦炭，在水泥地上锤矿石，将观音土磨成粉做坩埚炼钢……把“1070”这个任务看得无比神圣。很快，我们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城里伢”，变成能挑百斤以上，左右换肩的“体力劳动者”，不仅从体能上，而且从心底认同了劳动的光荣。
这期间我写了大量的稿件被学校广播，其中一些诗歌和句子同学至今（半个多世纪了）都还记得。
然而，我们的学习并未放松。学校见缝插针地安排复课，完成教学任务。劳动中，学校组织我们写稿、参加宣传活动，力争做到学习、劳动两不误。实验中学的学习风气极好，而“校风”正是学习质量的前提保证。
当年我们的东楼教室
一天下午自习课时，我和旁座刘业祺说着“悄悄话”。被一米八高个的班主任杨曼君老师发现质问。我们辩解说是在埋怨外面太吵闹，干扰了学习。没想到她竟当场（以后又几次）责令我和刘业祺拿上课本，跟她去到教室外，要我们坐在蓝球场边地坪上，学会在干扰中集中注意力学习。她离开后，又还几次悄悄来我们身后检查。这一“过分”举动，竟帮我从此养成了学习时专心、不怕干扰的好习惯。
母校当年的老篮球场
“前操场”有学校的几个篮球场，就在这里，学校好多次让我们席地而坐，听取一些报告讲学。
学校请来参加黄麻起义的老红军，给我们讲述革命往事。我们坐在篮球场地上几个小时，生动而感人的故事让我们听入了迷，从骨子里种下了爱国情怀。
后来学校还几次请来当时著名评论家“龚同文”等，给我们作报告，讲授形势和共产主义理想未来。
我还记得，1961年4月，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时，虽然即将面临毕业考试，学校还是利用晚自习时间，组织全校学生坐在宿舍前的“后操场”（足球场和环形跑道）草地上，听喇叭中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世乒锦标赛的实况。同学们随着徐寅生大板抽杀和电台播音员宋世雄的激动人心的解说，起伏、欢呼，那激动的场景令人终生难忘。
当年位于后操场边的学生宿舍
渐渐地，我们将国家大事和学校布置的事，都自然地归纳进了自己人生的历史责任中。
再来说第一学期后半段遇上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我们这些还没取掉红领巾的学生也参加了挖观音土、运观音土、打坩埚等等劳动，也常常累的腰酸背疼。其中很多时间几乎停课。可不管劳动任务多繁重，老师们却从未间断自习时间到班级来辅导。遇到经常的停电，学校还组织我们集体到不算太远的14中或33中去上晚自习。
当年，我的求知欲、好胜心都很强。我和刘业祺还悄悄地将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同学（例如汪石揆、徐琼华）视为竞争对手，偷偷注意他们看的参考书，然后利用晚饭后（允许住读生外出，但晚自习前必须回到教室）课余时间到新华书店，用自己攒下的零用钱买回过好多本参考书，一题不落地拼命学习。
二年级时，学校开始投入“大办工厂”运动，还分批组织我们到“武昌机械厂”和“武昌机床附件厂”以及自己的校办工厂劳动。于是，车、钳、刨、铣我样样经历，为后来的工程师生涯打下了宝贵的基础。更重要的一个收获是我们熟悉了工人的语言和做派，特别是老师傅们的精益求精的品质。
实验中学帮我们获得了一个宝贵的品德——坚强。
体育曾是我的弱项。当年实行“少年劳卫制”，跑1500米6分鈡内算及格，要在学校操场跑道上跑6圈。第一次考试时，我跑到第4圈就趴下了：不及格！
体育老师蔡长春是和我们相处时间最多的老师，他早自习前和下午第二节课后、晚饭前的“自由活动”时间，都守在学校大操场，帮助没一个同学纠正姿势、呼吸、要领……
我天天早起练长跑。当时（1959年）又正逢上体育大跃进——“××天跑到北京” “××天跑到西藏、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象征性长跑活动，我也很快练出了每天早上跑12圈（3000米）的耐力，不仅轻松劳卫制达标，也给我的一生体力打下了千金难买的基础。
此后，我还一度坚持一年四季洗冷水澡，直到自然灾害降临才停下来。
我的记忆中，同学间没有出现过嫉妒、分裂，只有难忘的友情。冬天太冷时，我们就常常两人将被子“合二而一”，挤在一起睡觉。遇到周末有自由活动时间没回家时，我们一起去逛书店、看难得一遇的电影。兄弟友情根生内心，高二年级班上王汉民同学参军引出的动人佳话就是一个例子。
全班集体欢送王汉明同学参军，本人为前排左二（抱膝者）
在武汉市飞行员选调活动中，经过反复的体检和政审，我班的王汉明同学被光荣录取！
这使全班都认为是我们四班共同的光荣而感到自豪！同学们还纷纷给他在他的练习本上题“离别赠言”（被珍贵保存至今）。像班支书林鹏飞同学用了马克思的格言激励他，何永辉则引用了杜凤瑞日记，杨哲同学用方志敏烈士遗言鼓励他……更多同学是激情抒发，像徐琼华同学挥笔写道：“心中万语无从起，一句话先给你：愿你为祖国、为人民建奇勋，看燕上布满红星。”刘业祺同学则向他挑战“看谁先入党”；陈文韶表示：“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进步，为我们伟大的党献出毕身力量。”
