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行知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价值新探）

北京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行知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价值新探）元大都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把我国古代历史上《考工记》中描述国都“理想城”的型制，结合北京的具体地理条件，以最近似最集中的规划布局手法，创造性地加以体现的城市。……北京是古代“中国都城发展的最后结晶”，是中国封建时代城市建设的最高成就。……自800 年至1800 年间，中国都城人口之众，如长安、开封等一直为世界大城市中之佼佼者，其中尤以北京最为突出。自1450年到1800年间，除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在1650年至1700年间一度领先外，北京一直是“世界之最”。北京当之无愧为世界上同时代城市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布局最完整，建设最集中的封建都城。因此，北京也是世界同时期城市建设的最高成就。1994年，吴良镛在《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一书中指出：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才完整的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这整个的体形环境增强了我们对于伟大的祖先的景仰，对于中华民

关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近代以来，中外学者多有论述。

1943年，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指出：“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划，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

1949年3月，梁思成组织编制完成《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提出的第一项文物，即“北平城全部”。《简目》在说明中称明清北京城为“世界现存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全部为一整个设计，对称均齐，气魄之大举世无匹”。

1951年，梁思成在《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称赞：

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才完整的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这整个的体形环境增强了我们对于伟大的祖先的景仰，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对于祖国的热爱。北京对我们证明了我们的民族在适应自然，控制自然，改变自然的实践中有着多么光辉的成就。这样一个城市是一个举世无匹的杰作。

1967年，埃德蒙·培根（Edmund N. Bacon）在《城市设计》一书中评论：

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也许就是北京了。这个中国的城市，被设计为帝王之家，并试图成为宇宙中心的标志。这个城市深深地沉浸在礼仪规范和宗教意识之中，这些现在与我们无关了。然而，它在设计上如此杰出，为我们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藏。

1994年，吴良镛在《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一书中指出：

元大都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把我国古代历史上《考工记》中描述国都“理想城”的型制，结合北京的具体地理条件，以最近似最集中的规划布局手法，创造性地加以体现的城市。……北京是古代“中国都城发展的最后结晶”，是中国封建时代城市建设的最高成就。……自800 年至1800 年间，中国都城人口之众，如长安、开封等一直为世界大城市中之佼佼者，其中尤以北京最为突出。自1450年到1800年间，除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在1650年至1700年间一度领先外，北京一直是“世界之最”。北京当之无愧为世界上同时代城市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布局最完整，建设最集中的封建都城。因此，北京也是世界同时期城市建设的最高成就。

1997年，侯仁之在《试论元大都的规划设计》一文中指出：

元大都城以湖泊为核心的城市规划，在我国历代国都建设中实属创举。……使太液池和积水潭的广阔水域，在整个城市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和最初见于《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理想设计相比较，可以说是一次重大的发展，俨然是体现了一种回归自然的思想，也就是道家所宣扬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一种具体说明。这样就形成了自然山水与城市规划的相互结合。

前辈学者在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所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予以高度评价之时，皆指出北京古代城市空间营造与天地自然环境存在深刻联系，这为进一步发掘北京历史文化价值指出了方向。

今天，我们已能清楚地看到：北京所代表的以天地自然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规划方法，是迥异于西方城市规划、最具东方文明特色的城市营造模式；北京古代城市规划体现了支撑人类在东亚地区独立起源的农业文化- 文明持续不间断发展的最具基础性的知识体系与哲学观念；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所体现的中华文明惊人的连续性与天人合一的中华智慧，对于克服工业革命之后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修复天人关系，具有巨大的启迪价值。

子午卯酉时空格局

不同于蔓长型西方城市发展模式，北京所代表的以天地自然环境为本体、整体生成的东方城市营造模式，导源于中华先人固有之宇宙观，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息息相关。

农业文明之发生，意味着人类不但驯化了作物和动物，还准确掌握了时间，后者则以“辨方正位”（《周礼》语）、“历象日月星辰”（《尚书》语）为基本方法。

图1 河南登封告成镇“周公测景台”石表

图2 登封“观星台”

