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战奠定晋文公霸业(楚杀得臣而文公喜)
城濮之战奠定晋文公霸业(楚杀得臣而文公喜)子玉固请,乃与之少师而去。晋果败子玉于城濮。成王怒,诛子玉。有人因此认为,楚成王怕的自然不是晋文公或晋国,而是怕子玉(成得臣)立功,怕若敖氏进一步坐大,所以故意掣肘,在城濮之战中借晋文公之手对付子玉,在城濮之战楚军失败后又不依不饶派遣使者对身为败军之将的子玉说:大夫要是进方城去,怎么向申县和息县的父老交待呢?(大夫若入,其若申、 息之老何?这是因为城濮之战中申县息县的子弟兵伤亡较大)逼迫子玉引咎自杀——《史记》的记载是:不要去追逐晋国军队!晋侯在外边,十九年了,而结果得到了晋国。险阻艰难,全都尝过了;民情真伪,全都知道了。上天给与他年寿,同时除去了他的祸患,上天所设置的,难道可以废除吗?《军志》说:『适可而止。』又说:『知难而退。』又说:『有德的人不能抵挡。』这三条记载,适用于晋国。子玉当然不以为然,道理也对,哪有这样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楚成王见子玉不信自己逼逼半天的所谓天命大势,于是
之前谈古论金发布的《『退避三舍』是晋国大获全胜的原因吗?『城濮之战』战略态势分析》中提到:
城濮之战还有一个相对阴谋论的说法,那就是楚成王不惜以申息子弟兵等家底作为陪葬,要的就是掌握楚国军政大权的若敖氏的代表子玉败亡。
楚王对成得臣恼火了,少给他兵,故意掣肘,关键时刻不配合。
从表面上看,这个阴谋论存在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之前谈古论金与大家聊起过,城濮之战之前,楚成王煞有介事地对楚军主帅子玉说:
不要去追逐晋国军队!晋侯在外边,十九年了,而结果得到了晋国。险阻艰难,全都尝过了;民情真伪,全都知道了。上天给与他年寿,同时除去了他的祸患,上天所设置的,难道可以废除吗?《军志》说:『适可而止。』又说:『知难而退。』又说:『有德的人不能抵挡。』这三条记载,适用于晋国。
子玉当然不以为然,道理也对,哪有这样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楚成王见子玉不信自己逼逼半天的所谓天命大势,于是就恼羞成怒地走到了这一步:
楚王怒,少与之兵。
有人因此认为,楚成王怕的自然不是晋文公或晋国,而是怕子玉(成得臣)立功,怕若敖氏进一步坐大,所以故意掣肘,在城濮之战中借晋文公之手对付子玉,在城濮之战楚军失败后又不依不饶派遣使者对身为败军之将的子玉说:大夫要是进方城去,怎么向申县和息县的父老交待呢?(大夫若入,其若申、 息之老何?这是因为城濮之战中申县息县的子弟兵伤亡较大)逼迫子玉引咎自杀——《史记》的记载是:
子玉固请,乃与之少师而去。晋果败子玉于城濮。成王怒,诛子玉。
城濮之战在《史记》中也有详细记载。
正如前述,这么层层抽丝剥茧,好像这个阴谋论确实言之成理。一系列由若敖氏族人引起的、横跨楚国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三代君王的若敖氏之乱,通常被史家认为是以公元前632年,成得臣在城濮之战前的一意孤行作为开始标志,这与楚成王在城濮之战中先是掣肘后是索命,似乎也若合符契。
然而,若敖氏之乱的定义与诠释,其实也是站在后来一系列事件之上的倒推,在城濮之战前,若敖氏虽然势力巨大,子玉虽然跋扈骄狂,并没有构成对楚成王根本性的威胁,楚成王亦不至于为了削弱若敖氏,不惜牺牲楚国争霸中原的战略利益。
在楚成王的时代,若敖氏虽然势力已经膨胀起来,但是若敖氏与楚国的国家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子玉之前若敖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子文(斗谷于菟),他上任之初就以自家的财产来资助财政薄弱的楚国,被后世称之为“毁家纾难”,他担任令尹20多年,最后推荐子玉作为继任人选,虽说是内举不避亲选择了自己的族人,但是总体来说不能怀疑子文是出自公心,子玉个性刚直骄横,可是没有什么不忠。
