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网络带来的影响：从第三帝国到社交网络
社交网络带来的影响：从第三帝国到社交网络第三帝国被污染和扭曲的语言渗透进了德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各个不同区域工作的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被同样一套样板所引导和规训。最终，这些言语“就犹如微小剂量的砷，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生作用”。“纳粹最强大的东西并不是那套需要人们有意识地去倾听和学习的东西，不是那种需要聚精会神地去聆听的广播和演讲，而是那套无意识接受的东西。纳粹主义是通过一句句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人们的血液之中的。”虽然母亲不幸遇难，但乔乔最后与藏匿在家中的犹太女孩艾尔莎成功等来了盟军解放柏林的一天。对于两个孩子来说，这是双重意义上的幸存——他们的肉体生命得以存续，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同样免于浩劫。而在母亲为乔乔构筑那个保护伞一般的“异想世界”的过程中，语言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她在郊游中告诉乔乔“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在街头看见被纳粹公开吊死示众的特工时对乔乔说“他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记者 | 实习生 刘亚光
编辑 | 黄月
塔伊加·维迪提导演的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在2020这个“奥斯卡大年”杀出重围，拿下最佳改编剧本奖。这部堪称“母爱版”《美丽人生》的佳作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出发，呈现了纳粹德国时代的残忍血腥。也正是这个独特的视角，帮助我们秘密地开启了一个通向“语言”的严肃思考。
小男孩乔乔和母亲生活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之下，他自小就加入了希特勒的青年团，接受纳粹理念的灌输，效忠希特勒，敌视犹太人。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母亲秘密为地下反抗军服役，并在家中藏匿了一名犹太女孩。母亲竭尽全力，在纳粹强大精神控制的缝隙中引导乔乔看到这个世界上真实的爱与善意。在母亲持之以恒的陪伴下，乔乔头脑中的纳粹党形象和其他孩子相比有所不同，他心中被捍卫和保全的人性，使他对纳粹党毫无人性的行动与目标都欠缺足够的信仰——少年军长官K让他当众扭死一只兔子，他绝望地逃开了。在他的异想世界中，甚至出现了一个堪称影史最另类的阿道夫·希特勒。在其他人看来，希特勒是铁面冷血的领袖，是可望不可及的“神”；而在乔乔这里，希特勒彻底地“去神圣化”，是可以直呼其名的“阿道夫”，是帮助自己处理日常琐碎困难的帮手，甚至在影片最后乔乔观念转变时，可以一脚将他踹出窗外。
虽然母亲不幸遇难，但乔乔最后与藏匿在家中的犹太女孩艾尔莎成功等来了盟军解放柏林的一天。对于两个孩子来说，这是双重意义上的幸存——他们的肉体生命得以存续，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同样免于浩劫。而在母亲为乔乔构筑那个保护伞一般的“异想世界”的过程中，语言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她在郊游中告诉乔乔“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在街头看见被纳粹公开吊死示众的特工时对乔乔说“他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这些“人话”有别于纳粹党青年团训练时的军事话语和政治口号，撬动了乔乔心灵中曾被纳粹阻隔的、通向真实人性的铜墙铁壁。
扭曲词汇、形式与修辞：第三帝国的语言污染
电影的愿想毕竟是美好的。比起反抗纳粹的精神洗脑，受到污染的语言在那个年代更多成为了人们的噩梦。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1881-1960）就将对语言污染的痛苦思索写成了《第三帝国的语言》（Lingua Tertii Imperii）一书，集中检讨了希特勒领导的第三帝国是如何通过语言操纵人民，开动了整个20世纪最为臭名昭著的战争机器的。
在他看来，比起那些需要人们全神贯注去有意识接收的信息，纳粹对民众进行洗脑最有效率的方法是那些渗透在日常生活里的话语使用。
“纳粹最强大的东西并不是那套需要人们有意识地去倾听和学习的东西，不是那种需要聚精会神地去聆听的广播和演讲，而是那套无意识接受的东西。纳粹主义是通过一句句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人们的血液之中的。”
