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透社会险恶的书（复杂社会的崩溃）

看透社会险恶的书（复杂社会的崩溃）2. 社会政治体制需要能量来维持其生存；1. 人类社会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组织；两种理论都有其强项和弱点，将两者综合起来似乎很有必要。整合论可以较好地解释生活必需品分配问题，冲突论则更好地阐释了剩余价值现象。政体出现和权力集中一定会给社会带来有益的综合优势，但政体一经建立就将实施其权力和影响。不过从两种观点看来，国家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组织，是应社会环境变化（冲突派说是经济成果不平衡，整合派说是处理全社会面临的危机）的需要而产生的。两派都认为政权的合法化（以及调用所需资源）是一个持续不变的政治需求。尽管崩溃是一个很少被人们正确理解的进程，但这方面的努力并不欠缺。有关崩溃进程的各类见解花样繁多，让人应接不暇，但众多说法仍可归结为几个中心主题。这些主题分别存在若干处逻辑问题，所以必然是各有不足。神秘主义的崩溃阐释基本上不具有任何科学价值，所以是最差的。经济学阐释在逻辑推理上最强，因此超越了其他。经济

崩溃在人类历史上重复出现，遍及全球，而且波及的社会从简单的觅食群体一直到伟大帝国。崩溃是复杂社会每个成员都会关注的重要事件，似乎也是当今许多人特别关注的焦点。政治解体在经济、艺术、文学和其他文化领域都造成不同影响，但这些并非关键所在。崩溃从根本上讲是公然宣告某一既定层次的社会政治复杂化的突然消失。

一个崩溃了的复杂社会将突然变得比较渺小、比较简单、组织层次少、社会差别小；专门化功能减弱，中央调控减少；信息流通量降低，贸易和交流停滞，个体和群体间的整体协调能力下降。社会经济活动降低到最低规模，文学艺术创作数量甚微，通常是黑暗时代接踵而来。人口缩减是常见趋势，幸存下来的人只有面对萎缩不振的昔日城池。

复杂社会，比如说城邦，并不是文明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孤立阶段。每一个社会都代表着从最简单到最复杂区间中的一个过渡点。人类社会组织的复杂形式出现于不太遥远的近代社会，而且属于历史发展的不规则状态。如果从我们自身的发展历史来看，复杂化和阶层化其实是一种异常现象，而且它一经出现，就必须时刻不停地加以强化。领袖们、党派们和政府们需要不断地建立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性。这种努力必须具有真正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及时满足基础民众的需求。维持合法化或投资高压政策都需要不断调动资源。这是任何一个复杂社会都必须承担的残酷代价。

研究国家起源的两个主要派别是冲突派和整合派。前者将社会看作阶级斗争的舞台。在这种观点看来，国家政体产生于经济发展带来的多阶层状态，出于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需求。整合派的观点则相反，认为执政团体（和复杂化组织的其他部门）是应社会整体需求而生，应集权、协调和指挥下层异类组织的需求而出现。因此，复杂化的出现只是一个适应性进程。

两种理论都有其强项和弱点，将两者综合起来似乎很有必要。整合论可以较好地解释生活必需品分配问题，冲突论则更好地阐释了剩余价值现象。政体出现和权力集中一定会给社会带来有益的综合优势，但政体一经建立就将实施其权力和影响。不过从两种观点看来，国家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组织，是应社会环境变化（冲突派说是经济成果不平衡，整合派说是处理全社会面临的危机）的需要而产生的。两派都认为政权的合法化（以及调用所需资源）是一个持续不变的政治需求。

尽管崩溃是一个很少被人们正确理解的进程，但这方面的努力并不欠缺。有关崩溃进程的各类见解花样繁多，让人应接不暇，但众多说法仍可归结为几个中心主题。这些主题分别存在若干处逻辑问题，所以必然是各有不足。神秘主义的崩溃阐释基本上不具有任何科学价值，所以是最差的。经济学阐释在逻辑推理上最强，因此超越了其他。经济学阐释首先分辨出与崩溃相关的各种社会因素，确认其中的原因机制，并指出原因机制与观察结果之间的因果链关系。然而现存经济学阐释还不能提供一种通用理论，使我们从全球意义上理解崩溃现象。这些理论，就其目前状况看，简直就是不够完整。

理解崩溃必须首先了解四个基本概念，前三个概念是第四个概念的基础。它们是：

1. 人类社会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组织；

2. 社会政治体制需要能量来维持其生存；

3. 社会复杂性的增强伴随着人均投资成本的提高；

4. 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对社会政治复杂化的投资通常会达到一个“边际回报递减”的拐点。

我已对近代史上这一进程从如下方面进行了描述：农业和资源生产、信息处理、社会政治控制和阶层特殊化以及整体经济生产率。以上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迹象表明，工业社会正在经历着代价增长但边际回报下降的趋势。现将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总结如下。

在信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理性的人类总是首先利用最容易获得、提取、处理和分配的营养资源、能量资源和原材料资源。当这些资源不再充足的时候，人类的探索便转移到必须付出较高代价才能获得、提取、处理和分配的资源，但并不能得到更高的回报。

信息处理的成本将随时间的发展而增加，因为复杂化程度更高的社会需要更多专业化人才，他们的教育培训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由于特殊培训所得的收益永远要部分归功于此前接受的基础教育培训，更多的技术教育将自动导致边际回报的下降。研究和开发也要从基础知识应用（应用面广、成本极低）向专业课题开发（应用面窄、更难解决、必须花费巨大成本才能解决）转化。在这个问题上，现代医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证。

社会政治组织时常面临需要投资的各种问题，而结局仅仅是为了维持现状。这种投资通常表现为以下形式：官僚政体规模的扩大、官僚政体专业化程度的增加、渐进积累的组织解决方案、合法化活动成本的增加、攘内安外成本的增加。社会必须承担所有这些重负，办法是将更多的费用分摊在老百姓身上，而且通常不见任何收益的增长。组织性投资的数目和成本在增加，用于未来经济增长的社会投资预算必然下降。

于是，社会就复杂化进行的最初投资从满足现有需求来说是一个理性的决策，但心满意足的状态不可能持续过久。当成本最低、最经济易得的信息处理方案和组织性解决方案慢慢穷尽的时候，复杂化的更多需求就必须考虑代价更大的其他措施。组织性解决方案的成本不断增加，事态就发展到了那个拐点—继续进行复杂化投资不能获得同比收益，边际回报率开始下降，单位投资带来的收益开始下降。投资的比例增幅越大，收益的比例增幅越小。

一个到达这一拐点的社会若坐在现有成就上逍遥，即满足于边际回报能够维持现状，则在将来必然面临危机局势。复杂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宇宙间能让任何一个社会应对的问题，在数量上无限，在种类上无边。危机一旦出现，就必然要拿出新的组织性、经济性的解决方案，而通常面临的局势就是代价的增长和边际回报的下降。复杂化投资的边际回报本身也会出现恶化，起初是渐进的，随后便会加速。这种时刻，一个复杂社会就进入了越来越容易崩溃的阶段。

两种常见因素可以使这样一个社会走向崩溃。首先，在复杂化投资已经出现边际回报下降的情况下，社会仍向某种回报甚少的策略项目作出更多的重大投资。多余的生产能力和积累的剩余资源可以用作目前的运作之需。但当重大危机突然发生（重大灾难出现），社会便少有或没有任何积蓄以应对危机。应对危机的资金必须来自目前预算之外的其他渠道。这通常被证明无法实现。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说明该社会的经济状况已非常虚弱，很难应对下一次危机。

