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什么时候吃饭最好（看人世间说说前30年吃饭问题）
活到什么时候吃饭最好（看人世间说说前30年吃饭问题）爷爷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后来只剩下排行老二的爸爸一个独子。长子十几岁随父亲经商务农，风餐露宿、饮食不周，经常肚子痛，农村没有医疗条件，23岁离世，留下4岁的儿子（我的堂哥）和1岁的女儿（我的堂姐）；女儿嫁给5里外马村1942年参加八路军的姑父张虎年。因为躲避日伪军扫荡，常常应急躲避在窑洞和野外的石板上，20几岁得病早逝。爷爷家那么大一个深宅大院，冷冷清清的，从过道去后院的茅房黑洞洞的，要点着麻杆照亮才敢过去。奶奶楼下五间、楼上7间的大堂屋，晚上黑洞洞的，放粮食的楼梯间晚上常有老鼠掐架和猫叫，我很害怕。每天在姥姥家吃完晚饭，我都不愿意回爷爷家睡觉，总是撒着赖说：“月亮还没出来呢，我还不回去呢！”。妈妈说，小时候我最愿意去姥姥家。姥姥家人口多，那时有老姥爷、姥爷、姥姥、大舅、小姨和与我同年的小舅，温馨热闹。晚上和姥爷、小舅躺在火炕上听姥姥讲《杨家将》是最舒服温馨的时光。记得有一次夜里撒尿，端
头条上总是有人问，前30年是不是吃不饱，现在的生活好还是改革开放前的生活好。其实，好还是不好、富裕还是贫穷，我们都要面对，都要过。乐不思蜀、苦中作乐都是人生的一页。
我就以亲身经历讲一讲我所经历的和吃有关的故事。
1956年秋天，我快满7岁，开始在石家庄铁路子弟小学上小学一年级。此前我在老家上过半年小学。记得哪时候没有铅笔和作业本，用白灰块在课桌上写字。我记住了“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1955年版小学语文课文，只有31个字）
三年前，妈妈带我们正式在石家庄定居。以前爸爸在邯郸车站派出所工作，离老家不远，妈妈只是有时候去爸爸工作的地方短住，大部分时间都带着我住在老家。
我家在冶陶镇上街哪所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大院，现在网上称为“武安张家大院”的西楼下西屋的两间房子。
下西屋
妈妈生我的时候只有19岁，爸爸又常年不在家，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姥姥家。姥姥家和爷爷家相距不过300多米。
妈妈说，小时候我最愿意去姥姥家。姥姥家人口多，那时有老姥爷、姥爷、姥姥、大舅、小姨和与我同年的小舅，温馨热闹。晚上和姥爷、小舅躺在火炕上听姥姥讲《杨家将》是最舒服温馨的时光。记得有一次夜里撒尿，端不动窗台上的小尿盆，把一盆尿扣到了小舅头上，把小舅给浇醒了。
爷爷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后来只剩下排行老二的爸爸一个独子。长子十几岁随父亲经商务农，风餐露宿、饮食不周，经常肚子痛，农村没有医疗条件，23岁离世，留下4岁的儿子（我的堂哥）和1岁的女儿（我的堂姐）；女儿嫁给5里外马村1942年参加八路军的姑父张虎年。因为躲避日伪军扫荡，常常应急躲避在窑洞和野外的石板上，20几岁得病早逝。爷爷家那么大一个深宅大院，冷冷清清的，从过道去后院的茅房黑洞洞的，要点着麻杆照亮才敢过去。奶奶楼下五间、楼上7间的大堂屋，晚上黑洞洞的，放粮食的楼梯间晚上常有老鼠掐架和猫叫，我很害怕。每天在姥姥家吃完晚饭，我都不愿意回爷爷家睡觉，总是撒着赖说：“月亮还没出来呢，我还不回去呢！”。
我家祖上在清代家世显赫，被清政府授予《卫守府》，几代人都是国子监监生和文武秀才，留下“九门相照”的古老宅院，后来家道中落。世事变迁，直到1947年土地改革，爷爷家还有40亩地和18间房，一头小毛驴，一开始被划为地主，奶奶被赶到过道里住，房子都充公和分给贫雇农了。后来又纠正土改过激政策，被划为中农。爷爷又献出10亩地和3间房。姥爷家有一个狭窄的小院子和3间正房、4间东西厢房，没有南屋。小院子里种着一棵桃树、一棵梨树。也有30几亩地，也被划为中农。那个时间日子不富裕，只要不是连续干旱的灾年，糠菜半年粮，赶上好年景，还能吃饱肚子，礼仪尚存。
