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保存较好的胡同（在斑驳悠远的历史下）
老北京保存较好的胡同（在斑驳悠远的历史下）“胡同”的叫法，最早是源于元代。蒙古族人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并定都北京，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元大都。蒙古族人一直生活在水资源十分稀少的荒漠地带，所以他们对水井充满了敬意。在元朝的时候，北京的每户居民家里都有一口井，因此当时的街道就被称为“忽洞格儿”，也就是水井的意思。事实上，北京人在说“胡同”的时候，“同”字为轻声，但这个字又不是完全发本音，而是会携带“痛”音。单独说“胡同”的时候，是不儿化的。但是，如果是说到具体的胡同，比如“魏家胡同”，这时候的“同”字就是带儿化音的。细细想来，很有意思。站在熟悉的胡同中，光影婆娑，翠叶蹁跹，人群在街头穿梭。虽然在时光的不舍昼夜下，北京的胡同已是旧影斑驳，但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它都是永不消退的烙印，印烫在那魂牵梦绕的记忆之中。胡同，是北京曾经的名片、观点、想法，是一个个时间点构筑的历史所做出的投射。曾经被朋友问到，“胡同”这个词究竟怎么发音？到底有没有儿化音？如
“紫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熊梦祥·《析津志》
仔细想来，全家搬进楼房居住已近二十年了，居住在大杂院的日子早已成为了久远的记忆。回忆中，那时的天还很蓝，春天也不似现在这般酷热。那时的生活是嘈杂的，但也是热闹的，邻里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寒暄问候是每天会做很多次的事情，不像现在居住在单元楼里，关上门就像隔离在世界之外。
我从小生长在北京南城的天桥，离现在的德云社是步行大约五分钟的距离。天桥曾经是有桥的，明朝的时候，这里曾经建有汉白玉的高拱桥，连通天子所走的“御路”，所以叫做天桥。很长一段时期，这里一直是老北京平民社会的典型区域，云集了众多平民游艺演出，买卖商品。清末诗人易顺鼎曾在《天桥曲》用“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来形容天桥的热闹繁荣。
五一假期，我哪里也没有去，只是重新回到了这个阔别经年的地方。曾经的小院还在，只是因为部分房子的拆迁，已经变成了临街。驻足久望，恍若经年。
站在熟悉的胡同中，光影婆娑，翠叶蹁跹，人群在街头穿梭。虽然在时光的不舍昼夜下，北京的胡同已是旧影斑驳，但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它都是永不消退的烙印，印烫在那魂牵梦绕的记忆之中。
胡同，是北京曾经的名片、观点、想法，是一个个时间点构筑的历史所做出的投射。
曾经被朋友问到，“胡同”这个词究竟怎么发音？到底有没有儿化音？如果不是被朋友问到，或许我永远也不会注意到这件事。在想中国的语言真的很有意思，每个地方的口音就足够值得细细研究一番。
事实上，北京人在说“胡同”的时候，“同”字为轻声，但这个字又不是完全发本音，而是会携带“痛”音。单独说“胡同”的时候，是不儿化的。但是，如果是说到具体的胡同，比如“魏家胡同”，这时候的“同”字就是带儿化音的。细细想来，很有意思。
“胡同”的叫法，最早是源于元代。蒙古族人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并定都北京，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元大都。蒙古族人一直生活在水资源十分稀少的荒漠地带，所以他们对水井充满了敬意。在元朝的时候，北京的每户居民家里都有一口井，因此当时的街道就被称为“忽洞格儿”，也就是水井的意思。
在辽代，元大都的皇城之外，是由经纬构建的居民区，叫做“坊”。每个坊就像一座小城，但是因为蒙古是游牧民族，所以虽然看起来像城，但是并没有坊墙。在每个坊中，排列着以东西向为主的小街，每条小街里有胡同。
当时的胡同是一排排宅第的隔离带，是小街和主要干道的脉络，可以用来防火逃生，也方便居民和骡马出入，同时也是小商小贩走街串巷的场所。
