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全行楷碑帖（梅景书屋中滂喜斋旧藏之碑帖善本）

最全行楷碑帖（梅景书屋中滂喜斋旧藏之碑帖善本）吴湖帆、潘静淑夫妇从祁夫人之手所获碑帖珍品，还有如今与“四欧宝笈”同在上海图书馆的宋拓宋装孤本《许真人井铭》，吴氏题曰：“吾家所贮汉唐宋诸碑帖，以此真北宋初拓为最古；所见唐拓诸本，亦不可信，皆无此古也。戊辰中秋湖帆识。”后接潘氏小字细楷一行：“此为先伯父文勤公所藏珍籍，戊辰秋，继母付湖帆与余保藏。静淑谨记。”戊辰即民国十七年（1928），而早在三年之前，吴氏已在潘家获见此本，册中另有其边题：“乙丑秋日，观宋拓宋装《茅山许真人井铭》，海内绝无稀有之本，可谓眼福……向为余外祖川沙沈均初中翰所藏，后归余内伯潘文勤公滂喜斋。吴湖帆记。”同年之秋，吴氏在滂喜斋中获见的珍本碑帖，尚有今存上海博物馆的明孙仲墙（桢）旧藏《夏承碑》，吴氏题记曰：“乙卯秋日，吴湖帆观于滂喜斋。乙丑秋日，重观题名。”乙卯秋日是在民国四年（1915）之秋，也正是吴、潘两人新婚当年。还有友人仲威先生《善本碑帖过眼录》（文物出版社2

吴湖帆家藏碑帖及古籍善本中，颇有潘祖荫（1830-1890）滂喜斋旧物者，因潘氏及夫人相继离世之后，所藏金石书画、古籍碑版等，无子嗣传承，遂由其弟祖年（仲午，1870-1925）载归苏州；而潘祖年虽曾得二子，却先后早逝；其次女静淑（1892-1939），又于民国四年（1915）乙卯嫁与吴湖帆为妻，故吴氏夫妇箧中之滂喜斋旧藏，往往被推说为潘氏陪嫁妆奁。其实并不全然，而是虽多来自潘家，但所取则各有时节缘由。今试就平日所知所见，稍述其事。

先说大名鼎鼎的“四欧宝笈”。“四欧”之中，《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以下简称《化度寺碑》）、《虞恭公温彦博碑》（以下简称《虞恭公碑》）及《皇甫诞碑》中，皆各钤“吴潘祖荫章”（白文）、“金石录十卷人家”（朱文）诸印，《虞恭公碑》后，又有潘氏泥金细书：“此册为先伯父文勤公所藏名拓也，先父仲午公付余宝藏。湖帆初集昭陵诸碑，以此为冠。今与率更宋拓三碑，为四欧镇宝矣。静淑识。”而《九成宫醴泉铭》（以下简称《九成宫碑》）内潘氏题记，则谓：“吾四欧堂旧藏宋拓宋芝山本，损字较此本多八九字。甲子来沪后，湖帆见此本于友人处，以商戈周彝易归，以饜四欧精本之愿。静淑。”册首吴湖帆所绘《九成宫图》题记中，亦称：“宋拓《醴泉铭》‘栉’字未损本，乾隆御赏品也。丙寅收入吾家，为四欧堂镇宝之一。”可知“四欧”之中，除《九成宫碑》之外，其他三种皆曾经潘家收藏，故一般所谓“四欧”中三种来自潘氏妆奁之说，亦可能即缘于此。

