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的变迁，南京大学为何要

圣人 2023-01-09 13:06:19 915

南京大学的变迁，南京大学为何要其实，很多人早就已经注意到——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这三所雄踞南国的著名大学，其官方当前的校史追溯，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高度“相似”的，即都将本校校史追溯到清末的一所近代新式学堂，而且这所学堂在清末或民初时都或长或短地停办过一段时间，而在若干年过后，当时的政府当局又在这所学堂的旧址上建了一所“新”的学校，并一直延续发展至今。如果仅仅只是了解和注意到这么一点表面现象，就会很自然地认为，这三所大学的校史追溯逻辑是基本一致的，即“只有”校址、校舍方面的继承关系，如果将标准定得宽松一点，就都能成立，如果严一点的话，那就都不能成立了。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两江师范学堂之间的校舍继承关系，到底是不是二者“唯一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看《很遗憾，贵校的百年校史是假的》那篇文章是怎么批评南京大学的——实际上，就算是那些出了名的“百年老校”，校史也是不可细查的。看南京大学的更名史就可

五年前，“浪潮工作室”微信公众号推出了一篇名为《很遗憾，贵校的百年校史是假的》的文章，先后点名批评了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江苏大学、苏州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南京大学等众多高校，特别是前面的那四所，“为了篡改和延长校史，不惜到处认祖宗，将别人的历史挪用为自己的历史”。

这篇文章的影响力可以说相当之大，甚至从当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虽然该公众号上首发的原文早已被删除，但其传播热度在这几年间仍然始终不断地持续发酵，时不时地就会被一些自媒体竞相转载，最近一两年以来，还有不少人拿这些素材拍起了小视频，总之，隔三岔五地就会“轰动一时”。

当年这篇文章刚刚发布出来的时候，在今日头条工作的一些武汉大学校友曾专门问我对此文作何评价，而我的基本态度是这样的——这篇文章的基本立意及其想要表达的价值观，我还是比较认可的，然而，由于其作者毕竟不是专业人士，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很多专业知识并不是很了解，因而在其批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错误和不当之处，主要是打击面过大，将一些校史追溯没有任何问题或者仅仅只是略有争议的高校（比如南京大学），与极少数校史追溯确实无法成立的高校（比如我们武汉大学）一概斥责为“是假的”，这样反而将一些原本很简单的问题人为地复杂化了，造成一般读者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更加混乱。

该文在互联网上引起巨大反响之后，也引起了很多被其点名批评的高校校方及若干师生校友的强烈不满，尤其是东南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这两所学校的校团委甚至都专门发了篇文章进行反驳，反倒是同样遭到批评的同城老大哥南京大学，却完全无动于衷，波澜不惊。说实话，我一直都很想写一篇题为《很遗憾，贵校的百年校史不全是假的》的反驳文章，只是一直都抽不出这样的闲情逸致而已。不过，在南京大学刚刚迎来120周年校庆日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帮我们兄弟院校的校史辩个诬，倒也挺合乎时宜的。

我们先来看看《很遗憾，贵校的百年校史是假的》那篇文章是怎么批评南京大学的——

实际上，就算是那些出了名的“百年老校”，校史也是不可细查的。看南京大学的更名史就可以发现，从两江师范学堂（1906-1911）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4-1921），中间还有着三年的空档期。

1911年，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时间。武昌起义后，两江师范学堂因战事停办，原来的校舍也被当做军用仓库，直到1914年，江苏省决定借用原址成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成立的学校，与原来的两江师范学堂唯一的关系，也就只有校舍了。

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两江师范学堂之间的校舍继承关系，到底是不是二者“唯一的关系”？

其实，很多人早就已经注意到——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这三所雄踞南国的著名大学，其官方当前的校史追溯，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高度“相似”的，即都将本校校史追溯到清末的一所近代新式学堂，而且这所学堂在清末或民初时都或长或短地停办过一段时间，而在若干年过后，当时的政府当局又在这所学堂的旧址上建了一所“新”的学校，并一直延续发展至今。如果仅仅只是了解和注意到这么一点表面现象，就会很自然地认为，这三所大学的校史追溯逻辑是基本一致的，即“只有”校址、校舍方面的继承关系，如果将标准定得宽松一点，就都能成立，如果严一点的话，那就都不能成立了。