第三帝国被污染和扭曲的语言渗透进了德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各个不同区域工作的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被同样一套样板所引导和规训。最终，这些言语“就犹如微小剂量的砷，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生作用”。
在克莱普勒的记述之中，希特勒与其手下令人闻风丧胆的宣传大将戈培尔对当时德国语言进行的纳粹化改造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纳粹党最常使用的策略之一，是调整整个国家语言使用中特定词汇的频率。例如希特勒始终强调雅利安人的血统最为高贵，为服务于国家高度军事化的目标，他对民族体魄的重视远高于精神文化。在他编制的教育总纲里，体能方面的内容遥遥领先。他从魏玛保守党的辞典里摘引出“强化体魄”这个表达，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威廉军队称颂有佳，声称这个队伍是正在腐烂的国家肌体上唯一正常的组织。他贬低这个国家的一切精神养料，多次组织大规模焚书。除此之外，第三帝国对“历史性地”这个词进行了无度的滥用——元首的话即使讲过一百遍，也是历史性的；德国的赛车拿了冠军，是历史性的；一条公路剪彩通车也是历史性的。这类词汇的反复轰炸旨在时时刻刻提醒国民，纳粹始终攀登着历史的高峰，以此粗暴论证自身的合法性。
相较于调整用语频率这种比较基础的语言修改，纳粹还重塑了德语的“形式”。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曾提出过著名的“媒介即信息”的论断，在他看来，任何一种媒介自身的特性能成为一种“环境”，塑造所处其中的人一种独特的感知方式。在他看来，文字的发明具有极为重要的媒介史意义，人们自此懂得用一种“线性”的理性进行书写，同时可以一个人独自“默读”经典而不必与他人交流。这种口语文化向书写文化的转化——在麦克卢汉看来——孕育了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与理性相匹配的媒介形式，文字或者说书面语常常受到“逻各斯中心主义”统摄许久的西方文明的推崇。相对地，口语和声音则在这个二分法中被划归为与“感性”“煽情”相绑定的那一端，受到一定程度的贬抑。当然，口语自有其无法被书写代替的价值，这在当今的学界早已成为共识。正如克莱普勒在书中所说：“每一种真正自由的语言应该能服从于多种形式”——有和自我沟通的祷告，有与朋友的交谈，有面向公众的宣讲，也有起誓。
然而第三帝国语言的另一个问题在于，仿佛只有最后一种语言形式能得以幸存。希特勒将语言的形式大幅修改为适合于口语宣教和激情演讲的形式。在当时的官方刊物《帝国》周报出版的前一天，柏林电台就会口头播放戈培尔最新的文章，这个盘旋在全德上空的声音将“圣旨”传递到每一家媒体，“几乎已经确定了下一周所有的报纸采用的语言是怎样的，话题是怎样的。”
这个声音极具煽动性，在希特勒那里，“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别似乎消失了。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是用演讲稿的形式写就的。”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G. Roskin）认为，极权主义相对于威权主义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国家权力深入动员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把全体国民都吸纳进政治行动之中。对口语的狂热没有给私人默读与理性自省留下丝毫的空间，口语化、煽动性的纳粹语言成为了一个政治性的隐喻，在这个国家，“没有私人，只有公共，你的没有什么，人民的才重要。”
除了语言使用的词汇和形式，第三帝国最令人绝望的语言修改是创造了大量服务于特殊目的的隐喻和修辞，这些隐喻和修辞具有明显的煽情化、宗教化和军事化特点。克莱普勒自述，他的工资里曾经被扣除了一个名为“自愿冬季捐助”的款项，而这个款项其实指的是在一个强制固定缴纳的费用充当战时军费之外，还有个人可以追加缴费的空间。他认为“这个词本身就蕴含了某种强迫”，用“捐助”的说法代替“税收”，就是一种诉诸人们内心善意的煽情化。在纽伦堡党代会上，希特勒为纳粹冲锋军洗礼，他抚摸着血旗说：“尊贵的兄弟们，请往这里看，这流血的殉难令我们疼痛。”在此，一次军事出征的行动又通过一场仪式和与之匹配的语言注解神圣化，具有了某种宗教式的使命感。纳粹还将德语中“战斗的”（Kämpferisch）一词广泛地和各种词汇搭配使用，这原本是新浪漫主义美学家用语中一个比较少见的词汇。而纳粹对这类词汇的偏爱，使得人们在生活中时刻都能“保持紧张、绝不放弃，进行抵抗和攻击”，与第三帝国整体的高度军事化相互强化。
