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觞夜月松花酿轩窗秋风桂子香（香气四溢花器史）
壶觞夜月松花酿轩窗秋风桂子香（香气四溢花器史）宋代花器：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金叶明嘉靖 釉里红含螭龙纹转头瓶瓷器板块在收藏领域中一直颇受关注。但关注者大都从器型、纹饰、真伪乃至市场价格等角度出发，少有人从“花器”这个角度来审视其发展脉络。但最近几年，在拍卖市场屡创高价的高古瓷以及明清官窑，都不乏花器的身影。花器不仅见证了陶瓷史，也见证了从佛前供花、宫廷插花 再到文人插花、民间插花的一部漫长的中国插花史，经历了中国花道由盛及衰的历程。从花器的角度入手来审视瓷器，或许可以在瓷器的鉴赏和辨伪找到独特的切入点。本期品味，我们邀请多位专家，为我们讲讲这一部花香四溢的花器史。
清康熙 孔雀蓝釉美人觚
清康熙 郎窑红观音尊
清雍正 焦黄釉一支瓶
清雍正 珐琅彩月季绿竹诗意小盂
明嘉靖 釉里红含螭龙纹转头瓶
瓷器板块在收藏领域中一直颇受关注。但关注者大都从器型、纹饰、真伪乃至市场价格等角度出发，少有人从“花器”这个角度来审视其发展脉络。但最近几年，在拍卖市场屡创高价的高古瓷以及明清官窑，都不乏花器的身影。花器不仅见证了陶瓷史，也见证了从佛前供花、宫廷插花 再到文人插花、民间插花的一部漫长的中国插花史，经历了中国花道由盛及衰的历程。从花器的角度入手来审视瓷器，或许可以在瓷器的鉴赏和辨伪找到独特的切入点。
本期品味，我们邀请多位专家，为我们讲讲这一部花香四溢的花器史。
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金叶
宋代花器：
文人雅集常插花 花瓶曾经是酒瓶
提起今天的瓷器收藏，我们浮现的第一个画面，或许就是博古架上一排排尊贵古雅的身型，“历来，我们在居室、书房里摆放花瓶，都不是为了纯粹欣赏瓷器本身。无论多么尊贵的花器，它都一定是要插花的。”中国古董鉴定专家、中国嘉德陶瓷部总经理刘越说。
古代的花器主要有盆景器和插花器两大类：“盆景”是将植物连根栽种在花器里，观其生长，也就是花盆；“插花”器是将花木剪裁插置在花器里，赏其姿态，也就是通常说的花瓶。中国插花艺术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最早源于佛前供花。在南北朝、唐代的壁画、摩崖石窟造像中，我们都会看到供养人手持瓶花，跟随在菩萨身后的情景。这种在佛像前瓶所插的应时花卉，也被称为“佛花”，也是最早的插花。
到了唐代，插花开始走进宫廷，成为宫廷喜庆中不可或缺的装饰物；同时，伴随着文人雅士作画、吟诗、赏花，又产生了“文人插花”；至宋代，中国插花艺术迅速发展，“闻香、品茗、插花、挂画”成为宋人生活四艺。古画里经常描绘古代文人高士雅集聚会的情景，通常就是描述他们在做这四样事。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写道：“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道出了宋代插花的盛况。
早期，花瓶的器型并不那么讲究。根据著名文史学者扬之水的考证，中国早期插花之器也称罂，而罂本身是一种水器和食器。事实上，宋代花瓶在形象设计上，主要是在古已有之的瓶罂样式中，选择了造型优美的几种，使之独立出来，予以比较固定的用途。如果大略地区分，设于厅堂的大花瓶，造型来自粮罂食瓶的成分为多；而设于几案的小花瓶，式样多取自上古的礼器。比如“琮式瓶”，就是仿玉琮瓷器，内圆外方，以龙泉青釉或官窑釉罩于器身，可以置于书斋内用以插花。明代受道教文化的影响，琮式瓶瓶身多以八卦纹样装饰，有时用来放置占卜用的蓍草和竹签。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很多花瓶，其实也是“酒瓶”。比如作为酒具的玉壶春瓶，在宋金时代，它的式样与大型胆瓶几乎相同；再如梅瓶，在考古出土和传世的各类宋元时代之“梅瓶”，常发现有带器盖者，或器身铭文如“醉乡酒海”、“清沽美酒”等直接证明其当时为盛酒容器。南宋类书《锦绣万花谷》中有诗云：“公余终日坐闲亭，看得梅开梅叶青。可是近来疏酒盏，酒瓶今已作花瓶。”此诗句描绘的正是诗人赏梅闲坐，折梅花插放酒瓶中即成了花瓶。盛酒之瓶，完全可能在酒用完后改作插梅花之“梅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博士陆鹏亮也曾撰文表示，在中国的历史上，酒瓶和花瓶确实曾经一度没有绝对的鸿沟，两者的功能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发生转换。
阁儿不大却不俗 文房清玩净心目
扬之水表示，在宋代，居室的陈设由凭几和坐席为中心而转变为以桌椅为中心的高坐具，这使得代表精致雅趣生活的花瓶有了安顿之处，插花艺术也因此兴盛发达起来。
