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路上谁来陪（市井中的出家人）

红尘路上谁来陪（市井中的出家人）“我”的头脑已经非常活络了，即使如此，这般生存伎俩仍不足以应付生活的压力。第二个女儿出生以后，“我”愈发觉得无望，在跟老婆的一次短暂争执之后，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抽烟，感慨，“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我觉着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我”开始对自己的生存技巧感到怀疑，“如果我这样辛苦，只是换这样一个结果，我凭什么要赔着笑脸给别人买生煎包子，凭什么背着老婆去给人家干私活，我还要提防着警察来罚款，坏人来敲竹杠，我这是在做什么，逗自己玩吗？”于是，“我”选择去寺庙里坐空班。在《出家》的后半段里，“我”作为打工者，开始在和尚行当内再次慢慢熟悉规则，因为天生佛像不错，经文唱得好，脑筋也活络，做和尚变成了“我”的打工之路中最可行的一条。然而做了真和尚，就必须要和老婆孩子热炕头分开了，所以，头脑活络的生存智慧最终让“我”妻离子散。 与敏的机智灵敏不同，张忌在小说《出家》中还提出了另一种扎根于市井的生存智慧，那

如今，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遍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在工厂车间制作着最新的苹果手机部件，在餐馆饭店里烹饪食物、洗刷盘子，或是在街头骑着电瓶车递送着快递和外卖。在中国，打工者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正如《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一书所写，这一人口流动“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相当于一百年间欧洲向美国移民总数的三倍”。

人数众多，然而打工者的面孔似乎是模糊的，他们将留下还是离去，似乎也悬而未决。上月底，据新闻报道，江苏苏州一所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因校舍被腾退，800多名学生将被整体安排到附近一所公办重点小学——勤惜实验小学念书。这个安置举动引起了勤惜小学家长的不满，认为此举是非学区的学生抢占公立教育资源。小学校长则表示，虽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原有的学生共同使用一个校园，但会用铁栅栏手段对安置学生进行“隔离”。

单从这个案例来看，对于打工者子女的“隔离”之举，除了可以理解为城市居民对于教育资源和利益的捍卫，也可以解读为他们对于外来打工者这一陌生群体的恐惧与排斥。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发问：打工者是谁？他们为何而来？打工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他们留得下来吗？以下这几本书，或许可以看做是从各个角度描绘的打工者画像。

画像一：为“见市面”的打工

在《打工女孩》中，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张彤禾用“出去”这个词概括打工者从家里走出来、进厂打工的过程，她写道，“这（出去）是他们做过最难的事情，也是尝试一种探险”；而支撑他们“出去”的，是一个抽象而鼓舞人心的渴望，“走出家乡并留在外面——出去，就是改变命运。”打工者所希望的“命运”，远远不止挣钱，还有“见世面”、“追求机遇”和“学习新能”等自我发展目标。

2003年，敏从老家学校辍学，跟着姐姐去打工。在“出去”之前，她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也没见过工厂，她说，“出去”就是为了“学点东西，见点市面”。在他们村，年轻人差不多都“出去”了。在城市里，他们用上了手机、穿上了牛仔裤，把老家那种没有电视、收音机的生活称为“无聊的”生活，自己在那里定是待不住的。

在东莞，敏先在车间做了一年工人，后来重回人才市场。在一次幸运的面试后告别了车间工作，坐上了办公室，被安排成厂里设备部门的文员，每天负责把记录机器状况和历史的文件整理好，赚的钱是过去基本工资的两倍。在领了半个月的工资之后，她去商场买了文员穿的衬衣和紧身裤，再和原来打工的姐妹见面时，还不忘叮嘱她们，要多学一点东西，“学到一点，就可以把它带到新的工作里去。”然而，“见世面”并非那么简单顺当，从车间晋升入办公室，敏变成了地位最低的一个，同事孤立她，没有人教她上手新工作，她只得自学。当然，办公室的同事也不会和车间里的人说话，只有敏跟车间工人打招呼，因为她也曾经是工人。

