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的状元：卞伯泽新作文才武将出堂琅之十三

圣人 2023-01-11 17:34:50 472

彭泽的状元：卞伯泽新作文才武将出堂琅之十三文昌宫综上所述，昭通府设学，如果从明太祖二十八年（1395年）设立儒学算起，到辛联玮于清道光六年（1825年）首开进士科，已经是430年的历史。如果从明宣德八年（1433年）昭通较为正规设儒学始，到辛联玮首中进士，也有380多年的历史，漫漫科举之路，对于昭通来说，的确显得太漫长了。故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泸州士子张润出任昭通知府时对此深感忧虑，他除修葺书院，聚生徒讲学外，还于道光四年听信了一方士之言，于该地建了一亭以培文风，并移西北旧亭护祐士子金榜题名的魁星神像奉安其中，故《昭通志稿》载：“张润，泸州举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在任昭通府事，培植文风，奖励士类，修建书院并府署内魁阁”。自他建亭于神像的道光四年始，事隔两年的道光六年（1826年）昭通昭阳恩安人辛联玮终于首开进士科，成了昭通自建庙设学后近400年的第一名进士，故史学家称此为“奇险”，漫漫的昭通科举之路终于划上了个句号，是

登临金钟山，在登峰造极的“天上文衡”处，我们往往在一副悬挂于大殿两旁的楹联前驻足了，这副书法功底深厚，文辞哲理深邃的楹联到底是谁写的呢？

——作者题记

彭泽的状元：卞伯泽新作文才武将出堂琅之十三(1)

南现彩云

辛联玮，字郎山，昭通昭阳恩安人，生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卒于咸丰十年（1860年）。为昭通历史上第一位进士，第一位进入翰林院的翰林。

在云南，昭通是中原进入云南的第一道门户，其昭阳区历来为滇、川、黔三省结合部，文化十分发达。辛联玮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的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嘉庆九年（1804年）十四岁时，参加昭通的童生试，考取秀才，取得生员资格。其后参加乡试中举，道光六年（1826年）丙戌参加会试中进士。在进入仕途的路上辛联玮可谓一路春风得意。昭通地方志载：“丙戌会试，即有辛联玮获隽，先入庶常，为百年首开进士科”，继而进入翰林院，成了翰林院的庶吉士。为昭通第一位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之人。

一个边陲府城的士子，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翰林院且“先入庶常”，当然是十分姣姣者了，真可谓是开昭通“百年进士科”了。