特别是有些武汉大学校友，总喜欢将本校校史的起源问题与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进行“深度捆绑”，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给本校极其错误的校史追溯行为进行无谓的辩护，为此甚至不惜拉上两所远在千里之外的兄弟院校来给自己“垫背”。在他们看来，如果武汉大学将校史追溯到1893年创办的自强学堂是错误的，那么，南京大学将校史追溯到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浙江大学将校史追溯到1897年创办的求是书院同样也是错误的。其实，他们更愿意看到一个反过来的结果——如果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的校史追溯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和标准，武汉大学将自己的校史追溯到1893年，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说真的，我本人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想法，而且也对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的校史追溯产生过深深的怀疑心理，不过，在与这两所兄弟院校从事校史研究的同行们进行了长期的交流，特别是在认真、仔细地大量阅读了此二校的诸多相关一手史料之后，我的疑虑也就慢慢地被打消掉了。关于浙江大学的相关情况，本文不必提及（可点击阅读——《浙大校史：源于何处？》一文的武大戏仿版），在此，仅将我们武汉大学错误的校史追溯作为南京大学校史的一个参照物，跟大家讲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为什么说武汉大学将校史追溯到1893年的自强学堂是完全错误的，而南京大学将校史追溯到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却是可以成立的？同样是以校址、校舍的继承关系作为校史追溯的一个重要基础，武汉大学之于自强学堂、方言学堂，究竟比南京大学之于三江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少了哪些东西？或者说，南京大学的正确校史追溯，究竟比武汉大学的错误校史追溯多了哪些东西？

答案也挺简单，主要就是这三大因素——法律关系、重要人脉关系、主观认同（校史追溯传统）。现在，请让我一条一条地来跟大家进行详细的阐释。

一、法律关系：

“令两江师范学校改为国立第二高等师范”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被南京大学视为历史前身的两江师范学堂，最后为什么会停办？原因很简单——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后，两江师范学堂校舍便被革命军所占领，在校师生无法继续上课，只能暂时离校而去。不过，这只是一种在革命与战争冲击下的非正常状态，并不意味着该学堂已经被政府注销户头、在法理的层面上停办了。事实上，尽管两江师范学校（民国元年，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全国所有的“学堂”均改称“学校”）的校舍长期被军队所占据，但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教育当局，均只是将该校视为“暂不开学”的状态，而且还不断努力推动其早日“复校”。

1912年秋，北洋政府教育部将全国的高等师范教育划分为六大区域，每区设立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一所。对于江苏区域，教育部至为重视，据当时报载，“两江师范改为第二高等师范，教育部已列二年预算经费案中”。所谓“第二高等师范”，显然是相对于“第一高等师范”、即当时的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而言的，由此可见教育部对于当时被军队占据的两江师范学校的基本安排。按照当时两江师范附设中小学校校长余恒的说法，“两江师范学校尚无恢复之期，前经中央教育全会议决改为第二高等师范学校，待至来年上学期当可开办”。

南京大学的变迁，南京大学为何要(1)

到了1913年5月，据《申报》报道，“教育部现令两江师范学校改为国立第二高等师范，应省长以该校将来开办应用国家费，特电请中央即列预算”。但遗憾的是，不久后，“二次革命”爆发，两江师范学校校舍再遭浩劫，“复校”更是遥遥无期。到了1914年1月，江苏民政长韩国钧下令将该校校舍“封锁备用”。

南京大学的变迁，南京大学为何要(2)

1914年夏，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贾丰臻等人致函教育部，称“苏省自光复后，中等学校教员大为缺乏，请求设立高等师范学校”，8月6日，教育部就此问题致函江苏巡按使韩国钧，明确提出“苏省原有两江优级师范学校，前因军兴中辍，现在大局已定，亟应由省续行开办，以储师资”。这句“续行开办”，与前文所说的“教育部现令两江师范学校改为国立第二高等师范”一样，在法律的层面上清晰地点明了翌年正式成立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此前“因军兴中辍”的两江师范学校之间的继承关系，成为南京大学校史得以从南京高师追溯至两江师范乃至其前身三江师范的有力凭证。

南京大学的变迁，南京大学为何要(3)

我们再来看看武汉大学所谓的“前身”湖北方言学堂，这个学校当年究竟是怎么停办的呢？简单一点说，就是因为办得实在太差，根本就达不到高等教育的程度，再加上当时湖北的教育经费日趋紧张，为了节省经费，经过反复权衡，湖北地方教育当局最终决定将其停办，并于1911年3月得到了清政府最高当局的核准——这跟半年多过后才爆发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可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

