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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无题表达爱情的诗句(我写人间情诗是为古典美的爱情招魂)

李商隐无题表达爱情的诗句(我写人间情诗是为古典美的爱情招魂)据现在能查到的资料可知,唐朝经学家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之一《礼记正义》中最先使用“爱情”一词,他在《礼记正义·乐本篇》中写道:“若外境亲属死亡,心起爱情;爱情在心,则其声和柔也。”这是“爱情”作为汉语词汇的最早出处,只是,这里的“爱情”,指的是怜爱之情,和现在我们认为的爱情无关。黑格尔认为,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们普遍缺乏主体性,作为一般范畴的爱情意识并不存在,而是被通过婚姻同化在国家一体的社会结构中。中国一个叫戴伟的学者也认为,古代中国人的爱情类化到了天地、夫妇、阴阳、乾坤等框架中去。中国的爱情多声部乐章起源于《关雎》被认为写尽爱情万象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只是写尽了他了解到的那些爱情。爱情,这种让人甜蜜又让人痛苦的情感,究竟是人类发展到哪个阶段才产生,全世界的人类学家们到现在还没有定论。有科学家认为,动物的大脑在数千万年的时间里一直保留着某种形式的爱情基础。在演化的道路上,其他因素促使我

“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不是‘四大发明’,而是以汉语语言铸造而成的以音韵美、凝练美、意境美为主要特征的中华诗词。”诗美学家、古典诗词鉴赏专家李元洛曾这么对他的学生、诗人蔡世平说。后来他又补充道:“我意四大发明是伟大的,但那是物质的、有时效的,诗词为精神的,时效永恒,故‘最’伟大。”

这“最伟大”的发明中,情诗最为瑰丽浪漫,也最容易引起读者共情。

余光中先生曾在某本情诗集上题句:“情人老去,而爱不朽;诗人老去,而诗年轻。”李元洛在新书《人间情诗》的前言中引用了余光中先生这一金句,认为爱不朽、诗年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论如何时移世易,观念更新,无地之间总有两心相悦、地久天长的永恒爱情,必有芬芳浪漫、千古不磨而让读者得到美的享受的爱情诗”。

李元洛先生从芬芳浪漫、千古不磨且浩如烟海的情诗中挑了100首,一一用心涵咏,以美文赏析,这便有了8月初出版的《人间情诗》。

李商隐无题表达爱情的诗句(我写人间情诗是为古典美的爱情招魂)(1)

中国的爱情多声部乐章起源于《关雎》

被认为写尽爱情万象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只是写尽了他了解到的那些爱情。爱情,这种让人甜蜜又让人痛苦的情感,究竟是人类发展到哪个阶段才产生,全世界的人类学家们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有科学家认为,动物的大脑在数千万年的时间里一直保留着某种形式的爱情基础。在演化的道路上,其他因素促使我们的祖先演化出更大容量的大脑,使浪漫的爱情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黑格尔认为,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们普遍缺乏主体性,作为一般范畴的爱情意识并不存在,而是被通过婚姻同化在国家一体的社会结构中。中国一个叫戴伟的学者也认为,古代中国人的爱情类化到了天地、夫妇、阴阳、乾坤等框架中去。

据现在能查到的资料可知,唐朝经学家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之一《礼记正义》中最先使用“爱情”一词,他在《礼记正义·乐本篇》中写道:“若外境亲属死亡,心起爱情;爱情在心,则其声和柔也。”这是“爱情”作为汉语词汇的最早出处,只是,这里的“爱情”,指的是怜爱之情,和现在我们认为的爱情无关。

古代中国人的爱情真如学者所说,类化到了天地、夫妇、阴阳、乾坤等框架中去了吗?显然不是。尽管“爱情”这个词出现得晚,但爱情早已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存在。

“在东方中国的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爱情的多声部乐章也早已于十五国风中鸣奏,开篇的琴瑟与钟鼓喜庆和鸣的好音《关雎》,就是中国人乐此不疲咏唱至今的青春序曲。”李元洛先生在他的新书《人间情诗》的前言中如是写道。

李元洛先生沉潜中国古典诗词70余年,他认为自《关雎》“在河之洲”美声领唱之后,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爱情“如繁华盛开,照花了万千读者的眼睛;如美音齐奏,敲醉了万千读者的耳朵”。