辛联玮是昭通开科取士后的第一位进士，第一位入选翰林的佼佼者。辛联玮的高中，在昭通充满了神奇的传说，公元1381年，即明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对盘踞云南的梁王久招不降的情况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统率三十万大军对云南进行征讨，梁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晋宁自杀，元朝对云南的统治自此结束。云南乌撒（威宁）、乌蒙（昭通）、东川等少数民族酋长皆望风归附，并于京城贡马及方物。自此，云南大部分地区成为了明朝统治的地域，明太祖也于乌蒙，茫部（镇雄）等区设立儒学，开科取士。公元1390年，即明洪武二十三年，乌撒土知府阿能，乌蒙、茫部土官各遣子弟入南京国子监读书。到公元1393年，即明洪武二十六年，《明礼部志稿》载：“洪武二十六年，户部知印张永清言：云南四川诸处边境之地，民皆罗皂，朝廷于世袭之官，于三纲五常之道，懵焉莫如，宜设学校以教其子弟，上然之”。到公元1395年，即洪武二十八年，《罪惟录》载“五月，四川云南边夷皆立学校。”到公元1433年，即宣德八年《明史·四川土司传》载：“设乌蒙（昭通）儒学教授·训导各一员。以通判黄甫言：元时本府向有学校，今文庙尚存，师儒未建，乞除教官，选俊秀子弟入学读书，以广文治，从之”。昭通创建儒学，到此也才划了个句号，故昭通史学者李正清耗时三十多年辑著的《昭通史编年》在其“按语”中说道：“乌蒙（昭通）、茫部（镇雄）设学校之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然未之行。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始有土官子弟数人就南京国子监读书。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从户部知印张永清议，设儒学，仍未见之行动。至宣德八年（1433年）方设儒学，垂五十年，教育之兴，难矣。”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四川巡抚年羹尧在其《请设学疏》中写道“如川省之镇雄，乌蒙两土府，久经设学取士，彬彬文物，几同内地。”应该说，处于土府时代的儒学，是十分不正规的，故昭通数百年间，虽已设学，但没出什么人才。清雍正五年（1727年），昭通改土归流，当时的昭通称乌蒙，对所设儒学，才比较正规和完善，故雍正六年议准：云南乌蒙府州，县取进童生各十五名，总督鄂尔泰题请设学建庙。雍正九年（1731年）改乌蒙府为昭通府，“举前之乌暗者易而为昭明，举前之蒙蔽者易而为宣通。”在此后的百年间，也出过象魏定一的“经魁”，但一直没有人进士及第。嘉庆十九年（1814年），泸州张润任云南昭通知府，在科举考试方面，虽经不少努力，但未见成效。道光三年（1823年），得一位术士指点，张润任职时写的《魁星楼记》云：“勘舆家以五行生克制化，为人间阴阳两宅补救风水，每获奇险，云南昭通设府百年，向来发科者寥寥，孝廉出任亦绝少，余莅郡后，修葺书院，聚生徒讲学，乡闱中式渐次加多，仍无登甲榜者，岁癸末有术者来郡署相度，谓极宜建亭此地，以培文风。爰捐金觅匠速构此亭。甲申落成，移西北旧亭魁星神像奉安其中。迄丙午会试，即有辛联玮获隽，选入庶常（庶吉士的代称），为百年首开进士科……。”照此传说，道光四年得术士指点建亭祀魁星，事隔两年辛联玮高中进士，真是“奇险。”不仅如此，接着道光十五年，二十七年李钟泰，赵开元也中进士，光绪十二年谢崇基再入翰林。

综上所述，昭通府设学，如果从明太祖二十八年（1395年）设立儒学算起，到辛联玮于清道光六年（1825年）首开进士科，已经是430年的历史。如果从明宣德八年（1433年）昭通较为正规设儒学始，到辛联玮首中进士，也有380多年的历史，漫漫科举之路，对于昭通来说，的确显得太漫长了。故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泸州士子张润出任昭通知府时对此深感忧虑，他除修葺书院，聚生徒讲学外，还于道光四年听信了一方士之言，于该地建了一亭以培文风，并移西北旧亭护祐士子金榜题名的魁星神像奉安其中，故《昭通志稿》载：“张润，泸州举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在任昭通府事，培植文风，奖励士类，修建书院并府署内魁阁”。自他建亭于神像的道光四年始，事隔两年的道光六年（1826年）昭通昭阳恩安人辛联玮终于首开进士科，成了昭通自建庙设学后近400年的第一名进士，故史学家称此为“奇险”，漫漫的昭通科举之路终于划上了个句号，是因为培埴文风还是建魁星之亭，孰此孰彼，还是兼而有之，这一问题只好留给后人罢了。

彭泽的状元：卞伯泽新作文才武将出堂琅之十三(2)

文昌宫

辛联玮高中后，由于他是一位性格比较内向之人，不善结交，在翰林院期间，不会迎合上司，于是外放浙江遂安，任知县一职，“散馆，改浙江遂安知县”。辛联玮到职后，不改前习，没有学会官场圆滑刁钻那一套，“竞以刚直获戾卸任”，“以不舍时趋，引疾归”，返回故土昭通。

