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形文字对思维的桎梏（麻凡文集第四辑）

象形文字对思维的桎梏（麻凡文集第四辑）荀子曰：“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荀子是从地理位置上看问题。孔子则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为政以德才能像北辰一样居于中心位置。虽然各人的观点着力点不同，但都反映了古人居中为尊的观念。西周时，摄政的周公为了更好地安抚殷商遗民，统驭中原，准备将都城从偏居一隅的镐京，迁往地处中原、物产丰富、文化发达的洛邑。周公首创“天下之中”的观念，大造“王者必居中土”的舆论，寻找天地之中，营建东都洛阳。《周礼》中有这样的记载：“日至之景（同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周朝时，人们认为地是方的，南北长和东西宽都是3万里，周公在阳城夏至时立八尺竿量出日影为一尺五寸，按照当时“影差一寸，地差千里”的说法，认为阳城立竿测影处距地的四边都是1.5万里，恰好是地的中心。从甲骨文“中”字的各种字形来

第四辑：从文字演变看人类进步的踪迹

八、“中”字说

研究国学，有一个字是无法避开的，这个字就是“中”。“中”字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化意蕴，无论是治国理政理念、国家称谓、空间距离，以至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等等，都蕴含着“中”字的魅力。

“中”字的起源与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中”字有着极大的区别，但也有着一脉相承的痕迹。在甲骨文里，“中”象两面相向的旗，表示两军对峙。有的甲骨文在两旗之间的对称位置加一点指事符号，并在圆点上加两点，表示在相互对峙的两股军事、政治力量之间没有倾向。有的甲骨文将圆点简化成（地域），表示两军之间不偏不倚的地带。有的甲骨文省去字形下端的旗帜，像一杆旗插在城邑的核心地带。有的甲骨文将两杆旗都省去，极大地简化字形，与现代的“中”字字形非常接近。金文、篆文都承续了甲骨文简化字形。其造字本义：对峙的两军之间不偏不倚的非军事地带。

从甲骨文“中”字的各种字形来看，“中”这个字的起源与旗帜有关，这是因为古时凡有征伐等大事，一定要先“建旗”，将旌旗竖立中央之地，众人闻之而来，聚集在旌旗之下，然后才能开始议事。两军相遇时，两面旌旗竖立，两军之间必然产生不偏不倚的地带。只有一支军队时，旌旗就会插在核心地带。虽然甲骨文“中”字有着多种不同写法，但传递着一个共同意思，就是方位居中。没有“中”，就没有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因此居中为尊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观念。

中国古代的王者要想统治天下，就必须“居天下之中”。这个概念应该是从周朝开始。

嵩山之南十多公里处的禹都阳城有一台，有台座、石柱，石柱为“表”，台座为“圭”，石表南面刻：“周公测景台”五字。《周礼》载：测景台、周迹也。“土圭之法，测土深，日景以求地中”。

西周时，摄政的周公为了更好地安抚殷商遗民，统驭中原，准备将都城从偏居一隅的镐京，迁往地处中原、物产丰富、文化发达的洛邑。周公首创“天下之中”的观念，大造“王者必居中土”的舆论，寻找天地之中，营建东都洛阳。《周礼》中有这样的记载：“日至之景（同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周朝时，人们认为地是方的，南北长和东西宽都是3万里，周公在阳城夏至时立八尺竿量出日影为一尺五寸，按照当时“影差一寸，地差千里”的说法，认为阳城立竿测影处距地的四边都是1.5万里，恰好是地的中心。

荀子曰：“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荀子是从地理位置上看问题。孔子则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为政以德才能像北辰一样居于中心位置。虽然各人的观点着力点不同，但都反映了古人居中为尊的观念。

随着岁月的流变，“中”成为中国哲学上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是中国人处世待物的一个重要标准。

3000多年前周文王临终前给周武王的一份遗嘱，名为《保训》。这篇遗嘱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一个“中”字，这是历代圣君的治国理念，是不偏不倚的中道思想。

“中”除了成为治国理政的理念，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还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概念，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意思是：中庸作为一种道德，它是最高的道德了！朱熹注解道：“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概括地说，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恪守中道。宋代理学家程颐给“中庸”下的定义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强调不偏不倚的“中”是永恒不变的定理。

“中”字有一个最重要的用途，就是我们祖国的称谓——中国。

“中国”这个称谓，要远远追溯到三千年前。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了一尊西周初年的青铜器，是西周一位姓何的贵族所铸，故称“何尊”。底部有铭文122字，内容是周成王的训诰，其中有这样一句：“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乂（yì）民。”意思是：我将住在这天下的中心，从此治理民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中国”一词，虽然其意仅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但却开了后世称中国为“中央之国”的先河。

在《诗经》中也有“中国”这一词出现，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国中”，还不是真正指国家。

到了战国时期，“中国”一词开始用以指称国家。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云：“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里所称的中国，指的是如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的国家政权。

《礼记·王制》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云：“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这些说法的意思是将“中国”与蛮、夷、戎、狄对举，“中国”是对中原地区几个国家的统称。中原在黄河流域，故称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史记·楚世家》云：“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当时的楚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己将自己排除在“中国”之外。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中国”，指的是中原地区的国家，不处在中原的国家倒也不去争这个名号。

从汉代开始，人们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也自称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自称为“中国”，把北朝叫做“魏虏”。南朝大概是在想，自己是正统的中原国家，虽然现在被撵到了蛮夷之地的南方，但我的正统中原国家的身份是不容改变的。而北朝也自称为“中国”，把南朝叫做“岛夷”。他心里大概在想，我已占据了中原大地，是当然的正统中原国家，你南朝是丧家之犬，已经没有资格称“中国”，只能称你一声“岛夷”。以后的辽与北宋，金与南宋，也都是如此，彼此自称“中国”，都不承认对方为“中国”。

到清代，处于清政府管辖下的全部领土，都以中国为它的代名称。如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就一再有“中国”一词出现在文本中。这也是“中国”一词首次在外交文献上出现。

虽然“中国”一词已经有着3000年的使用历史，但一直只是作为一种代指性名词来使用，没有一个王朝将“中国”两字明确作为其政体的直接名称。汉朝的国号是“汉”，唐朝的国号是“唐”，以后建立的王朝国号有宋、辽、金、元、明等，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上签署的国名是“大清”。

辛亥革命后，成立“中华民国”，简称“中国”，这个称谓才正式成为有国家概念的政治名词。1949年l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简称“中国”。

关于“中”字的演绎还有很多，但是，最精彩的部分说过了，其它部分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