画像二：“脑筋活络”的谋生之术

打工不光需要会干活，还需遵守其中看不见的生存规则，有的人可以熟练地掌握这种规则。比如上文的敏，她巧妙地找到了晋升技巧，在做稳了文员之后，开始寻找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因为她觉察到文员的职位太低，不如人力资源部分的工作有地位，之后，她亦如愿以偿。

与敏的机智灵敏不同，张忌在小说《出家》中还提出了另一种扎根于市井的生存智慧，那就是“脑筋活络”。在《出家》一开篇，外地务工人员“我”和老婆住在一个出租房里，起初亲戚介绍“我”给人送牛奶，后来“我”灵机一动，想到可以牛奶报纸一起送，一个时间挣两份工钱。于是“我”运用智慧，请送报纸的人吃生煎包，套到了管报纸的站长的地址，又通过天天给站长送牛奶，引起站长的注意——“我”的伎俩被站长称赞为“脑筋活络”，因此顺利得到了送报纸的工作。

“我”的头脑已经非常活络了，即使如此，这般生存伎俩仍不足以应付生活的压力。第二个女儿出生以后，“我”愈发觉得无望，在跟老婆的一次短暂争执之后，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抽烟，感慨，“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我觉着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我”开始对自己的生存技巧感到怀疑，“如果我这样辛苦，只是换这样一个结果，我凭什么要赔着笑脸给别人买生煎包子，凭什么背着老婆去给人家干私活，我还要提防着警察来罚款，坏人来敲竹杠，我这是在做什么，逗自己玩吗？”于是，“我”选择去寺庙里坐空班。在《出家》的后半段里，“我”作为打工者，开始在和尚行当内再次慢慢熟悉规则，因为天生佛像不错，经文唱得好，脑筋也活络，做和尚变成了“我”的打工之路中最可行的一条。然而做了真和尚，就必须要和老婆孩子热炕头分开了，所以，头脑活络的生存智慧最终让“我”妻离子散。

画像三：“陪行马”的隐喻

日本作家、芥川奖得主小川洋子写过一个叫做《陪行马》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单轨列车沿线超市的一位试吃员，她每天的工作是将当天特价的产品，比如重制奶酪或芦笋，做成试吃小菜，推荐给客人。她的长处是特别善于找角落，从不妨碍任何人，“就像早已设计好的一般……折叠小桌、煤气灶、平底锅、做菜用的长筷，还有擦碗布和其他杂七杂八的用具，也都如同她身体的一部分妥帖地收放在那里，”“每时每刻都异常谨慎，分毫不会逸出分配给她的小小的空间”。

奇怪的是，她每天都要迎来送往许多顾客，自己却从不远行（小说里写她一远行就恶心）。如此生活日复一日，有一天她看到了一则新闻，说赛马要去法国参赛，而为了缓解赛马的压力，另外一匹马也将陪同前往。她对这匹陪行马涌起了兴趣和关心，理由是大概没有人会对陪行马有兴趣。超市试吃员对陪行马的兴趣看似莫名其妙，小说却借助这个兴趣，使她本身与陪行马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对照的关系：日日处于单轨列车边上、超市厨房角落里的试吃员，为上下列车的客人们推广食物，她不就是一匹陪行马吗？

其实，“陪行马”也可以被视作许多打工者的隐喻——他们似乎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的NPC（非玩家角色），只出现在某个情境中，具体的前途命运无人关心。在此前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对作家王安忆的一次访谈中，她提到，自己小说《乡关处处》里所写的月嫂，在城市里其实是留不下来的，因为她的归宿就是回家乡养老。“有的学者作家认为那些人能在上海生存。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想法就是赚好钱，回家乡盖房子，这是基本出路，除非灰姑娘碰到王子。”