在湖北方言学堂停办之后，由于该学堂的德国籍教员格拉塞尚在合同期内，为了对其进行妥善安置，湖北地方当局干脆“因人设岗”，专门为他设了一个“德文研究所”，并将原方言学堂为数甚少的校具与书籍也一并搬了过去。至于堂中尚未完成学业的那些学生，则将他们转入其他的“中学堂”，随后，又允许他们直接报考刚刚设立的“湖北高等学堂”。至此，湖北方言学堂的历史便彻底、永远地画上了句号。

辛亥首义爆发后不久，黎元洪将原湖北方言学堂校舍改为武昌军官学校。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派人来到武昌筹建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为了节省开办经费，决定利用现成的校舍来开办。经过一番考察，总共有自强学堂－文普通中学堂旧址、方言学堂旧址与两湖书院旧址三处备选，由于两湖书院旧址已被北洋军所占据，自强学堂－文普通中学堂旧址也被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暂时借用开学，而武昌军官学校当时已有迁出方言学堂旧址的计划，于是，武昌高师便顺理成章地落户于前方言学堂旧址了。

通过上述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开办，从法律程序上来讲，完全可以被视为政府当局对原两江师范学校进行“改办”的结果，而且这两所学校均为高等师范学校，在基本性质方面也完全可以说是“无缝对接”的。

而相比之下，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则完全是一所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新创办的学校，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湖北地区当时的高等师范教育基础非常薄弱，根本就没有任何一所现成的“高等师范学校”可供教育部来“改办”，尽管武昌高师确实是在沿用原方言学堂校舍的前提下成功创办的，但两者的基本性质却截然迥异——

就学科性质而言，一为师范，一为外语；就办学层次而言，一为高等，一为中等；就主管部门与层级地位而言，一为国立，一为省属；至于具体的人事、制度、学科设置、教学内容、教职员与学生的来源等方面，亦均是大相径庭，基本上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传承可言。

其实，大家只需要简单地想想看——一所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便已被清政府以合法手段停办的省属中等外语学校，新的民国政府教育部有任何理由会将其“改办”为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吗？！

另外，单纯就校址与校舍的沿袭关系而言，南京高师乃是直接接收和沿用原两江师范的校舍，而武昌高师对原湖北方言学堂校舍的继承不过是间接的——中间还隔了一个武昌军官学校呢！事实上，在武昌高师建校之时，将校舍移交给该校的，正是武昌军官学校，而不是那个已经作古两年多了的湖北方言学堂啊！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湖北自强学堂与方言学堂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地方，如果按照校址、校舍的继承就等同于学校本身的继承这种简单粗暴的荒唐逻辑，那么，湖北方言学堂的前身就应该是将校址腾出来让给它的湖北农务学堂，乃至年代更早的四川会馆，而不是原本呆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自强学堂啊，是不是？o(∩_∩)o

当然，对于武汉大学所谓的“前身”——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分别在什么地方这种最基本的知识，武大的绝大多数师生校友既闻所未闻，更毫无兴趣，很多人只会无脑高歌什么“东湖之滨，珞珈山上，这是我们亲爱的学堂”、“珞珈山，东湖水，1893起”，直接把1932年才开始在东湖之滨、珞珈山麓办学的武汉大学简单等同于那个早已作古、事实上跟本校毫无实质性继承关系、而且连一天的高等教育都没有办过的清末自强学堂，甚至还有不少人以为狮子山顶的老图书馆（现为档案馆、校史馆）就是当年的自强学堂！（老图门口那么显眼的“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国立武汉大学建”愣是看不懂？）想想也是挺可悲的一件事情……

二、重要人脉：

“南雍双柱”＆中文系“三老”

接下来再讲第二个问题，在1914年南京高师开始筹办之后，学校所聘教师多为留美海归，而此前的两江师范教员则多为日籍人士与留日学生，这两个群体之间差异颇大，在人脉方面的渊源确实是比较薄弱的。不过，这种情况其实也很好理解，毕竟，一所学校在被迫停办之后，其原有教职员一般只能自寻出路，另谋高就，而停办的时间越长，在学校复建或改办之后，还能够返校工作的人显然就会越少，这一点确实是无法苛求的。

即使如此，尽管两江师范在1911年之后停办了足足三年之久，但其与后来的南京高师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非常重要的人脉关系。在此试举数例如下：