《析津志》曾记载：“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元代的一步就是指五尺，相当于现在的1.54米，二十四步就是36.96米，十二步则是18.48米。1965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曾勘探发现，元大都时期的胡同宽度大约为9.3米，也就是元代的六步。可见，当时大街的宽度是小街的2倍，小街的宽度则大约是胡同的2倍。
在明代北京的内城，胡同和四合院都有着规范的格局，整齐有序。但是，随着人口的膨胀，自明朝开始，胡同开始变窄了。比如现在老崇文区的高筱胡同，老宣武区的小喇叭胡同，还有西城区的耳朵胡同，都是十分狭窄的胡同。而最狭窄的是钱市胡同，窄到一个人经过的时候，另一个人只能躲进院门里面。这样想来，好像之前我家的胡同还是很“宽阔”的，因为我至少还可以推着自行车自由出入。
明代的时候，不仅胡同变得越来越多，“条”也开始出现在了胡同中。在当时，“条”和“胡同”是结合使用的，也就是在“条”的后面加缀“胡同”，但是没有定语。比如，今天的东四头条，在明代的时候，就叫做“头条胡同”。以“条”为名的胡同最多的地方就是东四以北，就像“东四十四条”其实就是14条用“东四”命名的胡同。
明代以后，“胡同”作为北京街巷的名称开始大量出现。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里曾记载了1170条街巷，316条胡同。后来，胡同越来越多，到了清末的时候，根据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的记载，那时候北京已经有了2077条街巷，978条胡同。
在清初年间，除了驻军以外，汉籍官员大多住在宣武门外，而商人和一些手工业者则住在前门外和崇文门外一带。乾隆年间，礼部尚书纪晓岚就住在宣武门外的虎坊桥路北的一座宅院中，曾担任四库全书馆的总篡官。因为他和属下在编写全书时需要大量的书籍，书市和贩卖文墨用品的摊铺就在纪晓岚住所的不远处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琉璃厂古籍古董字画一条街，也是北京文化味儿最浓的一条胡同。
清代的时候，人口膨胀伴随着家宅迁移，又因为政府没有严格的城市规划，也没有对住宅进行统一规定，居民开始纷纷挤占道路，修建房屋，于是，北京的内外城不仅出现了许许多多窄小的胡同，还出现了很多只有一个出入口的“死胡同”。
民国以后，北京的街巷还在不断增加。日本人多田贞一层在《北京地名志》中记载，1944年，北京共有3300条街巷胡同。同时，“里”也开始加入到了街巷胡同的称谓中，比如大森里，大安里等。“里”其实大多是指不通的小巷，小巷的入口是门洞，进去之后两边是房屋。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胡同数量达到了高峰。据《古今北京》记载，1982年的北京胡同已经达到4550多条。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也变得越来越多了。原本的胡同建筑不再适宜城市的发展与人们居住，于是，北京这座城市逐渐变得高楼林立，而昔日比比皆是的街巷胡同，早已慢慢消失。
北京的每座城门都对应一条道路，“九经九纬”将这座城市交织成了棋盘的形状和格局。伴随着胡同的消失，北京从一个大乡村走向了国际。但不过世事曾如何变迁，这幅“棋盘”的遗址始终都留在北京城内，正如马可·波罗所说：“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
曾几何时，许许多多的北京人会在盛夏时分的傍晚，右手扇着蒲扇，左手端着茶碗，在胡同里围坐一起，谈论着国家时事，闲聊着家长里短。
胡同，是北京这座城市中一种狭长的通道，它是两排院落的墙体所连成的一条隔离空间带。
- 四合院：北京的代表性建筑
四合院作为北京的民居，是构成胡同的主要建筑。汪曾祺曾形象地把它称作“中国盒子”，外边看起来灰不溜秋，但走进院里却是别有洞天。
老北京四合院是合院建筑的一种，也就是一种整个院子为中心四面都是房屋的建筑形式。这种相对封闭的庭院式建筑布局，最早可以追溯至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