一个社会一旦进入边际回报的下降阶段，崩溃就成为一种数学上的可能性，只需假以时日，灾难出现的概率将不可避免。所以就算罗马不被日耳曼部落征服，随后也将被阿拉伯人或蒙古人或土耳其人征服。如果复杂化投资的边际回报开始增长，一个古老的、成熟的社会也许可以从注定的灾难性事件中逃生。罗马（再次成为精彩例证）就是这样，它能在汉尼拔战争（公元前3世纪末）中应对灾难性军事挑战，但却不幸于378年哈德利亚诺普勒战役中因败于弱势兵力（从罗马在相应时期的规模和财富而论）而一蹶不振。类似的情形是，5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灾难性蛮族入侵事实上比3世纪末克劳狄乌斯和普鲁布斯击败的势力要小得多。

第二，边际回报下降使得复杂化策略在整体上不再那样诱人，社会的一些组成部分觉得分离或解体的策略也许更具优势。当复杂化投资的边际成本过于高昂时，社会不同分支就开始消极应对或积极抵抗，或企图分兵独立。罗马高卢晚期的巴高达起义就是这种情况。

一个社会若处在边际回报曲线下降部分的某一点上，它便陷入这样一种状态—某一层次的投资收益不比其较低层次的投资收益更高（见图19）。处在这一点上的社会复杂化绝对不具备任何优势，社会面临着严重危机，内部解体或外来威胁都会导致崩溃。

用三个最为著名的崩溃案例（西罗马帝国、南方低地玛雅、查科社会）衡量上述理论，我们得到了肯定的结论。罗马帝国建立之时得到过超乎寻常的投资回报，皇帝们将地中海和附近地区积累的财富通通收入囊中。然而当新的征服不再带来战利品的时候，罗马必须在几个世纪内承担政府管理和边防守卫的开支。帝国投资的边际回报开始下降，重大危机开始出现，仅凭帝国的财政预算似乎难以支撑。罗马帝国出了问题，其存在本身就足以让蛮族入侵者垂涎。应对危机需要增加税收和实行经济紧缩政策，其程度之甚超出了民众的生产能力和承受限度。民众支持的减弱使蛮族进犯频频得手，以至于复杂化巨额投资收益甚少，无法阻挡崩溃的趋势。帝国后期，复杂化投资的边际回报实在太低，使蛮族王国的竞争似乎更具优势。从经济角度上讲，罗马政权之后的日耳曼诸王国倒是能够成功应对帝国觉得无法抵挡的危机，而且耗费的是低价成本。

南方低地的玛雅是一个人口发展面临压力、地域范围多受限制的民族。管理农业集约生产、组织掠夺和防范、支援统治阶层、修建纪念碑，所有这些都使玛雅成为一个代价高昂但却不能使人均生存保障得到加强的社会体系。人口的健康水平和营养状况很低，很可能是由于维持社会复杂性（整个古典期呈下降趋势）的代价在持续升高。古典晚期社会投资成本的提高恰逢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时期，复杂化投资的边际回报将玛雅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美国西南地区，圣胡安盆地的人们投资社会阶层化和复杂化建设，目的是（通过集权管理）降低这一地区能源均衡系统的运作成本。这项投资在一段时间内收益甚好，但当更多的社区团体加入这一体系当中时，经济实体的异质程度和效益水平就开始下降。均衡体系的衰弱恰逢一项主要建筑工程的投资开工，复杂化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开始下降，投资的成本却开始增加。

三个案例的分析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复杂化投资的边际回报曲线，这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崩溃的进程，并使我们看到这类社会为何如此脆弱。

我们仍有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讨论：（1）进一步观察崩溃现象及复杂社会产量下降的实质；（2）概念的延伸和应用；（3）对第一章所涉案例进行扩展研究的几点建议；（4）如何在边际回报递减的主题下融合其他主题；（5）对当代社会现实和工业社会未来的启示。如第一章的承诺所说，这里将完成我对崩溃概念的最后定义。

崩溃与复杂社会的产量下降

这一节将探讨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启示之一。我们介绍过的大多数作者和论著似乎都对文明发展和复杂社会持肯定态度。他们将社会复杂化看成一种体现人类活动愿望的状态，甚至是值得大肆赞扬的状态。在他们看来，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成果，远比形态简单、层次单纯的社会组织形式来得优越。人们对艺术、文学和科学等文明成果的欣赏明显和这种观点有关，工业社会将自身的发展看作人类历史的积淀也是基于这种观点。汤因比也许是这方面的一个极端，但他的看法绝非不够典型。斯宾格勒对文明的痛恨和对文明结局的谴责只代表少数人的看法。

如此强调文明社会的价值就必然将文明社会的崩溃视作灾难性事件。艺术和文学等文明特色的消失、一个政权所提供的服务和保障的消失，都被视作恐怖的现实，其后果绝对不亚于“失乐园”。崩溃即灾难的观念可以肆意蔓延—不仅在社会公民领域，而且在研究崩溃问题的专业学术团体。考古学显然（与其在其他领域一样）也卷入其中。作为一种专业，我们特别注意考察较大都市和行政中心，那些最具考古学意义的遗址遗迹通常都是在这些地方发现的。文明崩溃后，这些遗址遭到废弃，或规模缩小，其盛景不再，对我们的资料数据库、我们的博物馆收藏，甚至对我们争取基金赞助，都是灾难性的。（慈善家或基金会对黑暗世纪没有多少兴趣。）当然，考古学家并不是陷入这一误区的唯一学术群体。那些依赖文学记载的古典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样对黑暗世纪存在偏见，因为他们寻找的这些年代的资料数据大多已经消失。

一个比较公正的方法必须是不仅研究上层统治者及其所作所为，而且掌握复杂社会生产阶层在文明崩溃之后继续生存（就算人数减少）的有关信息。自然，考古学具有提供如此信息的潜力。

这里必须再次强调，复杂社会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近期现象。所以社会崩溃并非返回到某种原始混沌状态，而是回到复杂化程度较低的正常人类生存状态。把崩溃单纯看作灾难降临的观点更是有悖于当今理论。如果从崩溃是由于复杂化投资边际回报下降的角度讲，崩溃应该是一个经济化进程。每当有必要将组织化投资的边际回报恢复到优势状态的时候，崩溃就会发生。对一个在复杂化投资中支付了代价而又没有多少回报的民族来说，失去那种复杂化则能获得经济上也许还有政治上的某种收益。这让人再次想起罗马后期的平民有时会支持入侵的蛮族的现象，也让人想到后者进而转向入侵西欧而取得胜利的现象。玛雅和查科的百姓对待其统治者的态度不得而知，但却不难想象。

当危机呼唤着某种组织变革时，崩溃就会出现。在更大的复杂化投资只带来过低边际效益的情况下，崩溃就是一个比较经济的选择。所以查科没有奋起抵抗最后一场旱灾，因为这样做成本太高，收益太少。尽管查科体系的终结同时意味着某些优势的终结（任何复杂体系的终结都一样），但终结能够带来社会组织边际回报的增长。玛雅也是类似情况，它也接近了那个关键的拐点，进化为规模更大的国家政体实在得不偿失。既然维持现状对各方都有危害，崩溃便成为最符合逻辑的社会调整。

