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遗物一个黑皮夹子，周恩来遗物一个黑皮夹子

周恩来遗物一个黑皮夹子，周恩来遗物一个黑皮夹子这不是邓颖超第一次给侄女周总理的遗物，实际上半个月之前，邓颖超就让工作人员整理出了十份周总理的遗物，分别给了包括周秉德在内的家族亲属，当时周秉德得到的是周总理生前所穿的几套中山装，和一件毛巾睡袍。“秉德，这是你伯伯的一件遗物。抗战时期，我们在国统区工作，你伯伯如果拿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只好把党的重要文件放在这个小皮夹里。那时工作环境险恶，特务横行，所以这个小皮夹一直贴身放在你伯伯身上，十几年如一日。进城后，就一直放在你伯伯的保险箱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做个纪念吧。”这一天，周秉德走进西花厅的时候，邓颖超正坐在屋里沉思，手中是一个陈旧的黑皮夹子。图：周总理、邓颖超和周秉德三姐弟看到周秉德进屋，邓颖超放下皮夹子，站起来伸出双手拉着周秉德挨着坐了下来，然后又拿起那个皮夹子，说：

1976年5月24日，周秉德下班之后并没有急着回家，而是直接上了103路电车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她是要去看望七妈邓颖超。

自从周总理病逝之后，西花厅顿时沉寂下来，连满树的海棠花都无法让人展颜一笑，工作之余，邓颖超总是会陷入悲痛和沉思中。

作为周总理夫妇关系最为密切的晚辈，周秉德深知七妈的痛苦，所以时不时就去西花厅看望邓颖超。

这一天，周秉德走进西花厅的时候，邓颖超正坐在屋里沉思，手中是一个陈旧的黑皮夹子。

图：周总理、邓颖超和周秉德三姐弟

看到周秉德进屋，邓颖超放下皮夹子，站起来伸出双手拉着周秉德挨着坐了下来，然后又拿起那个皮夹子，说：

“秉德，这是你伯伯的一件遗物。抗战时期，我们在国统区工作，你伯伯如果拿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只好把党的重要文件放在这个小皮夹里。那时工作环境险恶，特务横行，所以这个小皮夹一直贴身放在你伯伯身上，十几年如一日。进城后，就一直放在你伯伯的保险箱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做个纪念吧。”

这不是邓颖超第一次给侄女周总理的遗物，实际上半个月之前，邓颖超就让工作人员整理出了十份周总理的遗物，分别给了包括周秉德在内的家族亲属，当时周秉德得到的是周总理生前所穿的几套中山装，和一件毛巾睡袍。

时隔半个月，周秉德没有想到七妈又给了她一件遗物，听了邓颖超的话后，周秉德知道黑皮夹子是一个很特殊的遗物。而邓颖超将这个黑皮夹子送给她，这让她受宠若惊。

不过周秉德并没有直接伸手去接，她看出邓颖超还有事情要做。果然，邓颖超打开黑皮夹子，从中抽出三封信。

三封信纸已经发黄了的信。

都是周总理写给邓颖超的，只不过因为一些原因，这些信当年都没有发出去，后来见到邓颖超之后又没有再拿出来的必要，所以就一直珍藏在黑皮夹子中。

这三封信都是周总理在三四十年代写给邓颖超的，其中一封是周恩来在苏联写给邓颖超的。

1939年7月，周恩来从马背上坠落造成右臂骨折。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因此周恩来九月份到苏联去治疗右臂，手术后不久，周恩来就给邓颖超写了这封信。

还有两封信是转战陕北的途中，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也是因为一些原因并没有寄出，但还是被周总理保存了下来，并放在黑皮夹子中，随身携带。

邓颖超将这三封信的过去都讲给了周秉德，这是周总理写给邓颖超的信，虽然当初没有寄出，但属于邓颖超，所以她并没有将这三封信也留给周秉德，而是将信取了出来，然后把黑皮夹子递给了周秉德。

