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唐玄奘取经（重走玄奘大师西行之路）
百家讲坛唐玄奘取经（重走玄奘大师西行之路）职业：1973年出生于湖北黄陂。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北海禅院住持。曾任江西省佛学院讲师及常住堂主、教研主任、楞严班班主任等，先后教授《佛教造像》《戒律》《三字经》《弟子规》《楞严经》《入中论石门疏》《入中论》等。性别：男 ——题记姓名：明贤法师
2015年6月13日，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重走玄奘之路”主题讲座，明贤法师主讲
文字收录于《长江讲坛》2015年上卷
完成这个任务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工作，因为牵扯到心里对于人文、宗教的千丝万缕的探索，对于玄奘大师的缅怀，所以，对自己来说，重走玄奘大师西行之路的过程，要解决一个此时、此地、此人的问题。
——题记
姓名：明贤法师
性别：男
职业：1973年出生于湖北黄陂。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北海禅院住持。曾任江西省佛学院讲师及常住堂主、教研主任、楞严班班主任等，先后教授《佛教造像》《戒律》《三字经》《弟子规》《楞严经》《入中论石门疏》《入中论》等。
个人成就：曾编印《入中论》《应无所住》等论著，编著论书《僧宝论》，参与编辑禅宗工具书《禅七》，出版专著《入中论导读》等。2006年7月19日，与台湾慧在法师并肩前行，沿着玄奘大师当年西行求法的足迹，历时近5 个月，于2006年11月26日到达西行终点——那烂陀大学，把从中国带去的玄奘大师塑像、《六祖坛经》等圣物供奉到那烂陀大学，圆满完成“重走玄奘大师西行之路”的任务。
各位好！非常幸会。大家都能来，这让我感到高兴，也非常惭愧。我是湖北这片热土上长大的游子，甚至后来可以说对于佛法的理想，游荡的范围过大，最后在家乡“失踪”了。“失踪”了20多年，终于又有机会回到乡亲父老的面前，向大家作“重走玄奘大师西行之路”的报告，实在是诚惶诚恐，心里很紧张，也很惭愧。离开家乡是为了求道，而现在道业方面的修为远远不符合早先的理想，因此见到家乡父老，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
第一次在家乡向乡亲父老来汇报“重走唐僧西行路”这个活动，就如同2005年台湾名人李敖在访问大陆的时候谈过的几句话。他说：“不是还乡没有乡愁，不是近乡没有情怯，不是还乡没有衣锦，不是林黛玉没有眼泪。”2006年以中印两国启动“中印友好年”的因缘，我们有机会去参学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的这么一条道路。虽然早先心里有着很多类似的理想，但等到真正来参与、实现甚至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感慨。
带着“此时、此地、此人的问题”去西行
我们有这样的几句话来作个简单的概括：“不是豪侠，身无剑器；并非懦夫，何来泪痕？不是冒险家，敢问天下道；不是中天月，夜夜供佛前。”完成这个任务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工作，因为牵扯到心里对于人文、宗教的千丝万缕的探索，对于玄奘大师的缅怀，所以，对自己来说，重走玄奘大师西行之路的过程，要解决一个此时、此地、此人的问题。
此时的问题，此人的问题，此地的问题，一直是我寻找信仰乃至选择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记得早年归命佛教、献身儒家的梁漱溟先生，终身在追求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不停地转换角色，调整研究对象。就我个人来说，读了一些书以后发现，人生的很多问题都跟当下的这一切密切相关，如果这个不明白，那么可能很多事情的意义都不同，很多事情的意义都值得质疑。因此，此时、此地、此人的问题，也成了西行过程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黄心川老先生的问题：什么是玄奘精神？
2006年初春，当我们接受这个任务并准备出行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玄奘研究中心的黄心川老先生和我们有一次约谈。他知道我要参与这样的一个行动，于是给出了五个问题。他说：“现在‘玄奘大师精神’似乎是一个热门话题，我提出的这五个问题，你是要考虑的，你要在路上考虑，甚至于也要用你的信仰来作回答。”
第一个问题，玄奘大师所代表的“玄奘精神”到底是什么精神？我们为什么要纪念玄奘大师？我们说要发挥玄奘精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玄奘精神是什么？
这一个问题问得我当时一下子有些为难。因为在我的理解，玄奘大师的大多数精神可能是一位普通僧人的精神，同时又是一位中国僧人的精神，这恐怕也脱离不开中国人的品格和精神吧！那么中国人的品格和精神是什么呢？玄奘大师最重要的受人关注的一个事件是求法，求法精神是不是就是玄奘精神？于是心里的这个问题就铺开来了。
其次，黄老先生问第二个问题，玄奘大师对于中国佛教，对于中国的哲学思想，对于中印文化交流方面起了什么作用？我们如何评价这些作用？
我们知道，玄奘大师的求法过程使得中国在经典方面的传译变得完备。在他之前，去往印度求法的高僧前前后后有成就的大概有99位。那次谈话，黄心川老先生说，我是真正做过研究的，玄奘大师是去往印度求法的整整第100位集大成者，也可以说他是求法高僧中画句号的人。因为在他之前所有的佛教经典，经典里称为“深经尚壅”，就是深刻的经典还处在一个壅塞、无法化为现实作用、现实功能的时期。可是他求法回来以后，经典里面的记录就是“深经已备、人谋各有司南”，意思就是说深刻的经典都已经具备了。玄奘大师的归来，使得汉传佛教可以独立于儒道两家的道统和语言体系，自成为一个体系。
