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诗文来表达一个没出息的人，一个读书人科场失意

怎样的诗文来表达一个没出息的人，一个读书人科场失意然而，这项工作的难度太大了，因为修明史必然要参阅《明实录》和其他明史著作，但当时没有公共图书馆可以借阅，《明实录》也没有刻本，只有乡绅豪族家里才藏有抄本。谈迁贫寒卑微，既无力购书，也无富贵朋友提供支持，只能四处奔走求告，终于有临县的几家豪门同意他上门阅读抄录。于是他经常带着行李和干粮，赶一百多里路，前去抄书。中国的文化是非常重视修史的，因为审视历史可以“鉴往事，知来者”，通过总结得失，臧否人物，以探索未来，传续道统，所以中国读书人往往以修史为己任。自此，谈迁立志要编撰一部翔实可信的明史。谈迁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1593年出生于浙江海宁。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以寄亡国之痛。与古代的多数读书人一样，谈迁年轻时也有志于科举，然而却屡试不第，他自认“才驽”，于是回家耕读。谈迁家境贫寒，却自幼好读书，强闻博记，涉猎广阔，经史子集无不致力。二十九岁那年，谈迁的母亲去世，他在家守孝，就利用

科举制度是中国的一大创举，曾经是古代世界上最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打破了阶级藩篱，打开了人才的上升通道，中国古代能长期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制度。然而在儒家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科举制度在推行中的弊病也日益显现。科举考试不仅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毫无裨益，还悖离了人类学习的本来意义。

中国古人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把做官当成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因为当官不仅意味着社会地位的跃升，还能拿到优厚的俸禄和其他各色收入，过上锦衣玉食的体面生活，所以对中国古代读书人来说，天下第一等好事，无非当官，对于商人来说“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

正因为如此，古人对科举趋之如鹜，凡习文者，从垂髫童子到白发老翁，无不悬梁刺骨，昼夜苦读。当然，他们拼命读书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更不是探索自然奥秘，而是为了书中的颜如玉和黄金屋。所以中国虽然历来以尊师重教著称于世，但很多古代读书人并没有致力于探求未知，他们那种拼命读书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学习知识，只是通过疯狂刷题和背书这种机械训练形成答题的条件反射，希望凭着这种努力实现鱼跃龙门。本来，通过学习可以开拓思维、丰富想象力、培养逻辑思辨能力，可是科考却把学习和考试变成了反智逆向淘汰，扼杀了学子的灵气，阉割了人的思想和智慧，这导致了科技的停滞和思想的禁锢，在科举最为鼎盛的明清两朝五百多年时间里，除了十二平均律外，中国对世界科技的进步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贡献。即使在科考面向的国学方面，那些状元、进士也鲜有杰出成就，在这一领域留下传世佳作甚至跻身世界级巨擘行列的反而是些科场失意者，他们才华横溢，却为科举所困，无法施展，只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穷尽毕生精力潜心著述，终于有所大成，而他们生前未能越过龙门，因而身份卑微，不受主流社会尊重，他们的作品的价值往往要在身后才被认识，《国榷》的作者谈迁就是这样一位生前没有受到应有尊重的寒士。

《国榷》是一部煌煌500万字的巨制，是记载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当代编修的《清史》作为一项重大的国家级文化工程，集中了300多位文史专家，投入十几亿巨资，耗时十多年才得以完成。可是谈迁只是个穷秀才，既无资金也无资料，却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以一人之力做成了这件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大事。

谈迁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1593年出生于浙江海宁。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以寄亡国之痛。

与古代的多数读书人一样，谈迁年轻时也有志于科举，然而却屡试不第，他自认“才驽”，于是回家耕读。谈迁家境贫寒，却自幼好读书，强闻博记，涉猎广阔，经史子集无不致力。

二十九岁那年，谈迁的母亲去世，他在家守孝，就利用这段时间大量阅读，当他读到陈建所著的《皇明通纪》时，发现其中错误很多，而且见识浅陋，这令他非常不满，认为这会贻害天下。