“四欧宝笈”之《虞恭公碑》中吴湖帆、潘静淑题记

“四欧宝笈”之《九成宫碑》前吴湖帆绘《九成宫图》

然吴湖帆在其自署民国廿八年（1939）己卯立冬日撰书的《故妻潘夫人墓状》（载佘彦焱整理《梅景书屋题跋记（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1月）中则记：“乙丑春，丁父忧。继母赐宋拓率更二碑，始与吾家欧阳二碑合，命曰四欧堂。”乙丑为民国十四年（1925），依前述《虞恭公碑》中潘静淑“湖帆初集昭陵诸碑，以此为冠”之题，知该本早在吴氏对昭陵碑拓有兴趣时，就已入其夫妇箧中；而据拙文《“四欧”及“既丑且美”之外：吴湖帆的昭陵碑拓鉴藏》（原刊2016年2月24日《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后收入《翰墨烟云：关于金石书画及其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4月）考述，吴氏初集昭陵诸碑，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初、1925年之前。如此，再合之前引吴、潘夫妇所述“四欧”中的《九成宫碑》，虽系其甲子（1924）来沪后所收之宋拓“栉”字不损本，然之前已先有“旧藏宋拓宋芝山本”，皆与前引吴氏《故妻潘夫人墓状》中所记相符，即乙丑年（1925）潘氏继母赐宋拓率更二碑时，吴氏夫妇家中已有欧阳二碑，前者应是《化度寺碑》《皇甫诞碑》，后者当为《虞恭公碑》及《九成宫碑》。而需略作附说的是，今“四欧”中之《九成宫碑》，虽吴湖帆题称为“丙寅收入吾家”，然册前内页所存薛虞卿旧签左侧王同愈一签，署“中江李氏旧藏薛虞卿本，乙丑九月栩缘题”，却在丙寅（1926）前一年。更有疑问者，吴湖帆《丑簃日记》（收入梁颖编校《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一九三三年五月卅一日记曰：

访遐庵，往杭，未晤。大千往苏，亦未晤；转访谢玉岑，略谈。归后谷孙来，为余购得宋拓《九成宫》，“栉风沐雨”之“栉”字犹完好未损，可宝也。前后有“乾隆御览之宝”六字腰圆印、“懋勤殿鉴赏印”，价易《毛诗》一部。近日商市凋敝，碑帖一门玩者又少，故价值较前十年仅及四分之一，较前卅年仅折半耳，可叹可叹。恐乾嘉时翁覃溪、王梦楼等遇此，亦需百金也。

由吴氏记述判断，当时其以《毛诗》一部之价即三百元所购宋拓“栉”字未损本《九成宫碑》，应该就是今日“四欧宝笈”中的“乾隆御赏”之“懋勤殿本”。现册前册后所存陈淮生戊辰（1928）十一月、方还己巳（1929）十月题跋，以及陈曾寿庚午（1930）秋八月、褚德彝、高时显丙寅（1926）秋九月、邓邦述己巳（1929）七月、冯超然丙寅（1926）六月、朱孝臧戊辰（1928）四月、吴梅戊辰（1928）四月、罗振玉丙寅（1926）五月、吴曾源、吴兴让、蔡晋镛、张茂炯己巳（1929）六月等诸家观款，虽皆在1933年5月之前，然日记为吴氏本人当年自记，所记购此宋拓《九成宫碑》“栉”字未损本之事，又非寻常琐细，应不至太有误差。再观陈淮生跋中之语，仅谓：“湖帆道兄既宝有唐石宋拓《化度寺碑》，复获此麟游原石旧拓，故并所藏《虞恭公碑》、《皇甫君碑》，以四欧名堂”；方还跋中亦笼统称之曰：“己巳十月十日，宿湖帆寓斋，出示宋拓本，使人肃然生庄敬之心矣”，皆未及“栉”字未损、乾隆玺印等细节“亮点”；众多观款之中，更无记所见究竟为何本者，唯王同愈之签曰“中江李氏旧藏薛虞卿本”，似与册后薛氏万历癸丑（1613）仲夏一跋，尚有照应。故在没有更多确切明证的情况下，最有可能的推测是，吴氏于1933年5月底购得更加精善的宋拓“栉”字未损本《九成宫碑》之后，如其妻潘静淑所言，为“饜四欧精本之愿”，替换了“四欧”中原先的旧本，而旧本中包括明人薛氏之跋在内的原有各家题跋、观款等，则仍多保留。