比如说在这之前要翻译“涅槃”，经典里只能借用无为、道这样的词汇，可是玄奘大师完成译经以后，“无为”和“道”这样的词汇就很少使用了。经典里就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提、涅槃等一系列词汇出现，这使得佛教的整个思想、语言、修行体系全部完备。这个工作是玄奘大师做的，他是一位集大成者。
这位把佛法拿过来进行了集大成的修行人，他给后世留下的是什么？就如同黄心川老先生的问题一样，中印文化交流当中他的求法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我们知道佛法、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之一，也就是说可能我们很多的思想行为都是受到佛教影响的，但是它关键性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个人理解，既然求法精神是玄奘大师的精神，是不是求法精神也影响了中国人的品格？是不是中国人有很大一部分对于正义、对于道、对于法、对于真理的追求精神跟玄奘大师的求法有关？这当然也是在西行过程中是要弄明白的。
黄老先生给了第三个问题：在当代的背景下，玄奘研究如何与中国的社会相结合？中国与世界的协作如何通过玄奘大师的研究联系起来？
这其实是更具备深刻意义、又更能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当前中国的国策，中央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说法，不都是人文精神和国际友好交流的体现，以及对于国家、对于整个人类、对于整个世界的一种责任感吗？从这个方面来说，玄奘大师的研究还真的是能够拿到世界各国面前，让人们都能够看到中国宗教文化之璀璨，中国人对于真理、对于大道追求的这种投入。看起来他的第三个问题又是一个值得展开并且要在整个过程中去完成的问题。
他提出了第四个问题：通过玄奘精神的倡导，如何加强与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佛教文化的交流和协作？
我们知道在东西方的文明相互增进交流了以后，差不多近百年的时间，甚至于有在我们的历史上出现了对于西方文化极大崇拜，甚至全盘西化的情况。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够重新为国人所认识呢？尤其是当前俗文化和雅文化相互脱节，大街小巷我们碰到的俗文化现象多半都还是舶来品，因为是舶来品就无法去提升它，因此俗就俗得无法改变。如果是要追求比较有精神内涵、比较不俗的生活方式，反倒只能孤芳自赏。这种情况下，玄奘大师的精神也许能够唤起一个根本性的触底反弹的作用。
这个价值很特殊。比如说在外交方面，我们看到尼泊尔发生地震的时候，有很多法师和佛教的僧团、救援队前往国外去拯救在命运边缘线上挣扎的人们。还有刚才所提到的“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文明互鉴”的价值。我想起太虚大师的一句话，他说：“由这众缘成故的关系，利害得失既不能独享，也不能独免。”环保问题如此，经济问题如此，食品的、饮水的、药品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哪一个不是这样呢？其实吉凶祸福谁也不能独免，谁也不能独享。在这种情况下，文明互鉴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个提示。
禅门说“以心印心”。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有心的，西方的心跟中国的心一样，西方国人的心跟中国人的心也是一样的，本质的心就是如此。比如说禅宗就是纯粹的佛智慧与纯粹的中国文化来的高水平的高度结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以心印心的过程。包括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如果没有以心印心的这样一个终极收获，恐怕什么样的文字都不是他满意的文字。真正让他感到是终极收获并且确认为真理的，一定是能够印心的，让他的心里觉得踏实，觉得真的是大道的。如果不能这样，他为什么有这种毅力在求法过程中乃至于在此之后，把汉语的典籍翻译成为梵文传向印度呢？比如《道德经》，他在第一时间奉召直接翻译成梵文，传到印度去流通。所以，这里的价值可以说是在西行过程中真正应该去思考、去寻找方法的。
还有第五个问题，在当代中国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玄奘大师？
中国人对于玄奘大师的认识多半来自于艺术和影视作品，夸张成分过大，对于真实的玄奘大师认识不足。这真是一个让人深有同感的问题。比如在日本，一休禅师特别不修边幅，他后期的行为准则方面一再地被人诟病，在行为上非常不吝，有的行为甚至是让世人唾弃的。可是我们看后期，甚至于我的很多同龄人小的时候都看过一休的动画片，那里所描绘的是一位多么有智慧、多么善良、多么人性化，又是多么让人喜爱的高僧的童年形象，可是在日本的时候他的真实情况却是那样的。