辛联玮一生大多数时光是在书院里度过的，在昭通期间，他于凤池书院主讲，颇有名声，其后，受东川府学官之聘，离开昭通，到东川西林书院任主讲。在科举时代，书院是有别于国家开办的“太学”和“国子监”的，相当于今的民办高等学校，东川府的书院为官府开设，最先所设第一所书院为西林书院，它是仿照昆明西林书院而取名的，《雍正·东川府志》载：“西林书院，距绥宁门（东城门）外百十步，坐南向北，雍正五年知府黄士杰始设义学，（雍正）十年，知府崔乃镛为书院，有碑记。”可见西林书院大概位于今水石桥至东城门的中段北侧，是在黄士杰所建义学的基础上扩建的。这座书院，有大门三楹，二门三楹，讲堂五楹，公厅六楹，庖厨六楹，房十楹，规模较为宏大。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东川知府义宁于县衙西面购置了一所民宅（即现已拆除的职业中学），修葺后将西林书院迁居于此，称日新书院。辛联玮于日新书院任主讲大概有近十多年的时间，即道光晚期至咸丰初期均在东川日新书院渡过的。《新纂云南通志》载：“（辛联玮）主讲昭通，东川书院二十余年，学宗程朱。课士以躬行实践为本，故门下多笃行之士，不仅以文章科名显也。”看来辛联玮的教学主要是以儒家的程（颢、颐）、朱（熹）理学的“主敬存诚”为教学的根本，故在教学中，他十分强调身体力行，注重实践，他的学生也多以《礼祀·中庸》“笃行之”（力行其事）为修身之旨，强调的是不但要以文章科名显赫于世，更强调在社会上的做人做事，故深受学子的欢迎。辛联玮不仅用这样的理论教育学子，他也躬亲力行，做出表率，故《新纂云南通志》说他“为人纯粹，士林奉为楷模，一言一行，乡里咸引重焉”。活了七十岁。

应该说，辛联玮在日新书院的教学是卓有成效的，《东川府续志》说他：“凡诸生呈文，披阅一过，其瑕瑜纤毫毕明，奖励后进，不惜齿牙余力，及门士感而自奋，登科第者遂较多于前日矣。”到同治九年庚午科时，东川府考取举人的人数一下增加到七人，他们分别是何贤书、尹南宫、刘琨、谢生春、汤铨、李重芳、陆钟伟等。到同治十二年癸酉科时增至十一人，分别为彭启南、陈正典、汤步禹、孟岱昌、卢从林、茅如升、林慧选、林崧生、李重华、李步瀛、张英堂等，其中的卢丛林到光绪十五年时，中了已丑科进士。这两年，是东川府有史以来中举人最多的年份。这种成果因素固然很多，但跟辛联玮亦日新书院的教书也是分不开的。

彭泽的状元：卞伯泽新作文才武将出堂琅之十三(3)

辛联玮撰书之楹联一

辛联玮教书之余，像封建社会的士子一样，也喜欢吟诗作联，他的楹联现存金钟山大殿“天上文衡”旁一联，该联刻于木质笕筒之上，保存完好。楹联的内容为：

虎踞龙盘，漫徒羡彼都胜绩，

看松髻苍倩，石骨磷峋，灵秀欣人文继起。

蛇埋蚁渡，愿与证昔日善缘，果心地勤培，

福田广植，功名自阴骘得来。

咸丰四年勐秋月毂旦

昭联辛联玮敬立并书

此联为咸丰四年，即公元1854年辛联玮64岁时所作，估计是文昌宫进行修葺完工后，因当时辛联玮于东川的学识和社会影响，所以主办方请他为完工后的文昌宫撰写并书一副楹联，这副对楹，有很大的针对性，上下联的意思为：

被人称道的虎踞龙盘的南京，我们休要白白地去羡慕那里的名胜古迹，看会泽的金钟山，有长了胡须的古松，苍翠美丽，加之那突兀和石头，千奇百怪。在这钟灵毓秀之地，今后一定文化昌明，人才辈出。

