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篇巨著颂英雄：怀念篇

宏篇巨著颂英雄：怀念篇为发挥机械化优势，根据苏联经验，结合农场实际，场领导和技术人员在开好的荒地上，设计规划出几十块条田以及与之配套的沟、渠、林、路，每块条田长2000米（后改为最长900米），宽100米（后改为不超过45米），中间隔300米建一条防风林带，至六十年代中期，全场先后营造了52条、总长80公里的防护林带，对克服风害对农作物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场初期，历届农场领导都把开垦荒地，农田建设，治理盐碱，粮棉增产四件大事，当作各项工作的重头戏，从1950年3月开荒第一犁开始，到1963年底，全场共开垦出荒地12．86万亩。艰难困苦的新征程对于这些刚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转业到农业战线工作的老革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新的战役，新的征程。当时的东辛农场，只是一片临近大海的盐碱地和荒草滩，“春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洼地长芦苇，处处是盐霜”，喝的是盐碱水，住的是泥巴房。要在这个华东地区率先建设的农场，点亮金色的希

七十年来，东辛农场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与建场初期众多老领导带领全场职工打下的扎实基础，有密不可分关系。

从1950年到1966年，按任职时间顺序，先后有孙桂儒、顾云如、金汉章、颜景詹担任农场党委书记;有刘锡九、汤承裕、周德之、郭士金担任场长;副职领导有陈柏年、陶鼎来、薛华甫、封士清、周殿甫、周新、阚庆友、曲正礼、管纯等。 “喝水不忘掘井人”，在庆祝农场建场七十周年之际，回忆为建场做出杰出贡献的老领导，有利于我们发扬传统，珍惜当下，不忘初心，再创辉煌。

战功卓著的老革命

建场初期，农场领导除陶鼎来是知识分子干部以外，其余均属老革命：刘锡九时任淮阴地区副专员兼农场场长，薛华甫时任副场长，而他早在1940年，就担任涟水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周德之1938年参加革命，是淮海地区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解放后，他先后担任过淮阴地区重工业局、农业机械局局长等职，1953年8月亲率队伍，组建五图河农场（现连云港监狱）；1963年3月任东辛农场场长；金汉章在战争时期担任过八路军三师敌工部部长，海、灌、连、沭地区军事部长，新海连工委书记，来场前是灌云县副县长；颜景詹在战争时期担任过淮安县武工队队长等职，曾参加过迎接党中央迁往淮阴的前期准备工作，解放后担任过中共溧阳县委书记等职；汤承裕来场前是灌云县县长，郭士金以前担任过八路军团长，顾云如来场前是原农建四师的团副政委，管纯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却是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这些在战争年代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功臣们，解放后，为了建好国营农场，他们放弃在城市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来到我们这个苏北“北大荒”，马不停蹄带领全场职工，踏上建设机械化农场的艰辛历程。

艰难困苦的新征程

对于这些刚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转业到农业战线工作的老革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新的战役，新的征程。当时的东辛农场，只是一片临近大海的盐碱地和荒草滩，“春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洼地长芦苇，处处是盐霜”，喝的是盐碱水，住的是泥巴房。要在这个华东地区率先建设的农场，点亮金色的希望，路途遥远，艰难无比。

种好防风林

建场初期，历届农场领导都把开垦荒地，农田建设，治理盐碱，粮棉增产四件大事，当作各项工作的重头戏，从1950年3月开荒第一犁开始，到1963年底，全场共开垦出荒地12．86万亩。

为发挥机械化优势，根据苏联经验，结合农场实际，场领导和技术人员在开好的荒地上，设计规划出几十块条田以及与之配套的沟、渠、林、路，每块条田长2000米（后改为最长900米），宽100米（后改为不超过45米），中间隔300米建一条防风林带，至六十年代中期，全场先后营造了52条、总长80公里的防护林带，对克服风害对农作物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场领导在地头作动员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解决农田排灌需要和改造盐碱地，农场领导下大气力狠抓水利建设，到1965年，农场先后靠人工开挖了东干河、中干河、西干河、小盐河，南北向干河4条，东西向支河38条，完成土方931·91万方，如果将这些泥土，按一立方米体积连接起来，长度可达9310公里，相当于我国黑河到三亚的往返里程。随着这些工程的相继竣工，初步完成了场内农田排灌系统建设，达到“百日无雨保灌溉，日雨150㎜不成灾”。