中国的文化是非常重视修史的，因为审视历史可以“鉴往事，知来者”，通过总结得失，臧否人物，以探索未来，传续道统，所以中国读书人往往以修史为己任。自此，谈迁立志要编撰一部翔实可信的明史。

然而，这项工作的难度太大了，因为修明史必然要参阅《明实录》和其他明史著作，但当时没有公共图书馆可以借阅，《明实录》也没有刻本，只有乡绅豪族家里才藏有抄本。谈迁贫寒卑微，既无力购书，也无富贵朋友提供支持，只能四处奔走求告，终于有临县的几家豪门同意他上门阅读抄录。于是他经常带着行李和干粮，赶一百多里路，前去抄书。

然而他读过《明实录》后却认为:"史之所凭者，实录耳。实录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皆逆奄之舍人。”

意思是：修史要凭实录，但实录也只是表象，真实的内幕并不可知。杨士奇编的《明太宗实录》有失实之处，焦芳编的《明孝宗实录》也是多处颠倒黑白，万历、天启年间的实录都是魏忠贤一伙所写，更不可信，于是他殚精竭虑，通读所能抄到的一百几十家明朝历史家的著作，互相对证比较，勘正实录中的错误。

终于，经过二十七年废寝忘食地努力，期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这部500万字巨著的文稿完成了，取名《国榷》，署名"江左遗民"，以示对故国的怀念。然而，谈迁没钱刻板，《国榷》也无法付梓，只能收藏在家中，他只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这部书能有机会出版。

当时社会上，人心很浮躁，一些人虽然科场得意，赢得了富贵，却还贪名，他们希望留下传世著作，以求显耀后世，但他们学问浅薄，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当他们知道谈迁写成了一部巨著，却又无钱刻印时，就想花钱购买，谈迁哪里能答应，于是这些人便使出邪招，雇人盗走了《国榷》的手稿。

谈迁发现手稿被盗后，为数十年心血付之东流而伤心不已。这时，他已经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了，遭此一劫后，他变得白发苍苍，心力憔悴，然而他没有因此垮掉，他顽强地说："吾手尚在，宁遂已乎?"意思是，我的双手还在，岂能就此作罢？他振奋起精神，准备从头再来！

于是，他又像年轻时那样，背起纸笔行囊，不避寒暑地奔走于嘉善、钱塘、归安、吴兴等地，恳求那里的豪门大族让他借阅抄书。这样孜孜奋斗四年后，他再次完成了《国榷的文稿》，这时，他已经六十岁了。

然而，谈迁对这部手稿还不满意，因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莫甚於此!”意思是，崇祯朝的十七年间，朝廷愁苦紧张，史官逃亡，存放崇祯实录的库房被烧毁，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也就消失了，令人心痛。所以谈迁要与当时宫中经历变乱的人当面细谈，才可能找到真相，如果想这样做，必须到北京去。然而，路途遥远，谈迁没有盘缠，怎么才能去北京呢？

正当谈迁一筹莫展时，义乌人朱之锡进京担任弘文院编修，聘请谈迁担任秘书，与他一同前往。眼看多年夙愿可望实现，谈迁喜出望外，当即收拾行装，随朱之锡坐船进京。

在北京的两年多时间里，谈迁除了替朱之锡誊写抄录，处理文案外，其他时间全身心地搜集明代遗闻、访谈当年的遗民旧臣，实地考察历史遗迹，补遗拾缺，纠正错误，尽一切可能完善《国榷》。

为了寻访历史遗迹，谈迁不顾年老体弱，跋山涉水，走村串乡，经常走得脚上起泡，有时还在乡间迷了路，只得请放牛的牧童带路，人家嘲笑他，他也不以为意。北京气候干燥，尘土飞扬，谈迁的口鼻经常被灰尘堵塞，弄得肮脏不堪，他一个南方老人很难适应这里的水土，可他都咬牙坚持住了。