在中国，玄奘大师的求发历程被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对于玄奘大师伟大精神的解构是超过明清其它几部小说的。这位伟大的中华民族脊梁，这位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人物，被戏谑成为一个软弱、多疑、多是非，不能对事情进行正确判断的懦弱形象。如此懦弱猥琐的形象，怎么可以成为民族精神的代言呢？所以现在看起来，通过我们当年的那样一个行动，实际上有很多意义可以去实现。比如当年那个行动最终被定名为“重走唐僧西行路”。一开始定名为“重走玄奘大师西行路”，但是后来特意定成了“唐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不是我们也要来一个带有戏谑成分、娱乐化精神的参与呢？不是的。当时组委会有很多同仁进行了具体解释，说因为《西游记》对于玄奘大师精神的解构太过，在历史上，我们需要一个方式让这位具有民族脊梁地位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和精神重新再现，并且通过这个行动让真正的玄奘大师精神一步步被还原，还原真实的玄奘大师精神是主要的目标。于是这次的活动就渐渐展开了。
当然，黄老先生当时还提过一些具体的细节，比如说印度和日本对于玄奘大师的研究成果很丰富。在中国，人们对于玄奘大师知之甚少，可是在印度，小学五年级的课本上真的有“玄奘大师”这一课。当我们对于真实玄奘大师还很陌生的时候，印度所有的小学生都对玄奘大师耳熟能详、倍感敬意。玄奘大师的精神在日本的研究也有很多。
为什么要走出去？人文自觉以回归，文明互鉴以开新
这次谈话之后，我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虽然我可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呢？如果玄奘大师的精神是中国本有的一种高水平的精神境界，我们在本国学习不就可以了吗？
这里我看到过唐君毅先生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回教以及印度文明的一个比方。他说现在这个时代，人类应该把整个人类当成一个人、当成一体来看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已经到了可以把东西各大文化系统放在一个整体上来进行评论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可以走出自己文化区域思考的局限性，把整个人类作为一体来进行全盘观照，那么通过这种方式，东西文化这两个系统可以进行纵观和比较研究，互相取资以开新，最终呈现人文精神。他提倡人文精神重建，互相对照以资开新，就是帮助开辟更新的文化精神、更新的人类智慧。
不管是早期玄奘大师的求法，还是晚近很多文化大家的呼吁，都是在我们的人群里呼吁人的、人文的自觉精神来一步一步回归。唐君毅先生把四大文明进行这样归纳：
“对世界现存之四大文化系统，我们若作为一个整个人类精神之表现，或一个上帝精神之表现来看，则印度文化如上帝之右手，中国文化如上帝之右足，回教文化如上帝之左手，西方文化如上帝之左足。手之不落地，喻宗教意味重。足则实践实行之意味重也。对此上帝之二手，今不论。对此上帝二足，则左以喻一往直前，右以喻一步一回顾。由五千年人类历史，我们明明看见上帝之左足，由希腊、罗马、中古至近代，上帝之右足，由夏商周，历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分别依一二三之步伐，在东西半球上行走。但是左足右足，恒互不相知，各走各的的路，又是左右足互相踢蹴，互相藐视，而二足之形状与活动姿态，亦确不同。此不同，亦说之不足。此最大之不同，我可以一粗俗的比喻来说。我说此上帝之左足，如不穿履而指爪在外。上帝之右足，则穿履，重履践，而浑然全足。我看见此上帝左足之之爪，化为希腊人之矛盾冲突的悲剧，化为希腊人之锐利的科学哲学之理智，化为互相独立的希腊城邦，化为中古之上帝与魔鬼与异教异端的斗争，化为近代之抗衡对峙的民族国家，各种社会组织科学知识，亦化为四面伸指以攫取世界财富与土地而压迫其人民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我又看见上帝的神履，化为尧舜的垂衣裳而治，化为周公的礼乐，化为汉唐之充实而光辉及于世界的政治，化为对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佛教之融纳，化为爱惜回念其过去行踪的历史意识，化为搏合五万万人民之心为一之精神系带。然此回顾依恋之历史意识，亦僵滞住神足的前进。故我们可名此上帝之左足之成就，为“人类精神之分散展开”的成就，上帝右足之成就，为“人类精神之凝聚翕（xī）合”的成就。左足之病，在指爪不剪，而血流未已。右足之病，在浑然全足，五指未能畅伸。左足之病在伤人，右足之病在自伤。此可以喻中西学术文化之当谋互相取资以开新，夫然后上帝之神足乃能遍行天下，人类之精神之行程得日进无疆也！”
了解到这些以后，很显然互相取资以开新，就成为我对于走出去意义的一个新的理解。
走出去有什么结果？文化拿来与文化输出成为人类平等交流的重要方式
那么走出去以后最终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当时这个活动已经接近要展开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季羡林老先生特意为这个活动发来一个贺词，他的贺词比较简单，他说：“鲁迅先生称“舍身求法”的人为中国的脊梁，玄奘西行求法表现出中国文化中那种坚毅不拔的精神和面对世界的眼光。玄奘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重磅的评论。而后面有一段非常现实意义的说法。他说：“‘2006中印友好年’将使世界重新认识玄奘精神和文化传承的巨大历史遗产。‘重走唐僧西行路’将使新世纪‘文化拿来’和‘文化输出’成为人类文化平等交流的重要方式。愿世纪充满爱与和平。祝贺‘重走唐僧西行路’获得成功。”