城濮之战一般经过图。
我们再来看城濮之战楚军的兵力构成。虽然有所谓楚成王『少与之兵(与之少师)』的记载,但是此时楚成王一来有些赌气,二来主要是顾虑晋国的盟友秦国东出武阙抄袭楚军的后路,等到回国之后,成王觉得后方平安无事,事实上派出了东广西广的部队增援子玉率领的前线楚军。城濮之战举行时,楚军排列成横阵,子玉亲自率领其家族的族兵若敖六卒在中军,子西(斗宜申)率领申邑军以及郑国、许国的军队在左军,子上(斗勃)率领息邑军以及陈国、蔡国的军队在右军,东西两广的军队被分配在左右两军,再看中军,若敖六卒一般认为兵力并不多,按照楚国军制的惯例,王族的主力也通常被安排在中军,据战争史专家初步估算,当时楚国及其仆从国共同组成的联军总兵力达到80 000、90 000以至于110 000人之众,这在春秋时期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军力数字。
城濮之战晋楚两军阵形概况。
城濮之战晋楚会战战斗经过概况图。
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发现,如果真按照阴谋论楚成王不惜以城濮之战的楚军大败作为代价削弱与消灭若敖氏这个说法,就意味着楚成王不惜让楚国最精锐核心的武装力量全部完蛋来实现加强王权削弱大族的目的,这样的性价比损益比,除非楚成王完全丧失理性了。
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其他的视角。
首先,城濮之战楚国失利对若敖氏家族的影响不是根本性的。城濮之战后子玉虽然被楚成王挤兑而自杀,但是子玉的副手、同出于若敖氏的子西、子上,子玉的儿子成大心、成嘉都不但活得好好的,还在其中先后出现了好几任连续继任的令尹(子上、成大心、成嘉),用城濮之战失败这样的代价只是换来子玉的自杀,这笔账从楚成王的角度怎么都算不过来。
若敖氏与楚王家族关系图。
其次,城濮之战楚国失利对楚国的影响过于巨大。城濮之战前,楚国利用齐桓公去世与宋襄公败亡之后的中原势力真空,大批小国以各种方式臣服于楚国,如果晋军在城濮之战中失败,楚国不但能够巩固黄河之南的既得利益,更可以越过黄河而将势力范围扩展至整个中原地区,这么一来,楚国不需要等到楚庄王时期才问鼎之轻重,在楚成王的时代就可以早20余年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退一万步,为了黑子玉以及若敖氏,楚成王不惜牺牲将士性命或许还有万分之一的小概率可能,为了削弱若敖氏不惜牺牲自身念兹在兹的战略目标,这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
楚国王权与若敖氏专权有矛盾,楚成王与成得臣(子玉)有矛盾,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不需要否认,可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若敖氏与楚国王权,子玉与楚成王,有着利益一致的地方,特别是在对外争霸中原,为楚国开疆拓土的这一方面,若敖氏与楚君的利益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孙叔敖的祖父蒍吕臣在成得臣之后当了1年令尹即去世,这个职位重新回到若敖氏手中。
从这个意义上,假设楚成王有削弱若敖氏的设想,在尊重子玉的个性与军事努力的前提下,让子玉获得皮洛士式的胜利(以惨重的代价而取得的得不偿失的惨胜),代价主要由若敖六卒或者陈蔡郑许等仆从国的军队来付,胜利结果与势力范围由楚国来赢得,也比不惜让楚军大败来合适。
总之,城濮之战晋胜楚败的结局,晋文公在战后所谓『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的说法,楚成王选了若敖氏之外的人士继任令尹,都是事件事态自然演变的客观结果,而不是楚成王蓄谋已久的产物,换句话说,阴谋论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