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科技带给人们的艺术体验（在科技艺术的新浪潮中窥见未来）

数字科技带给人们的艺术体验（在科技艺术的新浪潮中窥见未来）四十年来，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的议题涉及当代技术进步各个层面的反思，从探讨市场、控制论，到探讨知识经济、技术伦理……严肃地思考技术进步对人类的塑造意义。林茨电子艺术节资深总监、策展人马丁·霍齐克在谈到展览主题时表示，今天，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与科技的关系也在不断演变，一轮全新的范式转换正在酝酿之中。迹象之一就是数字本身从自动化到自主化的一场独立运动。这次范式转换不仅对工业产生影响，也将作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之为人的定义。这一系列变革，在给传统艺术家定位提出了新的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艺术与科技如何从跨界走向深度融合？它在带给我们更新奇的观展体验之外，还能否触发更深刻的思考，唤起人类情感上更深层的回应？从奥地利林茨到中国深圳11月2日，由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资深总监马丁·霍齐克（Martin Honzik）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联合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迪克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书中，提出了一个科幻经典命题：何为人类？何为机器？仿生人自我意识的诞生是否意味着会反噬旧有的人类族群？如何避免更高智慧的AI与人类为敌？小说所描写的目前看来只是一种架空的想象，即便这种话题的热度已逼近一种“狂热”。

在艺术界，刚刚过去的一周里，“科技艺术”占领了热门话题榜。11月2日，“科技艺术四十年：从林茨到深圳”开幕，另一边，第五届艺术与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1月8日，展览“科技艺术目标模糊化后的图像媒体策略”在浙江丽水开幕，11月15日，中央美术学院2019第三届EAST-科技艺术季又将重启……

如此频密的活动之下，“科技艺术”再次成为讨论焦点。就在去年，一幅由AI绘制的肖像画《埃德蒙·贝拉米》在佳士得以43.25万美元的高价成交，引发种种热议。

一边是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促使AI艺术勃兴，成为近年来备受瞩目的艺术现象，另一边则是依靠互动投影的“Teamlab”成为当下票房最高的艺术展，吸引无数网红“打卡”……伴随“数字革命”在过去40年的兴起，巧妙的工具和技术早已渗透到绘画、雕塑、装置、行为、影像等各个艺术范畴。

这一系列变革，在给传统艺术家定位提出了新的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艺术与科技如何从跨界走向深度融合？它在带给我们更新奇的观展体验之外，还能否触发更深刻的思考，唤起人类情感上更深层的回应？

从奥地利林茨到中国深圳

11月2日，由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资深总监马丁·霍齐克（Martin Honzik）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联合策展的“科技艺术四十年：从林茨到深圳”，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拉开帷幕。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属于未来世界的艺术之旅。展览将目光投向过去的40年，在此期间，“数字革命”迅速兴起，席卷全球，带给全社会颠覆性的挑战。

林茨电子艺术节资深总监、策展人马丁·霍齐克在谈到展览主题时表示，今天，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与科技的关系也在不断演变，一轮全新的范式转换正在酝酿之中。迹象之一就是数字本身从自动化到自主化的一场独立运动。这次范式转换不仅对工业产生影响，也将作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之为人的定义。

四十年来，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的议题涉及当代技术进步各个层面的反思，从探讨市场、控制论，到探讨知识经济、技术伦理……严肃地思考技术进步对人类的塑造意义。

从林茨移至中国，本次展览也在追溯全球科技艺术四十年历史和中国科技艺术发展脉络的同时，深度透视正在影响每个人的颠覆性科技革命，想象并共同塑造人与机器共生的未来世界。

技术催生全新艺术家“物种”

漫步展厅内，全球科技艺术重量级艺术家的代表作悉数呈现，观众遍览多件国际前沿的科技、设计与艺术作品，其中包括林茨艺术节四十年历届获奖作品，以及中国本土科技艺术领域重要的代表作。

观众在惊叹于作品展现的技术含量的同时，也被其对于社会观察的奇巧构思所俘获。作为本次展览中的“独家定制”作品，来自土耳其的拉菲克·安纳度工作室收集了深圳整整一年的风速、风向、温度等数据，并开发了一套定制软件，以20秒的时间间隔，读取、分析这些数据，形成了一组流动变幻的诗意绘画《深圳的风》。

