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社的发展情况（规模扩张能提升农信社盈利水平吗）

农信社的发展情况（规模扩张能提升农信社盈利水平吗）（一）经营规模与盈利水平关系的检验在数据来源方面，考虑到在全国全部完成银行化改制的7个省份中，独立法人农信社数量较多、银行化改革推进较快、农信社自主经营水平较高的山东省，具备研究样本丰富、研究条件契合主题的优势，是进行实证分析的理想选择，因此对山东省全部独立法人农信社展开了问卷调查。在样本筛选方面，在剔除了部分存在数据缺失以及进行过机构合并的样本后，共获得102家农信社的有效数据。在时间跨度上，考虑到2009－2016年是山东省农信社银行化改革的窗口期，农信社经营规模调整的自主性较强，且当地经济发展迅速、金融环境良好，为农信社选择最优规模提供了机遇，也为研究规模变化提供了典型的区间样本，因此本文以山东省102家农信社为研究对象，收集了它们在2009－2016年的面板数据，共获得816个观测值。文中微观指标数据皆来自于问卷调查，而地区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数据来自于各市历年的地方统计年鉴和《山东

一、引言

中国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农信社”）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目标才逐步确定为提高自主经营能力与增强“三农”服务水平，这两个目标贯穿了农信社市场化改革的各个阶段。2003年，国务院印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由此农村信用社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这次改革以“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为总要求，启动了农信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为其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农信社大力改革、迅速发展的这段时间内，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加剧。随着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持续深化，小额信贷、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发展迅速，再加上部分大型国有银行组建三农金融事业部，农村金融服务主体日益增多、市场竞争渐趋激烈。另一方面，农信社服务主体的金融需求提高。随着中国农业生产规模化水平大幅提高，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农村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加，农业农村对资金规模和金融服务的需求明显提升，传统的金融服务模式已经难以满足需求。

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满足更高标准的金融服务需求，全国各地农信社加快了银行化改革的步伐，截至2020年末，已有7个省份的农信社全部改制为农商行，进一步增强了自主经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在这一轮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各地农信社进一步明确了提高盈利水平的经营目标。改制后的农商行作为市场化经营主体，必然面临更加严格的金融监管和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各地农信社逐渐意识到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满足“三农”金融需求的重要前提，开始努力提高自身盈利能力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各地农信社对于如何抓住此次改革中规模调整的机遇却存在较大分歧。部分农信社在保持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改为了农商行，而另一部分农信社却利用跨区域合并的方式改为了大型农商行。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到底如何调整农信社的经营规模才能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否不同地区农信社都适合跨区域合并的改革方式？更进一步，是何种内在因素决定了农信社的最优规模？对于这些问题社会各界尚无明确答案。

鉴于此，文章通过理论模型探讨了农信社最优经营规模选择的内在机理，同时利用102家农信社数据的实证检验，验证了农信社经营规模与盈利水平关系，以及经营能力和治理水平方面的因素对农信社最优经营规模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不仅能够丰富银行规模调整的相关理论，而且对中国农信社未来的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二、理论模型

为了深入分析农信社经营规模调整的内在机理，本文构建了适用于农信社的规模调整模型。与已有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与一般商业银行不同，农信社的经营定位主要是服务“三农”，贷款集中于涉农贷款，因此本文将传统模型中的“贷款项目”调整为“涉农贷款项目”；第二，农信社作为支持“三农”的“准政策”银行，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因此本文在传统模型中加入了政府的支持作用；第三，考虑到当前中国不同地区的农信社在经营能力和治理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可能会对最优经营规模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这两个因素也纳入了模型。

通过对理论模型的推导可知，农信社规模扩张同时面临正面的规模效应与负面的管理成本增加，这两种方向相反的作用相互抵消，导致农信社经营规模与盈利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农信社能够通过调整规模实现盈利最大化。此外，对农信社最优规模边界的进一步推导可知，单一经理人的贷款规模一般是由农信社的经营能力决定的；经理人之间的监督成本实际为管理成本，一般是由农信社的管理能力决定的，而现实经营中则主要依赖于农信社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这说明农信社经营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能更好地发挥规模优势，且能降低规模扩张带来的管理成本，从而提高农信社经营的最优规模边界。因此，经营能力和治理水平能够调节经营规模与盈利水平之间的关系，从而改变农信社能够实现的最优规模边界。

三、研究设计

为了分析农信社经营规模与盈利水平之间的定量关系以及经营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作用，本文采用了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在基准模型中，本文同时纳入了农信社经营规模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以此检验经营规模与盈利水平的非线性关系；在调节效应检验中，则进一步纳入了代表农信社经营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调节变量，通过与经营规模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探索经营能力和治理水平对农信社最优规模边界的影响。

在变量选择方面，文章根据理论模型中的变量设定和现有研究中的指标选择，实证部分的变量设定如下：一是因变量为盈利水平，以资产收益率衡量，测度方式为净利润除以总资产。二是自变量为经营规模，与前文理论模型保持一致，以农信社员工数量的对数来衡量。三是调节变量包括经营能力和治理水平两个变量，在经营能力方面，本文选择了贷款管理水平和创新管理水平两个变量；在治理水平方面，文章从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和经营者激励三个角度，设定了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外部监事占比、高管人员薪资和高管人员持股比例六个变量。四是控制变量包含了农信社和地方经济两个方面的特征变量，设定了员工素质、改制效应、地区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行业集中度五个变量。

