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性需求时（我们也有性需求）
有性需求时（我们也有性需求）蔡聪站在女儿的身后，36岁的他与女儿一样，是一张娃娃脸的模样。小姑娘今年六岁，皮肤是小麦色。眼睛圆圆的，又黑又亮，带着一丝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来访者，一副古灵精怪的样子。2022年6月的一天，我们去到了蔡聪位于北京房山的家里，见到了蔡聪本人，以及他的家人——同为视障者的妻子肖佳和他六岁的女儿蔡孟熙。女儿的眼睛，很明亮。开门的是蔡聪的女儿，蔡孟熙。
盲人蔡聪讲话逻辑清晰，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幽默。
与他聊天，你不会想用“身残志坚”这样的词来形容他，也不必保持小心翼翼的“礼貌”。
这也是他一直倡导的：残障只是一个人的特点，并非是一种缺陷，过分尊重与漠视，都是一种歧视。
蔡聪身上有股独特的力量感，那是一种持久的耐性。过往的这些年，他在黑暗中探索光明，如同一位斗士，四处奔走，维护残障人士的权益。
2022年6月的一天，我们去到了蔡聪位于北京房山的家里，见到了蔡聪本人，以及他的家人——同为视障者的妻子肖佳和他六岁的女儿蔡孟熙。
女儿的眼睛，很明亮。
开门的是蔡聪的女儿，蔡孟熙。
小姑娘今年六岁，皮肤是小麦色。眼睛圆圆的，又黑又亮，带着一丝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来访者，一副古灵精怪的样子。
蔡聪站在女儿的身后，36岁的他与女儿一样，是一张娃娃脸的模样。
讲话时，他的嘴角始终挂着微笑，左眼球会随之上下转动，这只眼仅有0.01的视力，有一点光感。而右眼则做了眼球摘除手术，换上了义眼。
蔡聪女儿蔡孟熙展示她的画作
由于疫情，自2020年以来，蔡聪的工作便几乎都转为线上办公。
在书房里，他与妻子肖佳并排坐在办公桌前忙碌着。二人面对电脑，保持着相似的姿势，上半身微微前倾，分别专心“听”着，从各自手机和电脑里，传出来的一串串语速极快的机械式女声。
肖佳熟练地敲击着键盘，读屏软件会朗读出屏幕上的信息，语音速度被加快了若干倍，普通人很难听懂。
五年前，31岁的蔡聪作为第四季《奇葩说》的辩手，走入大众的视野。
在《奇葩大会》的选拔环节，他拿着一根红白相间的盲杖，穿着一身灰色西服，走上舞台。上场前，工作人员询问他，会不会紧张。
他回答道：“不会，我根本看不清台下有没有人，现在是‘目中无人’。”
上台后，蔡聪用轻松幽默的语气，做了一段主题为《世界上不该有残疾人》的演讲。短短的7分钟里，他回顾了自己失明后的经历，也刷新了大众对残障人士的认知。
与往常看到的“残障”主题演讲不同，蔡聪的讲述里既没有身残志坚的情怀，也没有命运多舛的悲情，他只是想告诉大家：
“伤残只是换了一种新的活法，是一个人的特点而非一种缺陷。”
“如果当初在我遇到残障这件事情的时候，周围的环境不是告诉我，你完蛋了，而是告诉我，其实你的人生只是换了一种新的活法。
如果更多的和残障有关的家庭，他们在遇到残障的时候，能够知道这些的话，那么他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呢？”
蔡聪向大众发出提问。
改变偏见，这是他参加节目的初衷之一，蔡聪告诉「最人物」：“我想打破大众对残障的刻板印象，走出去和主流对话，而不是一直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
在外界眼里，按摩似乎是盲人的“群体性命运”。而蔡聪则试图告诉大家，除了按摩，盲人的人生还有很多种可能。
1986年，蔡聪出生于湖北荆州沙市。
10岁时，他被检查出药物性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那一年，周围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聪明的小孩，这辈子完了。
在经历各方求医无果后，抱着“能混一天是一天”的心态，蔡聪重新回到学校，不料第一次考试，就考了第一名。
蔡聪一下又变成了“别人家孩子”。老师在教育其他同学时，经常用他做例子：“蔡聪都这样了，学习还这么好，你们一个个有手有脚，眼睛还好，不觉得惭愧吗？”
初期听到这样的夸奖，蔡聪暗自得意。但时间越久，思考越多，他越觉得不对劲，“这意味着别人对你的期望值很低，觉得你都看不见了，还能这样。”
蔡聪在书房工作
读到高中，已经无法看清字的蔡聪，成绩并未受到影响。这既得益于老师和同学帮他阅读书本和试卷，也源自他内心对知识的渴望。
2004年，学校帮成绩优秀的蔡聪向省教育局，申请以人工读题的方式参加高考，最终未能成行。在当时，没有盲人参加普通高考的先例。
