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什么关系（王安石与司马光）
王安石与司马光什么关系（王安石与司马光）在信里，司马光直言不讳地批评王安石与民逐利，有违儒家的“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的精神。种种作为和儒家经典以及祖宗法度都相违背，“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熙宁三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达4千字的信《与王介甫书》，当时王安石已经任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之职），备受宋神宗信任。熙宁元年一次郊祀，宋神宗照例要拿出财物来赏赐大臣，但当时国库已经很空虚了，司马光就建议说不要循旧例了，可以少给点。王安石不同意，认为少给有失体面，与其在小事上节省，不如好好筹措一下理财的办法，增加国库收入。一听这话，司马光就不同意了，他认为天下财物总数差不多是定数，国家拿得多了，老百姓就拿得少了，如果增加国库收入，那不是从老百
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政治上的矛盾主要在熙宁三年（1070年）爆发。
在前一年（1069年），王安石被委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了他的一系列变法措施。和他的前辈范仲淹主导的以整饬吏治为核心的“庆历新政”不同，王安石主导的改革着眼于“财政改革”，主要目的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王安石过从帖
当时司马光正在中央就职，在王安石大举推行变法之前，两人就财政问题就有根本的分歧。
熙宁元年一次郊祀，宋神宗照例要拿出财物来赏赐大臣，但当时国库已经很空虚了，司马光就建议说不要循旧例了，可以少给点。王安石不同意，认为少给有失体面，与其在小事上节省，不如好好筹措一下理财的办法，增加国库收入。一听这话，司马光就不同意了，他认为天下财物总数差不多是定数，国家拿得多了，老百姓就拿得少了，如果增加国库收入，那不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吗。而王安石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只要理财得当，不增加赋税，国库收入也会增加。
简言之，两人一开始就存在增加财政收入是“节流”（司马光）还是“开源”（王安石）的根本分歧。
变法开始后，新政不断推出，“青苗法”（简单说就是政府有息贷款，希望能够抑制民间高利贷的措施）、“募役法”（民众可以交钱免除劳役，而由政府出钱购买劳役，类似于今天的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遭到了司马光的强烈反对，因为在他看来这根本就是和民争利。
熙宁三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长达4千字的信《与王介甫书》，当时王安石已经任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之职），备受宋神宗信任。
在信里，司马光直言不讳地批评王安石与民逐利，有违儒家的“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的精神。种种作为和儒家经典以及祖宗法度都相违背，“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
不仅于此，王安石还刚愎自用，听不进去批评意见，以至于正直之士都远离他：“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善之，与我不合则恶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谄谀之士何由远？方正日疏、谄谀日亲，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远，难矣。”
其后，司马光又给王安石写了两封短信，继续批判王安石的改革举措。
王安石给司马光回复了一封信，虽然不长，但却很知名——《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批驳，给了回复：“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正如司马光所预料的那样，以王安石的个性是绝不会做到纳谏如流，毕竟就算是跟宋神宗有争执，王安石也是“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如无也。”根本不把各种刑罚放在眼里，视若无物。
这就是王安石的个性，意志力超强，耿介刚直，知道改革会有阻力，唯有凭借强硬的意志力和政治手腕强力推行。
政见不合的其他人可能早就避开其锋头，自觉退让了，毕竟此时的王安石裹挟宋神宗已经结为牢固的政治同盟，会有谁想不开和皇帝过不去。
偏偏不巧，政见不合的群体里就有司马光这样一个同样刚直的人，在个性强硬上和王安石不遑多让。在给王安石的信上，司马光就直言：王安石你现在权势炙手可热，没人敢反对你，但我却不得不说，你现在的政策有问题，我不忍心看着你一错再错，届时不仅对国家不利，也是对你的不忠啊。
《王荆公文集》
那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两人针锋相对的事情。
熙宁三年春，翰林学士院准备举行一次针对谋求馆职者的考试，身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出了这样一道策问题目，说：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愿闻所以辨之。
策论的题目很明显是指向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之说，而题目以“愿闻所以辨之”作为结语，显然是提示答题者批驳以上说法。
宋神宗看到题目，很不高兴，指示另外出题考试。第二天，他就问王安石如何看？王安石就向皇帝大段进言，逐一说明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王安石表示皇帝谨慎勤政，就是对于天意的尊重。至于纷纭的人言，只要自己的作为合乎义理，就不必过于顾忌。然后他以仁宗时期为例，说在仁宗当皇帝四十年中，前期发布的诏令，后期会整理修订，会删削那些不再适应新的形势局面的内容。如果祖宗定下法规，子孙不能改动，那祖宗自己为什么还会反复修改呢？所以他说，祖宗之法不足守。这反驳也的确很有道理了。
由于两人都有很高的道德操守，拥趸粉丝很多，且都有着强硬的不易被说服的个性，因此两人的政见不合和争执就经常爆发出天雷勾地火般杀伤力极大的局面。
但宋神宗还是很器重司马光，熙宁三年，他还要提拔司马光任职枢密副使（副宰相）一职，他的如意算盘是政治改革依赖王安石的强力手段，道德教化则期望以司马光为士大夫之表率。
但宋神宗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司马光对新职坚辞不受，宋神宗拗不过他，只好将他外放到洛阳，到达洛阳的司马光就开始专心编著《资治通鉴》，时间长达15年，恰是王安石新法实施的时间，冥冥中，彷佛两个人各自成全了对方的历史使命。
王安石《楞严经图》
可惜有开创盛世抱负的宋神宗英年早逝，继任的哲宗年纪小，权力把持在太皇太后高太后手里，而她素来对新法不满，一上任就启用了王安石对立阵营的官员，为首者就是司马光，司马光一上任就把王安石创立的新法完全废除掉。
此时辞官在南京的王安石不知内心做何感想：太扎心了！十五年，政见上的不合还无半点消弭，也难怪苏轼要称司马光为“司马牛”。真是死也不回头的个性啊。
的确政见不合，的确强烈冲突，但细细探究，这针锋相对的背后还有彼此欣赏、惺惺相惜，都视对方为一等一的人物和“你懂我”的同声相应。
嘉佑四友是前话：宋仁宗嘉祐年间，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四人都有名气，彼此尊重，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这四个人聊天别人都插不上话，所以被时人称为“嘉祐四友”。
而王安石对司马光的欣赏更是超绝他人。
早年间王安石一直在地方当官，后来调任到中央任职，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先到开封来找房子，找来找去总找不到合适的，别人就很奇怪，他这才说出缘由：“大人之意乃欲与司马十二丈卜邻，以其修身、齐家事事可为子弟法”。司马十二丈就是司马光，王安石就希望和司马光家做邻居，希望自己的子弟能够向司马光学习。
退隐后的王安石对当年反对阵营的人也能够宽容待之，抛开政见表达由衷的赞赏。他在南京见了苏轼（也是当年的反对派）相谈甚欢，苏轼走后，他怅然若失：“更不知几百年后，方有此人物。”
同样地，司马光亦待他如此。
在那篇长信中，司马光就说：“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
王安石去世时，司马光也重病在床，但他担心朝廷会给与王安石不公正的待遇，勉强支撑给当时的另一位宰相吕公著写信：“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不识晦叔以为如何？更不烦答以笔札，扆前力主张，则全仗晦叔也。”
他认为朝廷应该赠予王安石隆重的礼遇，矫正见风使舵的浮薄风气，拜托吕公著能够成全。
坦荡磊落，这就是当时的一流人物的襟怀和境界，令人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