那时，大面积的盐碱地，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场领导和技术人员反复研究，利用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沟河，采取科学灌溉方法，逐年用雨水冲走土壤中的盐碱；从福建引进天菁、苕子籽种，在全场推广种植，既大大减少了土壤里的盐碱，又增加了土壤有机质，使农作物产量逐年提高，后来，这个经验还迅速推广到华北和西北相关地区，农场也一度成为全国绿肥籽种的重要生产供应基地。

丰收的喜悦

1958年，时任场长汤承裕，为了进一步扩大农场生产规模，有效解决与周边乡镇的各种纠纷，经过周密论证，专门向省政府呈上报告，将农场周边东滩乡的八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并入农场（简称场社合并），使农场面积一下子扩大到200多平方公里，耕地面积达到14万亩。这一重大举措，瞬间从体量上解除了农场经济发展的瓶颈，对农场后来发展规模经济、优化布局，打下重要基础，回眸农场七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当初场领导这一高瞻远瞩的决策，对于东辛农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那是具有何等重要的战略意义啊！

对于当年的这些老革命来说，从拿枪杆到握锄柄，这无疑是一个全新课题。为了尽快熟悉业务，做一个称职的农场领导，薛华甫潜心学习研究农业生产技术，从耕作制度、栽培技术、田间施肥、植物保护、良种繁育到土壤改良，几年之间，就写下了十多本笔记。这些笔记记录了他刻苦学习的艰难历程、充分反映了他与时俱进的拼搏精神，他坚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短时间内，就使自己从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到成熟的农场建设领导者，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心系群众的当家人

这些来自战争年代的领导，深知兵民是胜利之本以及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想着群众，设身处地为群众解决各种困难。

建场的第一年，农场领导一边建场，一边提着粮袋给群众发放救济粮，党委书记顾云如 那时他本身就得了“浮肿”病，却仍然坚持拖着疲惫的身驱，给困难职工送救济粮。在那异常艰难的建场初期，他们也和职工一样，节衣缩食，吃的是粗粮、盐蒿窝窝头，住的是茅草棚。

身兼农场场长的淮阴专署副专员刘锡九来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深情地对副场长陶鼎来说：一定要千方百计改善职工生活，因为建设机械化农场，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要干好这个事业，人才是关键，所以一定要以建好农场这个大局为重，只有想办法把生活搞好，才能留住人材，完成建设国营农场的光荣任务。自此，农场领导有了“尚方宝剑”，职工生活有了大幅改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场建设兴起，也对周围乡镇群众产生了很大吸引力，纷纷报名来农场工作。

副场长薛华甫分工负责农场基建和后勤工作，他不顾多病的身体，常年带领职工建食堂、建宿舍、建机库，到1960年，农场从原先只有三间草房办公室，逐步建了职工住房、食堂、车库、仓库、油库、澡堂、办公室、粮棉油加工厂、中小学；成立畜牧场，发展养殖业，成立林艺队，种植果树苗木，初步满足了职工生产和生活方面需要。特别是率先在苏北地区，参照苏联一级大修厂标准，建起一座拖拉机修理厂厂房，为提高农机化水平，提供了重要保障。

建场初期，农场人喝的都是又苦又涩的咸水，场领导当即决定在场部，人工挖出一个面积很大的水塘，夏天收集雨水，冬天收集雪块，努力改善饮水质量。对住在边远单位的职工，则定期用拖拉机拉着水箱，把水塘里的水送到那里。对中午在远处作业，不能回食堂就餐的工人，则让炊事员挑着担子，将饭菜送到地头。

农场领导每次到生产队检查工作，晴天骑自行车，遇到雨天道路泥泞，只有步行前往，到了中午用餐，则是走到哪里，就和那里的工人一样，吃用盐蒿种子做的窝窝头和胡萝卜稀饭。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场也和全国一样，很多职工因饥饿出现浮肿病，党委书记金汉章团结党委一班人，积极组织群众搞好生产自救，制定政策给每个职工，划出一分自留地种胡萝卜，以弥补口粮不足；发动职工开垦拾边地，养鸡养羊，搞好家庭副业；对老弱病残职工，每人每月发给一斤糖，一斤鸡蛋；有条件生产队，每月拿出一些大豆磨豆桨供应病号，使得全场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没饿死一个人。