曾经同在清末的两江师范学堂任教的著名国学大师王瀣（王伯沆）、柳诒徵（柳翼谋），入民国之后，又先后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任教，在民国早年，此二人以其崇高的学术声望，被士林并誉为“南雍双柱”，后来又被分别视为今日之南京大学中文、历史学科的开创人。对于他们的巨大学术影响，曾有人如此评价道：

王伯沆、柳翼谋影响近代南雍学风极大，但其影响不限于南雍、不限于受业弟子。南高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史地研究会，之后中央大学之国风，以及学衡、中国科学社等等学人及今之众多学者，多受王伯沆和柳翼谋思想影响。其思想撒播遍及各界。

曾在两江师范学堂任教的姚明辉，民国初年曾在武昌高师任教，后来又回到东南大学任教。

被称为南大中文系“三老”的汪国垣（汪辟疆）、胡光炜（胡小石）、陈钟凡（陈中凡），其中的后两位，早年均曾就读于两江师范学堂。

其实，我个人所知还不够完全，除了上述数人之外，可能还有更多两江师范的师生校友在南京大学前身诸校任教的情况。说实话，就凭所谓的“南雍双柱”、中文系“三老”这少数几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人物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南京大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两江师范的“学脉”，应该并不为过吧！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武汉大学，请问，自强学堂、方言学堂的师生校友有没有后来在武汉大学前身诸校任教的呢？当然也有！但最大的问题是——到底有多少？在校中的地位和影响又有多大？可笑当年胡乱篡改校史的那些始作俑者们，“考证”了那么多年，来来回回、掘地三尺也就只挖出了一个人——来自德国的德语教师格拉塞！

事实上，格拉塞先生在清末来华之后，确实是在湖北方言学堂任教过一段时间，但该学堂停办之后，他也就另谋高就了。到了民国初年，武昌高师建校之后，他也来到该校当过一段时间的课时极少的兼职教师，几年后又离校而去，不过后来他又先后任教于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

但问题是——在清末民初，武汉地区但凡是要开设德语课的大中小学校，几乎都会邀请格拉塞去任教或兼课！除了上述学校之外，格拉塞还曾经在陆军特别小学堂、武普通中学堂、湖北陆军讲武堂、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校任过教，我们总不能说，凡是他个人曾经工作过的学校，都是一脉相承的同一所学校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格拉塞在1938年最终离开国立武汉大学之时，其职称仍然只是“讲师”，也就是说，在武大任教期间，他自始至终都只是一名极其普通的外籍语言教师而已，而远非在校中拥有较大学术影响力或者较高行政职权的重要教职员。

在今天的武大，还有不少师生校友总喜欢一厢情愿地认为，武汉大学“继承”了自强学堂的“学脉”和“精神”balabala……对于这样的侈言妄论与无稽之谈，我只想冷笑一声，再狠狠地反问一句——敢情我们武汉大学的“学脉”是靠一个德国预备军人出身的德语老师来传承的啊！唉……

三、主观认同：

“审名思实，亦可谓斯校之恢复也”

最后，一所学校的校史追溯，首先固然应该依次重点考察法律关系、人脉渊源以及物质财产方面的继承等，但该校在建校早期的广大师生校友对于本校校史起源的主观认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这就是一个学校最早自然生成的最真实的校史溯源传统，而不是在经过了很多年之后，通过刻意篡改历史、人为捏造并强行灌输而成的虚假校史认知。

据笔者目前所能看到的相关史料而言，南京高师师生最早将本校校史追溯到三江师范与两江师范时代，应该是在1923年。在当年印行的《南高文史地部第一级会纪念刊》上，刊登了由陈训慈执笔的一篇题为《本校沿革史略》的长文。该文开篇的第一部分便从“历史的渊源——明以前及明之国学”讲起，第二部分则为“清季之规设——三江师范与两江师范”，在详细介绍完“清季两江师范之情形”之后，该文如此总结道：“盖高师之所由着基，与东南大学之克臻成立，其直接之凭藉，实维三江两江之功”，而在该校因战乱被迫暂时停办、校舍亦遭损毁之后，“中间三年，始有高等师范之建设，审名思实，亦可谓斯校之恢复也”。

1924年，陈训慈又用白话文写了一篇《东南大学的渊源和沿革》，基本上沿袭了上述说法，在先后介绍了“明代以前的国学”与“明代‘南监’的盛况”之后，紧接着又用了大量篇幅介绍“清季的两江师范”，文中指出：