第三章评论过一个阐释崩溃的主题—适应失败说—至此将显示其全部弱点。这一观点的提倡者争辩说（以不同方式），复杂社会崩溃是由于它们不能适应环境变化。这一命题显然在回避一点：在边际回报下降的局势下，崩溃可能是最佳应对措施。这些社会并非不能适应变化。从经济学角度看，它们事实上适应得非常不错—也许不符合那些珍视文明成果的人的意愿，但它们在特定局势下采取了恰当的对策。

在管理者（以及后代观察者）看来是灾难的事件，对百姓整体来说未必如此。社会中有那么一些成员，他们既没有机遇也没有能力去发掘基本的食物资源，对他们来说，政体阶层的崩溃显然是一场灾难。但对那些特殊化层次较低的人来说，建立地方群体和地区实体之间的联系通常更具吸引力。所以崩溃从本质上讲并非一场灾难。它是一个理性的、经济化的、可能给大多数人口带来实际利益的社会进程。

这种观点存在一个疑问，即有时伴随着崩溃出现的人口大量缩减的问题。玛雅是这方面的经典例证。如果玛雅崩溃的结果是人口的大量缩减，崩溃怎么会具有优势？事实上，如西德莱斯和伯格的论著所显示的，玛雅崩溃和人口缩减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清晰。我们不能肯定这两种现象是否同时发生（特别是玛雅所有文明中心的崩溃耗时几十年），也不确定低地的人口缩减是否与移民偏远地区有关。这些疑问不能解决，探讨因果关系的机会就尚未成熟。无论如何，上述几个段落绝不是暗示人类的行为始终都能获得（长远角度的）预期结果。即使从长远观点看玛雅的崩溃不利于大多数人口的生存，但这未必意味着（从眼前利益来说）崩溃就不是一个经济化的进程。

事实上曾有迹象表明，人口停止发展或实际下降通常出现在崩溃之前，甚至是崩溃前几个世纪。这些模式在罗马案例和玛雅案例中均有论及。近来的研究表明，在密西西比流域的卡霍基亚也出现过类似趋势。这一地区的人口发展明显在1150年前后达到高峰，直到250年以后最终崩溃时一直呈衰落趋势。

是不是每个复杂社会都必须经历这一进程呢？复杂化投资是否总是要抵达边际回报下降的拐点呢？现代经济学研究对此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这里仅想指出的是，如果复杂化进程自行演进而缺乏监控，社会将由此面临崩溃的风险。人们总是首先选择代价较低的组织性解决方案，然后才会选择代价高昂的解决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增添新的组织特性按常规来讲必定会带来边际回报的下降。但对拥有这些条件—如必要的资本、技术起跳平台、经济和人口发展动力、获得新的能源补偿（创建帝国或探索新能源）或获得经济发展—的社会，则可以在一定时间段扭转边际收益曲线下降的局面，或至少为其增长提供资金。伦弗鲁在对希腊和爱琴海的复杂化进程研究中指出的正是这一点。

必须承认，这里的研究基本上去除了崩溃的神秘面纱，并将其定义为一种正常的经济进程。如芬利所说，这“既不是从戏剧化的角度也不是从浪漫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上的重大变故，人们没法据此拍摄电影”。

边际回报下降的更多含义

从这本书看来，似乎考古学正积极活动并准备替代“沉闷学科”经济学。当然，边际产量曲线并非新鲜事物。人们提出这一理论，用它来概括资源开采过程中成本与收益曲线的关系变化，以及制造业中输入-输出的比例变化。经济活动中收益递减的观念至少同19世纪几位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古老：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这一理论适用于（如第四章所示）生存农业、矿物和能源生产、信息处理以及社会政治组织的许多方面。威特福格尔将“行政回报”概念运用于“东方专制”制度下政府职能向经济领域的扩张。拉铁摩尔以回报的增长和下降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克鲁伯对艺术风格“完美实现”的观察似乎涉及类似情况：如果对一种艺术风格的革新改造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人们就会重复或重新组合以前的作品，直到最终找到一种比较容易革新的新风格。回报现象完全不只限于人类物种。捕食的动物在选择饲草环境区的时候似乎也遵循着边际回报的原则。

人们熟悉的那种崩溃理论—农民暴动（见第三章）—值得在此略做评论。如果说农民因某种层次的不公平税收就揭竿而起好像还证据不足，因为能够找到的例证（如玛雅）中，农民忍受苛捐杂税已达几世纪之久。更符合实际的情况似乎是这种民众支持的边际回报出现了明显的下跌趋势。从这个角度观察农民的政治行为才更容易理解。当然，现代农民起义还卷入不少其他因素，比如知识阶层的参与。知识阶层的人都有一个普遍信念，即他们能唤醒农民意识到自己的边缘化处境。无论怎样，仅凭赋税程度不足以解释农民暴动行为，有关成本收益比的概念需要加入其中。

戈登·柴尔德就这一问题有过独到的观察：

……这些（早期）帝国的动摇暴露出一个内在矛盾；臣民反抗的持久性是衡量他们对（帝国）利益感激程度的一个标尺，也许还包括对帝国价值的衡量。推测起来，帝国创造的利益应该远远大于帝国的无能。但在现实中，像萨尔贡这样的帝国直接摧毁的财富可能要多于它间接创造的财富。

波利比乌斯对历史事件作出过许多敏锐观察，他认为罗马战胜迦太基是由于双方卷入冲突时前者的势力不断强大，后者的势力正在衰退。埃尔曼·瑟维斯沿着大致的思路，运用他的“进化潜力法则”，指出较为古老的、业已奠基的国家已变成化石标本，无法适应更新，所以在竞争中会被新生（就算很小）的边区民族击败。历史学家们很有必要研究一下这种竞争关系中组织化投资的边际回报。一个较为古老的、业已奠基的国度很可能会对常年积累的许多组织化特色进行投资，但当这些投资的边际回报开始下降时，资源存储就会越来越低，从而无力应对突发危机。所以很容易理解，这样的国家在与复杂化层次较低的弱势民族竞争时必然失利，因为后者只需在战争上小有投资，便可得到相当可观的回报。如果这样来看，波里比阿论述罗马和迦太基的观点，还可以扩展到罗马对地中海东部地区许许多多较为古老的、业已奠基的国家和地区盟邦的征服。

由此推论自然会产生下一个问题：罗马晚期历史上出现过的模式为什么后来没再重复？为什么自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没再出现过社会政治体系的崩溃现象？要想全面回答这个问题，唯有长篇学术论文才能胜任，但在此简单涉及一些值得探讨的领域也许会有益处。

人类发展变革史上出现的各类社会存在着很大差别，有的是以孤立的、统治性的国家形式出现，有的则是作为相互作用的实体在发展—伦弗鲁称为“平等政体”，普赖斯所用的标签是“系列政体”。我觉得伦弗鲁的提法形象恰当。“平等政体”大体像迈锡尼的各城邦，爱琴海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上后来的小城邦，或玛雅低地的政治中心，政体间在大致平等的层次上相互交往。正如伦弗鲁和普赖斯所说的，这些系列政体或平等政体的进化发展不是在邻国统治者控制之下，而通常是靠彼此的相互作用，其中可能有交流，也可能有冲突。

平等政体在竞争或潜在竞争状态下，崩溃到复杂化较低层次的唯一可能是请一个成员来统治所有其他成员。由于这种统治现状应当避免，组织性的复杂化投资就必须维持在与其他竞争者大致相当的水平，即便边际回报开始丧失优势。无论代价如何，一定程度的复杂化必须维持。这种状况似乎可以概括玛雅—它的各独立城邦在几个世纪中都以平等政体的关系发展，然后在相隔几十年之内分别崩溃。