而另一边，意大利艺术家夸尤拉的机器人雕刻装置《普鲁托和普罗舍宾娜》展现了技术如何重现“古典之美”。通过计算机算法分析古典绘画、雕塑和建筑，对这些历史原料进行审视、捕捉、建模和重构。该装置探讨了形式与物质、真实与虚拟、新与旧之间的张力，试图引导观众更多地去关注创作的过程以及探讨达成原作形象的过程中的无限可能。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以为“科技艺术”都是冷冰冰的机械工业，日本艺术家后藤映则的装置《行进》，却为我们提供了技术最富诗意和感性的一面。他利用全球各个城市人们行走的步伐数据，通过3D打印与灯光，在快速转动的三维结构上，塑造出无比诗意的美丽流动、柔软的影像，由此探索时间与运动之间的关系。

除了国际上的“业界大咖”，展览还展出了中国的前沿科技艺术作品，包括邱志杰与何晓冬合作的《京东AI地图生成器》与《京东AI书法家》等，与国际作品形成了颇具启发的对话。

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随着艺术与科技融合的不断深入，二者的边界也在日益消融，往日坐在电脑前的程序员，也许摇身一变成了娴熟运用算法的多媒体艺术家。

对此，策展人马丁认为，和传统艺术家相比，新技术形势下诞生了一批全新艺术家“物种”，他们不仅掌握全新的工作方式，且不断带给我们批判性视角，以另类的切入点和独特的思考方式来定位社会上的“新技术”，以充满哲思的远见和娴熟的专业技能，使“新技术”得以普及，并在新技术与人类之间构建别具新意的联系。

“科技艺术”自古有之

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不是什么新鲜话题。福楼拜那句：“艺术和科技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将于山顶重逢”反复被引用，达·芬奇和爱因斯坦也总被拿来做例子。然而，在邱志杰看来，艺术与科技从来就没有分开过，它们是人类最需要想象力的两个领域，在整个社会肌体中扮演的职能也是高度相似的，它们都用一种另辟蹊径的、特立独行的思考方式，去重新搭建我们和世界的关系。

“司母戊大方鼎既是艺术史，也是技术史的一部分。从越王勾践剑上的青铜花纹，古雅的越国篆书，我们看到了沧桑历史和人文，但其实这些在当时是国防尖端科技，相当于现在的东风41。”邱志杰在回答南都记者提问时说：“人类自古以来都有一些艺术家持续地思考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去反思和驯服技术，驱使技术在一个人性的轨道上发展，使它不至于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

面对当下“科技艺术展”鱼龙混杂，很多展览都缺乏认真思考，邱志杰指出，“山寨Teamlab的展览越来越多，弄一些光点闪来闪去，弄个投影铺满四面墙，就有一群人上去打卡拍照，变成网红展，它们各自都打着艺术跟科技融合的旗号，其实是对科技艺术的消费。它不是人类用来反思自己的，而是用来自恋、用来娱乐的东西。”因此，在此次展览中，观众将不会看到如今大行其道的“浸没式”体验，每件作品都得以彰显其独立性，以供理性充分的瞻望和凝视。

资料

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

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Ars Electronica）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媒体艺术节之一，密切关注艺术、科技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数字革命对塑造未来世界的每一步革新。自1979年创立以来，成为历史上最悠久的世界科技艺术的最高展会，有“科技艺术界的奥斯卡”之称，其设立的“电子艺术大奖”每个类别的奖金高达10，000欧元。该奖项已成为数字媒体领域中关于创新与先锋精神最重要的认可之一。“科技艺术四十年——从林茨到深圳”是2019林茨电子艺术节全球巡展的首站，重磅展出林茨电子艺术节40年来的获奖作品。

“四十年来，林茨电子艺术节催生了不计其数的精彩作品出现。和艺术节一样，深圳这座城市也迎来了她的40岁，这在中国文化中意味着“不惑之年”。四十年前，这座城市也是作为一个方案被提出，今天，这座城市拥有高效的社会治理、活跃的经济能量、坚实的制造能力和高新科技的聚集，更重要的是，她拥有生机勃勃的创新性格。而理性、平等、协商和创新创业的精神渗透在这座城市中，到处都是想象着另辟蹊径的方案而试图改变世界的青年，她已经成为中国的梦想之城。这样一座城市，必然也必须成为一座艺术之城，中国科技艺术当之无愧的中心。林茨电子艺术节40周年展览的到来，因此意味深长。” ——邱志杰

访谈

“真正好的艺术家，像科学家一样工作”

