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宫廷食物（明朝书生在海外尝到一种食物）

明朝时期宫廷食物（明朝书生在海外尝到一种食物）苏东坡《酬刘柴桑》诗中的“红薯与紫芋”也不是我们后世说的“红薯”，而是“山芋”。尽管五代后汉人陶毂《清异录》有记：“岭外多薯，间有发深山而得之者，枚块连属，有数十斤者，味极甘香，人多自食，未尝货于外。”但其所说的薯并不是红薯，而是一种攀援生长的巨型山芋。现在，不少中外学者都指出，红薯对于中国历史上明清时代的人口激增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甚至，人们所赞美的“康雍乾盛世”，就是以红薯为基础奠定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跟辣椒、玉米、土豆、烟草、花生等等作物一样，红薯并不是我国的原产土作物，而引植自海外。

红薯，又叫番薯、甘薯、朱薯、金薯、红芋、红苕、番葛、山芋、地瓜、地蛋……在现代中国，它拥有十几种名称。

现在，红薯己成为我国仅次于稻米、麦子、玉米而居于第四位的粮食作物，目前全国红薯种植面积达一亿多亩，年产量折原粮达三千万吨，占世界红薯总产量的83%。

小编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对红薯有着一种非常浓郁而亲切的感情。

那时候，家里人口多，粮食紧张。每天放学回来，母亲就从锅里拾出两大筐刚煮熟的、热气腾腾的红薯，搁在地上。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嘻嘻哈哈地各拎一张小凳，围着红薯筐，剥着红薯皮，说说笑笑学校里的趣事，不知不觉就把红薯吃了个精光。然后，洗洗手，各盛一碗清水可鉴的稀粥下肚，算了应付了一餐。

现在，不少中外学者都指出，红薯对于中国历史上明清时代的人口激增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甚至，人们所赞美的“康雍乾盛世”，就是以红薯为基础奠定起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跟辣椒、玉米、土豆、烟草、花生等等作物一样，红薯并不是我国的原产土作物，而引植自海外。

尽管五代后汉人陶毂《清异录》有记：“岭外多薯，间有发深山而得之者，枚块连属，有数十斤者，味极甘香，人多自食，未尝货于外。”但其所说的薯并不是红薯，而是一种攀援生长的巨型山芋。

苏东坡《酬刘柴桑》诗中的“红薯与紫芋”也不是我们后世说的“红薯”，而是“山芋”。

明朝以前出版过的地方志和类似地方志的著作，诸如《咸淳临安志》、《淳熙三山志》、《宝庆云阳志》、《岭外代答》、《岭表录异》等等，都是找不到有关红薯的记载的。

即我国引进红薯，是在明朝末期。

红薯野生种起源于美洲的热带地区，由印第安人人工种植成功，具有抗病虫害强，栽培容易的特点。哥伦布初见西班牙女王时，曾将由新大陆带回的甘薯（即红薯）隆重地献给女王。

16世纪初，西班牙已普遍种植甘薯。西班牙水手把甘薯携带至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摩鹿加岛，再传至亚洲各地。

甘薯传入中国通过多条渠道，时间约在16世纪末叶，明代的《闽书》、《农政全书》、清代的《闽政全书》、《福州府志》等均有有关记载。

清代陈世元所著《金薯传习录》详细记载有红薯传入我国的一条传奇途径。

话说，明万历年秀才陈振龙为福建省长乐县青桥村人，多次乡试不第，遂弃儒从商，往返于福建和菲律宾之间经商。

陈振龙在菲律宾发现当地人种有朱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最难得的是，其“随栽随活”，耐旱，生命力极强，出土后生熟都可食。

陈振龙想到家乡时常灾歉，民众食不果腹，不由泫然泪下，决定学习种薯的方法，将朱薯引回家乡。他在岛上购薯“藤数尺，并得刈植、藏种法归，私治畦于纱帽池舍傍隙地”，试验种植朱薯。

西班牙政府是严密控制朱薯出口的。

陈振龙归国之日，甘冒大险，将薯藤缠在缆绳上，涂上泥巴，瞒天过海，带回福州。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夏，闽中大旱，五谷歉收。

陈振龙让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大谈种植朱薯之利，建议试种朱薯，以解粮荒。

金学曾大喜过望，觅地试种。

陈振龙父子遂依照在菲律宾学来的种植之法，在金学曾提供的试验田上种植。

四个月后，“启土开掘，子母钩连，大者如臂，小者如拳”，味同梨枣，可以充饥。

金学曾欢欣鼓舞喜不自胜，通令各地如法栽种。

闽中饥荒遂得缓解。

金学曾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他在陈振龙父子所献《种薯传授法则》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在观察种薯过程中归纳起来的心得，写成中国第一部薯类专著《海外新传七则》。

闽人感念金学曾、陈振龙之功，还在福州、福清等地建报功祠，专祀金学曾和陈振龙。

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又撰《金薯传习录》传世。

实际上，把红薯引进中国的，并不仅仅只是陈振龙一人。

相关记载表明，吴川人林怀兰、虎门人陈益都做过类似的事，而且，他们是各自引种，互不关联，都为缓解当时国人的温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而且，从严格意义来说，虎门人陈益引进红薯的时间，还要比陈振龙早十年，但其只限于自家种植，功德远不能与陈振龙相比。

话说回来，因明末清初的战乱影响，红薯的栽培技术的传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比较慢，直到康熙时期，才传遍全国。

现在学者研究“康雍乾盛世”，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这一时期中国基本没有什么科技发明，文化也谈不上什么繁荣，思想更是停滞不前，工商业受到政府的极力遏制，与明朝中国商业和手工业繁荣景象相对，可谓大为衰退。可是，人口显著却增加了，并且是以往历史人口最高峰的四倍！

中国人口增加为什么如此快速呢？

人类社会学家指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如“汉景之治”、“贞观之治”，人口都没有超过六千万，人口最多是宋朝和明朝中期也不过一亿。实际上，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中国土地能养育的人口数量是一定的。此前中国历史，一旦人口达到八千多万，人地矛盾就十分尖锐，就容易发生农民起义。而比较明朝与清朝的农业生产，生产方式没有什么改变，人口却迅速增多，并呈现“繁荣”景象，原因仅仅在于农业生产有了些改变，即引进了原产于美洲的高产作物红薯，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

可惜的是，红薯给中国带了人口盛世，但并未把中国带入强国。

清朝的闭关锁国限制了科技文化的发展，中国的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四亿多人口的中国在西方入侵者面前，处处落后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