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pdf（明清人为何编纂地方诗文总集）

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pdf（明清人为何编纂地方诗文总集）裨益他集。因为地域偏远，文献难觅，前代总集收录当地诗文偏少或缺漏，引发当地文人不满。明范弘嗣辑《晋国垂棘》，他在凡例中说，海内文选家选辑明文的没有几个人，“吾晋岂明无马迁、柳州其人乎？”《晋国垂棘》收录本朝文章精华，可以传世不朽，“俾宇内不敢轻吾晋。”陈仁锡辑刻《明文奇赏》四十卷，搜罗可谓非常丰富，但是，对于晋地，仅录薛、杨、王三钜公，所选仅有六七篇，陈仁锡“非不欲广其传，所恨道里之远，无由多致”。因此，辑录《晋国垂棘》。清黄宗羲辑《姚江逸诗》，他在序中为当地诗歌缺乏收录鸣不平：以姚江而论，陈代、隋代之上仅存虞氏一家诗歌；“有唐一代见之《唐诗纪事》者，虽下邑偏方皆有诗人点缀，而姚江独缺；宋之诗人高菊涧（高翥）、孙常州（孙嘉）皆为眉目，其集皆不传；元之郑山辉（郑彝）、杨元度，其时诸老集中多见其唱和姓名，今求一篇亦不可得。数百年以来，海内文集列屋兼辆，而姚江独少。”因此，辑录《姚江逸诗》。清袁

作者：张冬冬（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明清地方诗文总集是指编纂于明、清时期，专门辑录某一地域作者诗、文的总集。此类总集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先秦《诗经》中的十五国风，至唐代臻于成熟，经宋、元至明、清，编纂步入鼎盛。

《两浙輶轩录》书影

《海虞诗苑》书影

近些年，随着地域文学研究日趋兴盛，对明清地方诗文总集的点校、影印出版也日渐增多，尤其是《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的影印出版，极大地便利了相关研究的顺利开展。该丛书收录宋、明、清、民国总集219种，据其编者统计，现存历代（主要是明清）地方诗文总集数量有一千余种。另外，笔者根据明清地方诗文总集序跋中所记内容获知：编纂成稿未加刊印而散佚不传者，数目也非常多，远超我们的想象。

明清地方诗文总集的编纂数量如此庞大，是哪些原因造成明清文人热衷于此呢？经过梳理大量总集文献，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

桑梓情怀。明清地方诗文总集的序跋中常援引《诗经》“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诗句。清田同之辑《安德明诗选遗》，他在序中说：“‘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诗》不云乎？……文章不死，俾后之有志称先者，得藉以溯其流风余韵。”清张学仁、王豫同辑《京江耆旧集》，序中回忆辛亥年（1791）二人一起在松存阁读书时的情景，张学仁说：“《诗》云：‘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子读而忘之乎？”王豫回答没有忘记，所以二人决定搜采润州一郡诗歌。恭敬桑梓，缅怀先辈，编纂者把浓厚的桑梓情怀及对故乡文化的喜爱，转换为保存乡贤文献的动力，奋力辑录即将散佚、湮没的前辈诗文，诗文存，作者存，文化亦存。

延续文脉。由于年代久远、时代动乱、朝代交替，诗文文献经过水火兵燹之后损失惨重。明张应遴辑《海虞文苑》，该书序云：“第历岁绵邈，散失为多，浸久浸湮，良足惋惜，文学张选卿氏特汇而辑之。”明许鸣远辑《天台诗选》，该书重订序云：“独恨年代湮遥，风流易主，故家遗稿多埋没于水火兵燹。……藉非有网罗散佚之人为之逐一编辑，其安知不随大江东去。……此乡先生带存许氏所以有《天台诗选》之刻也。”清初王崇简辑《畿辅明诗》，他在序中说：“既而遭遇寇变，万卷遗书并皆散轶矣。因念吾乡前辈或有遗诗而不传，或传而未广，……兵燹焚劫之余，雨散灰飞者谅亦不少。表章之责，岂不在乡之后进乎？”编纂者为延续一地文脉，奋力辑录。

