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市是如何变迁的（从坊市到）
宋朝时期市是如何变迁的（从坊市到）这段话即为关于坊市制度最早的一段记载，也是对坊市制起源的最好概括。“坊”即为古代民众聚集生活的地点，而“市”则是人们用于商品交换的地方。“坊”与“市”之间有着数米之高的宫墙间隔，并且从上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城市居民只能由一个门出入。住宅区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每天按时关启，白天开放，夜晚闭市，如发现可疑或犯禁人员可随时告发。在宋代以前，城市中一直流行的一项行政管理制度为坊市制。坊市制，顾名思义即将城市中的居民区与商业区进行人为隔离，互不相扰。坊市制历史悠久，最早可追述至周代。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在十二世纪初，中国大约有52个居住十多万户人家的大城市，而在八世纪中期只有26个这样的大城市，我们知道，由于战乱天灾等原因，中国人口长期曲折发展，一直到盛唐也不过 7000 余万人。而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一亿的历史时期正是发生在经济
引言有宋一代，是我国古老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代，其中最突出表象就是——高度的城市化。
宋代人口历史性的飞跃，政策宽松下的迁徙自由，社会上重商思想的活跃是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城市人口的激增在促进城市开发的同时也加大了政府管理的难度，也正是在此背景之下，一批富有创新性的顺应时代潮流的城市管理手段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坊市”向“厢市”转变
其中厢坊制的出现，便是宋朝顺应时代潮流的一个重要表现。厢坊制代替了原来僵化的坊市制，使城市的气象焕然一新，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从而奠定了后世的城市格局，对宋朝当时及以后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在十二世纪初，中国大约有52个居住十多万户人家的大城市，而在八世纪中期只有26个这样的大城市，我们知道，由于战乱天灾等原因，中国人口长期曲折发展，一直到盛唐也不过 7000 余万人。而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一亿的历史时期正是发生在经济繁荣的宋代。正是因为宋朝人口的猛烈增长，给宋朝统治者的城市管理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们安土重迁的观念十分浓厚。这一观念的产生即有现实需要，也是国家政策调控的结果。尤其是以土地为本的赋役制度就像无形的铁链，始终禁锢着广大农民。宋代在建国之初对土地的改革使得土地自由成为了可能，在当时，宋人只需在所在地居住一年，即可获得当地户籍。在如此宽松的政策下，人员的流动自然更加频繁，正是因为有了迁徙自由，才使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社会思潮的重本贱末又进一步发酵为农村闲散人员的精神支柱，使他们选择离开乡里，涌入到各方面都处于更高层次的城市。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员的流入反过来又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丰富了市场结构，成为城市经济的建设者。然而，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也使城市负担随之加重，原本已经疲于应付的管理现在更是捉襟见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代的城市管理发生了变化······
在宋代以前，城市中一直流行的一项行政管理制度为坊市制。坊市制，顾名思义即将城市中的居民区与商业区进行人为隔离，互不相扰。坊市制历史悠久，最早可追述至周代。
这段话即为关于坊市制度最早的一段记载，也是对坊市制起源的最好概括。“坊”即为古代民众聚集生活的地点，而“市”则是人们用于商品交换的地方。“坊”与“市”之间有着数米之高的宫墙间隔，并且从上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城市居民只能由一个门出入。住宅区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每天按时关启，白天开放，夜晚闭市，如发现可疑或犯禁人员可随时告发。
这样的坊市制度，显然不能够满足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的宋朝，其实不止在宋，坊市制度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土崩瓦解的事态。唐代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经济也逐步的发展，但是在唐朝前期，坊市制相比之前并无改观，反而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的更为完善。
不过到了中唐以后，传统铁板一块的坊市制度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就是坊墙被大量破坏，尽管政府三令五申却依然没有成效。于此同时，由于坊墙的破坏，随之而来的便是宵禁的松弛，人们已经不像原来一样夜晚在家里不出行，而是出来以诗词作筏，据记载当时的扬州“夜市千灯照碧云”，汴州更是“桥市通宵酒客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古老社会，由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因此坊市制度可以很好的进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坊市制开始变得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僵化的管理和活跃的经济间的矛盾逐渐突显，最终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而其命运也将最终在宋代得到清算。
随着坊市制在宋代的败落，以往居民住坊与市场彼此之间泾渭分明的场景被彻底打破，城市气象焕然一新。从《东京梦华录》的记载中可以清楚看到，各类街市如雨后春笋，出现在东京的各个角落。这些商业市场不仅存在于朱雀门外街巷或汴河一带等传统街道，还开到了宝相庄严的大相国寺，甚至连皇家御道都有他们的身影。
