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盛时期商朝的版图（大禹大邑商大邑周与邑人）

全盛时期商朝的版图（大禹大邑商大邑周与邑人）既然商王朝的“大邑商”与西周的“大邑周”都位于今天的四方湖古城，那么，四方湖古城地区有何非物质文化遗存可以证明三者之间的必然关联呢？当然有，这正是中华民族传承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商王朝时期的“大邑商”与西周周武王时期的“大邑周”，实为同一历史遗址即今天的四方湖古城遗址，其功能与目的都是为了控制中国东南地区，控制淮夷地区，为了淮夷地区富饶的土地、丰富的物质财富、聪慧的人口资源。西周的周武王在伐纣成功后，消灭了商纣王，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控制了中国北方地区。那么，周武王征服控制中国东南地区，就是周武王需要立即实现的下一个目标。在此情况下，周武王征服殷商王朝控制东南地区的中心城邑大邑商，就是历史中记载的“武王克商”历史事件。因为商纣王的众叛亲离，商纣王被消灭后，商贵族群龙无首，周武王在南征克服“大邑商”的征伐战争中，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地征服了大邑商，并安抚了商贵族。于是，我们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

（作者：赵辉）夏商周的三代历史是中国古代文明产生、发展、形成的三个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主脉络。因为中国地域辽阔、氏族部落众多、古代王朝更迭频繁，是什么原因能够让中华文化可以穿越历史的变迁，实现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延绵不断传、承至今？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得夏商周的历史变迁能够摒弃地区氏族部落的矛盾，保持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延续传承，并最终诞生伟大中华文明？辉煌的中国历史、伟大的中华文明的产生，必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根源。

华夏历史文化肇始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禹时期。根据现有文献史料，能够确立尧舜禹足迹的地方，只有“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淮河之滨的涂山。“夏之兴也以涂山”的中国文献史料更是明确了夏王朝的诞生与淮河涂山有着不过分割的关系，标志着近五百年历史的夏王朝与夏文化同淮河涂山地区的密切关系。因此，淮河涂山是唯一可以追寻、可以依据的历史地理坐标，为我们破解夏王朝的历史提供不可移动的地理依据。

禹会村是涂山南麓、淮河之滨的一个小村庄。不仅中国文献史料将“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地方指示为禹会村，而且通过现代考古发掘，已经证明禹会村的地下先民遗存为4100年前的早中期龙山文化部落遗址，为“夏之兴也以涂山”史料的真实性提供了最可靠的考古证明。淮河涂山与禹会村，是追寻、求证尧舜禹人物历史事迹的自然地理坐标。离开了自然环境、地理标志的历史人物、事迹，只能是传说与神话。只有以淮河涂山与禹会村遗址为基础构建的夏文化体系，才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夏王朝历史。

大邑商是商朝人对他们的国都的美称，是商王直接管辖的统治区，但它却不是现代考古发现的殷墟遗址。大邑商是商王朝统治管理中国东南地区的一座中心城邑，位于今天的淮河涂山之北一十五公里处的四方湖古城遗址。大邑商是商纣王帝辛数次南征人方的落脚地，因此我们在殷墟出土的“帝辛征人方”的甲骨文中看到，商纣王在从殷墟出发后经历几处地方之后，“王今入大邑商”（《殷虚书契续编》），并且“王才在大邑商”发号施令。“王其入大邑商”《殷契佚存》987，“告于兹大邑商”《小屯殷虚文字甲编》2416，说明了商纣王对大邑商的客居关系，而非商纣王的常居地。如果不能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探寻破解“王其入大邑商”历史情景下的地理区别，把所有历史概念都一厢情愿地附加到殷墟遗址，就无法真正地还原殷商王朝的真实历史。