裨益他集。因为地域偏远，文献难觅，前代总集收录当地诗文偏少或缺漏，引发当地文人不满。明范弘嗣辑《晋国垂棘》，他在凡例中说，海内文选家选辑明文的没有几个人，“吾晋岂明无马迁、柳州其人乎？”《晋国垂棘》收录本朝文章精华，可以传世不朽，“俾宇内不敢轻吾晋。”陈仁锡辑刻《明文奇赏》四十卷，搜罗可谓非常丰富，但是，对于晋地，仅录薛、杨、王三钜公，所选仅有六七篇，陈仁锡“非不欲广其传，所恨道里之远，无由多致”。因此，辑录《晋国垂棘》。清黄宗羲辑《姚江逸诗》，他在序中为当地诗歌缺乏收录鸣不平：以姚江而论，陈代、隋代之上仅存虞氏一家诗歌；“有唐一代见之《唐诗纪事》者，虽下邑偏方皆有诗人点缀，而姚江独缺；宋之诗人高菊涧（高翥）、孙常州（孙嘉）皆为眉目，其集皆不传；元之郑山辉（郑彝）、杨元度，其时诸老集中多见其唱和姓名，今求一篇亦不可得。数百年以来，海内文集列屋兼辆，而姚江独少。”因此，辑录《姚江逸诗》。清袁炯辑《桐溪耆隐集》，他在序中说：乾隆年间纂修府县方志，以及阮元辑录《两浙輶轩录》，“以僻左之，故搜录寥寥，遂尔阙如。”再加上嘉庆以后当地诗歌没有汇辑本，因此，就耳目所及，先搜录编成《桐溪耆隐集》。总之，编纂者为弥补其他总集著录内容的不足，也为彰显当地诗文影响力，奋力辑录。

补备方志。为补地方志中艺文志著录诗文的不足，或为备修志参考，编纂总集。其一，补方志不足。清杨方晃辑《磁人诗》，自序中谈及编纂原因，他在读康熙御定《全金诗》时，发现有此书收录有磁州乡贤赵秉文诗作，秉文曾任礼部尚书，诗文书法俱佳，而《磁州志》对秉文却缺乏记载，所以掩卷长叹：“吾磁固大有人在，而磁人竟未之知耶！”又因为见清初诸多磁州诗人作品散佚不传，“近者如是，况其远乎？余因是有搜集磁诗之志。”清王史直辑《锡山文集》，他在序中说自己早年读书时，就留心家乡文献，“然详核新旧志中人物，一类正史所载，尚有缺遗。”因不满意新旧方志记载的缺失，所以，“凡在新旧志之前为所遗漏者，广搜而增入之；凡在新旧志之后当为续修者，亦访求而增补之。”《锡山文集》因此成书。其二，备修志参考。清王应奎辑《海虞诗苑》，他在凡例中说《海虞诗苑》所收录的诗人有一部分是邑志所遗漏的，对这部分人，“特核其行事，表而出之。用以补一邑之文献，俾他年修志者有考焉。”地方诗文总集与地方志关系密切，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章学诚晚年受毕沅之托，编纂《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征》三书，实践了先前的想法。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以文征列方志三书之一，此议虽创自章实斋（学诚），然一地文征之书，发源既甚早。”并列举诸多清代地方诗文总集。由此可知，章学诚所说三书之中，“文征”为广义概念，涵盖地方诗文总集。所以，明清地方诗文总集的编纂，对地方志的纂修有着积极的影响。

发潜阐幽。编纂总集，阐扬前人，有所寄托。清全祖望辑《续甬上耆旧诗》，序中记载：“选录古今体诗一万五千九百余首，其小传多载遗闻轶事，为野乘所未见。”黄维煊跋云：“是书阐发忠烈，表彰贞逸，于乡邦一代文献，关系尤巨。”忠烈贞逸之士多为抗清志士，清初浙东宁波地区抗清斗争尤为惨烈。受祖辈抗清斗争影响，全祖望所辑《续甬上耆旧诗》收录数量最多的是此地抗清史诗，这是为表彰气节，以诗存史，寄托深远。

此外，也有人把编纂地方诗文总集作为一种笼络、结交权贵的手段，保存乡邦文献的意义变得有些单薄。清胡文学辑《甬上耆旧诗》，他在序中说：“余初见一时词家，方录其乡先辈诗，率先撰一征启，布诸郡中，凡名荐绅先生与山人词客，宿有诗名及他右族子孙，俱取其先人行世名集以副所请，填塞几席。选家坐取诸集，录其擅名诗及后人方贵盛者，并为冠冕。至于单门逸响非世所称，子孙出其遗草与录附一二，辄有德色，但略去取间，遂裒然大集矣。”像这样编纂出来的总集，其诗学渊源、文献价值可想而知。

从时代氛围来看，明清文化发达，诗文创作高度繁荣，加上桑梓文化对读书人根深蒂固的影响，整理乡邦当代文献及前代文献便成为众多文人心目中的一种责任、一种使命。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诸多原因成就了数量庞大的明清地方诗文总集，其文献价值将会与他类总集、别集等一样，在推进当今古代文学研究的纵深拓展中逐渐显现。

《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09日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