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哪一年把黄河治理好了（天下长河真历史）
康熙年间哪一年把黄河治理好了（天下长河真历史）置之不理，大量泥沙淤积，河道变浅，巨大水流溢出，导致改流、决堤，以大商朝之强盛，被迫五次迁都。黄河发源之处，还是清澈的水流，只因“所渠并千七百一川”，使得河流沿途夹带大量泥沙，水流成为黄色，而进入中下流后流速减缓，造成河道淤积。黄河水患最严重的区域，是黄河下游地区，以河南、山东最甚，这里是传统的农耕农业区，也是炎黄文化的诞生地，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可谓大中华的“龙兴祖脉”，所以各朝代不得不拿出相当的精力给予重视。《尔雅·释水》载，“河出昆仑，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秦汉之前，“河”是黄河的专称，而对于黄河、长江之外的河流，通常称为“川”或者“水”。“黄”字用来描述河水的浑浊。
《天下长河》一火如斯。
河道总督靳辅、布衣河伯陈潢二人组，被塑造成治河英雄，成就君臣知遇的千古佳话。
实际上，庙堂中任何争论，都没有那么简单。治河作为关乎民生社稷的大事，一旦牵连派系斗争，就会变味，朝着不可预料的走向发展。
黄河泛滥的问题，始终伴随中国历代君王，从未真正消停过，黄河在古代经常发洪水，间歇性决堤、改道，严重可能导致流民失所、国家迁都、政权倾覆等后果，所以，治河成为历朝历代面对的重要政治问题之一。
黄河水患最严重的区域，是黄河下游地区，以河南、山东最甚，这里是传统的农耕农业区，也是炎黄文化的诞生地，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可谓大中华的“龙兴祖脉”，所以各朝代不得不拿出相当的精力给予重视。
《尔雅·释水》载，“河出昆仑，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
秦汉之前，“河”是黄河的专称，而对于黄河、长江之外的河流，通常称为“川”或者“水”。“黄”字用来描述河水的浑浊。
黄河发源之处，还是清澈的水流，只因“所渠并千七百一川”，使得河流沿途夹带大量泥沙，水流成为黄色，而进入中下流后流速减缓，造成河道淤积。
置之不理，大量泥沙淤积，河道变浅，巨大水流溢出，导致改流、决堤，以大商朝之强盛，被迫五次迁都。
停浚筑堤，泥沙继续淤积，迟早超过河道容载极限，为了防止河水溢出决堤，只能不断加高堤坝，如此泥沙淤积和加高堤坝成为死循环。
河道总督靳辅与布衣河伯陈潢，长期从事治理黄河的工作，他们早期治河颇有成效，采用的就是利用自然水流冲刷河道，降低河床泥沙淤积的方式，意图以此一劳永逸。通过不断筑堤和修建减水坝减轻河道压力，减水坝的作用是约束水流速度，减缓对下游的冲击，这个方式短期内颇见成效，但势必增加水流泥沙的沉积，短时间似乎减轻水患，实则长期淤塞河道，隐患巨大。
按照“靳陈二人组”的思路，各种筑堤、增坝的工程四面开花。
康熙二十四年（1685）秋，靳辅视察河南地区河工时，考虑到河南是治河的重要地区，一旦河南失守，那么灾祸必然殃及下游的江南地区，因此“乃筑考城、仪封堤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封丘荆隆口大月堤三百三十丈，荥阳埽工三百十丈，又凿睢宁南岸龙虎山减水闸四。”在河南多个地区加高堤坝、修筑闸口，试图将黄龙封锁在河南一线。
此时的高家堰堤坝以下的下河七州县，在众多坝口的围堵下，已经变成巨大的蓄水池，成为悬在黄河下游当地百姓头上的重磅炸弹。
其实，早在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就有监察御史李时谦上奏，恳请朝廷立即疏浚淮扬下河以救民生，矛头直指河道总督靳辅的治河策略，指责他“连年止知运道之当急”，而不顾“减坝之水而无出路”，采用“筑堤束水、建坝保堤”的方法，实际上是置下游民生于不顾的愚蠢做法。
李时谦祖籍山西襄陵人，明末迁淮定居。清顺治十八年（1661）李时谦科举高中辛丑科进士，初任山东乐陵知县，后巡视河东盐政，政声颇佳。升迁御史后，以敢言为人称道。江淮是其故乡，所以李时谦对黄河下游的危机特别重视。实际上，他也不是唯一一个看到靳辅治河弊端的人。
李时谦的弹劾折子，引起了康熙皇帝的高度重视，在南巡时特别留意河南河工的调查，而李时谦的弹劾，也成为黄河治理“下河之争”的导火索。
惨烈的治河之争拉开序幕
当康熙帝在高邮、宝应等州县视察时，看到当地因为减水坝溢出的湖水泛滥，导致许多民田被淹，针对这个情况，“台臣有请浚海口出积水者”，建议疏浚入海口，将河水引导至海，减轻地方水患危害。
康熙皇帝认可这个建议，但是如何引导，河督靳辅并没有很好的对策，因此康熙帝下旨“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并单独拨付款项，虽然于成龙主持其事，但是工作隶属上仍然要接受河道总督靳辅节制。
这样的安排，其实又为治河两派的水火不容埋下伏笔。
于成龙、靳辅采用的方法是截然相反的，在涉及“下河”的问题上，两位朝廷重臣发生了严重分歧。
于成龙的主张是疏浚泄积，逐步减轻上中游的压力；