这些隐喻相互支撑，最终塑造了一个属于第三帝国的“符号宇宙”（symbolic universe）。在知识社会学名著《现实的社会建构》中，社会学家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和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提出，“符号宇宙”是语言对现实进行正当化的最高阶段，它将社会中人们所经历的所有现实予以符号化，并用一个统一逻辑的象征体系统摄所有的现实经验，使得“制度秩序的所有部分都被整合进一个包罗万象的参照框架中，所有人类的经验都在这个框架中发生”。符号宇宙必须能对个人的生活经验进行全方位的解释，甚至能整合人们的边缘经验，比如梦境。第三帝国的所有语言修改，最终都服务于自己构筑的“符号宇宙”的整体自洽。犹太人一定是头上长角、身体虚弱的，所以一切与之不符的文字记录都应当被焚烧；为了与语言符号的形式相匹配，帝国的建筑风格一定是豪华无度的，士兵形象是定型、成批地出现在大型广告牌上的；还有大量修建的巨型场馆、高速公路，频繁进行的群体合葬……它们都成为了这个“符号宇宙”的一部分。
这套“符号宇宙”表面的华丽，丝毫不能掩盖德语的精神正在被纳粹污染殆尽的事实。海德格尔曾将语言比作“存在之家”，当语言彻底建立在虚幻的谎言上，充斥着非理性的煽动，它不再通向真理和存在的奥义，贫瘠得只能孕育肤浅和愚钝。克莱普勒不无痛心地说：“第三帝国的语言一片贫瘠，它的贫瘠是根本性的，仿佛曾经立下过一个贫瘠的誓言。”
“进步”的诅咒：现代性与语言污染的宿命
二战落幕后，世界范围内的许多思想家如雅斯贝尔斯、汉娜·阿伦特等启动了对纳粹暴行深刻的反思。其中，前不久刚刚过世的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尤为关注纳粹对语言的影响。他痛心于“荷尔德林和尼采的语言被希特勒彻底污染”，却没有止步于对第三帝国语言污染的具体反思，他的《语言与沉默》一书指向了一个更为根本的命题：语言污染是否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
第三帝国的种种语言污染其实只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语言发生蜕变之进程的一个缩影，日渐口语化、煽情化的言辞，以及充满军事化战争隐喻的“符号宇宙”曾出现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历史时期。斯坦纳认为，普遍性的语言堕落现象有其背后的历史根源——“中欧人文主义精神的毁灭，不来自常规意义上野蛮的原始丛林，而就在欧洲城市文明和理性精神的内部”。这其中最首要的因素是语言的历史地位正在急剧下滑，与东方哲学强调“得意忘形”相比，西方文明自源头古希腊开始，就始终强调言说和交流中言词的重要性，这是“希腊—犹太智慧”的特征，并被基督教所继承，最终孕育了启蒙理性。人类早期历史上的一切重要的作品，包括科学成果，几乎都由语言记录。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法典》、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但丁的《神曲》，都堪称无所不包的思想精华。它们企图将人类对现况和未来全部的期许，都浓缩在语言的疆界之内。
然而，莱布尼茨开启了语言命运的转折。微积分的创立，解析几何、代数函数的发展，使得数学的地位自毕达哥拉斯之后又一次崛起，它不再只是作为某种描述经验的工具，而成为了另一种自主的语言体系。更重要的是，这种语言体系以其更为精确和严密的优势完美匹配了现代社会的主导话语——自然科学的扩张。数学在确立了自身作为科学之合法语言的地位后强势扩张，让文学、史学、社会学等等相继臣服。兰克史学、孔德的实证主义、斯宾诺莎几乎用数学式的逻辑证明写就的另类哲学著作《伦理学》，从各个领域反映了这一趋势。数学所象征的精确与效率不断凌驾于语言的“美感”和阐释力之上。
另一方面，工作节奏的日益加快也使得人们不再拥有阅读的耐心，而更倾向于聆听放松的音乐和广播，对语言的掌握和使用频率也大大下滑，这一切使得语言的萎缩几乎成为必然。斯坦纳发现，莎士比亚用过的词汇之数量“可能超过了他身后任何一位作家”，而现代大众传媒则传播着极为贫瘠的语言——“莎士比亚的作品和《圣经》用连环画的形式出版，里面配上基础英语词汇的解说。”
不同语种的语言可以相互翻译，然而语言和数字之间却几乎不具备准确翻译的可能。当数学强势崛起之后，西方的意识也就分裂为科学家C.P斯诺所言的“两种泾渭分明的文化”。伴随着专业分工的强化，可沟通的公共话语的分裂体现在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奥地利媒介哲学家维勒·傅拉瑟（Vilém Flusser）更是将这种时代的话语结构命名为“树状结构”，它以现代大学、图书馆为代表的话语载体，强调科学话语和专家的统治性，同时知识的领域被划分为如树干的枝桠一般不断分叉延展的破碎状态。学术与日常语言的距离日益扩大，这种现象在今天甚至愈演愈烈。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中不无惋惜地写道：“如今社会科学的许多论著都不再有真实的文学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们是反文学的。它是用一套极端含混的行话构想出来的。”