（注：从2015年开始，我国视力障碍考生可以通过盲文试卷、大字卷、专人引导等多种方式，和普通考生一样参加高考。）
听到这个消息，蔡聪一度很绝望。迷惘之际，父亲无意从杂志上了解到，国内有两所学校可以通过单考单招的方式招收盲人学生，但只能用盲文试卷参加考试。
从未接触过盲文的蔡聪，很快学会了盲文。
可盲文班的老师告诉大家：大部分学生在学会盲文后，将来都去做了按摩。蔡聪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是要去上大学的人，和其他人不一样。
2005年，蔡聪如愿考上了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针灸推拿专业。
就在蔡聪对未来充满期待时，老师又告诉他们：“以前盲人只能乞讨、卖艺和算命，现在你们可以上大学，将来可以做按摩，已经很不错了，不要有其他不切实际的想法，要常怀感恩之心。”
蔡聪家种植的红薯藤
外界对盲人的态度始终是消极否定的。失明后的很多年里，蔡聪一度认为，看不见，是自己的问题。伴随着内心的彷徨，他短暂地接受了盲人只能按摩的命运。
实习时，蔡聪找了一份按摩店的工作，过着“宿命般”的重复生活：给客人按摩，按完以后坐着等待，直到下一位客人到来。
某天坐在店里等待客人的间隙，蔡聪突然觉得这一切毫无意义，没和任何人商量，他逃一般地离开了按摩店。
毕业后，身边绝大多数同学都主动或被动走入按摩行业，蔡聪则选择成为一名待业青年。
蔡孟熙介绍她的画，左上角是警察叔叔在饭店，边玩手机，边等待上菜
就在蔡聪默默抵抗命运之际，他受到了命运的眷顾。
在家上网时，蔡聪看到了「一加一」公益组织在招聘视障实习生，这是一个残障人自助公益组织，致力于残障人士的技能培训和多方向就业。
蔡聪立马投递了简历。面试题里，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非诚勿扰》举行残疾人专场相亲会，你会不会参加？蔡聪回答：“当然不会啊。专场相亲会本身就是对残疾人的一种歧视。”
他的回答与「一加一」想要传递的残障主张，不谋而合。
2010年，蔡聪从家乡湖北来到北京，走上了残障公益的道路。今年，是蔡聪来到北京的第12年。
目前，他是「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合伙人、「有人公益基金会」的残障项目总监，也是哈佛大学残障项目培训师和非视觉摄影师。
他所在的公益组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由盲人组成的广播制作团队、成为中国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注册的残障媒体，培训出中国第一批盲人速录师。
蔡聪喜欢多啦A梦。
采访当天，他穿着一身白色的居家服，上面印着多啦A梦的图案。他觉得自己和多啦A梦很像，机器猫“伸手不见五指”，而他则是“目中无人”，本质上，他们都有着“残障”这一特点。
在遇到困难时，多啦A梦总是可以从口袋里，掏出各种万能道具；蔡聪也是，为了让残障群体真正融入社会，他没少做各种尝试。
蔡聪穿着多啦A梦的衣服，接受采访
这么多年来，蔡聪一直在督促各大企业改进电子产品的无障碍功能，让视障者可以顺畅使用读屏软件、导航等各种手机辅助功能。
曾经，他召集过1000个盲人给某著名国产手机品牌写信，要求改进手机无障碍设计。经过不懈的努力沟通后，最终厂家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但多数情况下，在与各企业和开发商沟通的过程中，蔡聪得到的反馈都是：我们现在还是小厂，等我们做大；等我们有时间和精力了；等我们……
很多企业把残障群体当成是需要额外付出精力和时间的一类人，却没有看到无障碍支持是一个市场。
在蔡聪看来，当一个产品，普通人能用，老年人能用，残障者也能用，才是一个好的产品。在国外，如果一个APP没有无障碍功能，会被定义为是一个不完善的应用。
“这不是献爱心，而是技术上的规范。”他强调。
残障领域的话题，经常容易被爱包裹。“总会有企业宣传，这是为了你们残障群体，为了爱，带着居高临下的怜悯态度。”蔡聪告诉「最人物」。
经常有朋友劝说蔡聪，你不要老是与人家争辩，你要哄着人家去做，不然连献爱心也没有了。
但蔡聪始终认为，还是要把逻辑讲清楚，“要不然，万一他哪天不爱了怎么办？你的命运，最终只能交托于他人的决定。”
不经意间，发现了裂痕，回想，恍然，原来它早已在那里，只是没有在意，直到触及时，再也无法弥补。《裂痕》蔡聪摄
他鼓励视障者拿起相机拍照，进行非视觉摄影。
