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物四书五经（第一辑上善若水）

读物四书五经（第一辑上善若水）通过这样的梳理，我们初步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1、先秦时期已经存在着因地域不同而歧异很大的方言；2、先秦时代还存在着流行于上层社会的“雅言”；3、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与隔绝，“雅言”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宗主国的没落，诸侯国的强盛，各诸侯国的语言和文字发生变化当在情理之中。尤其的偏远地区的诸侯国，其文化、习俗都与宗主国所在的中原地区相差甚远，语言和文字自然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孟子·滕文公上》说：“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二号圣人讥讽楚人说话象鸟语，多少有点酸葡萄的味道，因为在孟子所处的时代，楚国已成为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大国，对中原构成强大的威胁。楚国的“雅言”已经受到楚国方言的影响，成为“楚国雅言”，但是，在文字大体相同的基础上，与“中原雅言”尚能沟通，否则楚国的《楚辞》怎么可能对后世的中国文学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从这部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么几条线索，一是先秦时期就有

第一辑：上善若水

十三、话说“书同文、车同轨”（四）

秦始皇草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做了彪炳史册的几件事，那就是“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度同衡，钱同币”，这是“大一统”理念的具体实践，通过这样的文化措施、经济措施，可以巩固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但是，我发现，秦始皇有一件事没做，就是“语同音”。是因为秦始皇魄力不够，还是因为客观上不可能实现“语同音”？换句话说，“书同文而语不同音”的结果说明了秦始皇的远见卓识还是目光短浅？

这个问题还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清，我在西汉杨雄编撰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里找到了一些答案。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这本书的来由是先秦时期，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汉末应劭的《风俗通义•序》中有这样的记载：“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采异代方言。”杨雄在前人的基础上，以周秦残存的资料作为起点，进一步收集和整理各地方言。他常常手握毛笔，携带白绢（写字用），向来自各地的孝廉和士卒询问各地方言异语，回到家里即加以整理排比，用了27年时间，完成这部著作。在《方言》里，杨雄对所记录的词汇，往往注明“通语”、“某地语”、“某地某地之间语”、“转语”等。通语即当时通行的语言，某地语即当时某个地方的方言，某地某地之间语即通行区域比通语小比某地语大的方言，转语则是由于时间和地域上的不同而语音发生变化的词。

从这部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么几条线索，一是先秦时期就有方言，二是有通语，三是方言的一些词会由于时间和地域上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思考：所谓方言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指一个特定地理区域中某种语言的变体，这一点不会有什么歧义；方言会因为时间和地域上的不同发生变化，这一点也没有歧义；所谓“通语”是指“通行的语言”？还是“各地区共通的词汇”？界定这一点似乎有点问题。那么，我们看一下杨雄的写作过程，他常常“向来自各地的孝廉和士卒询问各地方言异语”，他的这个“询问”没有产生沟通的困难，说明他不可能用方言，而是用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我们再放宽一点眼界，看一看先秦时期的其他状况，比如孔夫子周游列国、诸侯大会、大夫出使他国等等，都没见带翻译。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当时必然有一种与方言有区别的共同语言，这就是政府及士大夫倡导的标准语，也称作“雅言”。

“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或者称为“官话”，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我国最早的“雅言”以周朝的国都西岐地区的语言为基础形成，东周时期的雅言则是以东周的国都洛阳的语言为基础形成，这就是周朝的“官话”。当时的诸侯国都是以周朝为宗主，当然要学宗主国的语言。上层社会都是中央政府分封的，都说周朝的官话。想挤进上层社会，就必须学“官话”。孔子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他就是用雅言来讲学。《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随着宗主国的没落，诸侯国的强盛，各诸侯国的语言和文字发生变化当在情理之中。尤其的偏远地区的诸侯国，其文化、习俗都与宗主国所在的中原地区相差甚远，语言和文字自然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孟子·滕文公上》说：“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二号圣人讥讽楚人说话象鸟语，多少有点酸葡萄的味道，因为在孟子所处的时代，楚国已成为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超级大国，对中原构成强大的威胁。楚国的“雅言”已经受到楚国方言的影响，成为“楚国雅言”，但是，在文字大体相同的基础上，与“中原雅言”尚能沟通，否则楚国的《楚辞》怎么可能对后世的中国文学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通过这样的梳理，我们初步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1、先秦时期已经存在着因地域不同而歧异很大的方言；2、先秦时代还存在着流行于上层社会的“雅言”；3、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与隔绝，“雅言”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接下来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秦始皇只提“书同文”，不提“语同音”？这是不是秦始皇的失策？

我认为，秦始皇推“书同文”，不提“语同音”，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行为。

首先，文字的载体可以是龟甲、可以是青铜器、可以是竹简，语言的载体只能是人。因为有了硬拷贝作载体，文字便易于标准化。而语言是通过“人”来口口相传，不仅难以标准化，而且容易异化。

其次，“书同文”涉及的是少数人的事，既有需要，也有条件，这是可为之事，而“语同音”则涉及到全体人，如果让天下所有人都学雅言，首先你得有那么多语言老师，还要有一定的教学设备，最起码要有录音机，而这些条件都是不可能具备的，因此，这是不可为之事。

再次，古代交通不便，很多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自己生长的地方，当地人与外界交流少，方言只供本地人交流，衍生的新词汇外界不知道，外界出现的新词汇也难以传进来，即使勉强实行了“语同音”，时间一长又会产生很大差异。

最后，已经存在上层社会使用的“雅言”，也有普通百姓使用的“方言”，这是最符合统治阶层利益的格局，为什么要让那些下里巴人和政府的人有平等的机会呢？

综上所言，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为一个统治者，秦始皇绝对不会去做对他无利有害的事。

中国文字系统是一种具有极高智慧的成就。在几百个部首加上1500个左右显著的符号，即可包罗整个世界的事物、活动和性质，在它们的完整形式下，可以代表这个世界的所有思想。中国文字历经几千年，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但是，从文字衍分出的口语，多达几百种以上。这些被称为方言的口语在不断的创新和变迁中，保存了中国各个地域丰富多彩的思想和文化。

普通话可算作现代“雅言”，现如今，中国在推行普通话，这是现代“语同音”。现代社会的物质基础使推行“语同音”具有了可行性。但是，中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都是在讲、在用方言，只有不会讲或讲不好普通话的中国人而没有不会讲方言的中国人。可以大力推广普通话，但不能人为的打压方言。现代人的智慧不会低于秦始皇，在“语同音”的问题上，相信现代人不会犯秦始皇没有犯过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