下面是汉民那光荣册上的我的留言诗：
汉明纪念册上的我的留言诗
据我所知，参军的第二年，王汉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六年的军校生活中，他曾舍身扑弹救人，还多次受奖，这有专门的文章记述。
继续回到学校生活的回忆。
刻骨铭心的是，我们的高中那三年，有两年多（！）都处在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对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影响确实很大。
不管你信不信：那几年，我们都没有哪顿吃饱过！
那饥饿的味道我是不会忘记的，它不停地从腹内发出、蒸到胸口，然后狠拽着自己的喉咙，在上课时也不间断地折磨你，让你难受。
武汉中学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1斤，学校每月8元1角的伙食费（周末回家可以退一天的定额粮票），而且，当年实验中学风气清廉，定量也都能到口，怎么一个个学生那么喊饿呢？这就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了！在油水和营养全面缺乏的年代，我们每一顿后都紧接着眼巴巴等着下一顿（饭是按定量每人一钵蒸好摆上桌的），心情总是那么急切。等到开饭时，个个都是狼吞虎咽、几口吃光，从来不剩粒米，但同时的感觉就是再来两钵也无济于事！只能丧气地再等下一顿。
礼堂兼食堂
三年自然灾害最难熬过的是第二年（1960年）！粮食供给进入了“瓜菜代”的年头，定量配给中搭配了一半左右的杂粮，这可是我这样的城里长大的青年头一次面对。然而“填不饱的我”竟轻易就克服了“难吃”，什么都几口刨光。
不料，后来配给的杂粮中、发烂的苕干竟占了大多数，不要说苦、烂、难吃，从卫生角度讲也是根本不该拿来吃的。记得常有女生悄悄弃留在桌上走了，结果有人被逮到而因此挨批评、成了反面典型。不过，再烂的苕干也不会被浪费，会有男生悄悄一扫而空。我虽没“扫”过，但多次接受过班上一位大姐的馈赠，全部塞进肚子里，顺利消化。
我们还参加了支农劳动，到东湖公社干农活，留下很多记忆。
1960年年初，自然灾害进入第二个年头，班上大部分同学被派去参加修汉丹铁路。学校留下了年纪小一些的部分同学继续参加养猪自救，我和修明、上智、汉才、水兰等几个同学被安排去学兽医。我们如同专业学习那样狠下功夫。我自学了厚厚的《病理学》，又学会了给猪注射和解剖。
当年学校凤凰山下的养猪场合影
我在班上远远算不上优秀，充其量只属于“要求进步的”学生。但当时我正申请入团，知道要坚定面对暂时困难，处处以团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从未因饥饿松懈自己的学习和劳动。可能这就是被现某些人诟病的“洗脑结果”吧！
其实这种宝贵的风气在学校是很普遍的。例如病死的猪，我们负责解剖，除去有害的部分后，猪肉都交给食堂，从未有人偷分偷吃过。分去养猪的同学们在凤凰山脚下的养猪棚外切苞菜煮猪食，也从没人偷吃猪食。记得有次他们获准把垃圾中的苞菜兜子煮来吃时，高兴得像过节一样。
我们把每个任务都看得神圣。一天下午，已经到了放学时间，猪群被确定出现了瘟疫，我接到紧急任务，一个人去到几十里外的白沙洲农场取回急需的药（没有公汽，步行）！我到达农场时天已全黑，已经下班，幸好有热心工作人员帮助，我取到了药。然后独自一人步行在漆黑、恐怖的田间道路返回，所幸走到离八铺街剩下两三里路时，搭上了一辆拖垃圾的马车，后半夜才回到学校。但这些“苦”事回忆起来，更多的感觉却是珍贵，是对学校教育的崇敬。
劳动和饥荒都没有妨碍我们学到扎实的知识！
高二（4）班寒假参加汉丹铁路建设义务劳动
比我们几个强健的同学，整个寒假都去了东西湖农场，参加汉丹铁路建设的义务劳动。
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同学再聚时回首，都感慨地觉得，正是实验中学，正是我们从心里爱戴的易钟英校长和老师们那几年对我们认真的教育和培养，为我们人生观的形成和知识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础。我们从此习惯对自己严格要求，建立了做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感，毫不夸张地成为了“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何为校长
被我们称为易妈妈的 易钟英校长
许现在有些人无法认同：每当回首当年的学习和生活时，我们竟然都充满快乐和怀念。
正是那些从骨子里把教育事业看得无比神圣的老师们，帮我们打下了无价的基础。就是那些年头，我们都把自己当成战士一样刚强和响应号召，长成了一代能干的青年学生。在高举“三面红旗”和“大跃进”的年代，劳动锻炼占用了那么多教学时间，但实验中学却让我们的知识学得扎扎实实（不信可以检验）。我曾多次心怀感激地说过：我遇到的好老师不是某一个，而是每一个！