图3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钦定书经图说》刊印《夏至致日图》

所谓“辨方正位”，即通过立表测影，以知东西南北，进而测定二至二分（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得知一个回归年的时间长度。此乃最古老的正位定时方法（图1~图3）。人类学家发现，今东南亚马来群岛中部的婆罗洲原始部落，还在使用表杆和土圭这两种仪器测量日影长度（图4）。

图4 婆罗洲某部落的两个人在夏至日使用表杆和土圭这两种仪器测量日影长度

图5 《周礼• 考工记》“以正朝夕”示意图

《周礼• 考工记》记载了立表测影之法：“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其中的槷，即观测日影用的表杆；规，即以表杆基点为中心在地上画出的圆。太阳东升时，表杆之影与圆有一个交点；太阳西落时，表杆之影与圆又有一个交点；将两点连接，即得正东正西之线；将此线中心点与表杆基点连接，即得正南正北之线。夜里，再通过望筒观察北极星，测定北极枢，可进一步核准方位（图5，图6）。

图6 [宋]李诫著《营造法式》刊印之景表版、望筒

图7 甲骨文的“中”字

在这套观测体系中，“槷”与“规”共同组成了“中”字之形，这正是汉语“中”字所象之形（图7），这对中国建筑乃至城市以中轴对称的“中”字形布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萧良琼在《卜辞中的“立中”与商代的圭表测景》一文中综合诸家解释指出，“中”字的结构是象征着一根插入地下的杆子（杆上或带斿），一端垂直在四四方方的一块地面当中。从它的空间位置来说，从上到下，垂直立着，处于地上和地下之间，所以又有从上到下的顺序里上、中、下的“中”的含义。同时，它又立在一块四方或圆形的地面的等距离的中心点上。萧良琼进而论证，“中”是一种最古老最原始的天文仪器——测影之表；杆上所附带状物，在无风的睛天，可测察杆子是否垂直（《周礼• 考工记》贾公彦疏：“欲须柱正，当以绳县而垂之于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绳县之，其绳皆附柱，则其柱正矣。”），再以杆子为中心坐标点，作圆形或作一个方形，使它的每一边表示一个方向。这些都是圭表测景法最简单而形象的反映。

冯时在《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一书中对表杆附带状物的字形进行考证，指出此乃古人立表必与建旗共行的古老做法的客观反映，古聚众必表、旗共建，建旗聚众则需立表计时，立表与建旗密不可分，表上饰斿的做法暗寓了古人用事必表、旗并设的事实。

南北子午线，在正位定时活动中，是最为重要的观测轴，中华先人正是通过在这条子午线上，立表观测正午时分日影消长之变化，得知一个回归年的准确时间，并掌握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四个重要时间节点，进而确立一年二十四节气以指导农业生产。

通过立表测影，可以发现，夏至正午日影最短，靠南；冬至正午日影最长，靠北；春分太阳正东而起，正西而落，秋分亦然。这时，子午线南北两端正可表示夏至、冬至；卯酉线东西两端，正可表示春分、秋分。

图8 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

图9 新石器时代之二绳及积绳渐成的“亞”形图像（安徽蚌埠双墩出土，距今七千年）

图10 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 前3300年）陶器上的十字纹

初昏时，北斗斗柄的不同指向，也向人们提示着春、夏、秋、冬四时之更迭。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鹖冠子• 环流》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成书于西汉的《淮南子• 天文训》记载了初昏时观测斗柄指向以确定二十四节气之法，其中包括斗柄指子则冬至，指卯则春分，指午则夏至，指酉则秋分。在北斗建时观测体系中，子午卯酉亦对应二至二分。子午线与卯酉线这两条重要的观测轴即“二绳”（图8~ 图12）。