后罗马时期的欧洲城邦经历了类似的进程，特别是在卡洛林帝国灭亡之后。过去1500年的欧洲历史是典型的平等政体发展的历史，各政体间互动、竞争、无休止地谋取优势，或极力以邻国的代价扩张自己，或极力防范邻国利用自己的优势。这种局势下发生崩溃已不可能，除非该系列政体的所有成员一起崩溃。排除这一可能后，任何单一政体的破产只会导致另一个政体的扩张，所以不会出现复杂化消失的状况。这样一个竞争体制中（像玛雅一样）的投资成本必须由每一个整体成员承担，不论边际回报降低到什么程度。如伦弗鲁在论述基克拉泽斯群岛时所说：“由于其他的公然以类似原则运作的城邦存在，每一个具体城邦在其公民的眼中都具有合法性。”

这种局势下，农民政治行动最具逻辑性的目标是要改良，而非政局解体。由于一个政体的破产仅仅意味着农民去接受另一个同样的政权，逃脱和抵抗都没有任何意义。迫于这种局限，欧洲的农民和其他异见阶层便开始遵循一种政治进程，即增加参与机遇、扩大自己的决策实力和份额，并由此确保组织化投资的回报更具有优势。这里有一点值得马克思主义者注意，那就是只有当不太耗资的选择（即崩溃）被排除之后，阶级斗争才会导致政治进步。

这些简单论述不能对欧洲政治历史上的诸多因素作出全面阐释，但这里提出的一些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在平等政体相互竞争的局势下，古代社会（希腊、罗马共和国）和现代社会均有各类形式的参与性政府出现，这很可能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中国西周崩溃后的战国时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对照。此时的平等政体竞争（东周列国）孕育了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仁政”和“惠民”思想体系的发展。贤明君主被认为是授命于天，只要他们勤政，就可以一直享有天命。停止仁政或连续出现灾难，都是王朝失去天命的迹象。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王朝立即就会出现，宣称天命降临。所以在中国古代，平等政体竞争带来的是惠民思想的发展，而不是参与性政体的出现。或许在（与希腊城邦相比）人口更多、幅员更为辽阔的古代社会，参与性政体的出现根本就没有可能。

至此，我们开始到达理解社会的缓慢解体和迅速崩溃之间差异的第一步。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是社会缓慢解体的典型例证。两大帝国都是在竞争中逐渐失去势力和疆土。在此进程中没有出现社会崩溃—没有出现复杂化的突然丧失—两个帝国的衰弱均因其邻邦的扩张得到补偿。此间蕴藏着一个重要的崩溃法则（也是关于崩溃的最后一次定义）。崩溃会在—而且只有在—权力出现真空时才会发生。崩溃只有在没有足够强大的竞争者来填补社会解体导致的政治真空时才成为可能。只要有这样一个竞争者存在就不会出现崩溃，因为这个竞争者将进行地域扩张，进而统治群龙无首的广大民众。崩溃与政权更替是两码事。若没有强大的外来竞争者兼并各方，在平等政体相互作用的局势下，崩溃（一旦出现）将同时影响所有的政体。

这就是为什么玛雅文明中心、迈锡尼文明中心会同时崩溃的原因。没有什么神秘的入侵者在一系列童话般的战役中征服这些文明政体。当玛雅和迈锡尼的弱小城邦分别卷入竞争旋涡的时候，他们都必须在军事实力和组织复杂化方面作出前所未有的重大投资。当这些投资的边际回报开始下降时，所有政体都无法从旋涡中逃脱，因为逃脱将会被邻邦吃掉。如此平等的系列政体的崩溃必将是同时共进，即大家在同一时刻触及了经济发展的枯竭点。两种情况下都没有附近区域内强大的外部势力（中美洲高地或地中海东部）乘虚而入，所以崩溃进程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延续了几个世纪。（与此相反，后来的希腊城邦有强大的近邻利用了政治真空，因而缺乏走向崩溃的选择。）

这也是东罗马帝国没有像西罗马帝国一样走向崩溃的终极原因（第五章的问题）。拜占庭的解体只会导致伙伴国—萨珊帝国—的扩张（历史上，拜占庭的衰弱总是导致对手的扩张）。在地中海东部，复杂化跌落到较低层次的现象不可能发生，不会出现5世纪西欧面临的那种权力真空。

所以，边际回报递减未必永远导致崩溃—崩溃只有在权力真空存在时才会出现。在并非导致崩溃的其他情况下，边际回报递减常作为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衰减的根源，最终导致缓慢解体和（或）政权更替。路易斯对奥斯曼帝国衰落所作的观察、亚当斯对波斯帝国伊斯兰政权取代萨珊所作的论述，都精确地阐释了这一进程。汤因比对罗马-保加利亚战争（977年～1019年）在拜占庭失利于曼齐克特战役（1071年）中作用的论述（见第三章），清楚地表明拜占庭对保加利亚的征服是高成本、低回报，并由此削弱了拜占庭的实力。

关于继续运用该理论的几点建议

边际收益下降是否是社会崩溃的唯一原因？复杂社会是否因其他原因而崩溃？由于并非所有的崩溃事件都已发生，这些问题也很难做出最后回答。比如说，核战争大概足以导致社会崩溃，但它并不属于边际回报的范畴。目前条件下我们可以说，基于第三章的讨论，没有其他现存理论可以独立解释崩溃现象；基于第五章的论述，我们的理论清楚地阐明了主要的崩溃案例。至此，我们的讨论要集中在一些（与第五章案例相比）不太著名的崩溃案例—其中似乎也涉及边际回报下降的因素。这里的探讨是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那些未经探讨的案例是因数据不足而有意缺省，而非因别种阐释更适合于这些案例。

中国周朝。维持封建官吏效忠的成本不断增加，似乎正赶上蛮族入侵的烽烟四起。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模式，即坚持统一和应对危机的成本在增加，而这种成本的收益却根本不会增大。中国王朝从奠基到灭亡似乎都要经历成本收益比值的不断下跌。

古巴比伦时期。尽管萨姆苏伊鲁纳政权时期巴比伦失去了诸多的附属国，王权仍试图维持从前建立的执政范围和水准。以统治大片疆土的行政机构管辖较小的地域和人口，边际回报自然出现下降。

乌尔/萨珊第三王朝时期。如亚当斯所述，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最高政权试图通过开发边缘土地和集约灌溉以增加农业产量的时期。无论相应成本的收益如何下降，人们都会这样做，为的只是最终可能出现的一点点的产量增加。

埃及古王国。若干因素的巧合—封建割据不断增加、国王权势逐渐减弱、免税葬仪基金的不断建立、第六王朝时期纪念性建筑的增加以及可能出现过的尼罗河泛滥—大概共同促成了一个耗资逐渐增大但财富和权力逐渐减少的中央政权。输入失败的可能（伊斯顿语）将归属于边际收益下降的观念。

哈拉巴文明。我们不知道整个哈拉巴地域是否实现过政治统一。如果未曾统一，那么哈拉巴所有政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可能就是边际回报率下降的根源。目前的研究成果显示，当时确实存在过若干个独立的哈拉巴城邦。

赫梯。导致赫梯帝国建立的扩张政策在几代人奋斗之后才获得成功。这种扩张所支付的代价使赫梯难以应对卡斯卡部落和其他复杂化程度较低的民族（似乎都与帝国灭亡有关）带来的威胁。