生长南京的人，除去读书的老先生以外，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北极阁下的东南大学，便是明代南监的遗址，和上面所说的种种情形。这样年代渺远的前制，自然也不能苛求一般人都知道。两江师范呢，距今很近了。所以许多人都能说明东大从南京高师改建，南高就承两江师范而来的……

……两江师范的存在，离现在还不过二十年光景；他比南京高师早生十几年，但同样的做东南大学的近代的前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文还提到，在东南大学的校园中，还有一处地名是专门为了纪念两江师范学堂的最后一任监督（校长）李瑞清的——

只是现在东大校舍中有一个名称，还保留着两江的一位人物的影子。两江的最后监督李瑞清，就是长于写字的“清道人”，有时题着“清道人阿梅”，是因为他的号叫做梅庵。据说他做监督时，也不停的在一字房楼上挥笔。高师创立以后，江校长易园因为他和两江关系很久，便篆着“杲弇”二字，做校园的中〔中的〕小屋的名称。我们后进的学生们，也便不问来由的以“梅庵”二字当做校园的名称。这“梅庵”二字倒可与东大终古了！

1930年，国立中央大学校方组织编撰了《国立中央大学沿革史》，同样是“上溯孙吴之兴学，以逮明代之南雍，清季之三江两江师范，国初之南高东大”。该书在“两江师范之概况”的部分亦曾特别提及，“既而抚州李梅庵先生提学江宁，来主斯校，尽瘁学务，教泽广被。嗣后南京高师成立，江校长易园篆李先生之名于匾，迄今校之西北小园，以梅庵称焉”。随后，该书在谈到两江师范与南京高师之间的继承关系时，也完全沿用了陈训慈在1923年的说法——“宣统三年，武汉起义，两江定〔停〕办，癸丑变后，校舍荡然，开国三载，始有高等师范之建设，审名思实，亦可谓斯校之恢复也”。

1935年，陈训慈又“据旧作加以重订删节”，写成一篇《南高小史——国立南京高等师范二十周年纪念》，文中不再详述“明季南监”，而只是强调“南高之直接渊源，厥为清季之两江师范，兹虽不及详述，自不能不略及之”。

1937年刊行的《国立中央大学十周年纪念册》，其中的《中央大学概况》一文则如此写道：

惟推源溯流，本大学前身自有其悠久之历史。以前之历代国学无论矣，其在最近之肇基实为三江师范，成立于民国纪元前十年，于纪元前七年复改为两江师范，民国四年复改为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十年复改为国立东南大学。自三江师范迄今，已三十五年，其间缔造经营自有其光荣之过去。故本大学于举行国立中央大学十周年纪念之时，并同时举行三江创校三十五年纪念，以志不忘焉。

1954年6月16日，南京大学校委会第18次会议正式就该校的校庆问题作出以下决议：

确定五二〇斗争日为校庆日。

确定校史自“三江”建立算起（1902－）。

由上可见，从南京高师到东南大学，再到中央大学，直至最后的南京大学，该校师生及校方在学校发展演变的各个历史阶段，均始终将清末的三江师范及后继的两江师范视为本校的历史前身，这便是该校在建校早期就已经逐步形成并最终确立的校史追溯传统。而在另一方面，该校师生虽然一度也出现了将本校校史继续往前追溯到明代的国子监甚至东吴时代之国学的浮夸倾向，但最终还是守住了最基本的节操和底线，作出了将本校校史起源止于1902年的正确选择，而没有再炮制出另外一个“千年学府”的历史笑话出来。

那么，武汉大学建校早期的校史追溯传统又是怎样的呢？在武昌高师时期的校史叙事中，虽然也会略为提及方言学堂，但仅仅只是为了把本校校址的由来交代清楚，而从未将方言学堂视为本校的“前身”。到了国立武汉大学时期，一方面固然以1928年作为校庆纪年，但另一方面也明确承认武昌高师为本校前身，虽然校史叙事中同样也会提一下方言学堂，但其目的基本上还是一样的，即只提校址，一句带过，不言其他，至于方言学堂究竟是在哪一年建校的，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办学活动和比较知名的师生，根本就没有任何人提到过；学校历年编撰的“沿革概要”中的第一个具体的年份就是“中华民国二年”，而第一个具体的日期则是当年11月2日，即本校前身武昌高师首次开学上课的那一天。