省吃俭用，勒紧腰带，土改后还买过十几亩地。谁也没有预见到1947年土改后，1956年实行合作社，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几代人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买来的土地全部入社，归全村集体所有了。
刚上学时，我家暂住在石家庄正东街靠近京广铁路一带，离铁路子弟小学（哪时候没有高中班）有1里多地的距离，妈妈给我5分钱让我在路边上买一根油条当早饭，由同院的两个小姐姐带我去学校。
我刚刚从山区来到城市，说着一口乡音，小时候又非常腼腆懦弱，像个女孩。老师把我放在最后一排。第一天上课就被从阳泉来的刘良全同学在手上咬了一口。上操时憋了尿又不知道厕所在哪里，也不敢跟老师说，结果尿了裤子。那时人小，还不知道什么是饿肚子，家家生活都过得去。
转眼到了4年级，班上来了一个降班生董培义。他个子不高，比我们大两岁，是个有领袖气质的人，非常强壮，敢穿着父辈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在大雪里打滚儿，能举起体育老师都举不起来的杠铃，掰手腕体育老师也掰不过他，我挺崇拜他。董培义的爸爸抗美援朝时是火车司机，他们把粮食和物资运到朝鲜，把伤员和烈士的遗体运回国内，以后担任河北省地方铁路局局长。董培义的妈妈在石家庄火车站当检票员，住在离我家后来在三庆里8号的院子不远的石家庄车辆厂对面，由法国人设计修建的别墅里。别墅地面铺的是德国人生产的瓷砖，百叶窗、石头外墙，红瓦，是当时石家庄最漂亮的房子了。
1991年东西德合并，很多东德公职人员失去工作，原东德陶瓷协会主席、获得过东德优秀共产党员勋章的德国陶瓷专家通过国家科委安排到河北考察、寻找合作机会。我陪德国专家去唐山陶瓷公司考察，看到一座旧楼房的地砖和董培义家的地砖一样，虽然不是釉面，但花型古朴，非常耐磨防滑，我希望德国专家能够帮助引进生产技术，才知道这个工艺在德国也已经不用了。
董培义家是一个传奇家庭，也是个革命家庭。爷爷是义和团首领，李大钊曾经住在他们乐亭的老家密会，家里很多人早年参加革命，很多人都在地方志有记载。他的哥哥是石家庄通用机械厂厂长、弟弟文革时是师大附中红卫兵司令，以后看到了文革的荒唐，和工宣队冲突，退出群众组织，后来考上大学，被CUSPEA（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即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选中，赴美读博。小妹妹部队转业去日本留学，成为日语翻译。1985年我们第一次接待日本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千头一生先生率领的50个人的日本中小企业访华团，就是请小妹妹担任的翻译。
我和董培义两个成了好朋友。他总是保护我。我一放学就去他家玩，早上去他家，看着他无论冬夏，大早晨穿着裤衩跑到院子里的水管接一桶冷水从头上直接浇下来，等他一起上学，在他家玩战利品日本战刀和三八枪刺刀。培义哥个子不高，但饭量大，中午饭带玉米面发糕要带半书包，有时还没有走到学校，午饭已经快吃光了。
班上有了董培义就乱了套。
4年级正巧赶上一个刚毕业的上海姑娘当老师，老师长得非常漂亮。她和我1986年、1989年从匈牙利引进匈牙利长毛兔种兔和优良肉鸽种鸽熟识的匈牙利驻华商务处的薛春华大姐很像一对姐妹。薛大姐也是上海人，长得非常漂亮，我不知道有那个电影明星比她更漂亮。她年轻时参加抗美援朝，归国后不知道为什么嫁给了匈牙利通讯社资深记者，一个参加过中共八大、和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代领袖群体熟识的一脸大胡子的匈牙利记者。
在董培义的率领下，在教室放二踢脚、大声喧哗、给老师捣乱，常常把老师气哭。半年以后为了整治我们这个全校最捣乱的班级，学校派来一个辛集农村来的女老师。刘老师长得很凶，语言粗鲁，上课时有人不听话就用竹鞭猛力抽打桌子，或用粉笔头打人。有时给我们讲来自农村的粗鲁笑话，至今我还记得她讲有一个笨儿子去念私塾，由于太笨什么也没学会，连一封信也不会写，结果一封家信只画了三道杠，别人看不懂。他说：“这一道细又长，问候俺爹和俺娘；这一道粗又短，摸摸俺老婆的脸……