周秉德接过这个黑皮夹子，当着邓颖超的面打开，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但周秉德还是在里层发现了一张照片。

图：周恩来的黑皮夹子

一张已经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的人，周秉德是既熟悉又陌生的。

熟悉是因为照片中的人就是她的爷爷周贻能，陌生是因为周秉德从未见过周贻能，她所有关于爷爷的认知都是来源于父母和伯伯、七妈。

周秉德看到这张照片很是激动，脱口而出：“这不是我爷爷的照片吗。”

说完看向邓颖超，不过邓颖超并没有回应侄女，她似乎陷入某个回忆中，也可能只是太过疲乏，神情有些悲伤。

周秉德原本想问一问这张照片有没有什么说法，尤其是她看到照片的背面还写着“爹爹遗像”四个字。

这让周秉德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照片似乎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要不然，周总理为何如此宝贝这张照片？

周秉德知道伯父孝顺，她虽然没有见到伯父孝顺爷爷的画面，但却知道建国之后，伯父是怎么孝顺刘爷爷和八奶奶等人的。

但她还是想象不到，伯父和爷爷之间究竟有怎样的父子情深，能让伯父在爷爷去世之后，将爷爷的照片珍藏在随身携带的、用来放重要文件的黑皮夹子中，又在建国之后珍藏于保险箱中？

又或者，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故事？

这些疑问，周秉德不愿意去打扰邓颖超，如果七妈愿意主动说，那她就会听，如果七妈没有主动去说，周秉德也不会问，问就是一场回忆，一场可能的不可承受之重。

但周秉德还是很想知道周总理和周贻能之间的故事，所以她后来多方打听，知道了这张照片背后的很多故事，也知道了周总理藏在心中的痛苦与悔恨。

周恩来是周贻能的长子、周起魁的长孙，他出生的时候，周家实际上已经没落了，就在周恩来出生的前一年，周起魁去世，他生前在淮安做过地方官，但不事生产，除了住的大房子外加城外的寄出坟地，也就没有什么产业了。

所以周起魁去世之后，周家就不可避免地没落了，虽然他生了四个儿子，但老三是个偏瘫的残疾人，老四常年生病，娶了媳妇没多久就去世了，老大（周贻赓）和老二（周贻能）都在外地谋生。

图：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

家族的担子在周恩来的生母和嗣母去世之后就压在了十岁的周恩来身上。他开始当家，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等等。

那么，周贻能这个父亲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周贻能曾考过秀才，后来捐了一个“国学生”和“主事衔”，周起魁去世之后，他就离家在外谋生。

他虽然是个读书人，但为人忠厚老实，不善言辞，能力也不强，所以在外谋生的时候，做过打杂的、当过门房、幕僚、家庭教师等等， 每一份工作的工资都不高，工资最高的时候没有超过三十块。

如此的收入减去他自己的日常开支，已经是所剩无几，所以能给家里捎回去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当年周恩来的母亲万冬儿去世，周贻能甚至都拿不出钱办丧事，只能将万冬儿的棺木暂放在一个庙里，一直到1935年，他才终于攒够钱让妻子入土为安。

他既无法在家中承担起大家长的责任，也不能为家里寄回足够的钱财用于家庭的开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这个父亲确实并不那么合格。

十一二岁的周恩来就在家里靠着借债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那样的生活实在不好受，好在这种生并没有持续太久。

1910年，远在奉天的大伯父周贻赓让周恩来去东北生活和学习，在东北生活了三年之后，周恩来又跟着周贻赓到了天津生活。

在天津，周恩来考进了南开学校。

可以说，是周贻赓将周恩来从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拉了出来，后来周贻赓又将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弄到身边学习。

而在这个过程中，周贻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透明人，他尚且自顾不暇，又如何照顾自己的儿子呢？

但周贻能纵然无法生存于官场之上，但他并非懦弱之人，尤其是周恩来参加革命之后，周贻能开始真正关心儿子，他在东北一带时刻关注周恩来的动向，从报纸上寻找周恩来的蛛丝马迹。