曹允源撰文、王同愈书丹并篆盖之《诰授通议大夫盐运使衔刑部云南司郎中加四级潘府君墓志铭》中，记志主潘祖年（仲午）甲子腊月因疾就医沪上，乙丑（1925）正月十二日遽卒，至八月六日，始归葬吴县，而前揭吴氏《故妻潘夫人墓状》中所称继母者，即潘祖年墓志中所记其继配夫人祁氏。由此可明，民国乙丑（1925）吴湖帆、潘静淑结褵十周年时，恰遭潘氏丧父，继母祁夫人出滂喜斋遗物中宋拓《化度寺碑》《皇甫诞碑》为赐，吴氏夫妇遂得与原有之《虞恭公碑》及《九成宫碑》二种，合成“四欧”。其中宋拓《虞恭公碑》因潘氏自记为“先父仲午公付余宝藏，湖帆初集昭陵诸碑，以此为冠”，故可能系潘祖年生前亲付女儿，或即为潘氏妆奁中物，暂莫能详。今检“四欧宝笈”各本中吴湖帆、潘静淑夫妇自题及其诸友所题跋语、观款等，凡署年月者，似多在乙丑（1925）之后，尤以丙寅（1926）至己巳（1929）间稍多。而作为吴氏世交前辈、且同好金石碑版的王同愈先生，也在其丙寅（1926）所作《陶贵墓志跋（吴湖帆藏石拓精本）》（收入顾廷龙编《王同愈集》“栩缘文存”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中，特别提及：“湖帆比来酷嗜金石，搜讨益勤。宋元旧拓如二王四欧，骆驿奔赴。”

吴湖帆、潘静淑夫妇从祁夫人之手所获碑帖珍品，还有如今与“四欧宝笈”同在上海图书馆的宋拓宋装孤本《许真人井铭》，吴氏题曰：“吾家所贮汉唐宋诸碑帖，以此真北宋初拓为最古；所见唐拓诸本，亦不可信，皆无此古也。戊辰中秋湖帆识。”后接潘氏小字细楷一行：“此为先伯父文勤公所藏珍籍，戊辰秋，继母付湖帆与余保藏。静淑谨记。”戊辰即民国十七年（1928），而早在三年之前，吴氏已在潘家获见此本，册中另有其边题：“乙丑秋日，观宋拓宋装《茅山许真人井铭》，海内绝无稀有之本，可谓眼福……向为余外祖川沙沈均初中翰所藏，后归余内伯潘文勤公滂喜斋。吴湖帆记。”同年之秋，吴氏在滂喜斋中获见的珍本碑帖，尚有今存上海博物馆的明孙仲墙（桢）旧藏《夏承碑》，吴氏题记曰：“乙卯秋日，吴湖帆观于滂喜斋。乙丑秋日，重观题名。”乙卯秋日是在民国四年（1915）之秋，也正是吴、潘两人新婚当年。还有友人仲威先生《善本碑帖过眼录》（文物出版社2013年7月）中，著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潘景郑先生捐赠上海图书馆的宋代蔡襄撰书小楷《茶录》宋拓孤本，亦有“乙丑秋八月吴湖帆观于滂喜斋”之记。而前揭《梅景书屋题跋记（续）》中，并收吴氏《手写蔡襄茶录》题记：“丙寅七月之望，据筠清馆、汉石经室、滂喜斋沿藏之宋拓本校录。”丙寅为1926年，即吴氏于滂喜斋中获观《茶录》宋拓孤本之次年；而筠清馆主吴荣光、汉石经室主沈均初，皆清代金石碑版鉴藏名家，后者且为吴湖帆外祖。