这封信里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使文化拿来与文化输出成为人类平等交流的重要方式”。显然，在此之前老一辈的学者在关注一个问题：文化拿来成为习惯了以后，我们在忽略自己还有什么，自己原本会有什么，文化自觉的部分被忽略了。当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文化优越性的那一部分应该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变得盲目，最后来什么是什么，来什么跟什么。跟风赶潮的事情参与得多了，也就慢慢变得更盲目。梁漱溟老先生临终前的心愿是“架一座东西文化沟通的桥梁”。方东美先生也曾经这么说：“我的哲学品格，是从儒家传统中陶冶；我的哲学气魄，是从道家精神中酝酿；我的哲学智慧，是从大乘佛学中领悟；我的哲学方法，是从西方哲学中提炼。”很显然，老一辈的文化学者对后代文化发展寄托着非常深刻的愿望。
曾经有这么一副对联“明月清风各有淡，湖光山色两怡然”，老一辈对于后辈总是那样殷切期待。我想佛法应该是以传统造化人心的，如果不能造化人心，佛法在当代社会必然会边缘化。当然佛法更不可能成为各种玄术、庸俗追求的途径，因为那些不是佛法，跟佛法没有关系。
钱穆老先生早年曾经这么谈中华文化，他说中国的文化就好像是饮食入胃的循环过程。六祖慧能大师和朱熹先生是两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分别是这个过程中一“消”一“积”的两位代表人物。就像把饭吃进来那就是“积”，慢慢消化掉就是“消”。饭吃多了如果是在肠胃里不能消化，不能变成营养和精力扩充到四肢百骸，那渐渐也会成为负担。
玄奘大师积累了近400年的求法成果，成了集大成者。作为一位集大成者，在他的精神领域之上还有一个现实应用的问题，而禅宗在中国的立足、发展、弘扬成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见证。禅宗使玄奘大师求法的理想得到终极圆满，在中国真正被落实了。因此太虚大师晚年这么谈：“大一统之国家，中和性之民族，非统贯一切之道不足以尽其情，非圆澈一切之理不足以定其志。而就其知识思想言论之所及，必于变中求得其常，偏中求得其圆为满足。”他认为如果不是特别圆满、特别能够具备应用能力的智慧，儒、道这么丰富的文化底蕴不足以来进行投射，所以大乘佛法虽然重人间却不会过重人间，“下基无边众生，上仰最高佛陀，适救儒术之隘，足以充实国族之精力”。他对玄奘大师求回来的、慧能大师运化开来的大乘佛法做了这样的定位和评价。看起来我们的西行走出去的意义是特殊的，是要代表着中华民族如此伟大的玄奘大师和慧能大师，把中国文化的信息传递到印度去，于是当然就感觉到责任重大。
“念佛是谁”的终极启示：发现自我是人文问题，深刻发现自我是人文佛教
这个过程还在追究一个问题就是，我出家在一个禅宗的道场，平时的用功常常是参“念佛是谁”的话头。念佛是谁？在发现自我的功德的修行过程中，它跟中国文化的关联性到底在哪方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被我发现了，梁漱溟先生在临终之前谈到人类需要认识自己。他说：中国文化最大的缺陷乃在个人之永不被发现。没有“个人”，常常在“随缘”的过程当中。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发现自己恐怕不只是一个佛教的问题，它更是一个人文的问题。
太虚大师曾经说：“佛教问题即人文问题。”这是他的原话，在《佛乘宗要论》这些著作里都出现过。佛教问题实际是人文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佛法的信仰可能要解决一个我是什么、我是谁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还有时间去算命吗？还有时间去挟佛敛财吗？那是不可能的。
我想起了一个印度的舞蹈，六七十年代东方歌舞团即将成立的时候，周总理带着代表团去印度看过一个表演，叫作Ajanta，拿中国话来说就是阿旃陀。阿旃陀是印度南方一个非常有名的石窟，石窟的来历是这样的：
一个牧童在放牧牛羊，到了一座深山里，牛羊吃草他就去采野果子。结果他采了很多野果子，累了就睡着了。他的梦境中出现了很多的佛菩萨，又惊醒了。他醒了以后就去找，真的找到了一片石林，里面有诸佛菩萨的巨大塑像，他就把这些水果都供奉到诸佛菩萨的面前。之后他又累了，睡着了。睡着了以后，他居然看到所有的佛菩萨都变成了鲜活的生命，而且在空中飞舞，在他面前游走，甚至有的佛菩萨直接跟他打招呼，让他伸手过来，跟他拉着手在一起跳舞，享受他的果实。于是他坚信这些佛菩萨都是活在人间的。没多久他惊醒了，只看到了诸佛菩萨的石头塑像，于是他有了一个信念：这些佛菩萨就是以石头的形象来到人间的，他们虽然是神圣的，可是所有的神圣都一定有在人间的代表。他们不仅仅只是偶像，他们是神圣，是代表我们精神世界中最高水平的存在，要敬仰他们，于是他创造了舞蹈。这个舞蹈就是一直传承到现在的阿旃陀。
这是印度文明的一个共同的文化基础，不仅是佛教，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等宗教都共同享用这种文化基础。这个文化基础让人得到提醒，发现自己就是人文，更深刻地发现自己就是人文佛教。而信仰问题如果是人文问题的时候，它是不能拿来卖钱的。它是解决你灵魂存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它只能在你的心灵当中，在最神圣的地方被你供养起来，而不应该被量化、被拿出来运用。
为什么要走老路？热点文化中心随着文化古迹的存在而转移
这些问题一个个解决后，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走老路。有些人说如果是到印度，买张机票不就直接去了吗？何必要重新走一遍呢？这点我有了一个这样的答案，就是热点的文化中心随着文化古迹的存在而转移。
我们相信历史，历史存在，历史的资源、历史的精神就存在。比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就是因为万松行秀禅师圆寂了以后，为他建了一个砖塔，有很多人在砖塔的周边替他守塔，这些人后来形成了一条普通的胡同，变成了稳定的住户，这条胡同叫作“砖塔胡同”。后来北京的城市规划都是依这砖塔胡同来进行的，所以北京是胡同文化，原来是因为这一高僧的砖塔。这是一个很鲜明的例证。