语言昔日的美感和作为基础功能的可沟通性惨遭剥夺，其实是现代性自身种下的苦果。傅拉瑟和斯坦纳也都承认，语言通过污染自身，献祭了人类社会的巨大的进步。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为我们带来了便利的科技、安排得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却也孕育了自身反人性、非道德的阴暗面。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曾颇具洞见地指出，纳粹大屠杀与现代性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源性，它们都以效率与秩序为唯一准则。现代性的强势扩张从语言堕落的角度来看亦是一股“逆流”，使得文字仅服务于表达的效率，从内涵上归于沉默和野蛮。从这一角度出发，或许我们不应该将第三帝国的语言污染仅仅归因于一时一地的政治专权，语言遭受漠视和侵犯同时有着更为深刻的时代背景——现代社会广泛的语言污染，隐秘地折射了现代性内部“进步”与“野蛮”的巨大张力。
呼唤巴别塔：在互联网时代捍卫语言？
如果语言的污染已成为现代社会自身进步的宿命，那么捍卫语言是否仍有可能？在互联网成为全球新“基础设施”的今天，语言污染的境况不仅没有自发好转，反而可能面临更多威胁——这些威胁有些是昨日的阴影借助网络工具的延续，亦有借助网络这个特殊场域新近滋生的独特文化。
学者徐贲在《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一书中提及，在当下的公共讨论和辩论中，简单粗暴地归因、诉诸于情绪进行说服、刻意煽动二元对立、满篇空话套话的行为充斥于全世界范围的互联网中。一种不区分“私域”与“公域”的表达为人们所习惯，徐贲认为，“日记”式的表达是写给自己看的，可以包含更多的个人情感表达而不遵循严格的论证，这和公共表达有着不同的要求。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对个体经历碎片化、日常化的琐碎记录驯化了语言习惯，人们开始习惯于在公共空间表达“日记”式的文字，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解释当下网络环境中的许多语言乱象。
时至今日，互联网作为平等自由乌托邦的幻象早已被戳破，走出互联网初创时代“黑客文化”的伊甸园，互联网的公共领域迅速“封建化”，受到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的强大殖民。在一个表达大量存在于网络空间的时代，语言受到的污染也伴随着网络连接一切的属性而不断扩散。徐贲提到，互联网讨论中存在着“戈德温法则”（Godwin's Law）——它由美国律师戈德温最先提出，指的是网络上一个对立的讨论在不断延展的过程中，对立双方用纳粹或希特勒类似的隐喻来类比对方的概率会趋向于100%。徐贲借用语义“米姆”（meme）的概念来形容这种“纳粹类比”的扩散。“米姆”原出自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名著《自私的基因》，在文化领域被化用，指在语言、信仰、观念、行为方式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一样起类似作用的那个微小的文化单元。
作为文化单元，其具体形式丰富多样，可以是一句流行语、一个短视频、一套锦鲤的表情包，其核心诉求是在网民的接力创造中追求病毒式的传播。作为一种基础的米姆，纳粹式的二元对立很容易扩散到各类网络文本的话语之中。除此之外，在互联网注意力经济的大潮之中，消费主义也为形形色色的米姆的生产推波助澜。霸占各种文章标题的流行语红极一时却千篇一律，人们越来越多只会用“男神女神”形容好看的人，用“硬核”代指一切“厉害”的事物——网络讨论所使用的语言正在急速贬值。
语言污染的宿命在当下并没有被终结。徐贲写作此书的本意，是希望为现代公民在参与公共讨论时提供一些逻辑上的工具，并呼唤从学校教育开始培育公共辩论的精神和批判性的思维，从而挽救语言。但他自知这并不足够，“公共辩论和论述语言的问题不只是在于逻辑，更重要的还有信誉（ethos）和情绪（pathos）。而说理本身又离不开社会整体的政治环境，公民素质和教养，公民作为一个整体所依赖的集体信仰和价值观等。”
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政治与英语》中说：“一个社会文明的衰败表现在‘它的语言在不可避免地衰败下去’。”这句话反过来说依然成立：一个社会语言的衰败也表征着社会文明的衰败。如果我们认同“人类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那么抵抗语言污染最根本的方式只能是在这个时代不断运用语言去严肃反思社会的文明状态和时代的精神状况，建构一种良性的公民文化，借此从内心深处重拾对语言失落已久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