下联用了两个典故，即“蛇埋”和“蚁度”，战国时的孙叔敖为了不让其他的人再见蛇而死，把它打死埋了，最后孙叔敖得了个好的归宿；另一个典故是：宋朝的宋郊宋祁两兄弟，同在太学读书，一次遇见一位高僧，能观人相貌，预知吉凶祸福，说“小宋（宋祁）今年科举考试将高中状元；大宋（宋郊）也能名登科甲，但名位不高。”事后，宋郊一次外出，偶见蚂蚁被暴雨所侵，心生慈悯，编竹作桥，救渡了无数蚂蚁的生命。后来，宋郊又遇见那位高僧，高僧一见宋郊，大为惊奇：“先生相貌已改，必有大阴德，所救活数百万条生命”，又说“先生功名，将不在令弟之下。”最后京城会试发榜时，宋郊果然选居第一，中了头名状元。作者接着说，我愿用这两个例子证明，你以前做了好事，就与善结缘了，如果我们用心去培育，就像种田一样，广泛培植善缘，你的功名，就像宋郊一样，是因为暗中行善积德而来。

从这副楹联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昭通士子的胸襟和情怀以及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楹联能保存至今，已是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这十分不易，这恐怕也是作者多年积德行善，倡导善举而得来的。

彭泽的状元：卞伯泽新作文才武将出堂琅之十三(4)

辛联玮撰书之楹联二

在滇东北，人们称辛联玮为“拙翰林”，在他身上，不仅是“拙”，还“犟”，浑身长刺，一肚子不合时宜。他的一生，就不曾有过欺世媚俗的行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自撰的“墓志铭”看出端倪：

基何以志，所以表功德也，余无功于世，无德于后人，奚以老志吾拙也，拙可志宇？自谋，则拙于人无与出，胡不可志。余自束发受书，年十四应童子试，每为文竭精苦思，必求心得，不肯蹈袭前人语，人易我难，是其文拙也，年三十五始成进士，改官翰林，有劝以曳裙侯门，奔走权贵者，余心非之。既而散馆，故选遂安县知县，是余拙于仕进也，端方自守，恶为圆通，性不合时宜，又不善逢迎，不为长官喜，竞以刚直获戾卸任，仅二仆相随，拮据万状，始遂归计。家居闭门不出，旧雨日疏！逢可落雀，不得已遍游吴、越、齐、燕，为人计，语言稍有不合，那拂衣辞去，以故囊中多空，性更不善居积，不事生产，晚年贫益甚，意亦拙也，于是有关余之拙，非余之拙者，余自安。余拙而始终不改拙夫。人生寄蜉蚍于天地，过眼荣华，等诸春梦，况生存万态，福为祸所伏，有以亲臣而身陷囹圄者，有以重臣而远窜沙漠者矣，有以勋臣而立正典刑者矣，其余与余同时，广事结构，奔竞骤至通显者，未几，又以赃削以罪免，焦头烂额，名玷青史，视余，虽贪病而俯仰有如，分甘推食，老妻蓄醴劝餐，庭有余欢，兴至则作为诗文，与诸子侄辈共相讲论，夏阑不倦，倦即思卧，以此相较，差觉过之，又不自省，又与人讲订经史，往来于东川，云南昭通间俨为人师，以育英才，盖大怜余拙，无奇缘亦无奇福，是余自安余之拙，深恐后人之不知余之拙也，因自老吾大略如此，爰系以诗也。

矢老青云早致身，毕生犹自困风尘。

浮名已自诗书误，忍把诗书误后人。

该墓志铭写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其时，辛联玮年已66岁，身体依然强健，精神依然矍铄，突然想到生亦有期，死也无涯，总有一天要为自己作个了结，于是濡墨挥毫，信马由疆对自己一生作了个小结。为自己的墓碑留下了一篇文字，一篇以“拙”自诩，以“拙”自负，守“拙”不易的奇文，从中我们看到这位昭通第一位翰林——“拙”翰林是何等可爱。

彭泽的状元：卞伯泽新作文才武将出堂琅之十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