宋拓孤本《许真人井铭》

宋拓孤本蔡襄小楷《茶录》后吴湖帆观款

孙仲墙旧藏《夏承碑》后吴湖帆等观款题记

据吴氏《梅景书屋题跋记》（佘彦焱整理，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所载，潘祖年在世时，潘静淑从其父手中所获碑帖，尚有《旧拓唐薛汾阴书封祀坛碑》，吴氏题跋于甲戌（1934）冬，其中提到：“此旧拓《封祀坛碑》为内伯父文勤公遗物，癸亥年余偕静淑避疫居内家时，外父所赐。迁沪后，又得明拓《石淙诗》，互阅摩挱，乃悟祐陵书法。曾摹写移时，方知褚、薛之妙，不独祐陵瘦金传其奥，而鲁直、南宫亦一脉也。”癸亥为民国十二年（1923），前揭吴氏《故妻潘夫人墓状》中亦记：“癸亥夏，男权生。越岁，奉姑挈稚，避乱迁沪，迎双亲居吾家。”又有《旧拓（韩韵海藏本）唐平百济国碑》，吴湖帆题曰：“此本为内伯父潘文勤公故物，韩韵海所藏之旧拓也。丙辰岁外舅手遗静淑，越今已二十三年。碑前有文勤公手书签，题光绪庚辰，距今六十年，而外舅去世，亦十六年，夫人又作古适一周年，对之惘然，漫记于四欧堂。”丙辰为民国五年（1916），即吴湖帆、潘静淑结婚之次年；吴氏外舅潘祖年逝于民国十四年（1925）乙丑，夫人潘静淑殁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己卯，则其此题，当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庚辰，距光绪庚辰（六年，1880），恰满周甲。

新近面世的《顾廷龙日记》（李军、师元光整理，中华书局2022年1月）一九三二年（壬申）十一月八日中，有这样的记述：

景郑来书，赠新得彝器拓片：无㠱敦一，王子仲父盉一，毕仲父敦一，皆攀古遗物。今以仲午夫人丧事，烦其昆仲料理，而以此相酬，亦可谓隆矣。攀古之物，自仲午捐馆后，湖帆平时择碑志拓本及宋椠之精者往往携去，今自名为四欧堂之四拓皆是也。渠不欲铜器，赠亦却之，盖避人耳目。博山则取铜器拓片，据为己物，以炫于人，善本间亦有久假不归者。其他则海红、济阳（仲午孙妇之母家），尚有祁氏（仲午继配家），徐氏（仲午长婿），皆有所得。一家孤寡，凭人支配，亦堪怜惜。此攀古遗物于甲子以后散失大概也。

而前揭吴湖帆《故妻潘夫人墓状》中则记：“壬申，从吴霜厓先生学词。夏，丁继母艰，受命以《梁永阳昭王敬太妃双志》为遗念，因自号‘双修阁内史’。”可知顾先生是在潘氏继母祁夫人去世后办完丧事不久记下此事的，而稍在此前数月，滂喜斋中所遗南朝碑志名品《梁永阳昭王敬太妃双志》（又称《梁萧敷敬太妃墓志合册》）孤本，据吴氏之记及册中潘氏所题：“壬申夏日，归潘静淑秘笈”，似已归潘静淑所有。然前揭吴氏《丑簃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旧历二月十三）中，却又有“博山取来《萧敷志》交余”之记，《梁萧敷敬太妃墓志合册》前，也有吴氏同年同月之题，曰：“梁仆射徐勉，字修仁，工文章，当时丰功伟迹之文，都出其制。此《永阳王敬太妃双志》，咸为修仁奉勑所撰，因名吾室曰双修阁。癸酉二月，吴湖帆、潘静淑记。”至四月三日的日记中，又记：“陈巨来为余刻双修阁田黄印交来，长谈至午夜，始与刘定之同去。”则潘、吴所记此册壬申（1932）夏已归其秘笈，或谓受命以之为遗念云云，莫非仅仅是指当时已明确该本之归属，而实际却是至次年癸酉（1933）的旧历二月，才由“博山”取来交付？博山者，潘景郑先生之兄潘承厚也。如若是，今册中虽存“丙寅仲夏，上虞罗振玉观于春申吴氏寓斋”之题，明明白白，是早在民国十五年（1926）丙寅已见之于吴氏沪寓，但其时此册应尚非吴氏夫妇之物，故后来很可能又曾辗转他处。至册中另有王氏所题“乙丑秋七月，元和王同愈观，子怀瑬侍”，虽更早在潘祖年已逝而尚未归葬之时，然其未及获观所在，则可能仍在吴家，也可能是在潘家，抑或他处。