“城中街道系统，以各城门为干道中轴，故北京各大街莫不广阔平直，长亘数里。其内城干道以南北向者为多，而小巷胡同则多东西向；至于外城则干道在城中相交作十字形，北半小巷以东西向者为多，而南半小巷则多南北向焉。”——梁思成《中国建筑史》
可以说，这些定制，决定了宅院和房屋的大小高矮，也决定了胡同的宽窄和长短。而胡同与胡同的间距，也就是四合院宅基地的进深。很多比较大的四合院的前门一般是在胡同的路北，坐北朝南，后门则在北面另一条胡同的路南，门朝北开。后来，在时代变迁下，人口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于是，就形成了很多民间陆陆续续修建的不规则的建筑。
事实上，在封建时代，建筑物的尺寸和制式是有着严格的规定的，不仅决定着建筑物的结构和样式，还联系着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比如，明代就规定，寻常官民的房屋不能是九五间数，也就是说不能是九间或者五间，因为“九五至尊”，这两个数字是皇帝专用的。
北京的四合院，是按照封建宗法理念设计的，也体现着以家长为中心的理念和处世哲学。住在四合院里的人，通常都是以血缘为纽带，体现着尊卑有序，长幼有序，内外有别。
就拿四合院的“基本型”，也就是“一进院”来说，走进院中，隔着源自的那排坐北朝南的北房，就是所谓的“正房”，这排房子开间更大，也比其他房子更高，是四合院里辈分最高的一家之主居住的房子。正房的两侧分别是“东厢房”和“西厢房”，因为古代以左为上，所以东厢房比西厢房稍微高一些。通常情况下，厢房里住的都是晚辈，也就是子辈或者孙辈。
“纵向连接型”的四合院就比较复杂了，包括二进院、三进院，甚至是五进院，而“二进院”则是北京最有代表性的纵向连接型四合院。二进院，很好理解，就是一座宅院里被分为前后两个院子，前院一般是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方形。
在前院和后院之间，隔有一座墙，在隔墙的正中间有一个垂花门，也就是内宅的入口。为什么叫做垂花门呢？这是因为在门的正面有两根不落地的悬柱，而悬柱的下端有花蕾一样的垂珠，看上去就像垂挂着两朵花。
从前院看去，垂花门就像是一座华美的门，而从里面看，它又像是一座瑰丽的亭子。垂花门上精细的砖雕木雕，颇具匠心的油漆彩画，无疑使它成为了四合院中最讲究的建筑艺术的建筑物。
垂花门，可以说是沟通内院和外院的门。通过垂花门，就是四合院的后院，这里居住的都是家中的女性。想起我妈每当觉得我太宅的时候，就会数落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其实这句话就是出自四合院，“大门”就是指四合院的正门，而“二门”其实指的就是垂花门。
在旧时期，女性是要严格遵守家规的，不能擅自走出垂花门。当然，前院中的男性也不能随便进来，如果有客人来到家里，家中管事的人会将他先领到南房，然后在通知主人，而后院则是严禁进入的。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京郊的人和外省人开始进入北京，这就使得北京的住房变得紧张，原有的四合院格局不再适合居住，再加上三口之家为核心的家庭逐渐取代了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于是，北京的“大杂院”就出现了。也正是从此时开始，四合院开始打破独门独院，聚族相居的居住形式，具有几百年历史的独门独户的四合院格局被打破了。
此刻，坐在我的书桌前，回想那个我曾经住了二十余年的大杂院，在有感于那时住房条件窘迫的同时，心底却是无尽温暖。现在想来，当时所住的院子不过百平米有余，但却共住着11户人家，每户人家的住房不过十多平米，基本放一张双人床，就不再有什么多余的空间了。于是，大家就纷纷在院子里盖起了小厨房，搭起了煤棚。院子的空间变得很小，曲里拐弯，路窄之处只能抬起自行车进出，而不能并列前行。
大杂院，是很多北京人心中温暖的回忆。在一所大杂院里，通常可能住着五到十五户人家，随着人口越来越多，私自搭建的住房和厨房也使昔日的庭院越来越小，各种房屋越来越多，有的院子里甚至会出现院中“胡同”。
随着历史的前行和岁月变迁，即便四合院似乎已经成为了久远的记忆，但它始终都是北京的代表性建筑。
- 辅设物：细微之处的文化投影
除了四合院这种宅院建筑，老北京的胡同里还很多辅设物，在细微之处体现着北京城的文化底蕴。