困难时期，薛华甫家里人也是吃得高粱、地瓜干、胡萝卜、盐蒿种，个别病灾户到他家反映灾情，他就用自己的工资和粮票资助他们，他的家属有时难免抱怨，他却说：“钱是人民币，来自人民，再交到人民手里，才能心安理得”。

在平时工作中，场领导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和工人们吃在一起，干在一起，副场长周殿甫平易近人，工作中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被大家誉为“老黄牛”。

建场第二年，国家特地给农场分配了23位大学生，要知道当年一个县，每年能分到二三个大学生，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可见当时国家对农场建设是何等的重视。这些知识分子的到来，对加速农场建设，发挥了不可缺失的作用，场领导对这些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培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关心，先后发展多人加入党组织，及时把他们放到重要岗位历练，很多人后来因工作需要，调出农场到更关键的岗位，成为全国农业战线方面的中坚骨干。一对大学生夫妻结婚，由于他们的父母不能来参加婚礼，场长汤承裕便亲自担任婚礼主持人，代表他们双方家长，对他们表示热情祝贺并提出殷切希望，几十年后，这对夫妻回忆起来仍感激不已。

勤政廉洁的好品格

建场初期的农场各届领导，人人都保持着在战争年代形成的清廉作风，1955年之前，场领导和技术人员实行供给制，工资以大米或小米为计算单位，后来实行工资制，场领导和技工的工资相差无几。大家一起吃食堂，一起喝咸水，一起住草棚，一起干农活，干群关系十分融洽。

建场初期，场领导对国家投资使用处处精打细算，在费用开支方面舍不得多花一分钱，一心想把钱用在农场建设的刀刃上。副场长陈柏年身体不好，老花眼也很严重，为不耽误工作，急需配一副老花镜，但当时买一副老花镜要九万元（合现在九元），这对于他那点微薄的工资来说，是一笔很大开支，不得已只好打报告向淮阴专署申助，专署为此事专门研究，特地发文批准，他这才如愿戴上老花镜。至今回忆起这件小事来，仍让人感叹不已，这份专署的批复，现在仍然保存在农场档案室，当我看到这张泛黄的薄纸后，总觉得心里有一种隐隐作疼的苦涩之感。

五十年代，农场只有一台“吉斯”牌轿车，但却很少动用，运输主要依靠骡马车，副场长薛华甫到灌云开会，几乎每次都是用马车把他送到南城，然后再乘公共汽车去县城，有一次车队主动派车到新浦接他回场，却被他狠狠批评了一顿。他的儿子有一次偷乘农场车队汽车去新浦玩，违反了他一直交待的“不准占公家便宜”要求，回来后便被他训斥了一顿，并令其写出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再重犯。

这些农场的老领导，当年来场时大多属于县处级干部，但他们始终保持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的本色，场长周德之当时是15级国家干部，到农场后，每天凌晨都要背着粪筐外出拾粪，边拾粪边查看农作物生长情况，回家前再把粪倒在农场大田里，职工们看到后十分惊奇，都称他是“拾大粪场长”，他却笑笑说：“拾粪一可以积肥、二可以接近群众了解情况，三可以查看庄稼，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结 语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七十年过去，农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在欢庆胜利之时，回忆为农场初期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老领导，他们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心系群众的感人事迹，勤政廉洁的高尚品德，让我们久久难以忘怀，永远值得我们东辛人民世代景仰；他们用心血、甚至用生命，谱写出东辛灿烂的创业史，给我们提供了众多的启迪；时光如白驹过隙，虽然他们早已作古，但他们留下的众多精神遗产，是我们东辛人的宝贵财富；他们那种冰清玉洁、感人肺腑的品德和操守，炳如日星，光芒永照东辛大地，不断激励我们奋勇向前。

刊于2020年第二期《东辛文苑》，2020年8月建场七十周年论坛发言用）

六十年代的东辛农场场部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