还有上海的静安寺就是上海静安区的来源。在上海内环的黄金街区中心只有这么一个三国时期就已经建起来的静安寺。包括我们武汉现在的归元寺、宝通寺和莲溪寺，这些早年也是在郊区的，现在都变成中心了。那么，西行路上那些文化古迹的存在，自然也还是会成为文化中心的，我们首先要去巡礼。
启程：以一位和尚的心情去西行
当然也有人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怎样的心理准备去西行？这是在启程的时候一位记者提出的问题，我用一句话作了回答——我要以一位和尚的心情去西行。
于是，所有这些准备都结束了以后，我们开始了西行的行程。7月19日，我们正式发足。在西安开始行走的时候，第一天只有20几公里，第二天30几公里，但是这两天时间就已经使自己脚底下有血泡了。不过因为有了一些具体方法，我们可以坚持下去，比如说在往前行走的时候要准备军用裹腿，把它缠在僧装里面，从脚趾一直缠到膝盖，这样能让自己走更远的路程。如果出现血泡、水泡这样的情况，就要头天晚上休息之前把它刺破，脚要一直伸在被窝外面，把它晾干，到第二天就能下地了。这样一些经验在行走当中不断积累。
出发之前还有近一个月关于户外生存的训练，有户外活动的专业教练来教我们一些办法，掌握了不少户外生存的技能。比如如果实在没水了，该用什么方式能够取到水，沙漠里面怎么取水，在岩石地带怎么迅速地通行，还有在极为寒冷的地带怎么生活等，这些方法都是非常实用的。
最终的启程，我们带了四样东西，除了玄奘大师的塑像，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以外，还有两样是跟禅宗有关联的，一部《六祖坛经》，还有一份就是禅宗的五家法券。这五家法券和《六祖坛经》现在都一直供奉在那烂陀大学玄奘大师纪念馆里。玄奘大师的塑像是这样合成的：我们之前花了很大的精力让台湾的慧在法师在阿里山和日月潭分别取了水和土，我这边就去了炎帝陵和壶口瀑布取了水和土，这样和合塑造了玄奘大师的像。烧好了以后制作成三尊：一尊给台湾，一尊留在广东，一尊带到了印度，成为我们对于那烂陀寺的赠礼。
经历了有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到达了那烂陀寺。那烂陀寺的寺院遗址只开发出了一小部分，以现在印度的发掘能力可能还需要挖掘100年左右，那烂陀寺的全貌才能出现，已经出现的这一小部分就有两平方公里左右，这已经是非常大的规模，可想而知当年的那烂陀寺宏伟到什么程度。
如果从另一条线索来了解我们这个活动，就是2006年的“中印友好年”。2005年的4月，两国政府议定2006年为“中印友好年”，2006年中国拟定将修缮在印度的玄奘大师纪念堂。我们这次的西行其实有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敦促在印度的玄奘大师纪念堂的工程向前推动。玄奘大师纪念堂是由周总理倡导，中印很早就议定的一个工程项目。可是印度的社会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从20世纪70年代就启建动工的玄奘大师纪念堂工程，到我们2006年启程的时候还没有结束。最终着急了，从中国空运各种材料往印度，从古建的钢筋水泥构建，到工程技术人员，一直到施工，乃至于每个铁钉、铁丝都是从中国用飞机空运过去的，所以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在我们年底到达的时候，这个工程完成了。
在众目关注下一路前行
我们这次行走，早期从广东出发一直到西安的这个过程，多半是体验式的，是锻炼过程，中间并不是每一个部分都是硬性的行走，走一部分就坐一段车，包括路上还有水灾的灾区，到这些灾区我们还花出时间去赈灾。到了西安以后，从大慈恩寺开始就是每天持续不断地向前行走了。玄奘大师去印度求法的那一次，从西安到那烂陀寺中间的时间用了有三年多，而我们的这个行程是完全限定时间的。因为到了12月20日要跟到印度去的中国代表团会合，并且要进行玄奘大师纪念堂的落成典礼，因此限定路途当中不能有一天休息，不管出现什么特殊情况，生病也好，崴脚也好，天天只能往前走。我们知道，比如在龟兹，龟兹有好几个大寺院，玄奘大师都休息了很长时间，花了三个月在当地讲经、疗伤、准备物资等。我们就没有这种待遇，只能够硬着头皮走。差不多每天都是天亮之前出发，而不能在日出以后出发，日出以后出发太招眼，也容易带来一些新的障碍，于是天还是黑的时候，就一定要开始走了。每天的宿营就只能是到了11点左右，因为太早了也会招来一些不明人士的围观。当时这个行动，媒体的推动和介绍面很宽，尤其还有电视台的跟踪报道，每天的专题片虽然时间不长，每天四五分钟，但是沿途的人都能够看到。所以从西安出发了以后，我们就尽可能自己想办法回避各种群众的围观。
这是一次从中国到印度的特别长途的旅行，我和慧在法师之外，当然时不时会来一些媒体的记者朋友，他们有相关的新闻报道的任务，有时候也会跟着走一段时间，跟着走的时候，我们互相还能有所沟通。因为有电视报道，就使得这次行动开始产生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说让其他更多人了解，最大的压力就是家乡的人通过电视可以看到，尤其是家人——母亲还有其他的亲人。因为自己出家了以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平时是不轻易去惊动他们的，他们也很少了解我的出家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此前也见过一两次面，但都很短暂，因为生病等原因，去看望一下马上走了。出家这件事情跟家人之间获得很好的沟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价值观不一样。出家这件事直到2006年的时候都还没有获得家人的谅解，母亲见到了还会说，你是一个心狠的孩子，你什么时候要回来我们还是有准备的。这让自己尤其紧张。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们了解太多，尤其是路上还有一些复杂的情况，万一让他们担心呢！可是不管怎么躲，也是躲不掉的，经常收到问长问短的短信。