在四合院的宅门两侧，会有左右对称的上马石，当然，上马可以用，下马自然也可以用，所以很多人也会叫它“下马石”。这两块石头是以马代步的时候用来上下马的石头。这种石头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看上去很简单的方形或者长方形的石块，还有一种是像台阶一样的阶梯形状的石头，阶梯分为两层，进阶地面的那层大约是一尺三寸，第二级大约高二尺一寸，算起来一共第三尺四寸，这样看来，即便马身高大，人们也能上下自如。
上马石一般的材质是汉白玉或者大青石，上面雕刻着各种纹式图案，华丽规正，端庄沉稳，足以显示出主人身份的贵贱尊卑，通常有钱有势的人会将上马石雕刻得极为繁复。上马石分为上下左右雕刻着不同的纹饰，通常正面会雕刻类似雄狮的凶猛的动物，咄咄逼人。而两侧则会刻上回望的麒麟、脱缰的骏马、翱翔的鸟雀等形态各异的动物雕文。而对于普通的贫民，不要说装饰了，就连设置上马石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说，上马石渗透着的是封建礼教和等级观念。
上马石在雕刻艺术史中，始终占有着一定地位。上马石工艺精湛，造型生动，因此具有很高的历史和美学价值。雕刻上马石的艺术工匠们会在传统观念上随意创作，因此上马石会呈现出千姿百态、个性鲜明的特征。可以说，上马石的雕刻，是中华民族古代雕刻艺术的延续，也是当时思想意识的反映。
除了上马石以外，泰山石敢当也是流行于中国北方的镇宅物。在旧时，北京的胡同口或者院落的墙根儿旁边，经常可以看见镌刻着“泰山石敢当”五个字的长方形石碑。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石敢当是中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石神，古代的大力士，象征着所向无敌。和其他神话建筑不同的是，石敢当没有神像，它的形象就是胡同口或者大宅门墙角墙里的长条石，上面写着“泰山石敢当”五个大字。
最初的时候，北京的石敢当是没有“泰山”两个字的。因为人们奉泰山为五岳之首，认为它是高山的代表，并用它来比喻敬仰的人和有价值的事物，因此认为泰山石敢当可以镇邪压灾，保护府邸，所以，老北京胡同里的石敢当后来也刻上了“泰山”两个字。
除了上马石和泰山石敢当这两种“石头”，北京胡同里还有一种代表性辅设物，那就是“牌楼”。以前常听奶奶提起这两个字，但却一直只是在心中勾画牌楼的样子，直到后来看了很多书籍记载，才知道原来牌楼也曾是北京胡同司空见怪的一种建筑。
牌楼，也叫做“牌坊”，起源于秦汉时期的都市里坊。当时的坊有围墙和坊门，坊门是由立柱撑起的出门檐门楼所构成的，立柱一般是用石制的基座。后来，它就成为了建在主要街市或者名胜地的装饰性建筑物。
北京的牌楼一般的形式为“三门、四柱、七重楼”，也就是说有四根两边低中间高的柱子、三个中间高两边低的门洞，和七个大小不同的出檐。
北京最著名的牌楼，是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
东单牌楼，简称“东单”，之前就位于现在东单十里路口稍北一些的街心。它始建于明代，可是却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被战火烧毁了。
后来，清政府依照《辛丑条约》，被迫在东单两路口以北为死于义和团运动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造了“克林德牌坊”。这座牌坊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而被北京市民拆毁。后来又被移到了中山公园里面，更名为了“保卫和平坊”，并由郭沫若亲书题提匾额。
西单牌楼，简称“西单”，原位于西单十字路口中心偏北。它也是始建于明代，是三门、四柱、木结构的冲天牌楼。在清代的时候，这座牌楼曾题写着“瞻云坊”三个字，又在民国时期改为了“庆云”。1923年，因为北京的交通问题，这座牌楼被彻底拆除了。
现在的北京，保存最完好的街巷古牌楼应该就是安定门内的“国子监牌楼”了。它是由一组四座牌楼构成的，在街路的中段各有两座，上面题刻着“成贤街”三个字，也就是这条街的原名。这四座牌楼原为木质彩绘，柱子是用朱红漆出头冲天的样式，楼顶是绿琉璃瓦，正脊的两端绘有吻兽，垂脊的顶端则绘有小兽。在民国时期，国子监牌楼曾重新修建，原有的木柱改为了水泥柱。20世纪80年代，牌楼在经过重新油饰后，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国子监牌楼”了。