迈锡尼文明。如前所述，迈锡尼作为系列性平等政体，可能像其他平等政体系统—希腊后期的城邦、古代和中世纪意大利城邦、后罗马时期的欧洲、战国时期的中国以及玛雅—一样卷入到同样的竞争旋涡。如同玛雅各中心一样，整个系统的投资成本在持续上升，但基层得不到任何实惠，于是便出现边际回报的下降。与中国的情况（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可以补偿征服和统一的代价）不同，迈锡尼任何一个政体的成功竞争都很难带来真正的收益。其结果可能是国家在国防、军事和频繁战事上的投资不断增加，而任何一个单一政体都很难享受到有益的投资回报。

孔雀王朝。我们仅在第三章简单提到这个帝国，但对它未做论述。王朝为应对亚历山大的征讨而于公元前4世纪在印度北部建立。到公元前272年，帝国的疆土几乎涵盖了整个印度次大陆。然而它却只延续了不到一个世纪，公元前180年王朝灭亡，后来出现的若干帝国从未达到孔雀王朝的规模。王朝的分裂始于阿育王之死（公元前232年），一种权威的说法是由于经济危机。维持军队的开支、支付官兵的薪俸、安置新增的疆土都需要大笔的资金。帝国后期，孔雀王朝以货币贬值的方式来支付这些高额费用。这种做法使人想起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两者都是以货币贬值的方式支持着持续下降的边际回报。

阿尔班山。如第三章所述，布兰顿认为瓦哈卡谷地的广大民众见上层无力处理争端、政权不再作为抵抗特奥蒂瓦坎的必要因素，于是选择不再支持阿尔班山的阶层政府。如果真是这样，那瓦哈卡人则是在面临投资收益下降时采取了符合逻辑的行动。

霍霍坎。据亚当斯描述，弗雷德·普洛格和查尔斯·默伯斯最近发掘了14世纪即霍霍坎崩溃前不久的36座墓葬。墓葬清楚地显示出当时人口严重营养不足的情况。这的确是一个罕见的事实，但说明在霍霍坎研究中有必要探索复杂化投资给民众带来的收益下降的情况。吉尔·尼泽尔最近提出，当时的外围部落在发现参与的成本超过其收益时，便开始纷纷从霍霍坎体系撤出。

瓦里。瓦里似乎曾经对所辖疆土内的重大文化转型进行投资，实行了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它在每个山谷都建立了包括瓦里建筑群在内的主要都市中心。陶瓷制品的风格得到改观，安第斯山脉中部的物品和信息交流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的水平。据信，社会的都市化和军事化、国家控制下的食品分配、安第斯的公路系统以及盖楚瓦语的传播，都始于瓦里帝国。瓦里可能对这些变革作出最初投资，所以后来的印加帝国只需重建格局便能收取较高的边际回报。对瓦里来说，建立帝国秩序的启动投资成本，若与收益相比，大约算是相当昂贵。

复杂化层次较低的社会。萨林斯和利奇曾争辩说，在简单社会，投资政治发展不会给下层带来有效回报，因而会导致民众不满和社会崩溃。特恩布尔对伊克崩溃的解释是，放弃一个复杂化层次，而由于变革程度太小，没有带来任何投资回报。众所周知，狩猎者和采集者在自然资源或社会危机使大规模、复杂性群体组织成为不可能的情况下，会主动崩溃为最小的生存单位（家庭）。

整体上说，边际收益递减会在下列任何情况下出现：

1. 收益不变，成本增加；

2. 收益增加，成本增加更快；

3. 收益下降，成本不变；

4. 收益下降，成本增加。

从事任何复杂社会的崩溃研究，都应该关注这些情况。

边际收益递减与其他崩溃理论

一种通用理论是给人启发还是微不足道，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澄清以往比较模糊的事实，取决于它在实际应用上是否灵活，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尽量避免一般性的说明。边际回报递减的理论的确澄清了社会的崩溃进程，而且展示出应用上的高度的灵活性：三个各不相同的主要案例都可以通过这一理论而得到解释。本章的论述进一步表明，其他不同类型的崩溃现象也适用于这一理论，在现有信息基础上，我们也能使问题得到基本澄清。

作为一种非常宽泛的通用原则，这一理论在具体案例的应用中不是自动的或机械的。已然崩溃的每一个复杂社会都是在相对独特的环境下完成了崩溃进程。将一种通用原则应用于多样化的案例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包括对特定历史环境的敏锐观察。

边际收益递减的原则可以与第三章讨论的崩溃主题逻辑性地结合在一起。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神秘派崩溃阐释（该阐释很难融于任何科学理论）。但尽管如此，神秘派理论的个别观点仍可概括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原则之下，详情见后。

资源枯竭论。枯竭论的核心是认为，无论农业管理失控或环境波动变化或失去贸易体系，一个社会都将逐渐或迅速丧失至少是一部分必要的资源基础。这一理论的主要不足在于：人们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阻止迫近的危机以及为什么资源危机在一种情况下导致崩溃，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导致经济的强化发展。这里必须考虑经济强化发展的预期成本与可能得到的边际收益。如果经济进一步发展而边际回报太低，或（和）一个社会因边际回报太低已然出现经济衰落，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崩溃就可以理解。不考虑社会的经济特点，特别是不考虑社会在边际回报曲线上所处的位置，仅说资源危机将导致崩溃就难以令人理解。一个已经受挫于边际收益递减的社会不大可能从经济强化发展（应对资源危机的常见措施）中获得任何收益。

新资源论。这一理论的最具概括性的表述出自哈纳，他认为新资源的出现可以缓解短缺，消除差异，结束社会对阶层化和复杂化的需求。这一观点完全可以用边际收益递减原则来概括：在人们不再需要复杂化阶层体系的时候，继续支持这一体系将导致收益的持续下降，所以人们很可能就此放弃。

自然灾害论。灾难论与资源枯竭论具有同样的弱点。复杂社会系统天生具有克服灾难的本领，而且不断地与灾难斗争，为什么一个社会要屈服于灾难？如果一个社会从未屈服于单一性灾难，那么最终导致崩溃的灾难一定是规模巨大的真正灾祸。否则的话，社会难以从灾难动荡中复苏就一定和经济衰落有关—正好应和了边际收益递减理论。

面向环境变化的对策不足。“适应失败”的理论模式依赖于一种价值判断：复杂社会比简单社会更具优势，因此复杂社会的消失一定是社会的对策不足。这种理论忽略了一种可能，即由于边际收益的持续下降，崩溃也许是一种最经济、最恰当的选择。本章开始时曾经表明，该主题之下的一个主要理论—瑟维斯的“进化潜力法则”—可以包含在边际回报递减的原则之下。康拉德和德马雷斯特的研究展示出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如何在扩张中达到了边际回报递减的拐点，并因此走向没落。这一主题下的其他理论并非与崩溃真正有关。

其它复杂社会说。布兰顿认为，阿尔班山的崩溃出现在某些社会职责（抵御特奥蒂瓦坎）已不再必要、其他职责（解决争端）也不再奏效的时刻。这种观点与边际回报递减原则完全合拍。换句话说，阿尔班山的崩溃出现在民众支付的代价只能带来过低回报的时候。约翰·希克斯在谈到政体间竞争时曾指出，“……扩张能力消失之时，从灾难中复苏的本领也会消失”。扩张能力消失可能是由于经济衰落，或由于扩张的代价与获得的优势相比实在过高。而当一个复杂社会进犯另一个复杂社会（如罗马和波斯）、其征服活动和行政管理的边际回报变得过低的时候，扩张能力丧失的后一种情况就会发生。