我们在西行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从来不面对镜头，但是我们那一次是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宗教文化的国际交流活动，所以是有很多镜头要对着我们的。要习惯怎么说话，要习惯不能紧张，要习惯希望别人来信佛的意愿表达要变得理性，不能什么时候都强势地用你的信仰框定别人，这些要约束自己，所以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
一脚踏至边境线，万年冰川脚下行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路上真的有艰难险阻。
记得有一次在新疆靠近吉尔吉斯斯坦的地方，如果过去了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界，翻越葱岭凌山就到碎叶城。我们知道碎叶城是李白的故乡，其实现在这个地方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境内，不属于中国。我们那一次就走上了葱岭凌山通往碎叶城的一条道路，不知不觉就走到边境线上了。一到那个地方，就觉得出奇得冷。冷到什么程度呢？从地面的情况来看，都是正常的土壤，甚至还有一些枯草在上面。我们认为只要是有土壤的地方就不应该太寒冷，可是上去了以后，拿着拐杖的手马上就没有知觉了，紧跟着脸都没有知觉了。整个脸都没有知觉的时候，耳朵就不敢碰，怕万一一下子冻住了，轻轻一碰把它给碰掉了。往前慢慢走，突然一下看到前面有边防连的哨兵。这是边境的一个边防连的驻扎点。
我们就向哨兵询问情况：我们这儿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了？他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边境线了，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这里平时任何人都不会来的。我们说：有西行的任务，我们是“中印友好年”的西行代表。哨兵就跟我们介绍：再过去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境地了，你们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们就问：为什么这里这么冷呢？他们说：我们这个地下就是万年不化的冰川，上面的土壤只是很薄的一层，因此容易造成假象。你们上来了如果说稍不小心，可能这条命就丢在这里了，如果晚上你们在这一带任意一个地方休息，很有可能躺下第二天就起不来了。
于是我们赶紧查《大唐西域记》，最后发现《大唐西域记》上面所记载的葱岭凌山是玄奘大师遭遇最大一劫的地方。本来过了高昌国，高昌国王给他很重要的补给，很强大的骆驼队，很多的金银珠宝，服侍他的人员、随从也有很多。可是他遇到了一个问题。到了葱岭的时候，在凌山地带晚上露宿，骆驼都躺下了，人就依偎在骆驼的旁边，马也在那里歇着不动。玄奘大师没有休息，前后去检查这些骆驼队，然后到了队伍的中间段，大师就坐下来盘腿打坐，等待第二天的天明，他没有休息的意思。可是到了第二天起来，他推身边的人，前前后后都推个遍，没有一个能起来的。不但人被冻死了，连随行的骆驼和马匹也全被冻死了。
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我们不禁一身冷汗，紧跟着就问边防连的战士我们该怎么办？他们说赶紧到我们连队来吃点饭，吃点热东西。到了连队以后，我们就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有一位卓连长向我们介绍，说现在的边防连的人数比以前要多很多。我们也给边防连的战士们题写了“世界和平”的祝福语，后来才离开。
无人风口、崴脚巨石、白毛迷雾、夺命流沙的生死考验
除了凌山这样一个险境以外，我们还经历过大风大雪的险境，尤其是在吐鲁番盆地的周边。吐鲁番盆地的外面有一个叫作达坂城的山口。达坂城就是王洛宾写那首歌的那个地方，那是一个相对高的地理位置。从达坂城向吐鲁番前进，会有一圈天山山峰，最高的地方可以到6000多、7000多米这么高。从吐鲁番盆地进去了以后，盆地里面最低的地方是海拔线以下的。这样一个高度差，整个有7000多米。因为跨度的原因，会导致大气回流，外面高冷的大气要进入到吐鲁番盆地里面，进入到低的地方，它们要找一个没有被围住的口子吹进去，这就形成了一个风口。这个风口常年都没有办法通行，只有专业的国家探险队可以进去。那个地方6、7月可以走，10月份不能走。我们到达那个地方已经是10月底、11月份了，所以事实上我们踏入了一个无人区，而且是极其危险的，基本上进去了就很少有人出来。
进去了以后，迷路的原因也导致我们在雪峰的左右盘旋，绕了很长时间，三天多都还没有出来。在这个期间，有的道路就被封死了，因为有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高昌国被灭以后，这条路线上再也没有行人了，很多巨石落下来，也没有人去清理。我们在巨石上跳来跳去，往前面蹒跚地走。因为石头是滚动的，所以跳到前面一块石头上的时候，没法固定它，可能石头一滚，就崴了脚了。当时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天，从上午到下午的时间，我们都在山沟里跳石头，有非常大的石头，有特别小的石头，有圆的、扁的、三角形，各种各样的石头。跳到石头上去，石头一滚崴脚这样的情况我经历了17次。那么从石头里把脚拉出来就只能采取新的办法，因为崴了以后，脚就肿起来，整个脚生疼，不敢落地，只能够重新解开军用裹腿，然后从脚趾头一点一点缠，一直缠到膝盖以上。这中间要拉得特别紧，把这些肿的地方又给重新缠回去，使整个脚没有知觉了，就可以落地。