中国古老的情诗《关雎》诞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诗经》全部的诗作,公认为创作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即使从公元前6世纪算起,《关雎》的流传也有近3000年。也即,不管爱情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萌发究竟起自何时,我们的祖先对爱情的歌咏,从《关雎》开始传唱的年代算起,至少有近3000年。

近3000年的反复咏唱,仅流传下来的情诗就浩如烟海。《人间情诗》便是李元洛先生在耄耋之年回首青春从中精选出100首,一一注释并翻译成白话,再用文学小品般的文字加以赏析。非常难得的是,在赏析短文中,李元洛先生还找了不少现代诗和外国诗歌与之对照、对比。

“爱情不受时间的愚弄,”莎士比亚在其十四行诗第116首中写道,“爱情不会因短暂的时日而改变,它会恒然持久直至末日尽头。”爱情之所以不受时间愚弄,因其而生的情诗广被传诵或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情窦初开的男女少年,试涉爱河的青年男女,曾经沧海的中年人,甚至夕阳无限好的老年人,如果他们能捧读古代那些优美的诗章包括悦读其中的爱情诗,领略我们前人的感情之真、心地之善与人性之美,品味并共情于他们的欢乐、苦痛与哀愁,憧憬未来,珍惜当下,回首年华,当也会如同赴一场美好的约会或品一席精神的盛宴吧。”这是李元洛先生编写《人间情诗》的初衷,也是每个读者打开《人间情诗》的目的和收获所在。

李商隐无题表达爱情的诗句(我写人间情诗是为古典美的爱情招魂)(2)

通古今之邮的情诗赏析,共情古人爱情的欢乐与苦痛

“爱情,是无分中外古今的世上芸芸男女不可缺席的必修功课,维系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必要链条,也是文学创作不可缺失的永恒母题,文学园林不可缺位的亮丽风景。”这是李元洛先生眼中的爱情,爱情之下,无帝王将相和贩夫走卒,也就没有高低贵贱,只有芸芸男女,因此,李元洛先生在选诗时,也就不管其身份阶层,而只看其作品。

汉武帝刘彻,作为热衷开疆拓土的皇帝,因其“雄才大略”历来备受称颂。他的曾祖父刘邦,因为其诗作《大风歌》入选过教材,诗名广为人知。刘彻的诗名却除了古代文学和古代历史的研究者外,少有人知。明代文学家徐祯卿在诗话《谈艺录》中,称刘彻的诗“壮丽宏奇”,而明代另一文学家王世贞则认为刘彻的赋作成就在“长卿(司马相如)下,子云(扬雄)上”。李元洛认为这两位前人对刘彻的评价,虽然不无道理,但难免有吹捧帝王的嫌疑。

刘彻是历史上的知名帝王,也是知名情种。他宠爱的李夫人是倡优李延年的妹妹,李延年给他妹妹编了首歌《北国有佳人》,歌里说北方有个佳人“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刘彻听了后,惊为天人,后来知道是李延年的妹妹后,就把这位佳人召进后宫,宠为夫人。佳人薄命,刘彻在其去世后请了个方士为其招魂。如真如幻,刘彻竟然看到了一个酷似李夫人的女子,只可惜只出现了一小会,很快就不见了。刘彻惆怅不已,在恍恍惚惚中提笔写道“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

刘彻的这首《李夫人歌》被李元洛选入了《人间情诗》“离情篇”中。李元洛选取的原因是觉得这首诗是情真意切的恋歌,也是一首缠绵悱恻的哀歌。他在赏析文章中引用了前辈学者郑文《汉诗选笺》对这首诗的评议:“短短数语,将扮演者之动态与自己之急切心情描出,何令人神往乃尔!”认为这是确评。

民歌《高高山上一树槐》也是李元洛精挑细选的百首情诗之一。“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攀槐枒望郎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李元洛觉得这首颇似一幕小喜剧的短小抒情诗中,娘女间的对话风趣横生,便把它也从灿若繁星的情诗中挑了出来。

非专业诗人刘彻的《李夫人歌》和《高高山上一树槐》等民歌的入选,让《人间情诗》呈现出的爱情更为丰富。而其对元稹的《离思》、白居易《采莲曲》等大家熟悉的情诗精到而观点鲜明的论评,则让读者对原诗有了更深的认识。