图11 西安半坡遗址（距今六千多年）出现正南正北朝向的房屋基址

图12 河南杞县鹿台岗礼制建筑十字遗迹（公元前第二千纪龙山文化时代）

通过平面分析可知，北京明清旧城之卯酉线，即日坛与月坛连接线，正与春分、秋分对应——明清两朝，春分行日坛之祭，迎日于东；秋分行月坛之祭，迎月于西。北京明清旧城永定门至钟鼓楼子午线（即城市南北中轴线）两端左近，是冬至祭天以迎长日之至的天坛，夏至祭地以祈年谷顺成的地坛。子午线与卯酉线交会于紫禁城三大殿区域，象征该区域乃立表之位，正与太和殿“建极绥猷”匾、中和殿“允执厥中”匾、保和殿“皇建有极”匾（皆乾隆御笔）之真义一致（图13~ 图16）。

图13 北京明清旧城子午、卯酉线分析图

图14 太和殿“建极绥猷”匾

图15 中和殿“允执厥中”匾

图16 保和殿“皇建有极”匾

“ 建极”即《尚书• 洪范》所言“建用皇极”，可以被解释为建立最高原则；“允执厥中”语出伪《古文尚书• 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可以被解释为忠实地执行正确原则；“皇建有极”语出《尚书• 洪范》“皇极：皇建其有极”，可以被解释为天子应当建立至高无上的原则。

而究其本源，“建用皇极”“允执厥中”“皇建有极”，皆立表正位定时之意。

关于“建用皇极”，伪孔《传》曰：“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关于“皇建其有极”， 伪孔《传》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显然，“建用皇极”“皇建有极”即“立中”。甲骨文卜辞常见“立中”之语，意即立表正位定时。

这样，就能准确理解“允执厥中”了。忠实地掌握“中”这个立表测影之法，才是建立最高原则的根本，如不能正位定时，则无农耕可言。

北京现存天、地、日、月坛格局，形成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太和殿明初称奉天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重建更名为皇极殿，它与同年重建并更名之中极殿（明初称华盖殿，清初改称中和殿）、建极殿（明初称谨身殿，清初改称保和殿），更直白地标示了其在子午与卯酉“二绳”交午之中心“建用皇极”之意。

“绥猷”语出伪《古文尚书• 汤诰》“克绥厥猷惟后”， 伪孔《传》曰：“能安立其道教，则惟为君之道。”意即惟天子推行教化之治。“建极绥猷”道明了天子沟通天人之职。对农业时间的掌握关系社稷安危，谁能够告诉人民时间，提供此种生死攸关的公共服务，谁就能够获得权力，推行教化之治。

对农业时间更为直观和精细的掌握，则需通过“历象日月星辰”，即星象观测来实现。浩渺太空群星灿烂，其中的北极、北斗和位于太阳视运动轨迹（黄道）及天球赤道一带的28个星座，即二十八宿，为先人观测天文、确定农业时间，提供了理想坐标。

图17 《 尚书•尧典》以昏中天星象测二至二分示意图

图18 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平面图

中国大部分国土位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区，仰望星空，人们会发现以北极为轴，天旋地转。为便于观测，先人以春季初昏时的天象为依据，将二十八宿分成四份，称四宫、四象或四陆，按地平方位名之为“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北宫玄武”、“南宫朱雀”，它们与北斗“拴系”，再与北极对应，因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周天运行，成为观象授时的坐标体系。在日落或日出之时，观测二十八宿及北斗的运行位置，便可获得重要的时间节点，以为农业生产服务（图17，图18）。

二十八宿绕北极，北斗健行其间，银河从中穿越，春夏秋冬、阴阳五行与之相应，这是古人所理解的天道；敬天信仰由是而生，对中国建筑与城市布局产生深刻影响，风水理论所谓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实为敬天信仰之投影；法天象地，与自然环境整体生成的营造观念由是而生，这在北京古代空间环境规划中有着经典体现。