孤本《萧敷敬太妃墓志合册》

《顾廷龙日记》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所记中，亦提及此册，则谓：“湖帆招观《萧敷敬太妃志》，孤本也。此系绂庭从李竹朋豪夺而来，有程恩泽、方履篯、徐松、何绍基、匡源、李文田等题。湖帆亦从女太太手中豪夺而来，但无识之女太太手中转致损失耳。”绂庭即潘祖荫、祖年兄弟之父潘曾绶(1810-1883)，李竹朋名佐贤（1807-1876），亦当时鉴藏名家，其题此册时，即述及：“咸丰己未夏，友人以此本寄售，惊为创见。议值未定，会绂庭世三兄见而爱之，不忍释手，因思宝刻果得其所，公诸友亦无异有诸己也，遂举以相让。绂翁其慎守此宝，勿为他人所夺，可乎？抑亦有以报我否乎？”而几经沧桑之后，此册最终成了上海博物馆的一级藏品。

罗振玉在其成书于己卯（1939）的《石交录》卷二中，专门记述曾请吴湖帆影印其所藏《梁永阳昭王敬太妃双志》一事：

潘文勤公所梁永阳王萧敷及永阳敬太妃两墓志，为海内孤本。往客吴中三年，谋一见，不可得也。岁丙寅夏，游沪江，乃得见之于文勤侄婿吴君湖帆许，因劝吴君以写真玻璃版，早日印行，俾传之艺林，乃至今尚未见传本。今年吴中兵事，闻此尚未入劫灰，则印行之事，不可再缓。暇日当移书湖帆，更申前请。

而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第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1月）所刊《罗振玉手札》（丁小明整理）中，有致吴湖帆四通，其第一通中即谓：

湖帆仁兄著席：丙寅夏申江拜教，匆匆十余矣……去岁王君翁归来，言南中兵事，滂喜斋旧藏幸无恙，梁永阳王及敬太妃两志，想公携之行箧。弟从前请出以写真玻璃版精印，今不得不更申前请，想能鉴其诚而许之也。

关于此事，台湾地区学者吴修安先生多年前在其《梁萧敷及王氏墓志铭流传考》（载《早期中国史研究》第五卷第一期，2013年6月）一文中提出：“为何吴湖帆一直不肯出借、出版？其实拓本是在1915年做为潘静淑（1892-1939）的嫁妆而被带进吴家。潘静淑是潘祖年的小女儿，能诗词，擅绘画，因而在潘祖年为她所准备的嫁妆中，就有许多珍贵的碑帖书画，萧敷及其夫人王氏墓志的拓本，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拓本其实是潘静淑所有，吴湖帆在题跋中也明言：‘今属静淑嗣守，当永保之’。也就是说他并无权处置拓本，这应该是他为何先后拒绝罗振玉出版建议与赵万里商借要求的主要原因。”然据前述，丙寅（1926年）时此册既未归潘静淑秘笈，更非吴湖帆所有，则无法应允罗氏影印之请，固然合情合理；而十余年后罗氏札中“更申前请”时，应该已经没有这样的问题，九卷本《董康东游日记》（王君南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卷六中，民国二十二年（1933）十二月十六日所记一事，似亦可旁证：