回顾人类“科技艺术”发展40年

南都：你是如何与林茨结缘的？林茨电子艺术节所呈现的对科技、人文艺术和社会的思考，给你带来哪些启示？

邱志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我就担任了类似于“中国录像艺术的组织部长”的职务，国际上有什么录像节、艺术节想要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都会给我写邮件，中国各地的艺术家一旦有新作品出来也都寄片子给我。那时候都叫录像艺术节，比如波恩录像节（Videonale Bonn），柏林有一个转媒体艺术节（Transmediale），只有林茨很古怪的，叫电子艺术节。

1999年前后，西方开始有艺术家做单机互动作品，当时叫做互动多媒体光盘作品，在屏幕上点击互动，在这个基础再加上动作捕捉等技术，变成今天的互动艺术，这些东西出来之后，“录像艺术”这个词就装不下了，于是又发明出“媒体艺术”（在中国有时候会被叫做“新媒体艺术”），大概在1999年前后，全世界所有的录像艺术集体改名叫“媒体艺术”。

后来有艺术家把荧光水母的基因弄在兔子身上，造出荧光兔子，你说这个东西算不算媒体？罗伊阿斯科特（Roy Ascott）就造了一个词叫“湿媒体”，指生物艺术品，在这些名词改来改去的过程中，很多“录像艺术节”都没了，唯独叫电子艺术节的林茨活到了今天，成了这些艺术节中影响力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个，这是基本上不会有争议的。

林茨设置的金尼卡奖在科技艺术领域的地位，相当于威尼斯双年展的金狮奖。每年只有五天，全球科技艺术界朋友们都会在林茨过节，无数的会议，无数的论坛在五天之内完成，它到今天还是起到一个非常核心的组织作用。

南都：本次展览的一个重要线索是回顾人类科技艺术走过的四十年，你希望针对当下（或历史）提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邱志杰：从2016年开始，欧盟在林茨电子艺术节设立了一个新的奖叫“STARTS Prize”，S T ARTS=STARTS，刚好就是科技 艺术。之所以叫“科技艺术”，也是因为今天的计算机、互联网已经变成一种基础设施。虽然过去40年来的技术的发展主要是由IT技术、互联网以及算力的发展为驱动的，但是今天算力渗透在地球科学、气象科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各个领域，因此用“电子”这个词其实已经不足以涵盖今天正在出现的新的技术实践。

科技艺术大概是指这么一批艺术家：他们以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条件、结果，用技术塑造了一种新的世界，以人性的新的变迁、技术本身的伦理和哲学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也以更新过的技术作为自己的工作语言和工作手段，来展开工作的艺术家。他们会敞开着去面对所有最新的由技术所引发的人类境况等等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林茨电子艺术节经历了40年相当严肃的思考，这次展览，我花了相当大精力去做文献的部分，从中可以看到一件作品不仅在感性的层面上让人喜欢、去拍照，它在当时历史语境中扮演着一个思考资源的输出者的角色，带有某种责任。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意识到科技艺术的严肃性，它有互动性、趣味性，但不意味着我们不去反思和思考，这是林茨给我们蛮重要的一个启示。

这次展览的作品，视觉上心理上都是非常强大的，但我仍然很有意地保留每一件作品的独立特质，不去营造所谓的“浸没感”，沉浸式展览是非常容易诱发感性，并以此进行洗脑的，我们非常希望这样一个展览能够不断地诉诸理性，去意识到艺术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关系。

南都：媒体艺术家，或者说做科技艺术的，和传统艺术家相比有何不同？

邱志杰：文艺复兴时代，达·芬奇搞艺术之余还支援一下科学家、工程师，美术界经常派人去支援各个领域，那时候人类智力的高点似乎集中在美术界，而今天的艺术界，还有太多不学习，不思考，不进步的人，所以每一位真正进行实验和冒险的艺术家都是值得尊重的，而真正进行思考的科学家们，也往往非常像艺术家。真正好的艺术家一定是用科学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工作，甚至是管理自己的灵感，好的艺术家有一整套的工作机制，他们做实验设计，进行猜想，通过实验验证原有的猜想，再转换成产品。

技术的革新速度非常快，观念革新大大慢于技术更新，艺术一些古老观念，会长期纠缠在人类思想的机体里，任何一点点新思想都像异端一样，都是非常珍贵的灵光一现，所以某种程度上艺术家们是用技术在处理老问题，这是一件好事，把老问题套在古老的人类的惯性上，防止了技术发展过于狂放。另一方面也有机会在新技术的淘洗中去更新我们的问题，去翻新我们的问题。