例如,他在赏析《离思》时,既批评了元稹的用情不专,又为该诗首两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而叫好,认为设喻巧妙,且概括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情结和人生情感。李元洛先生认为元稹的这首诗算是元稹的“将功补过”——“将文学之功,补个人用情不专之过也。”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盟主,也是影响一时的政治家。他的一首词牌名为“南歌子”的词是这么写的:“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李元洛在赏析这首词时,批评那些指责这首词浮艳的论者“头脑冬烘”。还有人认为这首有浮艳之嫌的词不是欧阳修写的,“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李元洛也对此给予了否定。他认为一代文宗欧阳修“除了许多正言谠论的大文之外,当然可以有如此风光绮丽的小调”。

在对《采莲曲》的赏析中,李元洛先生拿徐志摩的《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与之对比,认为徐志摩诗中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和《采莲曲》中“逢郎欲语低头笑”的意趣既一脉相承,又各有千秋。

类似的古今对比、中西对照,在《人间情诗》中比比皆是,《人间情诗》虽说是赏析了100首情诗,实际上读者读到的远不止100首。此外,作者“通古今之邮,荟中西之萃”,用今人、当下的眼光重新打量这些历史上的情诗、情事,则更能让读者共情于那些情诗当事人的欢乐、苦痛与哀愁,也能开阔视野,得到更多样的审美愉悦。

李商隐无题表达爱情的诗句(我写人间情诗是为古典美的爱情招魂)(3)

对话|我就是要让年轻人看看古代的爱情是怎样的

潇湘晨报:“不学诗,无以言。”虽然这是孔子在他那个时代语境下的感慨,但其实仍适用于今天,您怎样看待诗歌在今天受冷遇的状况?

李元洛:新诗创作,包括旧体诗词的写作,虽有各种各样的协会与活动,表面上看起来热闹,实际上相当冷落。这主要表现在读者很少、社会影响力很小。从大的方面看,也反映出了时代和社会对这种文体不接受的程度。

为什么唐诗那么繁荣,那么受欢迎?这是那个时代和社会决定的。唐诗还被反过来称为诗唐,唐代是诗的。唐代诗歌的繁荣并不是偶然的。从诗歌本身的传统源流来看,从《诗经》到唐朝,经历了1600多年的历史,中间经过了楚辞、汉赋、汉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乐府诗的创作,以及六朝的骈文,诗歌的实践有着非常深厚的积淀,再加上唐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南北对立的局面,北方的刚健文风和南方的婉约文风结合交融,再加上诗歌本身的规律——它在思想内容、艺术表现以及体裁的趋于成熟都有丰富的积淀,唐诗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诗人碰上了一个好时代,没有文字狱,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思想自由。唐朝也非常开放,胡人都可以当官。另外,唐朝帝王提倡开科取士要写诗也是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讲,今天诗歌的冷落,有时代背景、社会氛围的原因,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诗歌地位很高的时代,历史上我们诗歌的地位一直是南面而王的,即使后来有戏曲和小说的出现,但还是难以撼动诗歌的地位,但现在,诗歌已经不如别的文体那样受欢迎。更何况,今天我们的诗歌很多还写得那么糟,散文化与恶性西化现象严重,要人喜欢实在是勉为其难。

潇湘晨报:诗歌的没落是不是和文人的追求发生变化也有关系?

李元洛:先不对比文人的追求古今有什么不同。诗歌创作者所处的环境古今很不一样,很多古典诗歌歌颂的是美好的自然,人和自然的交流达到了天人合一,出了很多好诗,像王维、孟浩然等人的诗。我们的大自然在近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已经破坏得疮痍满目了,大自然能够给人提供的诗意被人们葬送了不少。另外,说老实话,现在的诗歌作者,有多少人有应该具备的古典诗歌素养?有几个像杜甫那样忧国忧民?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大多数诗作者,其精神世界、审美世界和诗学修养存在问题,诗歌怎么能够兴盛得起来?我有时比较怀疑,现在有些诗歌作者、诗歌评论家到底懂不懂诗?我看现在的诗歌评论文章和现代的诗歌一样看不懂了,观念很玄虚,总是西方这个谁说,那个谁说;另外,文字还晦涩。他们还常常把常识性的东西,认为是守旧、落后和僵化,大谈现代、后现代,天花乱坠,不知所云。

潇湘晨报:近些年随着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的推动,人们对传统诗词的兴趣有所增长,但对现代诗歌的热情仍然有限,您对诗歌的热爱和精研却不分古今中外。《人间情诗》中,您在赏析传统诗词的时候,用作对比或类比的现代诗处处可见。这样的您,是怎样“炼成”的?