外来入侵论。部落民族摧毁庞大帝国的情况向我们展示出一个重要的阐释谜团。非复杂社会的哪些特点和（或）复杂社会的哪些弱点会导致这样的局面出现？上面提到过，瑟维斯将这一现象归结于他的（如上所述，可以包含在边际回报递减的原则之下的）“进化潜力法则”。我们在讨论波利比乌斯和瑟维斯的观点时也说过，强势大国可能无法战胜弱势小国，如果小国正处在边际回报曲线的上升阶段，而大国却处在同一曲线的下降阶段。一个在组织结构的综合特征上作出重大投资而边际回报却持续走低的复杂社会，可能极少或没有任何资源储备以应对突发性危机。这样一个国家与人口较少、名义上较弱但可以从事小投资、高回报军事冒险的小国竞争，其结果可能是毫无效率。

冲突、矛盾和管理不当说。本章开始时我曾指出，农民在固定不变的高税收负担下一般不会采取政治行动；而当高税收负担给地方基层带来的结果是收益的持续下降时，情况就会不同。在收益下降的情况下，收入差异变得十分明显。同样，阶级斗争是边际收益下降（而非增加）的结果。边际收益下降时（如第四章所述），个人和团体都想从日渐缩小的经济汤盆中分得最大的一杯羹。边际收益增加时，人们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所有阶层同样面临改善的机遇，阶级冲突可由此得到避免。

上层统治者的非理性行为需要做点解释。非理性行为本身不能用来解释历史。瑟维斯对此作出过敏锐观察，认为上层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概念大约是一种受环境影响的观念作用。统治者在成功的时期看上去比较善良，失意时则恰好相反。

生物学家加勒特·哈定曾指出过一个系统分析领域的简单教训，读来颇具深意：“我们永远将一事无成。”他的意思是，人类在改变大型复杂系统时的良好初衷与最终实现的结果基本没有任何关系。大型系统具有其内在的反馈机制，人们几乎永远无法预测任何变更性尝试的所有后果。同一原理可运用于非理性行为：高层的管理不善只应对复杂社会的演进承担一部分责任。

我并不想暗示领袖职位的非实质作用，而只想说明它不像许多人坚信的那样重要。复杂社会的进化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受环境影响的观念可能带来更多的后果：复杂化投资的边际回报不断上升时，统治者的形象很好，此时统治者的任何作为都被全社会投资的巨额回报所掩盖。反过来，当投资收益开始下降时，领袖人物通常在短期内无能为力，也无法扭转收益下滑趋势，所以当权者的任何行为都必定显得懦弱无能。

社会功能紊乱说。这种含义模糊的理论具有形式多样化的特点，但其中心论点似乎是关注社会内在的神秘进程，正是这种进程使社会既不能统一，又不能适应。人们从这种空洞的观点中无法获得对问题的真正理解。这种观点若能更多地关注开发复杂社会特性的成本和收益，我们也许能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神秘因素说。神秘因素说很难归纳到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但这一主题下的个别研究仍可概括于边际收益递减的原则之下。比如说，戴维·斯图亚特坚信复杂社会经历着一种周期性的、在复杂社会形式与非复杂社会形式（他称之为“强大的”和“实效的”）之间的摇摆。斯图亚特理论的神秘因素来自他不能解释这种摇摆现象，而只是将复杂社会比作昆虫聚集，并说他们将“燃烧殆尽”。为什么斯图亚特的“强大”社会要返回到“实效”社会呢？答案很可能是这样的：复杂社会面临组织化投资的收益递减，很容易出现崩溃。

神秘因素理论下的许多论述都依赖于“生长”和“衰老”的类比，或依赖于“活力”和“颓败”等价值评判概念。这些论述在一个方面与“上层管理不当”说存在相似之处：它们以适应环境或实行扩张的成功与否给社会定性，将能够实施这些计划的社会视作具有“活力”，反之则属于“颓败”。环境影响的观念成为这些判断的主要因素。一个享受着复杂化投资高额回报的社会大约有能力实行扩张或有能力应对危机，因而显得充满“活力”、 “不断成长”。一个处在边际回报递减阶段的社会不太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因而显得“颓败”。“生长/衰老”和“活力/颓败”这样的概念颇具主观性。我们最好不要使用这类多具价值判断的术语（和相关概念）。不过，神秘因素论所依赖的观察结果可纳入边际回报递减的原则。“道德衰落”（无论其含义如何）很可能是由于一个社会正在经历边际收益的持续下降。而且正如波克诺所说，“活力”社会和“颓败”社会都一直存在着道德犯罪现象。

事件的连锁与巧合。事件的连锁与巧合不能解释崩溃现象，除非所有的恶劣局势综合冲击着一个经济上已然衰退的社会。

经济学阐释。经济学的阐释包括复杂化的优势不断下降、复杂化的弊端逐渐增加和（或）复杂化的代价不断提高。这些理论明显都可以概括于边际回报递减的原则之下。的确，边际回报原则使以前的经济学阐释更具有广泛适用性。

在更宽泛的层面上，边际回报原则融合了有关变革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理论，融合了有关社会发展的冲突论和整合论。边际回报递减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内在特质，遵循其自身的动态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倾向于首选耗资较低的组织性解决方案，然后考虑代价较高的选择。而组织性解决方案的变换和边际收益的高低，通常又取决于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具体需求。

冲突论和整合论同样可概括于其中，因为一个民族无论是社会复杂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我们都必须考虑组织化投资的成本-收益比。仁慈的政府也好，压迫性政权也罢，都不能长期忍受边际回报递减带来的冲击（尽管压迫性政权忍受冲击的时间可能略微长久）。

所以，边际回报递减原则的确有能力融合各种不同类型的崩溃理论（或至少是那些值得融合的理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俯瞰全局的理论框架，能够融合各种各样的理论，并展示出各种异见的联系所在。我们的论述似乎表明，大范围的人类行为和大量的社会学理论，都可以通过这一原则的运用而得到澄清。

当代社会的发展状况

这一课题的研究肯定会在某一时刻探讨它对当代社会的启示，这不仅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且是由于所有的研究发现都清楚地标明了这一方向。历史上的复杂社会均易于崩溃，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许多人感到不安。尽管社会崩溃是一种经济调整，但崩溃仍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大多数人口将没有机会或没有能力开发基本的食品源。许多当代社会，特别是那些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明显都属于这个范畴。这类社会的崩溃一定意味着大规模的分裂瓦解和大面积的人口死亡，更不用说幸存人口生活水准的大幅下降。

当代社会对崩溃的担忧在第一章曾经提及。广大公众对文明消失的困惑大多来自文明常识中蕴含的种种威胁。法国著名社会哲学家保罗·瓦莱里曾经写道：“我们意识到文明如同人的生命一样脆弱。”的确，这种担忧有时甚至延伸到人类物种的生存本身。天体物理学家们目前在构建一种理论，认为一颗遥远的星星将朝向地球轨道而来，从而引发巨大的流星雨并阶段性地毁灭各类生命物种，下一次冲击就将影响人类。