《日下旧闻考》载：“北京青龙水为白河，出密云南流至通州城。白虎水为玉河，出玉泉山，经大内，出都城，注通惠河，与白河合。朱雀水为卢沟河，出大同桑乾，入宛平界，出卢沟桥。元武水为湿余、高梁、黄花镇川、榆河，俱绕京师之北，而东与白河合。”

图19 元大都、明前期北京城水系位置图

元大都将积水潭纳入城中，与太液池、金水河环绕宫城，则是“道高梁而北汇，堰金水而南萦，俨银汉之昭回”，是对银河穿越天际之效法。明初改建元大都，将宫城南移，掘南海，水面一并南移，在城市中轴线东西两侧的外金水河，筑牛郎桥、织女桥，以象“天汉起东方箕尾间”，牛郎星、织女星分列银河两岸，与天象保持一致（图19）。

在城市整体空间安排上，宫城所居之位，则与中天北极对应，正如孔子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时，太和殿乾隆御笔之“建极”，又可被解释为建立与北极相对应的最高准则，清楚地表明，“历象日月星辰”与“辨方正位”，同样是“敬授人时”（《尚书》语）的根本方法，太和殿作为最高权力所在，必然是“置槷以县”所在，亦必然是“众星共之”所在。

北京明清旧城子午线（中轴线）与卯酉线于三大殿区域交会，彰显三大殿居中而治。此种空间布局所提示的古代天文观测体系，正是中华先人创立农业文明必须掌握的基础性知识。作为中国“中”字形城市的杰出代表和伟大结晶，北京旧城空间营造之理念，直溯中华文明原点，显示了惊人的文化连续性，这是判定北京历史文化价值之时，必须高度重视的方面。

主流文化之包容性与适应性

位于环渤海地区的北京，是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结合部，多元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不但孕育了中华早期文明，还伴随着夏商周王国、秦汉帝国的建立，推动中国古代文化与文明“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纵深发展。

张忠培在《我认识的环渤海考古》一文中指出，居住在环渤海地区的中华民族的祖先，也如生活在其他中国土地上我们的先辈那样，经历了曲折的历史道路，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与文明，至秦汉时期，终于融汇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与文明之中，使秦汉帝国成为与西方古罗马并峙的屹立于亚洲东方的另一帝国；环渤海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到秦汉帝国，经历的是一条“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发展道路，“文化多元一体”指的是考古学的文化多元一体，“国家一统多元”指的是统一国家内的多元考古学文化，它们遵循“传承、吸收、融合、创新”这一文化演进规律向前发展。从文化多元一体的环渤海，到环渤海地区成为周王国及至发展为秦汉帝国之有机组成部分，这既是华夏族或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及其国家形成的部分历史，也是这部华夏族或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及其国家形成史的一个缩影。

张忠培的论述，为我们从中华文明产生与发展的宏大视野认识北京历史文化价值指出了方向。

侯仁之在《北京城的兴起》一文中论述，远在旧石器时代，从早期的“北京猿人”或简称“北京人”，和中期的“新洞人”，一直到晚期的“山顶洞人”，也就是大约从七十万年前下至一万数千年前，都有古代人类繁衍生息在北京小平原西侧的沿山洞穴里。到了大约一万年前，也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开始，由于原始农作物的栽培技术逐渐得到发展，人类才从山中下到平原，开始建立起原始的农村聚落。

他在《论北京建城之始》一文中特别指出，在北京原始聚落上建立的蓟国，其所在位置既是古代直通中原的南北大道的北方终点，又是分道北上以入山后地区的起点，实为南北交通的枢纽。而北京北部的燕山山脉，正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水岭。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中国只有不到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学证据。有人以为，中国文明的形成晚于埃及那样的古代文明国家，甚至有些人还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是西方文明传播的产物，造成不少误解。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发现距今五千年的红山文化晚期重要遗迹，包括女神庙遗址和由三重圆坛与三重方坛组成的大型祭祀遗址，说明当时已产生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社会组织。中华五千年文明得一实证。