画像四：打工的后遗症

在《扶贫笔记》一书里，作家、人类学学者潘年英记录了他在贵州南部某县挂职扶贫的经过。这本书出版十余年后，在一次访谈中，他将农民工进城打工形容为一个“暂时的出气孔”，把农村的现状形容为“清蒸活龟”，逃离这种“清蒸”的唯一方法就是出去打工，然而这种方法只是暂时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潘年英讲述了他们村里一个男人的故事，这个男人是无数打工者中最为普通的一个——他原先在村里很能干，身体很好，但是无论做得多好，都无法挣到钱，家里有孩子需要上学，他只得去打工，于是他到了北京的一个化工厂，结果干不到半年，就得病回家了，接下来为了看病要花的钱远远多过打工挣的钱。他的儿子因此中学辍学去打工，但是进的厂子效益不好，收入很低，也挣不到什么钱。

潘年英说，对于像这样的农民，学者们可能会因为体会不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艰难，而提出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解决方案。比如，经济学家们会说，这个男人就不应该去有毒的工厂打工；第二，即使病了，也可以叫工厂赔偿；第三，儿子应该去效益好的工厂打工。然而，这些方案都是不现实的。“表面上看，这些经济学家讲的还都是道理，但是，现实吗？一个西部贫困山区的农民，有能力有机会选择无毒而效益好的工厂吗？索赔，不错，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你到哪里去找老板？就算你找到了老板，他不赔，你咋办？好，打官司。你哪里有钱打？你哪里有时间打？”

所以，在他看来，打工带来的社会后遗症远远大过于打工的好处。“后遗症”的一方面在于，即使农民拿到了薪水，没有进毒工厂，他们也无法依靠打工致富，所以他只得继续打工；另一方面是留守和空巢问题，“（打工）改变命运的问题，个别的例子我相信是存在的。”潘年英说，“但是，我们村，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我觉得打工很难改变个人命运。”如果说打工只是一个暂时的选择，不能让人发家致富，那么，打不打工以及打什么工究竟是谁能选择的呢？

画像五：心甘情愿与自动“隔离”

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之下，英国作家戴维·洛奇的小说《好工作》与潘年英对于“打工”的反思几乎一致。在《好工作》中，大学文科教授罗玢与工厂经理维克参加了一项“影子”计划，在这个计划里，罗玢与维克要参与进与自己本职差距巨大的工作中去，比如说教授去跟着工厂经理参加会议，要去工厂车间里“巡视”，工厂经理也要到大学里听课。在这项交换工作的计划里，他们意识到了彼此所在的世界的工作是如此不同。

来自“学术上的梵蒂冈”的大学教授，在第一次走进“黑暗之乡”工厂区时就迷路了。进入工厂之后，她觉得一切都是触目惊心的，“机械车间活像一座监狱，铸造厂更像是地狱……工人也更像是地狱中的亡灵。”令她更为敏感的是，即使是车间内部，也有着明显的种族区隔，机械车间的工人多数是白人，到了铸造厂，就都是亚洲人或者加勒比海人了。善于运用解读和阐释工具的学者，习惯从艰苦劳作中解读出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她将那个从事最艰苦工作的西印度人挥汗如雨的形象，解读为“高尚的野蛮人，锁链加身的黑奴，被剥削的人类的原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工业制度的典型牺牲品”。然而，工厂经理云淡风轻地说，这个工作其实是他们自愿选择的。工厂的招聘广告一贴出来就一呼百应，亚洲人和西印度人情愿干这种活儿，女人也乐意在这里工作，他说，“不信你去问问她们。”

当罗玢带着对车间的观察回到象牙塔之中，她感觉到了这种工作的“自愿”：她看到，在校园中央的绿地上，学生们正在三五成群地沐浴在阳光之下，而学生们的中间，有一个黑皮肤的园丁，正推着除草机来来回回，园丁和学生们年纪相仿，彼此却没有交流。“学生方面没有公开的傲慢，园丁一边也没有明显的愤懑，只有一种对接触的本能的相互回避。”戴维·洛奇写道，“（大学生和园丁）尽管身体时有接近，但却生活在两个分开的世界上。”也就是说，学生们不需要和园丁处于不同的空间之中，他们根本没有越过这堵墙的欲望，这也是另外一种“心甘情愿”。这也令人想起张彤禾所写的，在工厂里，办公室文员不会跟车间工人打招呼。那么当园丁或者是念大学，坐办公室或是进车间，又是谁来选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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