导致当代崩溃的其他情形包括：

·核战争及由此引发的气候变化；

·日趋严重的大气污染导致臭氧层空洞、气候变化及类似灾难；

·关键性工业能源的枯竭；

·由无法支付的国内和国际债务、中断供应化石燃料、恶性通货膨胀等灾难引发的整体性经济崩溃。

面对这一系列严重问题，外加媒体对如上和其他困境的关注所带来的持续冲击，人们自然会感到忧心忡忡。西方工业社会的一些知名人士出于某种理性思考，担心上述一种或多种因素会带来社会崩溃和新的黑暗世纪，认为在我们人类和原始混沌（即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之间只隔着一层结构复杂的薄膜。这种恐惧导致了较高层次的政治活动，国家战略重点和国际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普遍关注的影响。有些人囤积食品，或挖掘防核尘掩体，防止某政治进程无法挽回局势。还有人走得更远，存储武器弹药，进行准军事训练，甚至加入军事游戏演习，防止有一天霍布斯的鬼魂出现，我们全部都崩溃到伊克族的生存状态。

从这种担忧中还诞生了一个并非不合逻辑的经济市场，包括生存主义者出版的书籍和杂志，以及以提供崩溃后必需品（如武器、生存器具、冻干食品）为特色的新兴工业。许多并非十分担忧的人近期来也开始注意自己生产食品，自己制作衣服，自己修筑避难所。以有机蔬菜种植为主题的杂志纷纷刊登文章和广告，大力宣传一种生活方式，即尽量减少人们对毕竟不太可靠的工业经济的依赖。

人们很容易过度强调这种现实，因为只有一小部分人在积极备战崩溃。从另一方面讲，凡了解史上崩溃社会的知识人士都很难不为目前的状况感到担忧。我从临床的角度将这种担忧看作一种社会现象，但不希望轻视其存在的合法性。除某些极端的看法之外，人们的警觉确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人们也无可争辩，工业主义社会有朝一日必须面对资源枯竭和垃圾问题。重要的问题是那一天究竟离我们还有多远。有关崩溃和自给自足的所有担忧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明显的社会标志，即危机之下一个社会系统应该具有的搜寻本领，而寻求低成本解决方案将会取得明显优势。和我谈论目前这本书的一个同事曾经以开玩笑的口吻问我：“在我们自己的文明崩溃之前不知是否能完成本书的写作？”

同历史上的所有崩溃研究一样，那些担心目前社会发展状态的人还是忽略了复杂化投资的边际回报原则。工业文明将会被核战争摧毁，还是在宇宙碰撞中灭亡，其实都是一种猜想，在此不必关注。目前需要讨论的是已知的、对所有社会都至关重要的问题：复杂化投资的成本和从中获得的收益。

从这个角度看，第四章讨论的一些数据的确让人感到不安。至少对某些当代工业社会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领域观察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

·农业

·矿物和能源生产

·研发

·保健投资

·教育

·政府、军事及工业管理

·支持新经济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

·革新化技术设计的相关领域

关于这些趋势有几点说明。这里和第四章引用的边际回报递减的例证是经过折中挑选的，目的是想说明复杂社会经常会经历边际收益递减的观点。我们引用的仅仅是例证，不是对任何一种现代经济的严格考察。对例证所作的观察也不是对任何特定社会在复杂化投资方面整体边际收益的全面监测。在某些领域，比如微处理技术领域，有时可能还会出现令人欣喜的逆向趋势。但我们不能否认第四章统计数字中蕴含的令人担忧的本质。很明显，一些工业社会目前在若干关键领域和高成本领域正处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进程当中。

面对这些趋势也存在两种相反的态度。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尽管以悲观的学术理论著称）坚信我们面临的不是真正的资源短缺，而只是可以逃脱的经济困境。他们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经济动力，人类精神将能够克服任何艰难险阻。下面的三段引文可以概括这一观点。

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逃脱其自身资源的整体局限，但锐意革新的社会无须接受马尔萨斯主义的收益递减理论。

—巴奈特和莫尔斯

所有的能源观察家似乎都一致认为，各种各样的能源替代品几乎是难以穷尽。

—戈登

如果将资源的研发重新配置，我们也许能推翻马尔萨斯的假设而避免世界末日的各种结局。

—萨托和苏萨瓦

相反的观点受到许多环境主义者的支持，认为我们目前的福利是在支取未来几代人的成本。在环境保护主义者看来，如果我们真的将更多的资源投放到研发，并能够在刺激经济增长上取得成功，那就只能使能源枯竭的速度加快，催化不可避免的崩溃，而且一旦成真，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类观点还暗含着一种对经济低发展并回归到低消费和地方性自足状态的呼唤。

持两种观点的人都是认真研究过崩溃现象的真诚人士，只是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同。不过，两种理论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它们都忽略了某些关键的历史因素。这里先说乐观派的理论，稍后再谈环境主义者的观点。

经济学家将他们的信念建筑在“无限可替代”原则之上。这一原则的核心是，只要将现有资源投入到研发领域，就可以发现短缺能源和紧缺原料的替代品。所以当木材价格变得昂贵时，许多木料的使用便开始被石料、塑料和其他材料所取代。

无限可替代原则的一个问题是它不能（以任何简单方式）运用到社会组织复杂化投资领域。我们知道，社会政治组织是边际收益递减出现的主要领域，也是无法开发替代产品的领域。规模经济学和信息处理技术的优势可以帮助降低社会组织的成本，但它们最终将服从于边际收益原则。