语文老师徐绍白
我们的语文老师徐绍白生动的教学和针对性的启发，为我打下写作基础起了重要作用。在劳动中，我们兴奋地抒情写诗、写稿，自办黑板报，他亲自帮我提过修改意见。到后来，不止一个同学写过相声、快板、活报剧甚至小歌剧剧本，排练后参加街头宣传和在校演出。我们班文艺演出尤其突出。至半世纪后我们聚会时，大家还生动回味、模仿不完。
徐老师善于指导学生阅读，他推荐我们阅读法国作家凡尔纳小说，不仅是写作风格、那广博的地理、文史、音乐和数理化知为我这些学科的理解和活学活用作用非常之大。根据时代要求，他又引导大家阅读了《三家巷》、《青春之歌》、《红旗谱》等革命小说，还有鲁迅先生作品的大量阅读，革命历史《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的课外阅读。
徐老师重视写作教学，让我写作水平一点点进步。高二时，我一篇颇长的课堂作文（写的是童年时候的生活）曾引起了他的注意。徐老师在班上公开讲读，请同学们讨论。记得他当时说：“两堂课写下这么长一篇作文，要有很好的阅读功底来铺垫，除了对生活的观察体验，还要有真实的感情……”
2017年，我在我的三部曲小说《汉口老通城曾家》的发行发布会上，曾回忆起这，当着台下的社会名流和作家们热泪盈眶地喊出：“恩师啊，您知道您的几句话对学生此生的价值吗？”
班主任——俄语老师曾焕新
健在的俄语老师曾焕新
离校半世纪多后返校见到恩师曾焕新（右1）郑谷治（左2）
我们的外语老师曾焕新（高三时是我们班主任）语言幽默，平易近人。除了课堂教导我们，还帮助我们与苏联朋友通信，唱俄语歌（后来我在朋友中炫耀至今）。我们学得兴趣盎然。我与萨拉托夫女孩塔吉娅娜等的交谊直到几年后中苏交恶才中断，至今仍记得她们家的地址。毕业时，我们好多人都开始能粗阅俄文报纸。以后，我在工作中阅读过好几部专业书，这都离不开恩师的教诲。
生物老师陈瑛课余组织我们办“米丘林园地”，在实践中熟悉生物，学习得乐趣多多。我和宋克非等同学还自办“米丘林园地”墙报。十八岁那年，我还和刘业琪在校后园包下一快双人床大的菜地，享受了一次自然灾害时什么都想“进口”时的苋菜丰收，每人还得了奖励：一大书包菜！高高兴兴炫耀着背回家……
代数老师李侬
《三角》老师方华鹏
数学老师李秾、方华鹏、成映泉、陈昌祥无不呕心沥血，对我们的作业近乎挑剔。同学们都记得：有次上数学课时，陈昌祥老师猛然停下讲课，质疑我（坐第一排）没听讲，在“搞外语”。其实，我是在记课堂笔记，因为沾在武汉师范学院的母亲的光，最先接触了汉语拼音字母，我在用拼音字母记录数学。老师明白后，不仅信任我，还立即“当众表扬”。这是何等的责任感和细心!这件事同学至今笑谈。
回想起来，我充满庆幸，正因进了“理科”班，在中学就学习了部分高等数学，其中“解析几何”尤为我后来的大学学习占领了先机，得益不浅。当年老师们还请来专家为我们课外讲授华罗庚“运筹学”，对我以后工作中的线路设计、运筹组织思路都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化学老师郑谷志
化学老师郑谷志能把枯燥的化学反应讲得让你像经历过的旅行一样。我至今不忘他的课堂语言和形象！
尤让我感动的是，二十多年后（！）我回学校见到他时，他竟一口就叫出了我的名字！回忆起当年，我也经常调皮，爱“学老师”，特别爱模仿他说话。但这也因此帮我学得扎实、记得清楚。特别是有机化学基础，在后来专业中明显强过同龄人，成为我的一个强项。大学的课程实习时，正是他给我留下的氯乙烷深刻印象，让我在湘电“脱口自荐”，出了个不大不小“风头”。后来一生漫长的工作经历中，多次面对新的有机化工材料，都不止一次得益于他打下的基础！
左起：化学老师郑谷治、班主任曾焕新、同学何允辉、王汉明2011年，高三（4）集体赠送学校纪念石“思源”
物理老师张仲轩和杨孝寰更是两位课堂艺术家，上他们的课如同享受。他们不仅为我打下了终身的物理基础，他们的风格也影响了我一生。说起来，物理学每一章节的知识运用，多得简直要专门写文章列举了。
当年扎实的数理化基础还让我至今还能轻松地辅导后生们。
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母校的恩情！学校教育的成功也来自它良好的气氛：诚实、勤奋、坚强、钻研……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像当年在校熟背的保尔.柯察金名言一样：“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的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挺胸向祖国回答：“我们无愧成为了最勤奋、为祖国贡献毕生的一代！”。
永远感恩你——我敬爱的母校、我的恩师们！
高二时我班被评为武昌区五四先进班集体。后排右7为作者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