图：周贻能

1927年，上海四一二事件之后，党的处境非常危险，随时面临被捕被杀的情况，他们不得不转到地下去工作。

周贻能从报纸上知道这件事之后，赶紧辞职跑去了上海，和周恩来取得联系之后陪在儿子身边，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替周恩来做些联络工作。

一直到五月底，周恩来要离开上海去往武汉，而周贻能则回到吉林又找了一份工作谋生，继续关注搞革命的儿子。

1930年，周贻能再次从报纸上看到了周恩来的消息，知道周恩来在上海的处境很是艰难，尤其是到了1931年的1月，上海的很多党员开始陆续被捕、被杀。周贻能又放下自己的工作，跑到上海去。

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敌人在上海都找不到周恩来，为什么对上海并不熟悉、和周恩来也没有事先商量的周贻能能在上海找到周恩来？

其实，周贻能到上海是有固定住处的，即上海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的一座三层楼房，这是周家二房周恩寿的家，周恩寿是周家恩字辈最小的一个，是七房周恩来最小的弟弟。

周家二房和七房素来关系紧密，所以上海的周恩寿家，就成了周恩来的一个隐蔽据点，也成了周贻能找到周恩来的一个通道。

1931年2月，周贻能再次到了上海住进了周恩寿的家中，他到了上海之后，上海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尤其是四月份顾顺章的被捕让周恩来等党员的处境更加艰难，因为顾顺章被捕之后很快叛变了。

他原本就是周恩来的部下，掌握党的很多资料，他的叛变对党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他不仅出卖了不少的党员，更是在《申报》、《时报》、民国日报》等上海各大报纸上刊登缉拿周恩来的紧急启事，而且还是重金悬赏。

周恩来不得不深深地隐蔽起来，并且继续在严酷的环境中领导上海的党组织进行斗争，在此期间，他和邓颖超曾数次住在周恩寿的家中，而周贻能也力所能及的做些联系工作，并为周恩来作掩护。

等到周恩来将有关同志妥善安置好、有关事情处理好之后，也在12月份离开了上海，去往瑞金和毛泽东会合。而周贻能也离开了上海回到北方。

图：周总理和邓颖超

说起来，周贻能本不是一个有能力、能扛事的人，甚至连养活一家老小都做不到，但因为周恩来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意外与明天都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所以他敢冒着生命危险去上海，去帮助自己的儿子。

这是一个父亲的拳拳爱子之心，周恩来是他的软肋，也是他的盔甲，因为儿子，他愿意变得勇敢，即便能量有限，他也会去做。

回到北方的周贻能为了能够从报纸上看到周恩来的消息，甚至不肯去东北和三儿子周恩寿一起生活，而是留在河北。

后来大环境好了之后，1938年的春天，周恩来写信让在天津谋生的周贻能到武汉一起生活，自此之后，从武汉到重庆的红岩村，周贻能一直和周恩来生活在一起。

父子俩终于生活在一起，他们心理上确实安心了很多，然而另一方面，周恩来作为党的领导人之一，非常的忙碌，天天不见人影。

当时的周贻能已经年过六旬，人在晚年本身就很孤单，再加上见不到儿子儿媳的人影，所以周贻能在红岩村是很孤独的，而且还是无法言说的孤独，他总不能怪儿子儿媳不来陪他吧？

周恩来很孝顺，他虽然忙，但也知道父亲一个人在红岩村必然是很孤单的，所以他特意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去陪老爷子散散心。

但其实大家都忙，见了周贻能也只是打个招呼说两句话就离开了，有一次，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颖生了病，有了短暂的休息时间，她就想到了周恩来的嘱托，去陪周贻能聊天。

张颖的到来，让周贻能很是高兴，两人聊了很多，周贻能还对着张颖发起了牢骚，倒不是怪周恩来忙的没时间照顾他，而是对周恩来不让他喝酒这件事很是不满，他是宁愿伙食差点，也不愿意不喝酒。