我们和上海老师告别时，老师和我们这些幼稚的孩子们都哭成了一片。现在想起来还想哭。
我虽然心也野了一点，但还是不敢造次捣乱。就这样我们不愁吃不愁穿度过了1958年、1959年。看着大炼钢铁，校园里垒起了土高炉，老师们用自行车做成人力鼓风机给土高炉吹风，老师们兴高采烈、干劲十足，我们太小，没有参与，但觉得特别好玩。天天唱着《社会主义好》，还把歌词改成“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拄着拐棍、背着媳妇儿、端着尿盆儿逃跑了！”，乐不思蜀地过着快乐的日子。
紧接着来的，就不是好日子了。
1959年前后学校有了食堂，那时候可能粮食开始紧张，白面、玉米面少了，学校食堂开始供应红薯和红薯面饼子。红薯吃多了屁多，上课时教室屁声不断，矜持的语文老师有时也放几个响屁，地理老师有时放出连珠屁，几个坏小子有屁不直接放出来，而是故意变音变调地放长屁，教室里常常哄堂大笑，老师和学生一起笑。好快活吆！结果外号就出来了：调皮的刘良全荣任“屁篓子校长”，其他有“屁篓子教导主任”、“屁篓子班主任”等等外号。我由于离家近，没有在食堂吃饭，没有多少屁，但还是“闻屁则喜”，和同学们一起无忧无虑的上学下学。从5年级开始我看到地理老师的板书很漂亮，开始喜欢模仿，喜欢上了黑板报，从此一直到上了石家庄铁路中学的初中，我担任过政治课代表、俄语课代表和音乐课代表，还在初中二年级担任过半年班长。班上的黑板报基本上是我包办的。
自1959年起，不知不觉我们的肚子都慢慢变大了，此时饥荒已经快速向我们走来。
那时虽然在石家庄定居，但每个寒暑假都要和妈妈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长大一点就由我带着弟弟一起回。那时铁路家属每年有两张免票，坐火车不花钱。本来一张免票只能用一个往返，可我们是小孩，有的检票员已经认识我和弟弟是派出所所长的孩子，看看已经用过的免票，笑笑就把我们放进去了。
1959年夏天，全国人民都在“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用热火朝天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从石家庄到老家的蒸汽火车慢慢悠悠傍晚才能到磁山车站。磁山车站挨着一座矿山，翻斗矿车象木牛流马一样把从山上开采的优质磁铁矿石不停地翻到山底。我看得很入迷，哪时候年纪小，不知道翻斗车是怎么运行的。这里的优质磁铁矿早在抗战以前就被日本盯上，日本侵华时期一直在掠采武安的财富。
每次我们回老家，姥爷都会牵着毛驴来接我们。那时，磁山到冶陶还不通铁路，要步行40里地才能到家。
武安自古是煤铁之都，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开始冶铁，现在武安市一个县级市的现代化钢铁产能远超4000万吨，是1958年大跃进全国钢产量目标1070万吨的4倍，全市70万人有10多万人在钢铁行业就业，有十几家全国驰名的民营钢铁企业。
1958年那个夏季一去一回的那两个夜晚，从磁山到冶陶40华里的山谷中，河滩路上，炼铁炉一座挨着一座，炉火把漆黑的山谷照出一片金黄色的彩云，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土高炉
回到家，我发现人人都很轻松，乐呵呵的。第二天一早才知道村里已经吃食堂了，家里除了几件农具，其他的铁器包括菜刀、铁锅都上交了，去炼钢铁了；家里只是剩下两个大瓷盆和一些大粗碗，家里不用做饭，一个小队的公社社员都去小队食堂吃饭。
姥爷所在的三队食堂在今天作为邓小平在冶陶故居的大院子里。1946年秋到1948年春，董必武、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李达、簿一波、杨秀峰、戎伍胜等首长带领的晋冀鲁豫首脑机关在冶陶驻扎了将近两年时间，先后在这里举行了“华北财经会议”、“土地会议”、“整党三查”会议，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当年的大军区司令部办公楼、会场及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的住处和防空洞、地道等至今尚存。大军区司令部为一独立的四合院，正北屋为七间二层楼房的中西合璧的院落，是我的亲戚、武安著名人士、燕京大学学生张霆霖联合乡绅修建的一所小学校，去石家庄以前我在这里上过不到半年的小学。１９８１年８月这里命名为“晋冀鲁豫军区在冶陶展览馆”，现在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晋冀鲁豫大军区司令部大院