一切都在发生改变，今天你要考中央美院本科，文化课成绩已经接近一本线，建筑系和人文学院已经超过一本线，我觉得这样中国的艺术才会有希望，中国艺术不应该由一帮书都不读的人去做，应该由“学霸们”来搞艺术。

“中国本土的科技艺术水平一点都不亚于国际同行”

南都：你如何为展览挑选中国本土的科技艺术领域的代表作？你如何评价中国现在在科技艺术领域的发展？

邱志杰：这个难度是相当大，有的是“拔苗助长”。中国的科技艺术起步晚，可选作品余地没那么大，但绝不意味着水平低，其实它们一点都不亚于国际同行的作品。我很自信这么说，因为实际上我们在和科学家跨界合作、院校资源能力的提供上，比西方同行要好。他们的艺术家要靠“撞”，撞到有一个朋友刚好是搞AI的，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而我们可以以中央美院的名义直接跟微软公司、京东人工智能、华为、腾讯，直接以大规模机构合作的层面去研发东西，非常高频率、高效率地互动，这几年时间里面，每次都让国外同行吓一跳。

现在就是作品数量还少，产能低，发展历史短，在声音艺术、录像艺术、网络艺术领域我们是在追赶人家，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由于我们拥有数据量的优势，基本上中途插入就已经站在最前线。另外，生物艺术领域可能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有优势，欧洲的生物艺术太多拿动物做文章，为什么不拿植物呢？我经常想编辑一下竹子的基因，把竹子的纤维密实一下，让这个竹子敲出来是金属的声音，再来组织一支乐队来演奏，这个也是生物艺术。虽然我们起步晚，但我们存在着大量的可能性，我们有格局有视野，关键是有快速发展的整个中国社会作为支撑，我们会非常快地把这个局面开展起来。

南都：从各个方面来看，林茨和深圳，两座城市有什么差异和相似性？

邱志杰：林茨只是奥地利的一个小城，一个工业城市。奥地利是德语文化的真正核心，从贝多芬、巴赫，到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全是奥地利人，所以他们有一种文化的骄傲和雄心，觉得自己应该在科技艺术、电子艺术这件事情上扮演一个角色。

我对奥地利和瑞士的当代艺术家都有非常好的印象，他们的作品很专注，不像美国、巴黎当代艺术那么浮华，他们非常专注于问题本身，非常研究型，把自己当作人类前沿的思考者。也可能因为他们够富裕，人的心灵够平静，整个社会比较平和。但也可以看到经济规模是不够的，产业结构不完整，欧洲可能只有法国、英国、德国是比较齐全的，这些小国很难做到既有材料科学，也有制造业，也有基础研究，也有人工智能，但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优势。

深圳用40年完成了经济积累和技术积累，今天我们在深圳做科技艺术，太有社会条件了，简直是历史的必然。

南都：你认为，未来中国人在科技艺术领域能够为世界贡献出什么？

邱志杰：过去40年我们的确是在追赶、引进、学习，先作为一个学习者，再作为一个参与者，等到你成为一个优秀玩家之后，你必将变成一个规则的改变者，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深圳在过去40年完成这一追赶学习的过程，今天已经成为这个桌面上的一个大玩家，开始思考自己要担当的责任，要去改变的东西是什么。过去我们出于民族存亡危急而去做的“文化自救”为导向的文化工作，如今已经完成了，中国艺术家开始要把自己放在世界前沿去思考问题，而不是只思考中国问题。这是深圳的艺术家，乃至中国的艺术家都要面临的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林茨今年的主题是“数码革命的中年危机”，可是对中国人来说，四十岁不是中年危机，而是“四十不惑”。四十岁是一个人最有魅力的时候，身体也还健壮，也更有韵味，所以我说十年后，深圳会迎来“五十而知天命”，它一定是中国技术艺术的新的中心，这个展览在今天也因此显得意味深长。这个展览此刻的到来，很像是一种历史的交接，深圳未来一定会扮演起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还是生活在很幸运的时代，特别是在深圳。这个社会普遍相信创新，普遍相信改变，很多怀揣梦想而成功的神话就在自己身边发生，以至于人们相信这样的神话，被这样的神话所激励。这真是一种千载难逢的、非常好的心气，这种心气在深圳特别正面。我觉得这是中国科技艺术有机会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并且大规模开展的一个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