但他也知道，周恩来是为了他好，毕竟他有高血压，喝了酒确实于身体不利，要是摔着了或者迷了路，问题就大了 。

图：周贻能

周贻能自然知道这些，他也不愿意让周恩来分心，所以只是对着张颖发发牢骚，等到张颖要离开的时候，周贻能还是对她说：回去别提喝酒的事情，我都好，让他别担心。

这或许就是父子之间那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吧。

如果两人一直好好的，即便不常见面，但彼此牵挂和关心，也是一种幸福，然而这样的幸福于两人来说是一种奢侈。

1942年的夏天，两人团聚的第四个年头，周恩来小肠疝气发作，住进了歌乐山医院，准备动手术，这件事是瞒着周贻能的，他年龄大了受不了刺激。

结果周恩来还没有出院，周贻能就在7月5日发起了高烧，而且还是高烧不退，也住进了医院，只不过两人并不住在同一个医院。

周贻能住院之后，邓颖超就去看他，此时的周贻能心里想着周恩来，还不停地问邓颖超：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

他哪里知道，邓颖超等人为了两人的健康着想，不得不进行隐瞒，所以父子两人都不知道对方生病住院的事情。

7月6日那一天，邓颖超因为要照顾周贻能，所以并没有去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就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

周恩来在信中告诉邓颖超，他7月11日出院的计划被打破了，得往后推迟两三天。而他之所以想7月11日出院，是因为这一天是周贻能的生日。

周恩来想让邓颖超和老爷子商量一下， 看看老爷子是7月11日过生日还是愿意等他出院以后补过。如果老爷子想当天过生日，就让邓颖超多照顾照顾老爷子。

看了周恩来的信后，邓颖超心里做了一番挣扎，她不想继续瞒着周恩来，就给周恩来回了一封信，将周贻能的病情都告诉了周恩来，并说医生已经诊断为疟疾 ，她会在医院里好好照顾老爷子，让周恩来放心。

图：周总理

周恩来深知老爷子的身体，怎么放心得下，他再次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的：

我对他的病，不很放心，望你转禀他好好静养。我在这里默祷他的康宁。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好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他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亦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如热不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轻微灌肠，勿专当疟疾医。

自从周恩来知道父亲住院之后，就让邓颖超专心照顾父亲，不必去看望他，他们之间就用书信联系。只不过，周恩来哪里知道，当邓颖超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忍不住痛哭失声。

因为就在邓颖超拿到信的前一刻，周贻能没有挺过去，而第二天，就是他68岁的生日。

很难想象，周贻能在人生的最后五六天时间里有怎样的煎熬，他想见儿子，但所有的人都说周恩来在忙，实在抽不出时间来看他 。

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都是这样过的，他自己没有什么能力，总觉得过去没有担负起一个父亲的责任，对儿子的帮助不大，他是有愧疚的。

另一方面，他又知道周恩来的忙碌，知道他的不容易，知道周恩来是真的没有时间照顾他。

然而，在他住院的时候，在他感觉人生可能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他还是希望儿子能来看望他，和他说说话，即便只是看一眼，说一句话，他也知足了。

他努力睁开眼睛盯着门口，希望在那么一个时刻，儿子突然出现。

然而，他没有等来，他始终没有看到儿子走进自己的病房，他太累了，永远地睡着了。

他闭上眼睛的那一刻，邓颖超不知道该如何将这件事告诉在另一个医院里住院的周恩来，再加上又收到了周恩来关心父亲身体的信，她更加难受。

图：周总理和邓颖超

周恩来是一个极孝顺极重感情的人，如果将周贻能去世的消息告诉他，他的精神上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刺激，对他养病是很不利的。

而如果不告诉他，暂时瞒下来，那等他将来知道了，还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痛苦和悔恨。