不管是胡同里的四合院，还是辅设物，虽然曾经都是司空见惯的存在，但时至今日，它们却都已经成为了北京的一种文化“符号”。文化是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的人文显现，而文化的荣耀则是一圈长久闪耀的光环。
日本曾用“物衰”这个美学词语形容真情流露。我们用此生此刻之眼，看到一个感官的世界，也是众人欣喜或者相熟的鲜活垫底，是一张张色彩各异的生命底板的积累。
站在北京胡同的巷尾，目及热闹如春之繁花，沉溺于光影婆娑，莺声燕语，我们的真性情中是不可言表的内心世界。仔细想来，那些隐藏于历史和故园中的无数动人故事，也是充溢了彼时心底的真情，无比可贵。
- 砖塔胡同：乱世下保存的中原文明
在北京西四南大街43号的大路西侧，矗立着一座高塔。它的历史已近百年，曾历经过北京和周边数次大地震，以及修建4号线地铁时的剧烈施工。但是，它始终没有倾斜，更没有倒塌，像一位得道高僧一般，扎实地站在大地上。它，就是万松老人塔。
北京的砖塔胡同正是因为这座塔而得名，至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是北京的“胡同之根”。如果考究历史名号，现在被游客踩得地面都烫的南锣鼓巷，不知道能被砖塔胡同甩掉几条街。
砖塔胡同依傍砖塔，因砖塔而生。万松老人塔位于胡同的东端，是金元高僧万松行秀禅师的墓塔。它曾鹤立于付地绵延的城区建筑里，高挑挺拔。万松行秀禅师自称“万松野老”，使人尊称他为“万松老人”，他是当年北方佛教界名声赫赫的高僧。
万松老人是金国河内人，前50年在金国生活，后31年在大蒙古国统治的京城度过。他15岁出嫁，云游北方名寺求法，长于机辩，聪慧过人。在蒙古人攻占中都时，他的弟子曾请他过河，跟随金帝去黄河之南的开封。可是，禅师的一句话掷地有声：“北方人就不知道佛法里吗？”于是，坚持留在此地，每天诵读楞严咒。
蒙古人对宗教的态度是兼收并蓄，很早就与佛教结下了深缘。成吉思汗的宠臣耶律楚材在25岁的时候，第一次遇见万送老人，和他参学三年，习得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道理，之后更是接受并采用儒教思想和制度来直立人民，把一个战争乱世向和平盛事转化，保存了中原文明，也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元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为人们信奉佛教高僧的灵塔为吉地，于是后来纷纷搬到这个地方。因为居民集中，到了明清的时候，砖塔胡同不仅分出了岔路口，还衍生出了不少小胡同，并成为了戏曲活动的中心地带，是当时老北京最热闹的地方。
砖塔胡同里还曾住过不少名人，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反目之后，就曾搬到了砖塔胡同61号院，并在古塔之下写出了《祝福》《在酒楼上》和《幸福的家庭》等作品。戏剧大家张恨水也曾住在这里，并在这里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刘少奇在从天津迁入北京后，也曾住在这条胡同，还在这里起草了很多重要的文件。
历经明清至今天，砖塔胡同的万松老人塔始终矗立于此。在这背后，是很多护塔之人的执著与坚守。即便砖塔胡同身处城市中心区域，但根据规划，老城区不可能再建高楼大厦遮挡它。
愿它能够长立于此，也愿它能唤起人们关于一代高僧万松行秀与以待贤臣耶律楚材之间温暖故事的记忆。
- 东交民巷：清朝时期的“国中之国”
很多去天安门游玩的人或许都曾在乘坐公交的时候，途径“东交民巷”这一站。东交民巷位于北京东城区西起天安门广场，东至崇文门内大街的一条古老胡同。
在元朝的时候，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被统称为“江米巷”。到了明代，因为交通改造，江米巷就被分为了东西两条胡同。明清时代，东交民巷一直都是“五府六部”的所在地。在乾隆、嘉庆年间，还在这里修建了“迎宾馆”，供外国人居住。
