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是哪所大学校友:李庄启示录 同济大学战时避难6年
林徽因是哪所大学校友:李庄启示录 同济大学战时避难6年在侵略者一路追寻轰炸同济大学,企图摧毁中华科技与文化的危急时刻,这一代爱国的学者们自觉将科学救国、学术报国的理想融入文化抗战的时代主题中。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于1928年成立,所长傅斯年从英国和德国留学回国,其时30岁出头,雄心勃勃,提出以史语所为中心把中国建成“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 史语所的东方学研究集中了一批优秀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李方桂等,很快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对安阳殷墟和山东城子崖的发掘,编辑整理明清史料,田野调查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上的应用,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语言和语音等这些在考古、历史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
清政府在容闳的建议下,1872年派出了第一批少年去美国学习科学技术,但直到新文化运动,科学才由知识分子作为一面旗帜在中国高举起来。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科学救国成为一代学子的理想。
避难于李庄的学者,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其中不少人在西方系统地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的研究方法。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于1928年成立,所长傅斯年从英国和德国留学回国,其时30岁出头,雄心勃勃,提出以史语所为中心把中国建成“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
史语所的东方学研究集中了一批优秀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李方桂等,很快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对安阳殷墟和山东城子崖的发掘,编辑整理明清史料,田野调查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上的应用,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语言和语音等这些在考古、历史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
在侵略者一路追寻轰炸同济大学,企图摧毁中华科技与文化的危急时刻,这一代爱国的学者们自觉将科学救国、学术报国的理想融入文化抗战的时代主题中。
常智敏告诉记者,到李庄避难的学者中,许多人曾被敌伪势力争取过,但他们不为所动,坚持留在后方,怀着“文化不灭则其国不亡”的理念,以刻不容缓的紧迫感投身中华文化的整理、研究、发展和传播中,在文化战线上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战。
营造学社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从事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1931年,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醉心于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爱国情怀,把他带入到忘我工作的境界。1932年至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营造学社成员开展了大规模古建筑实地测绘和考察,把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足迹遍及15个省,测绘和拍摄唐、宋、元、明、清等各代古建筑1800多座。
北平沦陷前夕,梁思成收到“东亚共荣协会”寄来的请柬,被日本人注意到的他,于1937年9月带领全家,以及金岳霖和清华的两名教授,离开北平,踏上漫漫逃难长路。1940年秋,营造学社迁徙至李庄。
据岱峻所著《发现李庄》记载,美国方面曾邀请梁思成前去讲学、夫人林徽因同去治病,梁思成回信说:“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林徽因也毅然谢绝,“决不愿做中国的白俄。”
位于李庄镇上坝月亮田的营造学社旧址,如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观。人们往往长时间驻足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卧室,卧室里有一幅相片:病中的林徽因躺在病床上,形销骨立,全无昔日翩若惊鸿的风采。
李庄古镇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内,梁思成做学问、搞研究复原场景。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皆出身名门,留学美国,兼善中西文化。离重庆200多公里的李庄不用担心敌机空袭,算得上清静之地,可对身患肺病的林徽因来说,这里潮湿的气候是可怕的克星,来到李庄才一个多月,她就完全病倒了。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开始了贫病交加的日子,最后山穷水尽,只得典当衣物,衣服当完了,就当手表、金笔。
李庄镇党委书记曾祥立、李庄古镇景区管理局副局长潘成君认为,与祖国在一起、与民族共患难,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家国情怀。科学救国、学术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则是他们严谨治学、潜心研究的强大动力。
尽管生活陷入赤贫状态,梁思成、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仍坚韧地推进着,梁思成身患脊椎软骨硬化病,不得不戴着铁马甲工作,当他俯身向画板时,常把下颌放在小花瓶上,用以支持头部,从而减轻对脊椎的压力。病中的林徽因,倚在床上顽强工作,承担了书稿的校阅,并执笔写了书中的第七章。1944年,《中国建筑史》在李庄完成。
李庄6年,学者们创造了一批重要的开创性学术成果,中国现代建筑学开山之作《中国建筑史》,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殷历谱》,填补纳西东巴文化研究空白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中国第一本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等著作在这里完成。在这里,董同龢研究汉语音韵史,其《上古音韵表稿》,修正了汉学家高本汉的诸多看法……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李庄见到了梁思成、林徽因在贫病交加中坚持学术研究的情景,感叹道: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这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路,改善生活去了。
费正清还曾感叹,只有中国的学者能在如此艰苦的抗战环境中忍辱负重,愈挫愈勇,取得如此伟大的学术成就……
李庄同济大学医学院旧址。
启示二:甘于清贫、淡泊名利,坚守学术象牙塔
1940年代的李庄,已经繁华不再,社会衰落,经济凋敝。整个镇子没有一所医院,也没有任何药品,人的生命在这里仿佛被抛向原始的自然状态。在疾病面前,即使是同济大学医学院也无能为力。同济大学波兰籍教授魏特、劳榦的母亲……因为没有药品,在李庄无助地逝去。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也许是最不幸的。1942年1月,大女儿因身染伤寒,在李庄不治而亡,而在1939年,他的二女儿已在昆明去世。陷入巨大悲伤中的李济,以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来忘却悲痛,他以殷墟发掘为基础,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写成《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西阴村史前遗址》等著作。
受战争、自然灾害等影响,当时的李庄“物价上涨可惧”,人们的生活陷入贫困。中央研究院是当时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史语所、社会所的学者们时常面临缺粮断炊的困境。为了生计,一向“笑傲诸侯”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不惜打躬作揖,向地方官员央求食米,“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据《发现李庄》一书记载,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甚至卖书买粮度日。每次卖书换来的粮食,除解决自家燃眉之急外,还周济朋友。
从灯火阑珊的大都市,逃难到穷乡僻壤的李庄,生活落差极大,缺医少药、缺粮断炊、空气潮湿……疾病、贫穷、悲伤没有击倒李庄的学者们,他们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坚守学术象牙塔,甘于清贫、淡泊名利地做学问、搞研究。每个学者都怀揣着自己的学术梦想,梦想吸引着他们在寂寞的学术人生中顽强前行。
在李庄板栗坳戏楼上的一张大门板上,董作宾沉浸在甲骨的梳理和研究中,焚膏继晷,在千头万绪中重建殷商时代的历史。他利用有年历根据的甲骨文,把商代晚期200多年的历史轮廓扎扎实实重建起来,耗费其多年心血的《殷历谱》1945年在李庄出版,这是一部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居延汉简研究是国际汉学界瞩目的重大科研课题,劳榦在李庄的农舍里默默工作了三四年,最后独立完成了居延汉简的全部整理和考释,并发表了20多篇居延汉简的研究论文,他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两部巨著相继在李庄出版,《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进一步扩大了汉简的研究领域。
据《发现李庄》一书记载,劳榦的母亲劳婆婆死于水肿,在李庄板栗坳,劳榦哭哑了喉咙。“居延汉简研究,也是盛开在血泪之中的花。”
临长江而立的李庄古镇。 越良斌 摄
启示三:站在学术前沿,取得国际瞩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