晋冀鲁豫大军区司令部大院院内
当时晋冀鲁豫大军区领导都住在群众家里，董必武同志住在张仲华家北屋，刘伯承同志住在乔德华姥爷家的北屋，邓小平住在牛巨恒家东屋。那时卓琳刚刚生下邓楠不久，妈妈常去她哪给她抱孩子。爷爷家住的是大军区地图班，姥爷家住的是理发班。1947年刘邓大军从我们村誓师出发挺进大别山。
为了支持解放战争，我们村老百姓做出了超乎寻常的牺牲。姥爷一次交公粮就交了900斤小麦。当时山区旱地小麦亩产不会超过150斤，900斤就是6亩多地的产量，是姥爷夏收粮食的30%不止。我们村光是烈士就有29人。我们村和周围很多村的姑娘嫁给了延安来的老红军、老八路。
1958年的冶陶邓小平故居充满欢乐，正像当时的民歌所唱：“吃饭不要钱，老少尽开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 。
我随着姥爷一家拿着大大的瓷碗去食堂吃饭，全生产队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都开心地打了饭，蹲在地上边吃边话家常，可比平时在自己家喝稀米汤，吃糠窝窝强多了。我还第一次看到一个长辈熟练地在食堂的空地上剥杀了一只羊，除了羊皮上落下一点血，地上一滴血也没有。那一阵子是我记忆中在老家吃的最好的一个暑假。要知道，在我的老家，过年时一家7、8口人，不过去割几两羊肉包一顿饺子而已。
那时的中国农村，90%的农民进了食堂，国家和各地也都想方设法让人民吃的更好、更科学，报纸上介绍了很多种植蔬菜、水果、如何做饭等文章，城市每个居委会和每个乡村都兴办了养老院、托儿所。不用做饭、不用照顾老人、病人、不用看孩子，几千年来没有过，怎么能不高兴呢？
度过暑假回到石家庄，我们街道也开食堂了，食堂就在三庆里8号我们院子外5米的地方。家家都按时发放饭票，用饭票去食堂打饭。发饭票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母亲在居委会工作，负责给居民发饭票，我帮着给每家数饭票。我弟弟也进了幼儿园，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
不知道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发现开始吃不饱了。那时学校的炼铁炉也停止了，学校组织我们步行20里地去东古城滹沱河畔的地里去干活，帮着收豆子。我们带的午饭在路上就吃光了。中午的时候，村里用大铁锅给我们送来一个菜叶都没有的清水汤，放在榆树下，汤里飘着几个从榆树上掉进锅里的肉虫子，根本喝不下去。再后来街道食堂开始吃“人造肉”，记忆中是用树叶和什么东西混合做成的，那时肚子饿，没油水，也觉得好吃。我们也学会了去剥榆树皮嚼着吃。下学回家的路上看见拉着粮食和白菜的马车，跑上去用石子扎破面袋抓生玉米面、掏白菜心吃，常常被赶马车的用鞭子抽屁股。我的个子小，饭量小，没有饿的那么厉害，跟着同学起哄、恶作剧的因素多一些。
1960、1961年可能是最困难的时期，石家庄离车站不远的大桥街已经出现自由市场，物价飞涨。猪肉几乎没有供应，黑市卖到10元一斤，柿子卖到5毛钱一个，玉米面饼子1元一个。那时每家都有三四个孩子，城市人均收入不会超过5块钱。
有一天晚上我带着弟弟在大桥街自由市场转悠，看见一个警察抓了一个用小篮子卖碎熟肉人，警察让那个人在前面走，他从篮子里抓了两把肉直接装在警服口袋里。父亲是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下的铁路警察，1948年他在故乡参加了解放区邯郸到涉县铁路铁路护卫队。警察在我心中是神圣的，这件事困扰了我很多年，长大了才理解了——警察那时也吃不饱呀！那时家家收入不高，之前，一元钱可以买一袋白面。