东交民巷，也被成为“国中之国”。原因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那时的中国成为了各国列强瓜分的对象。在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列强们将整个东交民巷瓜分，而且不允许中国人在这里居住和设立任何衙署。而西方殖民者则开始在这里发展至今的喜好，建设起了办公使馆、教堂、学校、医院……并将东交民巷改名为使馆街。
历经了几世变革，时光交错，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强国，昔日的窘境早已不复存在。如今的东交民巷里多为派出所等单位，其余的则是居民住宅。
当我们站在这条胡同的时候，看到的是车水马龙和人来人往，听到的是人声鼎沸和车辆喧嚣。谁会想到在久远的曾经，这里也曾战火不断，几经辗转。
不堪的历史和往事早已一去不返，消逆于时间之河不再浮现。此刻，站在这繁华的街头，我愿将所有的骄傲印记在心里，让它托于文字，得以永生。
- 丰富胡同：闹中取静的文学创作空间
丰富胡同位于热闹的东城区王府井大街西侧，北起大草场胡同，南止灯市口西街，全长178米。
丰富胡同的19号院，是著名作家老舍的故居。这座院落坐北朝南，是二进院落，是民国时期的建筑。
院落的大门委员院落的东南角，用砖砌的小门楼干净素雅。屋檐下是带砖椽的冰盘檐，门框上有两枚绿色梅花形的门簪。大门是黑漆板，还有一条门钹。山面博缝头砖雕，寓意着“事事如意”。
1949年，老舍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回国，买下了这个院子。六年后，他与夫人胡絜青在甬道的两边各种植下一棵柿子树，每到金秋时节，橘红色的柿子便挂满枝头。胡絜青为小园取名“丹柿小院”。
除了柿子树，校园大门的里面靠着街墙还种了一棵早树，砖影壁后面，则移植了一棵太平花，有一人多高，满树白花，被老舍称为“家宝”。老舍和胡絜青都非常喜爱花卉，曾经在院子里种的花，足有一百多盆。
这座小院的北方西耳房是老舍的写作间兼卧室，书桌对着东门，在桌子的后面则是嵌在墙上的书柜。在这里，老舍创作了24部经典喜剧和3部长篇小说，包括《龙须沟》《柳树井》《茶馆》等作品。
在正房的明间和西次间是客厅，陈列着沙发、硬木砖雕圆桌和多宝阁。墙上挂着各类国画，主要是齐白石、傅抱石，和黄宾虹的作品。院子的东次间则是胡絜青的卧室兼画室，她常在这里安静地沉浸于自己的艺术世界。
在这里，老舍曾几次接待周恩来总理和末代皇帝溥仪，还曾接待过巴金、曹禺、赵树理等众多文化名人。每到秋天，老舍就会邀请朋友来到家里上局，把东屋腾出两件，将餐厅也临时改成花的展厅。他将上百盆独朵菊花按照高低分行排列，供朋友观赏品鉴。
老舍去世后，胡絜青携领子女将这座小院连同老舍收藏的部分字画古董，全部捐献给了国家。1999年，在老舍诞辰100周年之际，“丹柿小院”已经正式落成老舍纪念馆。
整个人类的活动都是从无到有，从清静到凌乱，纷扰繁复，或喜或悲。这经久不息的轮回中携带着生之喜乐哀愁，死之沉寂灭失。万物只是腾空而起，暂寄时空一小隅，总是有飘即落。亦如风中小鸟鸣叫掠过，拼劲小小身躯的全部力气，努力翱翔于世。
无可评判。就如被一个个曾经鲜活的人和热络生活所构成的胡同，亦是如此。
胡同是一种文化，它不仅仅是建筑文化，更是集历史文化、礼俗文化、文学艺术于一身的文化系统。在这个由两侧院墙和大门的延长线所构成的空间里，它既是居住的人行走的通道，也是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场所。
在儿时的记忆里，胡同里总是喧嚣热闹的。无论你所住的胡同是体面整齐，还是坑洼肮脏，只要和街坊处好了，就能收获一种说不清的安然舒泰，往往比挣多少钱还强。因为共同住在一个拥挤的院落里，邻里之间的温暖互助就成为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
胡同里的北京人，有着自己的爱好。饮茶，就是其中之一。老北京人习惯喝早茶，每天早上烧开水，水开后沏茶。茶叶也没什么讲究，一般都是茉莉花茶。记得有次我去马连道买茶叶，店家是个南方姑娘，听到我要买花茶，就特别不解地说：“我就很奇怪，你们怎么喜欢喝花茶？我们那里的人是从来不喝的，觉得花茶的味道太腻了。”或许，这就是北京人的一种情愫，不论你是毛尖，还是雀舌，唯独就爱这口清香扑鼻的花茶。