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呢？因为已经走了这么长的时间，如果往回退可能是死路一条，往前走还有希望，所以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不能打退堂鼓，还得抓紧了继续往前。如果是脚又崴了，那就重新抽出来，从石头里拉出来以后重新绑紧了，再往前去。这样终于到达了雪峰的底下。我们的防寒帐篷最高的防寒极限是零下5度，可是雪峰底下到了晚上温度达到了零下40多度。所以晚上我们是不能睡觉的，只能坐在小帐篷里翻来覆去，把包里能清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拿出来，一件衣服搭左肩一件衣服搭右肩，滚过去转过来，总而言之折腾一晚上人不能停着。天蒙蒙亮就又开始继续向前了。
记得爬最后一道雪峰的时候，当时的状况是这样的，到了那个雪峰顶上，连片的“白毛雾”随时袭来。这种白毛雾，我们后来查了资料才后怕不已，原来它在当地是一种致命的雾，如果在山顶上谁要是遇到了，基本上是活不了的。因为白毛雾里面包含有大量水汽，这些水汽随时凝结成为冰雪，来了以后整个人马上就伸手不见五指了，前面后面的人也见不到。喊法师，法师能够听见声音，能回应，但看不到人，隔这么一点远都看不到。然后这个雾就会迅速地在人身上凝结起来，表面的衣服都成了白色，都冻起来了。后面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状态，就是衣服是在外面的，身体是在里面的，在身体和衣服的中间会形成一层冰包裹起来。这一层冰会越来越厚，整个人如果是完全不动，那就会被迅速凝固住。这段时间的汗水流出来也是在帮助它结冰的，汗水一出来马上就结成冰块，所以浑身上下都是冷冰冰的，没有水，水壶里的水已经凝固住倒不出来了，只能捧着冰雪吃。
在白毛雾的期间，有一段大概两百米的距离，斜角是一个斜坡，大概45度角这样子，这不算很陡，距离也不算很长。我和慧在法师在这一段距离里，用了大概有两个多小时，因为走不动了，就只能一点一点地往前挨，甚至于撑着手一点一点往前爬，爬一点就歇口气。两个多小时之后终于到了山顶，结果一下子迎面的巨风猛地吹了过来。当时的这个风力，我自己预估应该在10级以上，因为所有的冰雪、浮土、野草都已经吹干净了，只有那种特别坚固的带棱角和脉理的岩石还存在，我们就抠着岩石慢慢爬起来。等到把这一段爬过去，高昌国的这段行程才算是最终走过去了，所以也算是经历了一部分在大风里面的危险。
沙漠里也有危险。沙漠里平均的气温是60多度以上，我们的僧鞋多半是橡胶底的，所以踩到沙子上面去，橡胶底马上就变软了，再往前走就是水的消耗量特别大。一般情况下，一瓶水走一两个小时就喝掉了，而且喝掉了身上感觉不到会出汗，其实是一直都在出汗，因为汗水一出来马上就被收干了。沙漠里有一种比较危险的蛇，如果一不小心踢到脚上，猛蛰一口，就有可能会致命。其次，在沙漠里会遇到流沙。流沙表面上的沙堆看起来是固定的，但是脚一踩上去，底下的沙是活动的。底下的沙子迅速向下吸，脚吸进去了以后，就会一步一步把整个人都吸进去，可能就会死在里边。这种情况我碰到过，但是还算幸运，脚给拉回来了。
其他的情况就是比如说在碎石山，有比较陡峭的地方要通过，类似的状况就多了。整个路上我们不能够完全按照理想的方式去落实，因为以前玄奘大师走过的这些路线，从河西走廊到西域的这些地方绝大多数是水草很丰美的，因为当时这是一个经济交流的主要通道，有人居。而我们去行走的时候很多都变成了无人区，环境也被破坏得很恶劣，无法复原，甚至于有的路段被切断了，我们就只能绕道而行。
天长地久的戈壁滩与西域“天堂”的坎儿井
整个西行的过程，到了甘肃出境进入新疆，我们发现前面的路径又有一个很大的改观。甘肃和新疆的交界处叫作星星峡，这里的居民离着这个关口都非常远。在星星峡外面甘肃的这一带，被新疆人称为“口内”，甘肃那边称为口外。过了星星峡之后我们才真正体验到玄奘大师他所记录的西行的一种表述方式。
在《大唐西域记》里，真正进入焉耆国有一个这样的表述方式。之前只是说过一日、过半日又遇到了什么情况就有所记录，过了星星峡以后玄奘大师记录的天数的量次都变了，变成又一月、又半月，最少的量次就是又七日。一开始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玄奘大师这样写，可是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就知道了真的要这样写。首先，从星星峡这个地方朝着前面一直看过去，垂直方向有一条横着的山脉是深青色的，这条山脉的顶上有一条细细的白线，应该是山上的白雪。山的方向是横着的，而我们的这条路是垂直的方向，垂直距离往前走应该不会绕路了。
我们就往前面进发，记着中间的里程，有段时间我们记了大概有接近400公里，再往两边看，两边的戈壁还是一模一样的，居然发现深青色的山脉没有升高的意思，走了几百公里还是那么高。我们就知道玄奘大师为什么那么记录两边的戈壁滩了，不变的戈壁滩今天如此、明天如此、后天如此、大后天如此，前面的山也是今天如此、明天如此、后天如此、大后天如此。我想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说，如果遇到这个情况，是应该兴奋呢，高兴呢，还是说绝望呢？当然我们在这个问题面前，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回顾玄奘大师当年是如何西行的，玄奘大师用这种记录的方式其实已经表达了他当时的所见所闻。