邓颖超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个时候，董必武从邓颖超手中拿过信来，大声念了出来，大家听完都沉默了。董必武看了看大家，将自己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他的意思是暂时将这件事瞒下来，大家商量了一下，也觉得等周恩来病好了再说比较好。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邓颖超也答应了，毕竟周贻能已经去世了，不能再让周恩来的身体再出任何的状况，所以大家决定瞒下这件事，将周贻能的灵柩暂时停在红岩沟内，等周恩来出院以后再出殡。

大家商量了一下如何瞒住周恩来，去看他的时候应该说些什么，什么不能提等。

但周恩来是何等敏锐之人，他很快就察觉到了什么。

7月13日，周恩来在病床上知道了父亲的死讯，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三天。

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本来身体就还很虚弱，没有恢复好，获知父亲已经去世三天的消息后，突然就脸色苍白，从病床上跌到了地上，瞬间恸哭起来，他没有想到父亲就这么去世了，他还没有来得及见他一面。

他实在无法原谅自己，如果自己没有住院，如果自己早点出院，如果……

但哪里有如果呢？

周恩来再也无法继续待在医院里，他必须要立刻出院，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搀扶着回到了办事处。

此时的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心中的悲痛几乎将他压垮，他大声地责问办事处的处长钱之光，为什么不能在第一时间通知他？

钱之光什么也说不出话来，怎么说似乎都是错，怎么说都无法抚平周恩来心中的痛。

图：周贻能遗像

周恩来也知道这样责问钱之光没有什么用，他走到邓颖超的身边，对她大发雷霆：“老爷子过世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你跟我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我？”

邓颖超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掉眼泪。

谁都没有错，谁都难受。

周恩来将所有的人都支走，自己一个人坐在灵堂里，为父亲守灵，大家心疼他但又无法阻止他，只能任由他为周贻能守灵一夜。

第二天，周恩来专门在《新华日报》上发布了讣告，讣告中有八个字读来让人难受：悲痛之极，抱恨终天。

这八个字也用在了给毛泽东发的电报上：

“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等周恩来将周贻能安葬之后，就将他的一张照片珍藏了起来，还在背面写上了“爹爹遗像”四个字，这张照片成为周恩来最后的念想。

他时时刻刻带在身边，后来为了方便工作，特意买了一个黑皮夹子用来放党的重要文件，而这张照片也被放进了黑皮夹子中，随身携带。

后来建国之后，周恩来不便也不必再继续带着黑皮夹子，就将它放进了保险柜里。

图：邓颖超和秘书赵炜

保险柜的钥匙和办公室的钥匙一样，周恩来是从来不离身的，平时就放在衣柜里，睡觉的时候放在枕头下面，只有出国或者去外地考察的时候，才会将钥匙交给邓颖超保管。

但邓颖超只会保管，她从来不会去打开保险柜，实际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是周总理自己存放和拿取的，即便是邓颖超也不知道保险柜里都放了什么，由此可见，周总理对这张照片的珍视程度。

而且，这个保险柜的锁很难开，后来有一次，周恩来将钥匙交给秘书赵炜，让赵炜打开保险柜，她愣是急得满头大汗都没有打开，还是周总理亲自指挥，才让赵炜打开了这个保险柜。

当时赵炜是奉命打开保险柜取东西的，这也似乎是周总理刻意让除了自己之外的人能够打开保险柜，以备不时之需。

当然，在周总理生前，赵炜就开了这么一次保险柜，等到她第二次打开保险柜，已经是1976年周总理去世之后了，她打开是为了收拾周总理的遗物。

只不过那时候，保险柜里面已经没有什么贵重东西了，周总理在生前已经将里面的贵重东西做了一个交代，其中那个黑皮夹子就交给了邓颖超。

邓颖超对这个黑皮夹子是很熟悉的，但她并不知道黑皮夹子里面是什么，等她终于打开这个黑皮夹子的时候已经是1976年的五月份。她将里面的三封信取了出来，然后将里面的照片和黑皮夹子送给了周秉德。

来源：历史人物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