靳辅则以为，下河地势低而水位高，疏浚有害无益，建议在高邮另筑堤坝，用“束水”的方式强逼河水改道入海，原堤内的干透土地，租给百姓耕种，可收取佃价充实河工费用。
于成龙则认为“束水”绝不可行，并且让出的土地本就是民田，再收佃价实为掠夺百姓，朝廷旧有赋税，另立名目是害民、累民之举。
针对于成龙疏浚河道的策略，康熙二十五年（1686），靳辅上疏朝廷建议，“请停濬下河，筑高家堰重堤，清丈堤外田亩以为屯田”，让出来的大批土地，可以每年为国家增产数百万担粮食。
两人为此争执不休，康熙皇帝委决不下，即召见二人入京奏对，会同九卿详加讨论，商讨最终意见。
进京见到皇帝前，靳辅向于成龙示好求全，甚至放下身段，许诺他继任河督一职，“余老矣，三年工竣，乞骸骨归，此席（指河道总督一职）荐汝为之”，还为于成龙购置一件裘皮大衣，“至涿州出貂裘衣公”，但是都被于成龙拒绝。
治河辩论持续的时间和难度，也超出了康熙皇帝的预计。
双方辩手于成龙、靳辅到位后，各抒己见僵持不下，主持人内阁大学士明珠的意见偏向河督靳辅，参会的九卿，多数意见也倾向靳辅，结论以为，于成龙虽然政声卓越，但是擅长不在河工，靳辅久任河务，颇有成效，应采纳他的意见。而有少数官员则坚持于成龙的观点更有道理。
保奏河督靳辅的意见中，多认为他是著名治河名臣，治河十余年，黄、淮水患明显减少，方法得当，功不可没。而弹劾靳辅的官员中，也有不少重磅大臣，比如先后遭到过于成龙、张书玉、徐乾学等名臣的弹劾，认为靳辅的河工策略并非完美，只是隐患尚未显现。
此时的治河之争，已经不单纯是业务讨论，而演变成朝堂的政治斗争，清代史学家蒋良骐《东华录·卷十四》载，“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明确提出，河督靳辅背后的势力强大，河工经费和河道职务都把持在以明珠为首的党徒控制中，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
在利益链保护下，当新的治河任务下达时，“彼以为必委任靳辅”，但结果却大出意料，花落新贵于成龙手中。于成龙当时仅仅是一省按察使，不过是主管地方司法事务的三品官员而已，但毕竟是康熙指派，担心他取代河督靳辅，又见到于成龙的主张果然大不相同，便纠集一党极力阻挠，想要重新夺回主动权。所以在朝议上，出现了一边倒局面，而谁对谁错倒在其次了。
既然朝臣的意见不统一，康熙皇帝也看出其中有党徒势力作祟，便下旨，“以河工事传问淮扬七州县籍现任京官”，传召在京官员中，有祖籍下河范围内淮扬七个州县的，也来说说自己的观点，内阁中书江苏宝应人乔莱应召御前奏对。
乔莱是康熙六年（1687）进士，门风崇尚气节，正直不阿，朝廷初授内阁中书，曾担任翰林院编修，参与修订明史，康熙皇帝对他的评价是“学问优长，文章古雅”，任命为“日讲起居注官”，每日为皇帝讲解经书，这既是殊荣，又是信任。
河督靳辅听说后又出策略，他拿出当初对付于成龙的方法，派人重利贿赂乔莱，但乔莱秉性耿直，靳辅没有成功。在京许多淮扬籍人士担心乔莱被收买，纷纷到他住处打探，乔莱义愤填膺表明态度，“今日之事，当以死争之，功名不足顾，身家不足惜矣。”
乔莱奉旨意觐见康熙皇帝，针对淮扬河工事务，慷慨陈词提出了“束水注海四不可议”，陈奏靳辅的河工之弊。大致如下：
河臣议开大河，筑长堤，堤高河宽，势必坏垄亩，毁村落，掘坟墓，惨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
河臣议先筑围埂，用车踏去埂内之水，取土筑堤，不知淮扬地卑，原无干土，况积潦已久，一旦取土积水中，投诸深渊，工安得成？成亦易坏，不可行二。
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间庐舍多矣，伏秋风雨骤至，势必溃。即当未溃之时，潴水屋庐之上，岂能安枕？不可行三。
至于七州县之田，向没于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岂能倒流入河？不能人河即不能归海，淹没之田何由复出？不可行四。
不得不说，内阁中书乔莱的奏对，再次引起康熙皇帝的思考，他立即诏命工部尚书萨穆哈、学士穆称额，前往淮扬等地“详问地方父老”，深入基层一线收集民情民意。这些官员不敢得罪明珠党徒，竟然以刑讯逼供的手段，逼迫百姓承认于成龙的方法无效，然后带着造假的“民意结论”回奏说，“疏浚无益，成龙议应停”。而义愤填膺的乔莱，因为得罪靳辅及其背后实力，“中蜚语罢归”。
原本是事关国计民生的治河策略讨论，最终演变为这样一场闹剧，确实也是醉了。
康熙对此真得毫不知情，任由明珠党徒摆布左右么？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二十二日，担任监察御史的郭琇向朝廷提交了奏折，名曰《参河臣疏》，致使河道总督靳辅被罢官，涉及河道工作的包括陈潢在内，都被不同程度处置。许多官员甚至建议应当处斩靳辅。
《参河臣疏》之后不久，郭琇第二道疏本《纠大臣疏》，笔锋直指大学士明珠及一帮佞臣党羽，康熙皇帝几乎没有犹豫，朱笔御批将明珠革职，余国柱等遣返原籍为民，盘踞朝野的“明珠帮”顷刻垮塌。
可见康熙皇帝也忍无可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