摄影和盲人似乎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很多人对此发出质疑，“盲人也可以拍照”？当看到一些照片是模糊一片时，就会发出“果然如此”的评价。
蔡聪意识到，盲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被否定的环境里，这种否定让很多人没有勇气走出家门。
通过非视觉摄影，他想帮助伙伴们去学会表达自我，相信自己。“虽然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其他人不一样，但同样是有价值的。”
失去视力，不代表失去了感知这个世界的能力。
这里，是我每天工作的起点，也是终点。忙碌中，你我也许曾经擦肩，不曾留意彼此。其实，我们都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一员，一样的一员。《起点&终点》蔡聪摄
从事公益类工作，收入很少，但蔡聪始终饱含热情。有时，他也会反问自己，为什么不去做一些简单又适合谋生的事情。
自从上《奇葩说》让更多人知道后，这些年，有不少出版社找到蔡聪，希望他可以写励志书籍，宣扬心灵鸡汤；也有不少节目找到他，邀请他去做励志演讲，宣传正能量；亦或是以盲人的身份，去配合表演一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事情。
蔡聪一一拒绝，这些事情于他而言，很容易也很轻松，但却不是他内心所期待的。相比于心灵鸡汤，为这个群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更为重要。
这几年，蔡聪所在的组织，开设了「金盲杖奇葩成长营」项目，致力于培训视障者独立生活。
针对那些中途失明者，教他们如何使用盲杖，独自出门、如何网购、点外卖、打车，做菜等等一切生活技能。
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生活状态，重新恢复社会身份。
“只要给我们机会，残障人与健全人，没有什么区别。”蔡聪誓要打破大众对残障人生的狭窄想象。
蔡聪女儿蔡孟熙，展示自己的拼贴作品：圣诞老人
如同一个斗士，蔡聪游走于主流社会中，勇敢地为残障群体争取各个方面的权利。
蔡聪自嘲是一个“比较猥琐的盲人”，他是国内少数，也是第一批，关注「残障与性」议题的人士。
和大多数人一样，蔡聪第一次接触到“性”知识，来自初中生物课。
当学到“生殖系统”这一章时，老师不出意料地跳过了这一部分，让大家自学，这让蔡聪有些犯难。
别的同学尚且可以自己翻看课本，可蔡聪看不清书上的文字和图片，也不好意思请同学们给自己讲解。就此，对于性的求知，在蔡聪心里埋下一颗好奇的种子。
大一时，蔡聪有门专业课是《正常人体解剖学》，需要学习“生殖系统”相关内容。
为此，他期待许久。可当学到这一章内容时，和初中时一样，大学老师也给出了“自学”的指示。这让蔡聪和同学们很失落，身为专业的医学生且是成年人，却无法对人体有充分的认识。
课堂上，同学们鼓足勇气向老师提出质疑，可得到的，却是一句玩笑性的托词：
“反正你们将来又用不到。”
这句看似轻飘飘的托词，让蔡聪备受打击，也让他意识到，在社会为残障群体描绘的固有印象里：残障人士被默认为是无性的，因为看不见，所以不需要。
蔡聪演讲 受访者供图
大学时，身处特殊学校，蔡聪第一次接触到很多的视障同伴。
学校里是聋盲混住，对于听障同学来说，关上门、拉上帘子，就是一个独立自我的世界。每当有听障伙伴在晚上做一些“私密事情”时，“我们这帮看不见但是耳朵很灵敏的’老盲’就会呼朋引伴听墙根。”蔡聪道。
在听墙根的过程中，蔡聪觉得自己悲哀极了，他真正意识到，视障群体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残障遇上性，障碍重重。
在走上公益之路后，蔡聪找到了一些性教育组织，提议是否可以加入视障群体。这些组织第一反应是很诧异，接着说：“加入盲人，会不会不太好？”
“至于哪里不太好，他们也说不出来，就觉得盲人和性沾边好像就是不太好。”
蔡聪提出建议，他们自己先迈开第一步，以此来减轻其他组织的压力。2013年，在北京繁星戏剧村的礼堂，他们举办了国内第一场公开的残障与性演讲，组织残障人士分享自己关于性的故事。
《我讲几个笑话，你别哭——盲人猥琐背后的性压抑》，这是蔡聪的演讲标题，那天，礼堂有300多人，他幽默感十足的分享了在盲校的经历。
在观众们笑过之后。蔡聪说：“这些所有的猥琐背后，代表的是视障人没有人关注，没有人正确引导的性压抑。”
同年，他作为主编，在中国第一本面向残障群体的读物《有人》杂志，设置了一个叫做「性趣」的栏目，介绍国内外关于残障与性的理念和资讯，并解答残障人士关于「性」的困惑。
“我看到穿丝袜的女生就会脸红心跳加速，我一残疾人，怎么也那么色呀！”