在数据来源方面，考虑到在全国全部完成银行化改制的7个省份中，独立法人农信社数量较多、银行化改革推进较快、农信社自主经营水平较高的山东省，具备研究样本丰富、研究条件契合主题的优势，是进行实证分析的理想选择，因此对山东省全部独立法人农信社展开了问卷调查。在样本筛选方面，在剔除了部分存在数据缺失以及进行过机构合并的样本后，共获得102家农信社的有效数据。在时间跨度上，考虑到2009－2016年是山东省农信社银行化改革的窗口期，农信社经营规模调整的自主性较强，且当地经济发展迅速、金融环境良好，为农信社选择最优规模提供了机遇，也为研究规模变化提供了典型的区间样本，因此本文以山东省102家农信社为研究对象，收集了它们在2009－2016年的面板数据，共获得816个观测值。文中微观指标数据皆来自于问卷调查，而地区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数据来自于各市历年的地方统计年鉴和《山东金融年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经营规模与盈利水平关系的检验

农信社经营规模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而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农信社的经营规模与盈利水平之间呈“倒U型”关系，因此存在盈利水平最大化的最优规模。进一步基于变量系数测算可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农信社最优规模（员工数量的对数）为6.0298，参照102家农信社2016年的数据，则有80.4%的农信社超过了这一水平，这反映出现实中农信社规模普遍超过了最优规模，而规模的过度扩张反而成为农信社利润下降的重要原因。

此外，在其他变量中，在经营能力方面，贷款管理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创新管理水平的系数不显著，这反映出农信社仍以存贷款利差作为盈利的主要来源，相应地，贷款业务管理能力提升有助于提高经营利润；而在治理水平方面，股权集中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农信社普遍存在股权分散和“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提高股权集中度能够强化股东大会的作用，能在改善治理结构的同时有效提高农信社盈利能力；独立董事占比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独立董事能够弥补董事会专业能力不足的短板，从而提升农信社经营决策水平和获利能力；高管人员持股比例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管持股能够改善委托代理问题，从而进一步激发高管的经营积极性。

（二）经营能力与治理水平调节作用的检验

根据前文基准检验结果，仅有贷款管理水平、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占比与高管持股比例四个变量对盈利水平的影响显著，因此将这四个变量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回归后发现，贷款管理水平、股权集中度以及独立董事占比三个变量分别与农信社经营规模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的交互项系数显著，因此能够发挥重要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测算农信社最优经营规模可知，以上三个变量分别使最优规模（员工数量）增长11.83%、7.99%和8.66%，这反映出经营能力和治理水平在农信社经营规模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影响经营规模与盈利水平之间的关系，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信社的最优规模边界。

（三）内生性问题探讨与稳健性检验

在内生性问题探讨方面，针对上述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首先采用静态面板模型下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农信社经营网点数量作为工具变量，来处理盈利水平与经营规模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而后，采用动态面板模型下的差分广义矩估计，来解决当期盈利可能受到前期盈利的影响而表现出的惯性问题。以上两种检验结果仍然验证了经营规模与盈利水平之间的“倒U型”关系，以及贷款管理水平、股权集中度和独立董事占比三个变量能够发挥重要的调节效应。这说明前文的实证结果并不依赖于特定计量模型对内生性的处理方法，从而文章的实证结论是准确的。

在稳健性检验方面，一方面，文章调整了变量指标。一是在因变量方面，将盈利水平的替代变量调整为净资产收益率后重新进行实证检验；二是在自变量方面，考虑到政府对农信社的特殊支持，文章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宏观变量“定向降准”与微观变量“政府支持”。以上检验结果仍然能够支持经营规模与盈利水平之间的“倒U型”关系，以及贷款管理水平、股权集中度和独立董事占比三个变量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文章分别以贷款管理水平、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占比三个变量的中位数为临界值，根据每个农信社以上调节变量的历年均值，将样本划分为较低和较高两个子样本依次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不同子样本中经营规模与盈利水平之间皆为“倒U型”关系，且各调节变量中较高样本的最优规模皆高于较低样本，从而直观地反映出三个变量在农信社经营规模调整中的调节作用。以上结果则表明了文章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与银行化改革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农信社经营规模成为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农信社的特殊性，将传统的银行最优规模选择模型拓展为适合农信社的规模调整模型，并在分析农信社最优经营规模的同时，探讨了经营能力和治理水平对经营规模选择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102家农信社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信社经营规模与盈利水平存在“倒U型”关系，即农信社通过调整规模能够实现盈利最大化。进一步测算最优规模数值可知，农信社更适合小规模经营，盲目扩张反而会造成盈利水平下降。在经营能力和治理水平方面，贷款管理、股权结构和独立董事三个因素能够调节经营规模与盈利水平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信社的最优规模边界。据此，本文认为经营能力和治理水平是农信社规模扩张的基础，忽略以上基础条件的盲目扩张反而会造成盈利水平下降和经营的不可持续。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虽然银行化改革的全面推进为农信社跨区域合并和规模扩展创造了条件，但盲目扩张反而会造成经营目标偏离、竞争能力削弱等问题，因此，在稳定县域法人地位的基础上，积极下沉金融服务、深耕“三农”业务，才更有利于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并非所有农信社皆不适合规模扩张，部分农商行改制的成功经验也表明，拥有良好的经营能力和治理水平就能够支撑起农信社的规模扩张和可持续发展。如在经营能力方面，应进一步发挥地理和信息优势，推动传统银行业务与新业务协同发展，更好地满足农村客户的多元化需求；在治理水平方面，应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股东代表、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管理能力，为农商行经营发展奠定基础。第三，在当前的管理体制下，部分农信社经营规模调整仍在一定程度上受省联社和地方政府的外部干预，因此减少外部干预已经成为农信社灵活调整经营规模的必然选择。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