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城市的人是什么心态（如果城市里的人突然少了一半）
生活在城市的人是什么心态（如果城市里的人突然少了一半）好在春节总要过去，慢慢地，秩序又回到了从前，生活再度便利起来。只是人们不会再去感叹什么，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2011年春节前后我独自一人住在上海的六里，每天也为这些事犯愁忙，幸好附近有家三江源，那里就成了我春节的食堂，直到把拉面吃出心理阴影为止。我记得有些上海土著会在春节临近时，跑去当地的热门社交平台，以一种舒放的心情感叹：上海仿佛又回归到从前。再配上一些空荡荡的街头的照片。但说完这句话，这些土著就要为接下来几天的生活犯愁。理发店和早餐摊越来越少，外卖叫不到，洗车价格暴涨，钟点工即使你加价都找不到。街道空了，生活也空了，本来唾手可得之物，都得自己再想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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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城市忽然少了一半人，会是怎样的结果？
这其实不是天方夜谭，也不需要请灭霸打响指，春节前后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最有发言权。
我记得有些上海土著会在春节临近时，跑去当地的热门社交平台，以一种舒放的心情感叹：上海仿佛又回归到从前。再配上一些空荡荡的街头的照片。
但说完这句话，这些土著就要为接下来几天的生活犯愁。
理发店和早餐摊越来越少，外卖叫不到，洗车价格暴涨，钟点工即使你加价都找不到。街道空了，生活也空了，本来唾手可得之物，都得自己再想办法解决。
2011年春节前后我独自一人住在上海的六里，每天也为这些事犯愁忙，幸好附近有家三江源，那里就成了我春节的食堂，直到把拉面吃出心理阴影为止。
好在春节总要过去，慢慢地，秩序又回到了从前，生活再度便利起来。只是人们不会再去感叹什么，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我们的思考可以继续——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一段时间呢？你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会发生剧烈的改变？
早餐只能去超市买冷冻食品，蔬果和肉禽价格暴涨，尝试自己做饭，尝试自己洗车，在所剩无几的平价理发店门口排队。你无法再像从前一样，用不多的金钱购买时间，或者你只能用更高昂的支出购买原来的服务。
总之，生活成本必然上扬，生活的便利也将消失。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流动人口消失后，原有城市生态的丧失。
你可以把城市想象成类似自然的生态系统，任何一个人群的消失都可能造成生态系统的剧烈变化，就如大批物种的消失一样，必然会危及到整个自然生态的维系。
那些看起来不甚起眼的路边摊、服务员、保洁阿姨、外卖员等等，实则早已融入城市生态体系，也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你所在体验和经历的城市生态才能得以维系。
拍摄：Frank Chen
你可以用不到十元吃饱早餐；可以不出办公室，品尝整个街区的美食；可以花20元~40元理发；再花不到100块，让保洁阿姨让你的家焕然一新；还可以请个阿姨管孩子、收拾家务，而你可以出去做美容，逛街看电影，约闺蜜在网红店里喝下午茶，或者找份体面点的工作，扩大你的社交圈。
每个城市都能因为外来人口的存在，拥有不一样的生活节奏。即使是城市的富豪，也需要有保姆、管家打理生活。而这些人通常也来自于外来人口。
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它和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相关，即城市的有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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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要真正实现城市的有机更新，首先要透彻地理解什么叫做城市的有机性。
根据自然科学解释，有机是指能让氢原子连接到碳原子上的一种有机溶剂。更通俗的是指事物之间存在的普遍关联。
城市中各种不同的人群，可以视为自然界中连接万物的有机溶剂，正是这种“人群溶剂”的存在，城市的生态才得以存在，这就是城市有机性的基础，并让城市生活变得无比精彩。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推演。
如前所说，那些留在城市里的人通常会去从事一些城市人不愿参与，但又能为城市人提供便利的商品和服务，包括各种低廉的日常生活用品、家政服务、运输服务，以及各类娱乐活动。
城市人在用较为低廉的价格，购买这些商品和服务后，便能空余出更多的时间。比如做饭的时间，行走的时间，打扫的时间，看管孩子的时间。再把剩下的时间，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从而催生出更精彩的生活方式，和更多的行业。
比如有的人能宅在家里打手游，这催生了网络游戏行业；爱热闹的可以去泡吧、K歌，这催生了酒吧业、娱乐业；爱文艺的看各种展出和戏剧，这推动了文化行业的兴旺；还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旅行，这又促进了各种文旅产业。
城市的人群越多样，提供的服务也越多样，如一场大型的化学反应，城市生活因不同人群的共同参与，不断催化和派生出更多的生活方式，城市经济因此更活跃，城市的街头因此繁荣，并由此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城市。