蔡聪听到过无数次，类似这样充满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提问，就连残障人自身也对自己有偏见，怀疑自己。
盲人的性教育是如此的贫乏。蔡聪记得，曾经英国BBC的一位记者来「一加一」做培训活动，培训师拿出一个安全套，让大家展开头脑风暴，进行广告创意训练。
但很多同事都不清楚安全套是什么样子，有位同事用手摸了摸产品，发出感慨，27岁了，今天第一次知道安全套长什么样子。
而另一位视障者小周，在参加完蔡聪举办的「残障与性」工作坊后，想亲自去一趟成人用品店，做一次探访，打破大众的固有观念。
他用手机导航定位到商店的位置，由于导航的精准度不够高，到了附近后，他只得询问周边的路人，商店的具体位置。
路人觉得很奇怪，反复确认：“你真的要去那里吗？”当得到小周肯定的回答后，对方快速回应，那我不知道，随后转身离去。
尽管只有10多米的距离，可小周却问了好几个人后，才到达店铺。店主见一位盲人进来，也发出既诧异又鄙夷的质疑，你来这干嘛呢？你真是要到这里吗？
小周的这次探访，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店家拒绝了他希望展示一些产品的请求，“我们的东西只能看，不能摸。”
“听起来像是一段奇幻之旅，但却反映了残障者所面临的真实困境，很多人觉得，你一个盲人还讨论性，这不应该。”蔡聪无奈地讲。
蔡孟熙与她的两副作品，下面的画被蔡聪用作头像，上面的画被爷爷预定。
今年，蔡聪与中国计生协合作，在西北地区推广一项以台式日历形式做的避孕指南，完善了很多对残障人士友好的小设计，如增加电子版的指南，方便视障者查询和阅读。
“希望大家不要再讲没有接触过残障人士，没能力提供服务了，我们可以给你方式和方法，但请大家至少不拒绝我们。”
在蔡聪眼里，扩张残障与性的理念，这不仅仅是一件公益的事情，也是一件关乎每个人幸福的事情。
他希望每一个残障者都有勇气，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2015年1月份，蔡聪与肖佳结婚。
作为一对漂泊在北京的“盲人夫妇”，他们难免遭遇信任危机。起初，他们的结合并不在双方父母的预期内。
“如果两个残障人情投意合，经常会遭到双方家人的反对。找一个健全人，比如没文化的、农村来的，才是父母心中的最好归宿。可这种想法，也是对其他群体的歧视和刻板印象。”蔡聪指出。
蔡孟熙的画：蓝天白云，一个盲人站在草地上，身旁跟着导盲犬，吃着甜筒拄着盲杖。
2016年1月14日，肖佳在自己24岁生日这天，生下了女儿蔡孟熙。蔡聪的朋友圈签名改成：“以后每年的1月14号，都要买两份生日蛋糕啦！”
在计划要孩子前，周围的人都发出相似的质疑：“万一孩子遗传怎么办？你们都看不见，怎么教育孩子？就算孩子视力正常，他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父母是盲人这件事？”
蔡聪觉得很奇怪，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残障者和健全者是一样的，只是放在残障群体身上，问题便被放大了。
夫妻二人打定主意，即便孩子生下来就看不见，他们也会找到最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残障的人生并不是悲剧，最好的教育是父母给孩子传递一种生活的态度。”蔡聪认为。
女儿出生后，很健康，到目前为止，视力没有任何障碍。
很多残障者家长，非常忌讳孩子提到残疾这件事情，总是遮遮掩掩。而在蔡聪家里，任何问题都可以随便问，残障相关的话题不是一个禁忌，更不是一个忧伤的事情。
他从不向女儿强调，父母看不见，等老了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在他看来，孩子有自己的人生，而他们也可以很好照顾自己。
蔡聪给女儿剥荔枝皮
环顾蔡聪家里，墙上到处都是简笔画，全部是蔡孟熙的“杰作”，肖佳告诉女儿，“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在自家墙上随便画画的。”
生活在一个视障家庭，蔡孟熙并不觉得有任何奇怪之处。她性格开朗，经常向父母撒娇卖萌，让妈妈帮她剥虾头，让爸爸帮她剥荔枝皮。
前段时间，蔡孟熙画了8幅关于盲人主题的插画。
在她的每一幅画里，盲人的形象都很漂亮，有盲杖、有导盲犬、有房车，唯独没有电视中刻板的盲人形象——总是戴着一副墨镜。
“我喜欢她眼中的我们，是那么自信漂亮。尽管我们从来没有告诉过她，盲人应该是什么样的。”肖佳说。
除标注外，图片来自久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