进入了新疆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新疆不像内地，佛教寺院这么多，这样的活动场所属于佛教的是相对少的。去到新疆就有很多的回民穆斯林。我们到焉耆这个地方的第一天晚上，深夜两点钟的时候，门被“咚咚咚咚”很急切地敲开了。我打开门一看，一群老居士涌了进来，这些居士就劝我们，说法师啊你们还是把僧衣脱了吧！我说怎么来劝我们脱僧衣啊？那些居士说因为这里是穆斯林很多的地方，现在法师在这里的安全我们要考虑，说不定走着走着就遇到危险了。我们感谢这些居士的善意提醒，但我们出家人肯定还是得这么走过去。
往新疆的纵深走去，我们深刻体会到一点，在西域生活的人们，他们自有他们生活的智慧。比如天山的雪水很多，每一年都是到了太阳最大的时候雪水融化得最多，往下流得最多，于是新疆人就开始在雪水要流下来的地方做地窖，叫作“坎儿井”，把雪水引进来，一直引到他们的瓜地和周边。坎儿井全部的里程加起来能够绕着地球好几十圈。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天堂”的自称，就说我们生活的地方是天堂。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阴天的时候太阳不大，天山的雪水就不化，而阴天的时候瓜地不需要浇水，所以就没有水来。太阳大的时候因为烤得厉害，所以需要的水量多，在这个时候刚好雪水都化了，流过来浇地。所以新疆老百姓的生活很惬意，他们不怎么劳动，可是瓜地都按时地被浇水，而且瓜果梨桃味道都特别甜美。
从新疆往前面去，一直到后来的这个红旗拉甫等地方，从自然环境上来说，看起来是比内地要枯竭，绿色相当少，一旦有了绿洲，就会非常令人兴奋。但同时缺少绿洲的人自然也有缺少绿洲的活法，他们生活得很快乐。从新疆能走的地方走出去，到后面我们就申请去一些当时关系比较紧张的地方，比如像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些。这些地方的行程就特别危险，压力也很重。
天竺圣地抚今追昔，那烂陀寺继往开新
直到后来进入了尼泊尔，尼泊尔到印度是可以直接走路通关过去的，而且像佛陀的圣地，从佛陀出生的尼泊尔境内到佛陀生活的故国，只有几十公里，完全可以走路过去。在这两个国家时，真为自己是一个中国公民感到高兴、感到自豪，尤其是在尼泊尔。尼泊尔是欢迎中国的公民在那里使用人民币的，人民币比印度卢比值钱，而且还好兑换。尼泊尔人好客，特别喜欢中国人。
从尼泊尔去往印度，进入印度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印度更加多元一些。北方的比哈尔邦和北方邦，是印度最贫困的地区，但是这两个最贫困地区的经济来源有多数是佛弟子去参礼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帮助。印度还有一些其他宗教，有一些大乘佛教活跃的地区，有小乘佛教活跃的地区，那就得往印度的纵深——很南方走了。
我们到达那烂陀寺的时侯，刚好那烂陀大学个校长潘德博士，还有那烂陀寺现有的僧侣接近两百多人都一起来进行迎接，我们还共同做了一个庆祝活动。那烂陀寺目前在印度是以一个大学的形式在进行恢复，印度有这个决心让佛教重放光彩，因此给那烂陀寺批复了很大规模的土地。可是批复了以后的建设非常缓慢，目前来看，建得最快的就是玄奘大师的纪念堂。
印度天气比较热，那烂陀寺的僧侣目前虽然只有两百多人，但是佛法的整体研究水平非常高，我们有非常短暂的交流，就知道他们现在虽然时间不长，实际上已经获得了很多的佛教研究成果。那烂陀寺的恢复和发掘还在慢慢向前推动。那烂陀寺的周边有尼连禅河，还有牧羊女供养释迦牟尼佛的地方，还有牧羊女村。尤其是牧羊女村，我们去的时候还在进行挖掘，把面上一尺多的浮土挖掉，挖开了以后，里边都是建筑。我们问为什么只有这么高的一层土？当地的考古人员就说，当年外道军队来的时候，要破坏佛教的信仰，要制造印度地区的混乱。这里的民众得知第二天军队要来，头一天全村出动，担土来把这个佛教的遗迹给掩盖起来，一天之内一座土山就出现了，等到其他的外道军队来的时候，想来毁灭这些佛教的遗迹就毁灭不了。
金刚座也是这样的。我们后来去了解金刚座，金刚座那个地方整体高度至少有四五十米，进去了拜完佛出来真的像湖北的老话“把帽子看掉了”那样陡。可是在当年这么陡的一个地方一夜之间形成了一座土山，这座土山都是在当时佛教被摧残前的头一天晚上当地的民众开始动工，一夜之间形成的。所以后来在叛乱过程中这个地方就被保护下来了。
我们又到了佛陀降生的地方，当时正好有一位研究佛陀降生遗迹的印度籍专家正在那个地方讲他们发现佛陀落地时的过程。有很多人否认大乘佛法记载的佛陀落地的这么一个过程，可是经他们的考古发现，佛陀真的是由右胁降生，而且在无忧树下直接落在一块石头上面。不只是确证了这一点，而且还把佛陀落地的那块石头——脚落下以后那块石头上很大的脚印给找出来了。这些相关的证据都收集齐全，佐证了佛陀当时的那一段历史。
为什么佛教在印度遭遇那么大一个劫？我们从专家的口中得到了一些相关的信息。比如说有一份资料显示，那烂陀寺当时比较富裕，而周边的老百姓生活很困难，民间有的诗就反映了这个情况，说僧人僧房里的酥油都流出来了，流到沟里都没有人管，老百姓却没有饭吃。这样就使民众很愤怒。当时以那烂陀寺为首的四大寺院拥有印度60%以上的财富，最后导致了一些事件发生。所以，寺院是一个聚集智慧的地方，而不是一个管理财物的地方，如果变成了一个财富的管理所，那么就不再太平。
相关的感想当然还有很多，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不跟大家多汇报了，以上所讲的这些有些语无伦次，希望大家谅解。我曾经写下过这么一段话，对这个西行的活动进行总结：“代表东方信仰的佛教，在我国新经济时代的今天，必将为我们的新中国提供完好的宗教伦理。当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在西方大行其道的此时，全新的资本经济精神和佛教的伦理必然也将在东方闪亮登场，而使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开辟新天。”
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