牛河梁与北京皆位于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六大区系之一，对燕山南北长城一带进行区系类型分析，使我们掌握了解开这一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脉络谜题的手段，从而找到了连结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认识到这一地区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南北朝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

苏秉琦所言“重头戏”，皆以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碰撞交融为主题，北京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中心舞台，主旋律正是“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有容乃大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藏传佛教在元代传入汉地之后，以北京为中枢传播，推动了汉、藏、蒙、满民族的大融合，使“国家一统多元”达到一个新高度。北京古代建筑与城市遗存，为这一宏大历史的持续、纵深发展，提供了宝贵见证。

2.1 贯通五千年文明史的天地观念与设计方法

红山文化牛河梁圜丘、方丘与北京明清天坛、地坛，形制上高度一致，代表了贯通古今的天地观念及由此衍生的空间设计方法，高度诠释了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

图20 红山文化牛河梁大型祭祀遗址鸟瞰，祭天圜丘、祭地方丘清晰可见

图21 《大明会典》载北京天坛圜丘图

图22 《 大明会典》载北京地坛（方泽）图

冯时在《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一文中指出，牛河梁祭祀遗址的圆坛与方坛，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祭天圜丘与祭地方丘，是古代天圆地方宇宙模式的象征，其形制与北京明清两朝的天坛与地坛呼应，是五千年前“规矩”的重现（图20~图22）。

他在《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一书中进一步分析指出，正方形外接圆的直径恰是同一正方形内切圆直径（等于正方形边长）的√2倍，如果连续使用这种方法，并省略方图，便可得到牛河梁圜丘的三环图形；牛河梁方丘，由内向外三个正方形的原始长度都是9的整数倍，是以内方为基本单位逐步扩充的结果，方丘的设计正是利用了古人对勾股定理加以证明的“弦图”的基本图形，也就是九九标准方图。

图23 冯时作红山文化圜丘图形分析

图24 “天地阴阳合”分析图。√2∶1，堪称“天地之和”比

图25 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中的伏羲女娲

图26 宋嘉定六年本《周髀算经》所载圆方图、方圆图，为天圆地方之两种图式

图27 [宋]李诫著《营造法式》刊印之第一图“圜方方圜图”

图28 王贵祥作五台唐代南禅寺大殿（左）、宁波宋代保国寺大殿（右）檐柱比例图，显示檐高与柱高之比为√2∶1

冯时的论证，极大丰富了人们对牛河梁所代表的五千年前中华先人文明水平的认识。《周髀算经》《营造法式》载有“正方形 外接圆”天圆地方宇宙图形，其天圆之径与地方之边正形成√2比值，与牛河梁圜丘一致，此乃中国古代建筑平面与立面构图惯用之经典比例，对此，古代匠人手执规矩便可掌控，天地交泰、阴阳和合的哲学理念尽在其中，五千年一以贯之（图23~ 图32）。

图29 王贵祥作福州五代华林寺大殿比例分析图，显示√2∶1为建筑正立面、横剖面构图之基本比例

图30 辽代独乐寺观音阁总面阔与总进深之比约√2∶1

图31 《 营造法式》斗栱足材广21分°，单材广15分°，呈7∶5 关系，此乃“方五斜七”语境下的√2∶1

图32 明长陵明楼券门视觉分析

冯时向笔者指出，牛河梁方丘显现的以内方为基本模数的构图方法，与中国古代都城营造以宫城为基本模数的设计手法相合。傅熹年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与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中发现，元大都大城东西之宽为宫城御苑东西之宽的9倍，大城南北之深为宫城御苑南北之深的5倍；明北京城东西之宽为紫禁城东西之宽的9倍，南北之深为紫禁城南北之深的5.5倍，以面积核算，明北京城面积为紫禁城的49.5倍，如扣除西北角内斜所缺的部分，可视为49倍。元大都、明北京城各以宫城御苑、紫禁城为平面模数，与牛河梁丘以内方为平面模数的设计方法一致，五千年一以贯之（图33~ 图36）。