当然，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确实也有极个别武大教职员（事实上，也就只有一个代校长刘秉麟而已）曾有只言片语提到过方言学堂是本校“前身”，但这种说法仅仅只是个别“孤例”，而且当事人自己的说法都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实不足为信。至于“自强学堂”，不好意思，至少就“国立武汉大学”时期而言，在笔者曾经见过的浩如烟海的所有校史文献中，都找不到这个四字的历史名词——谁要是能找到，我立马拜他（她）为师！！！

值得注意的是，1942年7月，国立武汉大学同学会延安分会曾在《解放日报》上发布启事，通知在陕甘宁边区工作、学习的武昌高师、武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及国立武汉大学各时期同学在该会登记。无独有偶，1942年11月，国立武汉大学校友会重庆分会也向学校校友总会建议道：“本同气连枝之谊，似应将本会会员资格扩充及于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大学，及武昌中山大学之员生。”

1943年，国立武汉大学校友会正式修改章程，非常明确地认定：“本校校史实肇基于民国二年七月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之创立……于十七年七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始定今名——国立武汉大学。”这就充分证明，在20世纪40年代，即使是分属国共两党阵营的这两批在政治上互相对立、泾渭分明的国立武汉大学校友群体，他们在自己母校的校史起源与本校“校友”资格的具体认定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也是完全一致、毫无分歧的——反正都没清末的自强学堂、方言学堂什么事。

到了1959年，武汉大学曾计划编撰一部校史——当然是从1913年的武昌高师开始写起，而仅仅只是在《校史编写大纲草稿》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小节的开头简单地写了“方言学堂”四个字，但后面全是武昌高师的内容。当学校将这个提纲向广大在校学生征求意见时，就有人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第一章的方言学堂，时间和标题不符……且与校史无直接之关系，是否有写出之必要？”当然，当时的武大师生对于方言学堂也根本就没什么概念——可不像当年南京高师的很多师生那样，对三江师范、两江师范的基本情况可谓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从民国初年的武昌高师，民国后期的国立武汉大学，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93年以前的武汉大学，也从未像南京高师在刚刚建校之初便公然纪念两江师范末任监督李瑞清那样，对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和师生校友有过任何的纪念！——而这本身便足以说明，武汉大学在建校早期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根本就没有将本校校史追溯到方言学堂的“传统”！就更不用说什么自强学堂了……所以啊，大家心里差不多已经能够猜到——武汉大学今天的校史追溯（伪）“传统”大概是怎么来的了，呵呵。

结语：“大哉一‘诚’天下动”

写了这么多，该进行最后的总结陈词了——

第一，大量史实充分证明，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系在清末的两江师范学堂因辛亥革命爆发而被迫暂时停办之后，按照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命令，对原两江师范进行“改办”的结果，因此，二者在法理上具有毋庸置疑的继承性；

第二，两江师范学堂的少数师生，后来曾长期在南京大学的前身诸校任教，并成为该校的重要学术领袖，对学校乃至全国学术界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原两江师范学堂的“学脉”；

第三，无论是民国前期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还是民国后期的国立中央大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南京大学，均毫无例外地将清末的三江师范学堂、两江师范学堂视为本校前身，这样的一种校史追溯传统，既是在建校早期就自发、自然地形成的，而且又具有长期的连续性与一贯性，因而也是非常真实可信的。

综上所述，《很遗憾，贵校的百年校史是假的》一文中所谓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原来的两江师范学堂唯一的关系，也就只有校舍了”的观点，显然是根本就不符合基本史实、完全错误的，而南京大学将校史追溯到1902年，也是合情合理、理由充分的。

至于我们武汉大学……我平时说得已经够多的了，在此就懒得再做什么总结了，大家大可对照着兄弟院校南京大学的上述基本史实，逐一考察武汉大学的相关情况，看看本校自1993年以来所人为捏造的那一套荒谬透顶的校史追溯谬论，到底比人家少了哪些东西？

最后，我个人还想来一点比较个性化的表达——虽然南京大学并不是我最爱的大学，但是，南京大学校歌（原为1916年前后诞生的南京高师校歌，2000年正式确立）却是我个人最爱的大学校歌，不论词曲，没有“之一”！——这就属于是“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契合了！现在，就请大家跟我一起，在“大哉一诚天下动”的动人歌声（南大学生自行改编的《南京大学校歌梦想版》，可惜不能插入音频，请大家在网上自行搜索吧！o(∩_∩)o）中，好好地欣赏一下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历史上的这几条“诚”字校训吧！

南京大学的变迁，南京大学为何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