无限可替代原则的第二个问题是它（尽管称为“无限”）很难得到“无限”运用。不少颇具才智的科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曾向我们展示，研发的边际成本（如第四章所述）已经是如此之高，人们甚至开始怀疑科技革新是否能像以前那样真正解决未来的实际问题。比如，让我们考虑如何解决食品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梅多斯和她的同事们注意到，若将1951年到1965年的粮食产量提高34%，拖拉机的开支就要增加63%，硝酸盐化肥的开支增加146%，杀虫剂的开支增加300%。下一个34%的粮食产量增长将需要更大的资金和资源投入。控制环境污染也表现出同样的格局。从糖厂排除所有有机废料的成本，比排除30%有机废料的成本要高出100倍。若想在美国某一城市减少空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9.6倍，或减少微尘含量3.1倍，监控管理的成本必须提高520倍。这并不是说研发不具备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任何潜力。难处是在于这样做将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份额。无限可替代原则依赖的是能源和技术。科学研究领域会出现边际回报递减，经济增长如何能够永久持续？答案是若想维持增长，资源必须从其他经济领域转移到科研和工程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带来（至少是）暂时的人民生活水准下降，因为人们手中支付食品、住房、衣物、医疗、交通和娱乐的资金会相应减少。当然，将更多资源运用于科学研究的做法并不新鲜，大约有将近两个世纪延续的历史。但不幸的是，这类投资从不是一个永久性解决办法，至多只能延缓边际回报递减的到来。我们知道，在以往社会当中，边际回报递减会导致衰落、解体或崩溃。如果我们能逃脱核战争的灭顶之灾，如果我们能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和人口增长，能够有效地解决资源枯竭问题，我们的命运是否仍受上述投资的高成本、低回报的制约？我们是否会像过去的一些社会那样，最后发现克服困难的成本与所得收益相比实在太高，放弃这些问题反而是一种经济的选择？事实上，当今世界和古代世界在其崩溃的根本寓意上存在着重大区别。区别之一是今天的世界是“满的”。也就是说，当今世界充满了复杂社会，这些社会占据了全球除蛮荒地带以外的每个角落。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因素。作为一个整体，复杂社会是人类生活中非常近期的、非同寻常的一个侧面。当今的局势—所有社会如此奇异地组合在一起—非常独特。本章早些时候说过，古代复杂社会的崩溃发生在，而且只能发生在权力真空出现的时候，即一个复杂社会（或系列平等政体）被复杂化程度较低的邻国所包围。今天的世界不存在权力真空。每一个国家都被主要强国联系着、影响着，大多数国家都与某一个权力政体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再加上即时迅捷的环球旅行，正如保罗·瓦莱里所说，“……崩溃不会再次发生，除非整个世界联手”。崩溃在今天既不是一种选择，也不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威胁。任何一个可能崩溃的国度都会面临三种选择：（1）被一个邻国或某一大国吸收；（2）接受一个强国或一个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援助；（3）本国的基础民众承担复杂化所需的所有成本，无论边际回报多么糟糕。今天的一个国家再不会单方面崩溃，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政府解体，其民族和疆土就会被另外一个国家吸收。尽管这里说的是近期的情况，但它与昔日的崩溃有相似之处，而这些相似之处又可以给当代状况带来启发。如前所述，昔日的崩溃现象发生在两种不同的国际政治格局之下，一是孤立的统治国家，一是系列化平等政体。随着环球旅行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孤立性统治国家已经过时，如今剩下的只有竞争性平等政体。就算今天全球只存在两个平等政体，同盟团体分别属于两大对立阵营，其竞争关系的动态变化也是一样。像后罗马帝国、古希腊和意大利、中国的春秋战国以及玛雅城邦这样的平等政体，其特点就在于它们的竞争关系、争夺霸权、结盟解约、地域扩张和割让以及在军事优势方面的持续投资。平等政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在寻求控制其他成员，由此生发出一种上升性投资竞争的螺旋。没有任何一个成员胆敢在没有现实外交保护条件下从旋涡中脱身，因为撤出只能意味着情愿接受别人的统治。从这种意义上讲，尽管现代工业社会（特别是美国）有时在公众见解中比较接近古代罗马，但事实上它们更像是迈锡尼或玛雅。平等政体系统倾向于同步向更为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在竞争动力驱使下，每个成员都会模仿竞争者在组织结构、科学技术和军事建设方面的特长。这类发展当中的边际回报将呈下降趋势，因为军事领域的每一项突破都会遇到新的防范措施，从长远角度讲并没有带来优势或安全的提高。一个社会若陷入平等政体之间的竞争，就一定会越来越多地增加投入而不见回报的增长，因而从经济上讲开始变得虚弱。但退出的选择和崩溃的选择并不存在，所以对任何当代国家来说，由边际回报递减导致的崩溃不会发生在不久的未来。这并不是由于我们完成和实现了什么事业，而是由于我们允许自己卷入竞争的旋涡。这就是为什么经济低发展、在地球上过安稳生活的提议不会奏效的原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单方面经济减速无疑等同于单方面解除武装。我们根本就没有回归较低经济层次的选择，至少这不会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平等政体的竞争推动着复杂化的增长和资源的消费，不计任何（人类或生态的）代价。基于这种局势，我们的探讨便不是想暗示任何一个大国会很快面临崩溃的危险。世上的一流和二流强国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承担收益递减的费用，足可以延续到遥远的未来。正如我们在罗马和玛雅的例子中所见到的，人们如果有足够的经济刺激和（或）充足的经济存储，便可以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承受边际回报递减带来的冲击，然后才会走向崩溃。（但这并不是我们心安理得的理由。众所周知，当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在速度上远远快于古代。）不过，有相当数量的较小国家在军事上作出与其经济基础不成比例的重大投资，或在边际收益值得怀疑的开发项目上大规模投资，这些国家可能颇具崩溃的危险。当今的世界不会允许它们崩溃，某个强势的伙伴或国际金融机构会助其险境逃生。只是这类情形将降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在复杂化投资领域的边际回报。平等政体倾向于经历长时期的上升型竞争代价、下降型边际回报的螺旋。当人们能够控制并获取一种新的能源补偿的时候（如在罗马共和国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或共同走向崩溃的时候（如迈锡尼和玛雅），这种进程才会最终停止。崩溃—如果发生并当它再次发生时—将会是全球性的。任何一个单一国家都不再可能走向崩溃。世界文明将会作为一个整体而崩溃。以平等政体形式发展的竞争者们的崩溃也是一样。在古代社会，解决边际回报递减的办法是捕捉并获取新的能源补偿。在主要靠农业、牲畜和人力（最终靠太阳能）生存的经济系统中，能源补偿还伴随着地域扩张。古代罗马和中国战国时期的秦国，如无数帝国构建者一样，采取的都是这种途径。在今天靠能源储存生存的经济系统中，特别是在一个挤满了复杂社会的世界，这种途径不大现实可行，也不会获得永久成功。已有的资金和技术必须运用到某种新的和更丰富的能源开发中去。技术革新和增加产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边际收益递减的冲击。新的能源补偿在某一时刻将成为必须。我们很难说国际工业社会是否已经抵达其整体投资中边际收益递减的拐点。伟大的社会学家皮特里姆·索罗金坚信西方经济在20世纪初就已经进入到收益递减阶段。相反，赞诺弗·佐罗塔斯却预计度过2000年不久才抵达这个拐点。即使我们目前的工业社会还没有抵达收益递减的拐点，那一时刻也终将不可避免地到来。人类近代史似乎已经表明，我们至少在依赖化石燃料还有某些其他原材料方面达到了收益递减的拐点。如果我们已经看到生存标准持续下降，如果我们想避免未来的全球崩溃，就必须找到新的能源补偿。一种更为丰富的能源形式也许不能扭转复杂化投资边际回报递减的出现，但至少使资助复杂化投资成为可能。缺乏权力真空（以及由此而来的竞争旋涡）已经使这个世界延期面对可能更早出现的整体崩溃。这里的确存在着一个悖论：所有人都在诅咒的灾难状况迫使我们忍受着边际回报递减的出现，其历时如此之长，足以使我们找到暂时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一缓冲阶段必须理智地加以利用，即借此机会寻求和开发维持经济富足所必需的新能源。这类研发项目必须是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即便是（预料之中的）必须挪用其他经济领域的人力物力资源。这一努力所需的资金必须列入每一个工业化国家的财政预算（其成果也由所有国家分享）。我不想闯入政治领域并建议开发资金应出自国家政体或私营集团，我只是说我们必须拥有这方面的资金。然后就是目前状况下人们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问题。我们置身于一个怪异的处境当中：竞争性的互动迫使我们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投资，也必须接受可能导致崩溃（除非首先崩溃的竞争者被幸存者统治或吸纳）的边际收益递减。由此我们从崩溃的威胁中赢得了一个延缓期，尽管我们发现自己不愿意承担所有的代价。我们说崩溃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但并不是说工业化生存标准的变化同样赢得了缓冲阶段。从边际收益开始递减（一个目前正在经历的进程），直至新的能源补偿开始到位之时，工业社会一直享受的生活标准不会迅速提高，而且对某些团体和某些国家来说，生活标准可能将维持现状或出现下降。由此引发的政治冲突，外加核武器的获得变得日趋容易，将在我们的未来构成一种十分危险的世界格局。以上这些见解既不新奇，也不激进。其他许多人曾就目前的局势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他们的论证细节和叙述文笔都远胜于我。我这里所能实现和完成的，是将当代社会的发展情况放在历史观察的视角之下，并将一种能够放之四海，能够联系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通用原则运用其中。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如何与众不同，我们的工业社会事实上仍受到昔日曾导致崩溃的同样原则的制约。如果人类文明再次出现崩溃，那将是因为我们没有充分利用眼前的缓冲时期—一个具有悖论意义的、对我们期待的未来既有伤害但又能决定其命运的缓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