接程云岑函，言吴湖帆允以千元借印贝义渊所书荥阳王及敬太妃二志。此为宇宙间孤本，俟归国时，当尽力图之。

不过此事好像亦无结果，究竟为何，不得而知。唯吴氏《丑簃日记》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廿五日中记曰：“晨九时，螾庐来，索画五尺条一幅。在此长谈，谈及罗振玉雪堂望将《梁永阳王敬太妃志》印行，最好日本摄影，惜非其时耳。”而前引罗氏致吴氏札中，已有语曰：“作此书时，适友人在坐，谓‘今日何日，乃以此为急务？’弟对以‘正惟在今日，不为此事而谁为乎？’公闻之，当笑且慨也。”螾庐即学者王季烈（1873-1952），字晋余，号君九，江苏长洲（今属江苏苏州）人，王颂蔚之子，潘静淑表兄。至于赵万里先生因编撰《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之需，曾向吴氏商借未果，似更与吴氏能否作主出借无关，据刘波先生《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8年8月）所载，赵氏之书，1931年始由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九年度报告》第五章“下年度研究计划大纲”中提出，尚称《魏齐周隋之墓志》。次年即1932年，正式确定编纂，名《汉魏六朝冢墓遗文图录》，至1948年底，方自印成书，且印数极少。在此基础上，复经修订补充，最终定稿曰《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于1956年1月作为“考古学刊”之一，由科学出版社（北京）出版。由此可推，其向吴氏商借《梁萧敷敬太妃墓志合册》，似应在1932年之后。《年谱长编》中，并记1933年赵氏在与藏书家徐乃昌商谈影印《四库全书》之时，有借印《常丑奴墓志》之请；1936年，又曾访富藏碑版的朱翼盦（文钧）先生，借校其所藏六朝隋唐墓志拓本等；更有1932年至吴湖帆府上观书之记，唯未及借阅《梁萧敷敬太妃墓志合册》之事。

今与《梁萧敷敬太妃墓志合册》同在上海博物馆的宋刻孤本《梅花喜神谱》，亦为潘氏滂喜斋中旧藏珍稀名品，其中潘静淑民国十年（1921）辛酉一跋，记其获藏缘由：“先伯父文勤公藏宋刻《梅花喜神谱》二册，辛酉正月灯节，当予三十初度，父亲举以赐予宝之。静淑女史潘树春敬记。”吴湖帆更是一见惊诧，心仪在先：“元旦往外家贺岁，得观此书，诧为眼福。越十二日，内子三十诞辰，外舅即以此书授女为仪。余得永永读之，岂非厚幸……元宵灯下，吴湖帆题记。”又于册首题曰：“吴氏文物四宝之一：周微子愙鼎，宋拓孤本《梁永阳王敬太妃双志》，元吴仲圭《渔父图》卷真迹及此书也，定为吴氏文物四宝。吴湖帆识。”寻又改称：“微子愙鼎为先尚书题名之宝，因以米芾书《多景楼诗》册为四宝之一。湖帆重记。”其梅景书屋之名，亦由此而来。

与之相关者，还有前揭《吴湖帆文稿》内《吴氏书画记》中著录的“宋汤叔雅《梅花双雀图》”，原系清内府之物，吴湖帆记曰：“光绪己丑，与孝钦皇后临本一幅，同时赐潘文勤公。后由外舅仲午公付静淑袭藏，今与宋刻《梅花喜神谱》同贮，名吾居曰梅影书屋。”而前揭《梅景书屋题跋记（续）》所载“梅景书屋画集初印本（自藏）”条下，有吴湖帆跋其自作《层岩叠翠》图，则曰：

潘氏御赐本汤叔雅《梅花双雀图》，于静淑来归时，为籢中宝物。而当光绪十五年赐文勤公时，尚有孝钦皇后御笔临本一幅。甲戌岁，达于女士检出，仍以之赠静淑。越年女士寿，静淑索余作一图，迟迟未成。迄翌年，即以此画补祝云。女士丁氏，为文勤公嗣孙承镜号蓉士室。蓉士天质颖慧，身弱体羸，授室后三月即谢世，越今将廿年矣，惜哉。女士端容大度，治家豪健，有丈夫气，静淑爱之若子女云。

丁达于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将历尽艰辛保存下来的传家重宝大盂鼎、大克鼎捐献国家的潘达于（1906-2007）女士，十八岁嫁入潘家，为潘祖荫嗣孙媳妇。不久，夫君潘承镜、承镜祖父潘祖年相继去世，时年二十的她，便开始掌管门户、接守家藏。甲戌为民国二十三年（1934），距潘祖年（仲午）下世，将近十年，去祁夫人之殁，亦已二载，故以孝钦皇后临本《梅花双雀图》赠吴湖帆、潘静淑夫妇，俾与其箧中汤叔雅原作重合，遂出潘达于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