肉体上的痛苦谈迁可以忍受，但精神上的苦闷却很难解。他只是个又老又穷的秀才，地位低下，在官宦如云的北京更是如蝼蚁般卑微，可是为了修书，他不得不经常去拜访那些贵人，为了等候接见，往往要从朝上等到中午，甚至是晚上，实在苦不堪言。囊中羞涩的谈迁，平日也无处可去，只有离住处两里外的报国寺有两棵松树是他的放松之处，有时他就跑到树下去坐一会儿，聊作休息。

谈迁是个很有骨气的人，为了修史，他可以忍辱负重，但绝不会轻易折节。在北京时，他的同乡，新科进士杨雍建知道他学问深厚，文笔精湛，就托人要谈迁给他代拟两份文稿，谈迁虽很不情愿，但看在同乡面上，勉强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要他写稿子，被他断然拒绝了。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我已经一把年纪了，不能受别人的侮辱。杨雍建虽然是同乡，却仗着自己是进士，要我干这干那。你是高官，我是个穷书生，与你两不相干，不想再有什么瓜葛！

这件事，也充分暴露了科举的弊病，杨雍建虽然高中进士，春风得意，但他自知学问不如谈迁，为了写出漂亮的文稿，就要谈迁给他代笔，可是谈迁明明学富五车，却过不了科举这一关，地位与杨雍建有天壤之别，可见那时的科举，已经是一种逆向淘汰制度，把真正有学问的人，挡在了体制之外。

经过不懈努力，谈迁搜集的材料写满了几千张纸，终于完成了对《国榷》的校补厘订，使之成为一部完整可信的明朝国史，谈迁一生的心愿得以圆满。

《国榷》以《明实录》为基础，结合邸报和公文等政府档案材料，参阅多位史家的著作，经多方考证而成，考据真实可信，是研究明史的重要历史资料。但是由于其中对清朝多有贬斥，所以一直未能出版，三百多年来只有抄本流传，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国榷》才得以面世。

顺治十三年夏，谈迁离开北京回到了海宁。此时的谈迁，夙愿已了，且年事已高，本应在家安度晚年，但他生计无着，只得于次年夏天应山西平阳府推官沈贞亨之聘，去做秘书，他以年迈之躯再次踏上了遥远的路途。本来，他想顺便去祭拜张慎言墓，张慎言是弘光朝的吏部尚书，生前对谈迁十分器重，曾经和大学士高宏图一起举荐谈迁入朝为官。但谈迁认为趁着国家危难之际去当官很不合适，不愿"以国之不幸博一官"，所以推辞了。然而，谈迁还没有到达平阳，就在这年冬天病逝于途中，时年六十五岁。当时的大儒黄宗羲因敬仰他的学识和风骨，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谈孺木墓表》。

谈迁是个真正毕生专研学问的读书人，他不慕虚荣，不计得失，只为修史的理想而努力，然而，他却一生只是个穷秀才，无法得到任何国家资源的支持，靠着为人俑书、作记室谋生。他考不取功名真的是因为“才驽”吗？肯定不是的，否则他怎么能写成《国榷》这种鸿篇巨制？黄宗羲怎么会为他写墓表？进士杨雍建又为什么要他代笔文稿？问题在于科举考试制度，明清时期的科考已经是一种阻碍人才选拔的弊政，思想灵动的通经博学之士很难通过这层逆向滤网。晚清的有识之士指出：“科举之弊，弊在愚民，民愚而无术以振作之，则天下心至于弱……”《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考中了举人，后来又中了进士，可是他却连苏东坡是谁都不知道，这就是对科举制度最好的讽刺。在一种让人变得无知的教育和考试制度下，谈迁这样的通硕学者，又怎么能有出头之日？

科举制度还使古人对学习的态度变得严重功利化，不追求获取知识，只醉心考试技巧，除了背诵四书五经外，平时只在应付考试的时文、选本上下功夫，其余一概被视为无用的闲书。这使得千百年来，以注重教育和读书闻名于世的中国，有许多人只是假装在读书，因为这种所谓的读书学习与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未知的探索无关，根本不可能促进社会的进步。这个恶果不仅为害当时，还贻害至今，当代中国人除了教科书外，人均阅读量依然极低，人们主动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望依然不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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