旧时，北京有很多棋茶馆，大多集中在天桥一带。茶馆的设备很简陋，一般都是用或圆或方的木头半埋地下，也有用的茶馆会用砖砌成砖垛，上面铺一块长方条的薄板，板上画着棋盘格。茶客们可以一边饮茶一边对弈，而茶馆只收茶费，不收棋租费。
除了饮茶，北京人还喜欢听戏，看京剧。清乾隆年间，北京的茶园剧场非常兴盛，被称为“戏园子”。在戏园子的门外有一个高大的单门牌坊，上面写着戏园的名称。
京戏源于徽班进京，为庆贺乾隆寿辰，“三庆徽班”进京，后来“四喜”“春台”“和春”班也相继进京，被称为“四大徽班”。“四大徽班”进京已经有200多年，京剧一直在北京盛演不衰，被称为“国粹”。
对于北京的戏迷们来说，各出戏的戏词和表演早就烂熟于心，所以，对他们而言，进戏院子其实不是为了听戏，而是喜欢闭着眼睛，摇晃着脑袋随曲默唱。
北京的市井是消闲且舒适的，而北京人素来就有有限这一桩美德，对他们来说，一切都要讲规矩，再难的事儿办起来，也要有紧有慢，一板一眼。就拿养鸟来说吧，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喜欢养鸟。看到北京人晃晃悠悠拎着鸟笼子的样子，会让很多人觉得是在摆谱，其实它不过是老北京人的一种休闲娱乐。
在旧时，养鸟的人是根据其自身的阶层和富有程度来养鸟的，简单说就是，什么阶层的人养什么种类的鸟。比如，摆台卖艺的人大多养交咀和“老西儿”这类的鸟，文人雅士则会养百灵或者红子，而相对富贵的人一般是养画眉。但是，不管是哪个阶层，老北京人对养鸟的兴趣都是十分浓厚的。可以说，上至皇族大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对养鸟乐此不疲。
如果说日常的生活娱乐是北京的民俗体现，那么楹联就是北京胡同里特有的文化。楹联，也叫“对联”，最常见的是每年春节的时候贴在大门两侧的春联。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一直把它作为辞旧迎新的一个信物贴在院门和屋门两侧，增加欢乐团聚的气氛。
曾经在京城胡同中，无论是四合院还是庙馆、学校、官府，楹联几乎无处不在。胡同的楹联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镌刻在院门门板上的和门两侧砖雕的长久楹联，一种是还有逢年过节或者操办红白喜事时临时所做的对联。
居民门联的固定形式是将联语雕刻在大门板上，再涂上油漆颜料以修身言志。比如“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立德齐古今，藏书教子孙”等。在珠市口西大街纪晓岚故居的大门上，就有“万卷编成群玉府，一生修到大罗天”的对联，用两个典故颂扬了纪晓岚编篡《四库全书》的功绩。
那时，生活在胡同的我还不懂这些，在我的记忆深处，胡同里的北京味儿就是跳皮筋、踢毽子、山三角、拍洋画和老鹰捉小鸡，以及那些沿街的叫卖和吆喝声，“蜂糕来哎，艾窝窝！”“豆汁儿——粥！”“磨剪子哎，戗菜刀！”
北京胡同的民俗特色，是老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京城历史文化发展演化的重要舞台。在所有向往老北京文化的人心里都有这样一种幻想：在清晨斑驳的树影下，漫步在墙垣旁，听着路旁的老北京人相互问好“吃了吗您呐”。
一个人如果总在一个地方待下去，那他就永远只能还是他自己，永远也不可能进步。可是，如果他一旦从胡同里走出去，甭管他走得多高多远，一旦清闲静默下来，心中又必定泛起对于胡同的阵阵暖意。
北京胡同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它俨然已经成为了北京人生活的象征。
帝都遗韵，所承载的不仅是北京的历史文化，而且还有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人的所有过往。
如今，老北京原封不动留下来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少，并且越来越显得跟不上时代的。但是，老北京的风貌留给人悠远的回忆，在它们斑驳的外壳上显现出了风雨侵蚀的痕迹，所带有的文化色彩反倒越来越厚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