李元洛:你说的这个,一是和我个人的爱好与多年的阅读积累有关系;另一个,和我从事诗歌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时的想法有关系。

我从小受我父亲的影响,他是书法家,也是诗人。我很小的时候,1945年,8岁,我在汉寿,日本投降,汉寿县城三天三夜鞭炮不停。我们中小学生连续三个晚上举起红灯游城。我父亲在日本投降那一天写了首诗《喜闻日寇投降》:“声声爆竹沸湖城,闻缚苍龙喜不胜。扶醉还来窗际立,错将星斗当花灯!”“错将星斗当花灯”,这个想象非常新奇,我就牢牢记住了。我很受父亲影响,经常听他摇头晃脑哼诗。后来回到长沙读高小,当时岳麓山的寺庙很荒凉。我进了一个小庙,地上有青苔,菩萨的脸上有蜘蛛网。看到这个场景,我突然来了诗兴,念念有辞:“碧苔围宝座,佛面绕蛛丝。”这是我的“旧体诗我处女作,写给父亲看了,他说还可以,但要改两个字,把“围”改成了“侵”,说围太呆板,把“绕”改成了“挂”,理由同前。后来我没再写过旧体诗,只想写诗歌评论,直到十年前才“死灰复燃”,新近出版了七绝与对联合集《夕彩早霞集》。

李商隐无题表达爱情的诗句(我写人间情诗是为古典美的爱情招魂)(4)

我很长时间没写旧体诗也和鲁迅有关。鲁迅曾在致杨霁云信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下面还有一句:“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鲁迅在被捧为神的时候,好像很有道理,大家不敢非议。现在看来,有有道理的一方面,但未免太绝对了,他自己的诗也写得很不错嘛。我的观点是:世界上万事万物,它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不管是人还是物,乃至宇宙,诗词这种体裁也是这样,它的登峰造极是在唐宋,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它内在的艺术能量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它的表现手段也被唐宋两代诗家开掘得差不多了。当然,现在并不是说完全不会出好诗。有才华的、有血与火的经历的,还是能够写出好作品,像陈寅恪、聂绀弩等。

我对新诗的接触是从中学开始的,教材里有新诗,我中学和大学还写过一些新诗。不过,我真正意义上的旧体诗的处女作,是1980年写的《登张家界》。

潇湘晨报:现在,作为“80”后的您,看待爱情和年轻时候有没有不同?您有没有关注现在年轻人的爱情?

李元洛:我知道现在年轻人的爱情观念和我们那一代很不同了,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我们这一代人和古代也不一样。我就是了解到现在年轻人的一些爱情观念,才写了这本书,我是为了古典之美的爱情,或者说为了美的古典诗歌中表现的爱情招魂。总有人看这本书嘛,我就是要把这些魂魄招回来,让他们看看古代的爱情是怎样的,有着怎样的执着,而且有着怎样美的文学与艺术。

潇湘晨报:您有没有关注到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人间情诗》中,您对同是女性大胆示爱的诗作《越人歌》有着非常精彩的赏析。历史上,女性大胆示爱的诗作不多,这和历史上女性受教育程度以及受到更多束缚有关。余秀华的这首诗备受争议,您怎么看余秀华的这首诗?

李元洛:《越人歌》出现的时候还没有儒家的那一套,还很开放。唐代有薛涛、李冶、鱼玄机等女作者,因为唐代很开放。后来女诗人就少了,宋代的李清照是个奇迹,难能可贵。再后来有清末的秋瑾。到民国时才有写新诗的冰心与林徽因。

余秀华的诗歌,我在网上看过一些,有一些下半身写作的格调低下之作不知道是不是真是她写的,不过,余秀华有一些好句子,有一定的诗才。她的这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让我想起台湾诗人余光中37岁时写的《当我死时》——“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我感觉余秀华的“睡”这个意象,可能就来自于余光中的“睡整张大陆”,她不是白手起家,余光中的诗她肯定读过。

很坦率地讲,余秀华的“睡”作为一种正常的生理上的需求,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她写的这首诗,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心理的饥渴。所以,她这么写,与余光中的“睡整张大陆”比较即高下立判,有云泥之别。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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