图33 冯时作红山文化方丘复原图 图34 红山文化方丘以内方为模数示意图

图35 傅熹年作元大都平面分析图——以宫城之宽A与宫城御苑总深B为模数（都城面积为9A×5B）

图36 傅熹年作明清北京城平面分析图——内城以紫禁城之广长为模数

此种模数法，亦与《周礼• 考工记》所记载之设计法，诸如道涂路门阔度以车乘轨辙为准、堂室应用面积以筵几广幅为度，以及宋《营造法式》所载“ 以材为祖”之制（以材的截面为模数）、清《工程做法》所载斗栱模数制（有斗栱之建筑以斗口为模数，无斗栱之建筑以明间面阔为模数）相通，为中华先人设计思想精华所在，亦是以模数化设计实现大规模空间生产这一伟大传统的见证。

图37 良渚玉琮

图38 北京故宫神武门

牛河梁圜丘与北京天坛，祭坛平面皆为圆形，牛河梁方丘与北京地坛，祭坛平面皆为方形，正如《周髀算经》所言“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而沟通天地、敬授民时，正是农耕时代统治者权力的来源（图37，图38）。《 吕氏春秋》载：“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这是传说中黄帝对颛顼的教诲。大圜即天，大矩即地，能沟通天地才能为民父母，这与太和殿乾隆御笔“建极绥猷”若合符节，清晰表明了农耕时代政治权力的构架基础，五千年一以贯之。

2.2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的见证

元大都平面布局在遵从《周易》《周礼》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之时，又适应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俗，见证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

元代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帝国，统治者深信“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遂接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

元之国号，源出《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周易》乃中华文化群经之首、万法之源，元大都规划设计以之为指南，以《周易》天地数之中位数五、六之和，辟城门十一，以象征天地之中、居中而治；元大都宫殿、城门之名，多取自《周易》，以《周易》大衍之数五十，设五十坊。

《周易• 系辞上》曰：“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冯时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一书中考证，河图实为描绘东宫苍龙跃出银河回天运行的星象图，洛书实为“四方五位图”与“八方九宫图”，表现了先人以生成数、阴阳数配方位的思想。这在元大都规划设计中皆有体现：

1）在古代星土分野中，幽燕之地与十二次之析木相配。元大都将积水潭纳入城中，与太液池、金水河环绕宫城，在其东侧，城市中轴线与之相切，与东宫苍龙跃出银河回天运行之星象呼应，与析木之次星象相合，是敬天信仰的经典体现。

2）元大都南设三门、北设两门，取法《周易• 说卦》“参天两地而倚数”，并表征天南地北，天地相合。《周易》以奇数配天、偶数配地，因袭于前文字时代古人以数记事而衍生之数术思想。生数一二三四五分别与五相加，得成数六七八九十，十进位制由此演绎。生数中的三个奇数（一三五）即“参天”，其和为九；生数中的两个偶数（二四）即“两地”，其和为六。《周易》乾元用九、坤元用六，九、六之数源出于此，天地之数亦由此建立，即“参天两地而倚数”。

在北半球中纬度地区观测天象，能清楚看到北极明显高出地平线、天球赤道南偏，进而产生天体南倾、天南地北的认识。元大都南开三门以象天、北开两门以象地，乃《周易》之乾元用九参天、坤元用六两地之体现，与天南地北对应，直通上古天文。此种门制，经明初南缩元大都北城后依然如旧，并留存于今天北京街道格局之中。

元大都规划设计，又遵循了儒家经典《周礼• 考工记》关于“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设计理念。将积水潭整体纳入城中，是元大都平面设计玄机。侯仁之在《元大都城》一文中分析指出，元大都大城的平面设计，是从中心台向西恰好包括了积水潭在内的一段距离作为半径，来确定大城东西两面城墙的位置，只是东墙位置向内稍加收缩。大都城的宫城虽然建立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却又偏在大城的南部。这在我国历代封建都城的设计中，别具一格，其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充分利用当地的湖泊与河流。这也说明了对于城市水源的重视。