此外，商业市场与娱乐市场趋于合流。东京的勾栏瓦舍常摆在商品交易热闹的街市中，而人们在赏戏的同时也能在瓦子里购买到日常所需。宵禁的废除则使城市夜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东京的夜市通常在三更结束，而到五更即又开张。无论是在寒冷的冬季还是刮风下雨，都照常营业。夜市出售的商品以小吃为主，产品琳琅满目，有效地延伸了人们的活动时间。
坊市制的废除无疑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开放的城市格局也给了不法之徒有机可趁。
“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又，“都城群偷所聚，谓之‘大房’，每区容数十百人，渊薮诡僻，不可胜究。”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系列的问题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城市空间格局的改变。因此，宋廷亟需一个新的城市行政管理制度来代替名存实亡的坊市制。就在此时，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厢制。厢其实早在后唐就已经存在，本为军事单位，当时的厢虽然军事职能仍极为明显，主要负责防火防盗，但也分担了一小部分民事工作，“诸公事自笞以下皆得区分”。然而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定，厢的军事色彩渐渐淡化，直到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其下令：命时任参知政事的张洎（jì ）将京城内外的80余坊改成厢。由此，传统的军事单位厢已经开始统坊。
宋太祖
一厢可以管理数坊，以北宋开封为例，十厢统一百二十一坊。根据各厢户口多寡，设置所由、街子、行官和厢典若干名。除都所由是军巡差人充当外，其余官吏由各等户承担，类似乡村的差役。作为基层组织的厢官，主要负责诉讼和治安。
《宋史》职官志记载：“左右厢公事干当官四人，掌检覆推问，凡斗讼事轻者听论决；”“城外内分南北左右厢，各置厢官，以听民之讼诉。”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审理诉讼案件是厢官最主要的工作任务，厢官的设立极大的避免了宋朝当时的民众矛盾，同时也符合城市不同于乡村的环境形势。并且由于厢制是由军事单位而转为的行政机构，因此在其身上还是能发现不少军事色彩，这点在治安上尤为突出。南宋临安时期的厢官主要任务是“止令分地巡逻，治烟火盗贼公事”，而这与宋初的四厢都指挥使的工作保持了惊人的一致。
此外，厢官还分担了一部分防火的职责。如果只有以上职责，那厢官就不能称之为基层组织了。事实上，厢官其职至微，他们不仅需要监管盗贼，还要兼顾平民的一些列的财产分配，检验救火等等一系列我们所说的“鸡毛蒜皮”的事情，活脱脱一个深入群众的基层组织形象。
同时，厢制中还存在了一个特殊的机构，那就是军巡。说他特殊，是因为他并不归厢官管理，所辖兵卒也是由禁军、厢军、士兵组成，神宗朝实行保甲法，还以保甲代巡检兵；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和厢制密不可分。由于宋朝开放了对互市时间和空间上的制约，因此城市中便发现了一系列的烧杀抢掠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事件。宋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设立了军巡。
军巡的职责很广泛，可以归纳为报时、防火、防盗、解送公事、申报平安等任务。初看之下似乎和厢官很相似，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军巡保留了浓烈的军事色彩，比如解送公事、申报平安等。军巡的军事功能还体现在对违禁品的查处上，“诸巡捕人不觉察本地分内有停藏透漏货易私茶、盐、香、矶、铜、锡、铅……”而在管理制度上，军巡也较厢官严厉许多。
综上可知，军巡系统是厢制由军用转民用后的衍生。在职能上一个侧重民事，一个侧重军事。两者相互配合，通过功能上的互补把政府的触角延伸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完善了对城市的严密管理。
宋代城市新政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巨大功效，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厢坊制的确立彻底打破了中古时期封闭的城市格局，释放了城市活力，为后代城市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宋廷还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纸币的出现无疑是经济史上里程碑式的革命。并且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即使在今天依然能看到他们的影子。纸币“交子”的产生，给原本经济就十分发达的宋朝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快速发展。并且纸币制度还与当时的厢坊制度相互结合，二者相互促进补充，为宋代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交子
列宁说：“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通过我们对宋代对城市管理历史的了解，可以发现在推进历史进步方面，宋朝的确起了一定的表率作用。中古以前以空间和时间管制为特征的坊市制在宋代得到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开放的厢坊制。传统封闭的城市格局至此被打破，城市商业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各类小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在城市各处落地开花。
总而言之，“厢坊制”与“坊市制”相比，可以更加适应宋代城市发展的管理需求，促进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宋代对城市的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打破了传统城市的距离。为后世的城市管理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