食堂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散伙了。
1960年暑假，我和弟弟又回到老家，山谷河滩上的炼铁炉都熄灭了，食堂也解散了。家家又回到自己的灶台做饭，可是粮食没有了。那年老姥爷已经干瘦如柴，家里日人均口粮不到3两，没有油没有菜。姥爷是壮劳力，小舅已经11岁，正是能吃的时候，每顿饭都是很少的玉米面加上野菜、米糠、玉米核压的面、甚至黑枣核也碾碎了添在一起做的饼子、窝窝头。大便很难拉下来。一大早我就和小舅去山上挖野菜，由于挖野菜的人太多，有时在山上转5、6里地也挖不满两篮子。
那年夏天雨水多，地里的谷苗和胡萝卜苗长得不错。尽管饿着肚子，一家人不分老幼都天蒙蒙亮就去分配的地里去给谷子、胡萝卜间苗。那可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要在几十米长的地头蹲在地上，把撒播无序的谷苗和萝卜苗按照一定的间距留下好苗壮苗，拔掉多余的小苗，真是又饿又累。连续半个月吃不到一顿精粮，饥肠辘辘，又要干很累的农活，要一天天挺过来。可怜我的小弟弟那年不过5岁多，一直哭着要姥姥给他一个玉米面窝头！
那年，老姥爷把解放前积攒的几十块大洋从梨树下挖出来到山西换回几十斤高粱面救急。老姥爷非常沮丧，这个一辈子辛劳，每到要攒到一块银元的时候，全家人都不许吃盐，要用钱来买地。老姥爷总是认为是自己没本事，让全家人挨饿。他老了不能下地干活，也就不好好吃东西，终于在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去世了。还好老姥爷生前攒下了一幅柏木棺材，吹吹打打，安葬的还算体面。当老姥爷下葬时，已经去世多年的老姥姥的棺材先抬出墓室，从棺材缝里看到老姥姥安葬时梳理的发髻仍然光洁，寿衣上只剩下水银花边还银闪闪的。
好在1961年下半年以后，国家迅速调整政策，允许自留地耕种、放开集市，加上雨水充足，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了1962年我上初中时，饥荒已经过去，老家的亲人和乡亲们又能不挨饿了，国家又有了生机。
有人要问，遭受这么大的灾难，你们那时没有怨言吗？我只能说，我们那时候还是一个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怨言。成年了，知道历史上中国有无数的灾年，人民流离失所，但有一个朝代在这么大的饥荒面前没有农民造反吗？没有！历史上有一个皇帝、一个领袖、一个政党、能够在几年内年动员起数千年一盘散沙的几亿农民实现土地集体所有、实现集体化生产，极大提高农民的国家和集体意识吗？没有！社会进步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自我探索的过程，为了寻求发展之路，牺牲和失误有时是难免的。何况一起挨饿的还有毛主席、周总理和他们的战友、亲人。
1965年以后，故乡的乡亲们吃饭基本上是有保证的，但粮食并不富裕，副食品更是少的可怜。1967年我毕业参加工作，每次回老家的时候，都要背一袋玉米面回去。1970年代，村里通了电。但各家各户的接线电灯要自己负担。那时爷爷已经去世，我从石家庄买了电线和闸盒，给奶奶、堂兄、姥姥姥爷家接通了电灯。
真正解决吃饱吃好，还是从改革开放开始。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老家的乡亲早已经告别粗粮，告别了饥饿，天天大米白面随便吃；家家盖了高门大院，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城市里已经没有人为吃不饱操心了。
小舅家盖了几十间楼房。
我的故乡冶陶镇也成为河北历史文化古镇，巨资修建了晋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红色旅游和爱国主义基地，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
村里的晋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
冶陶村村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