西周的周武王在伐纣成功后，消灭了商纣王，结束了商王朝的统治，控制了中国北方地区。那么，周武王征服控制中国东南地区，就是周武王需要立即实现的下一个目标。在此情况下，周武王征服殷商王朝控制东南地区的中心城邑大邑商，就是历史中记载的“武王克商”历史事件。因为商纣王的众叛亲离，商纣王被消灭后，商贵族群龙无首，周武王在南征克服“大邑商”的征伐战争中，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地征服了大邑商，并安抚了商贵族。于是，我们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看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的誓言“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

于是，发迹于西北部的“西土之人”“小邦周”，征服了殷墟的北方地区，拿下了中国东南地区的“大邑商”，控制稳定了东南地区，天下安定，才有了周武王“纵马於华山之阳，放牛於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史记》）。商纣王曾经数次南征东南地区的人方，周武王如果没有征服东南地区淮夷部落就“偃干戈，振兵释旅”的话，那无异于将伐纣的成果，拱手让于东南的淮夷势力。因此，“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实为商王朝的南都“大邑商”，即今天的四方湖古城。“武王伐纣”与“武王克商”实为周武王分别征服殷商王朝的北都殷墟与南都“大邑商”的两次重要历史事件。

周武王取代了殷商王朝，就需要在中国东南地区建立一个西周的统治中心。最好的方法、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将商王朝的中心都邑“大邑商”建设为西周王朝的“大邑周”中心城邑。于是，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

商王朝时期的“大邑商”与西周周武王时期的“大邑周”，实为同一历史遗址即今天的四方湖古城遗址，其功能与目的都是为了控制中国东南地区，控制淮夷地区，为了淮夷地区富饶的土地、丰富的物质财富、聪慧的人口资源。

既然商王朝的“大邑商”与西周的“大邑周”都位于今天的四方湖古城，那么，四方湖古城地区有何非物质文化遗存可以证明三者之间的必然关联呢？当然有，这正是中华民族传承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

四方湖古城与淮河涂山、禹会村所在的地方县志记载：“怀远，古名邑，又为中都畿辅地。荆涂二山对峙，淮涡二水合流，以故贤才代出”；古代当地仁人志士对自身称之谓“邑人”。四方湖古城位于古“邑”之地理中心。商王朝的“大邑商”与西周的“大邑周”位于今天的四方湖古城，不论是商王朝时期还是西周时期，四方湖古城地区人士自称为“邑人”，称呼本地为“邑”，不仅是理所当然，而且是一种历史文化自信。一种遗传在当地人们血脉中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

“水经云：淮水出荆之左，迂回以入涡，麓高水汇为患，禹凿荆涂二山之峡，使淮出于其间，水乃安流。所凿处有遗迹，冬月可见。”大禹治水成功，让淮河中游地区避免了经常性的水患，才有了“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中华盛况，建立了中华文明起始的夏王朝。因而，历代淮河涂山当地“邑人”尊称夏禹为“大禹”。当地“邑人”将商周时期的本地中心城邑，称之为“大邑商”与“大邑周”，不只是对本地中心城邑规模的称谓，而是一种历史自豪与文化自信的表现。

因为中国夏商周历史的变迁，夏王朝之“夏邑”，商王朝之“大邑商”，西周之“大邑周”，虽历经朝代更迭，唯一不变的就是“大邑”城池在中华历史文明发展中的标志作用。而一个地方能够排他性地称之为“邑”，独占其名地单称之“邑”，在中华大地上又有何地何处能出其右？

因此，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夏商周三代王朝历史文化传承的根源与源泉，不在已知的殷商王朝的殷墟遗址，西周的宗周丰镐遗址，而在“夏之兴也以涂山”的“夏邑”，“王其入大邑商”的“大邑商”，“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 的“大邑周”，也即“古名邑”的“邑人”所在的四方湖古城。承载夏商周历史的古邑与邑人，今天您能给它一个怎样的合乎其历史身份的称谓呢？最好还是视若罔闻、避而不谈、稀里糊涂、难得糊涂地称之为“古城”吧！否则，天休震动，何以面对中华夏商周的真实历史？以何面目面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