为什么越是超级都市越有吸引力？东京、上海、香港、深圳、纽约、伦敦、巴黎，为何能长盛不衰？可以举的例子千千万万，归根结底便在于这些城市的人群多样性，并创造出城市丰富而活跃的有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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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正的城市有机更新，就是在保持城市人群多样性的基础上，在不破坏城市原有生态的前提下，实现有机的更新。而不是单纯城市功能上的有机更新。
那么具体该如何做呢？要在更新中避免哪些行为呢？这又是个庞大的话题，它关系到城市生态的多重性——除了围绕城市原住民而形成的生态，还存在着一个城市次生态。
这种生态关联到一个新的追问——那些默默无闻的外来劳动者，他们是怎样和你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
显然，他们大多收入平平，一部分还需寄回老家。但他们依然能与你生存于同一座城市，这显然说明，你所在的这座城市，还有另一套有机运转的生态系统。
答案就是城中村，一个似乎更不起眼的存在。
2010年前后，我有一个宁波朋友，是住在宋诏桥的当地土著。那时的宋诏桥城中村横跨天童北路，比如今还要大一倍多。
我这个朋友就住在天童路西侧，这一带如今有个高大上的名字，寰宇天下。而在十年前，这里是一大片低矮的民房，当地土著若有空闲的空间，就将民房改造成群租房。一个小单间最便宜仅200一个月。
就如我那位宋诏桥土著朋友，他家的群租房有十来间，租金从200~400不等。他的租客们操着天南海北的方言，从事着各种不可名状的职业，在一个隐蔽的秩序里演绎着各自的人生。
除了房租便宜，他们还有种种方式将生活成本压缩到极限。
比如就在宋诏桥城中村，他们可以买到比拼多多更便宜的锅碗瓢盆，吃到五元管饱的流动餐摊，洗几元一次的澡堂，甚至生理需求也只需二三十块就能解决。
而那些提供这类服务的场所，他们也拥有成本低廉的供应链。其中最核心的就在已被征迁的南门三市。那里有便宜到让人难以置信的营业器具，以近乎正规门店1/10的价格，拿到性能尚可的各类设施。
这种低成本的生活用品供应还可以包括交通工具。
在拆迁前的江南桑家板块，盘踞着一个不亚于宋诏桥的超级城中村，那里拥有宁波最活跃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以及相关的其他产业链，如汽车维修、交易贷款、旧车翻新、零部件仿制。
有一段时间，宁波几乎是全国涉水车交易最集中的城市，江南桑家“功不可没”。而这一庞大的产业链，也造就了低廉的二手车交易价格，和极其丰富的车辆品类，供应给各阶层人士。
如此，从衣食住行的各个层面，这一群体有机地组成了城市的另一套隐蔽的城市生活的生态系统。并因这一生态系统的有机运转，让这些外来人口能停留于城市，顺畅地参与到城市的日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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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显然为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这种管理涉及到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文主义、阶层分析等等，而这些学科在中国传统的城市管理学和规划学中，是严重缺失的。
前不久在读的一本国外的城市规划学著作中，看到作者从街区特征分析犯罪率高低的原因，他通过列举真实的案例，得出结论：理想的街区设计，有助于降低犯罪率。
在还有一本书中，作者对街区的人群种族结构，信仰结构，性别结构都做了系统的分析，然后再给出合理的街区设计方案，和城市配套供应方案。
这些研究其实都在表明，城市研究，首先应该是针对城市人群的研究，其次才是城市设计，它不是把城市看成是无生命的建筑和街道的集合体，而是一个有机存在的城市生态。
这无疑是个全新的城市研究领域，即使在国外，也是一门年轻的学问。以致在思考中，我时常问自己，这一说法的来源是否充分，结论的依据是否可靠，是过于激进还是考虑欠周。
但这种思考真的很有趣——所有研究人的学问，都可以很有趣。
之前，我也听很多宁波人说，虽然统计数据上的常住人口在增加，但在实际感受中，部分街区的活跃度似乎在降低。所以乘公交的人不见增多，某些街区的街边铺越来越凋零。
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常住人口虽然在增加，但因为城中村的大面积消失，导致流动人口的流失呢？
某位鄞州区参与拆迁工作的官员，对诸如此类问题与我有相似的担忧。他在工作推进中，也发现了外来人员与城市生活那些千丝万缕的关联，并发现了这些人口的消失，对城市活力的影响。
当然，这些结论还有待更多数据的支持，比如城市管理人口的多少，街区商铺的平均租金变化，社区实际居住人口的变化、用工成本的变化、人群活动轨迹的变化等等。
我希望，每座城市对上述问题都能做认真地思考。因为这关联到当下的城市更新，是否能真的实现有机地更新，是否能不去伤害城市自然的生长。
也许我们可以设立一个简单的原则，即控制城市的更新成本，因为过高的城市更新成本（或曰城市开发成本）势必会抬高城市人群的生存成本。
再具体一点，就是在某些本已活力十足的街区，避免大刀阔斧的更新。先充分研读板块活力的来源，再进行适度有限的更新。从而让城市继续保持原有的活力。
但这样的操作也会遭遇现行城市开发逻辑的阻力。
拍摄：Frank Chen
以资金平衡为核心要素的开发逻辑，让城市规划成了一套刻板的计算公式。它以排出能快速实现盈余的街区样式为出发点，因而不断增加容积率，并迎合开发商的拿地习惯，而把人的维度放在次席。
经营城市的思维固然不错，但这种经营必须建立在长期主义的基础上，以实现可持续可增长的城市活力。而不是让政府仅扮演土地经营商的角色，如此，势必让城市逐渐丧失往日的温度，也让城市失去真正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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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公众号【听相地理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