图39 北京旧城平面设计演变示意图

在《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一文中，侯仁之更为具体地指出，根据已复原的大都城平面图进行分析，十分明显的是大城西墙的位置，刚好在积水潭西岸以外，其间仅容一条顺城街的宽度。紧傍积水潭的东岸，又已确定为全城的南北中轴线。这说明，积水潭东西两岸之间的宽度稍加延长，便是全城宽度的一半，也就是说东城墙也应该建筑在这同一宽度的地址上，只是由于当时现场可能有沼泽洼地或其他不利因素，其位置不得不稍向内移，但是这点差距如果不细加测量，也是不容易被觉察的（图39）。

以积水潭定大城东西之宽、宫城偏南以充分利用积水潭水面这一大胆设计，不但是对银河穿越天际之效法，还与五行方位中水居北相合，是阴阳五行思想在都城营造中的具体应用，同时，与蒙古民族“以畜为本、以草为根、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法则一致，体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

2.3 “国家一统多元”的投影

元明时期中央政府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对都城建设的重大工程产生了影响，彰显中央政府通过佛教推动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意志。

元大都修建时，南城墙工程与大庆寿寺海云、可菴二师塔发生矛盾，元世祖忽必烈敕命城墙南绕予以避让。《元一统志》载：“至元城京都，有司定基，正直庆寿寺海云、可菴两师塔，敕命远三十步环而筑之。”又云：“至元四年新作大都，二师之塔适当城基，势必迁徙以遂其直，有旨勿迁，俾曲其城以避之。”《析津志辑佚》记：“庆寿寺西，有云团师与可菴大师二塔，正当筑城要冲，时相奏世祖。有旨，命圈里入城内，于以见圣德涵融者如是。”忽必烈此举不但保存了古物，还显示了对佛教的极大敬重，其背后，正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今西长安街沿元大都南城墙位置而建，于双塔遗址处（今电报大楼前）略向南曲，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

图40 北京明清皇城平面图，西南角独缺，以避让大庆寿寺

大庆寿寺位于元大都皇城以南西南隅，明永乐帝朱棣改建元大都，皇城整体南移，又与该寺发生矛盾。孙承泽《天府广记》载：“明太宗永乐十四年，车驾巡幸北京，因议营建宫城。初，燕邸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元人重佛，朝门外有大慈恩寺，即今之射所。东为灰厂，中有夹道，故皇墙西南一角独缺。”大慈恩寺即大庆寿寺，明皇城缺西南一角，正是避让大庆寿寺的结果。这在今天北京城市平面中清晰可见（图40）。

忽必烈、朱棣两次在都城建设的重大工程中避让同一所寺庙，显示了佛教在他们心中不同寻常的分量。1247年“凉州会盟”之后，吐蕃归附蒙古，从此被纳入中国版图。汉、蒙、藏民族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唯佛教信仰相通。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藏传佛教在元代传入汉地之后，极大推动了民族融合，为在更为辽阔的疆域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作出巨大贡献。

明北京城凸字形城郭，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的产物，也是“国家一统多元”曲折历程的投影。

明永乐帝迁都北京，临长城戍边，数度亲征蒙古部落，逝于征途。明朝中央政府与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处于紧张关系之中，一场场拉锯战之后，清兵入关，迎来又一次民族大融合。

明初南缩元大都北城，移北城墙于今北二环一线，后又南移南城墙于今前三门大街一线，形成内城格局。内城以南，有永乐时期建设的天地坛（明嘉靖改为天坛）和山川坛，还与原金中都南城相连，聚集了大量居民。

图41 北京城址变迁图

在明朝政府与蒙古部落的拉锯战中，蒙古骑兵数度南扰，兵临北京城下，城外居民深受其苦，终致明嘉靖帝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内城南加筑外城，辟七门，南延中轴线至永定门，形成凸字形城郭。明隆庆五年（1571年），隆庆帝行怀柔之策，封蒙古俺答汗为顺义王，边境战事停止，重现和平。留存至今的明北京城凸字形平面轮廓，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图41）。

三千年建城史不该留下的空白

对于拥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来说，其古代城址的情况，早于金代之前的，因无科学的考古报告，学术界众说不一。考古工作如不能及时跟进，待众多建设项目掘地三尺之后，城市考古便无从谈起，北京城市史就将留下巨大空白。

众所周知，蓟为北京建城之始。《礼记• 乐记》载，孔子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 燕召公世家》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这是北京主城区一带创建城市的重要记录。侯仁之考证，蓟城的中心位置在今广安门内外。这是根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记“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及同书所记蓟城之河湖水系的情况得出的，惜无相应的考古勘探为证。

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东汉起，蓟城为幽州治所，隋废幽州改置涿郡，唐改涿郡为幽州，称蓟城为幽州城。契丹936年占据幽州，938年改国号为“大辽”，升幽州为陪都，号南京，又称燕京。学术界根据北京古代水系分布情况，以及悯忠寺（今法源寺）、天宁寺在唐幽州、辽南京城内位置的历史记载，确认蓟、幽州、辽南京的核心部位在今西城区宣南一带。但这些城市的城墙边界何在？城内如何部署？由于缺乏科学的考古调查，至今无人说得清楚。

图42 金中都城址图

1125年，金攻陷辽南京；1151年，金决定迁都南京；1153年，改南京为中都，这是北京建都之始。金中都以辽南京为基础，向东、南、西三面扩建而成，城内置六十二坊，皇城略居全城中心，街如棋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部门对金中都城垣遗迹作了调查，对历来有争议的中都城周长，通过实地勘测得出较准确的数据。而中都城十二门的具体位置，因只有历史文献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踏察为证，尚停留在“大体可以确定”的阶段（图42）。

1215年，蒙古攻陷中都；1267年，忽必烈在中都东北郊营建大都新城。1964—197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对元大都城址进行考古调查，先后勘察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遗迹，发掘了十余处不同类型的居住遗址和建筑遗迹，形成了《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元代居住遗址》等报告，证实元大都南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稍南、今建国门外南侧的古观象台即元大都东南角楼的旧址、元大都的中轴线与明清北京的中轴线吻合、今天北京内城诸多街道和胡同仍保存着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等等。此项工作，填补了元大都研究的空白，为城市考古积累了丰富经验。

遗憾的是，这类科学而系统的考古工作未能朝着北京更为久远的历史延伸，以至于对元代之前，特别是金代之前北京城址的状况，至今多停留在文献和推测阶段。这也使得人们多以为北京旧城只是元明清旧城，忽视了唐辽金旧城仍部分存在于宣南这一重要事实。而从古今叠加城市考古学理论分析，宣南一带的部分街道，还可能与北京城的滥觞——蓟，存在着继承关系。

对北京早期城市史研究的缺失，使得对宣南的保护失去应有的学术支撑。在1990年和2000年北京市两次发起的危旧房改造工程中，宣南被拆除甚剧，如今仅存片断，仍有一批改造项目分布其中。1990年在北京西厢道路工程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沿今西城区滨河路两侧，对金中都宫殿区进行考古钻探与发掘，探得夯土区13处，基本确定了应天门、大安门和大安殿等遗址的具体地点位置。但在此后的大规模旧城改造中，尽管在宣南不时有一些地下古遗迹在施工中被发现，但它们都不是文物部门主动发掘的结果，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施工单位野蛮破坏。

北京市应该把城市考古作为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来对待，以科学而系统的考古工作把失踪的城市史寻找回来，使北京三千多年建城史得到科学的实证，无愧于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

作者简介

王军，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建筑史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