宋代士人的书房，多半是用隔断辟出来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宋人每以“小室”、“小阁”、“丈室”、“容膝斋”等为称，可见其小。小小的书房中，有书、有书案、书案上有笔和笔格、有墨和砚、砚滴与镇尺，又有小小的香炉，炉里焚着香饼或香丸。与这些精雅之具相配的则是花瓶，并依照季节分插时令花卉。这是以文人雅趣为旨归的一套完整的组合。
为了与书案上的文房清玩相谐，花器自然也以小为宜，胆瓶即是宋诗中经常出现的插花小瓶。顾名思义，胆瓶长颈、鼓腹、曲线柔和，其形略如垂胆。恰似无名氏《南歌子》中云：“阁儿虽不大，都无半点俗。窗儿根底数竿竹。画展江南山景、两三幅。彝鼎烧异香，胆瓶插嫩菊。翛然无事净心目。共那人人相对、弈棋局。”窗外竹，室中画，焚香，插花，对弈，真真是“阁儿虽不大，都无半点俗”。
截竹为筒，筒插鲜花，也是宋人花事中的雅趣之一。邓深《竹簧养梅置窗间》：“竹与梅为友，梅非竹不宜。截笛存老节，折树冻疏枝。静墉初安处，清泉满注时。暗香披拂外，细细觉春吹。”竹筒制作的花瓶自难久存于世，因此不知它曾否流行，不过宋代瓷器中有一种筒形瓶，今人常称作“花插”，其设计或即从竹筒取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南宋官窑器，日本根津美术馆藏一件龙泉窑瓷器，亦南宋物，都属此列。
明代花器：
小巧一枝瓶 书室之妙品
明代是中国插花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万历年间，我国历史上第一本论述瓶花技艺的专著《瓶史》诞生了。它的作者袁宏道，在书中对插花所用的器具、欣赏、禁忌等内容作了详尽地描述。
这是一本薄薄的、只有几万字的书，但在其中，选瓶插花的理念已经非常成熟。17世纪，这本书传到了日本，对日本花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很多人觉得日本的花道最为正宗，但其实日本的花道恰恰是在明代的时候，受中国的花道影响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最功不可没的就是袁宏道的《瓶史》。日本甚至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插花流派——宏道流。”刘越说。
时至今日，袁宏道《瓶史》中的诸多观点仍颇有启发性。诸如：“养花瓶亦须精良，辟如玉环、飞燕，不可置之茅茨，又如嵇、阮、贺、李，不可请之酒食店中。”
对于书室中的花器选择，袁宏道认为：“大抵斋瓶宜矮而小，如花觚、觯、尊罍、方汉壶、素温壶、匾壶、窑器如纸槌、鹅颈、茄袋、花樽、花囊、蓍草、蒲槌，皆须形制短小者，方入清供。不然，与家堂香火何异，虽旧亦俗也。”可以看出来，袁宏道延续了宋人的插花理念，并将其完整化和理论化。
袁宏道在书中将书斋插花器分为几种，首推小花觚，以为最宜书斋插花。同时刘越也补充，明代的文人书房里还流行一种“一枝瓶”，其器型有时是小梅瓶，也可是柳叶瓶，共同之处是器型小巧，并且只插一枝花，风雅无限，被视作“书室之妙品”。
清代花器：
造型釉色频频出新 “后宫之色”娇艳欲滴
清代康雍乾三朝，花器的工艺发展到了顶峰。清康熙年间，花器在器型和釉色上都有创新。康熙晚期，一些大型的花器开始出现并逐渐普及。“今年嘉德春拍有一件重量级的拍品，是康熙晚期烧造的五彩花鸟的大花盆，可视作此中代表。口径大概五十多厘米，20公斤左右，画工艳丽，大气磅礴，是康熙晚年祝寿所用。”刘越说。
而雍正年间，则是刘越认为的中国制瓷技术的最高峰，同时也是花器发展史的最高峰。“雍正是很有个性的皇帝，也非常有艺术品位，他对瓷器生产很关心，曾亲自参与其中。雍正喜欢仿古，当时烧造了很多仿古代釉色但落本朝款识的器物。他还经常按照前朝瓷器的样式制作，但同时又有本朝瓷器的特点。例如，他会给明代圆口的花浇设计一个流，这样倒水就更加方便。”
雍正时期花器的釉色也很讲究，有一种茶叶末色釉，就是雍正时创烧的。同时，雍正时期也有很多造型和釉色特别娇嫩的花器，刘越给它们起名“后宫之色”。“多是‘一枝瓶’，北京故宫就有两件这样的小梅瓶，一件焦黄釉、一件胭脂红釉，都非常迷人。这么娇艳欲滴的花器，在当时想必是后妃们插花所用。”
雍正时期还出现了一种仿生瓷。如仿木纹釉的花盆。“这种花盆多用来种植万年青，有‘一统万年’之意。这种仿生瓷在雍正时期的流行，也表明当时制瓷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要说雍正时期什么花器的成就最高，我个人认为是雍正的粉彩器物。”刘越表示。他告诉记者，目前北京故宫正展出的牡丹题材文物特展中，就有这样一个粉彩瓶。“大概20厘米高，瓶子上画的是牡丹盛放的情景，栩栩如生。但我觉得，这个花瓶并不是真的用来插花的。用一句诗来说明原因，就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瓶子上画的花太美、太艳丽了，反而使真正的花相形见绌。用这样的花瓶去插花，效果可能不是特别醒目。反而不如单色釉——比如青釉或者茶叶末釉，那么衬托花卉的娇艳。”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花道从清康雍乾三代开始逐渐衰落。“我们会发现伴随着这个衰落的过程，出现了不为插花、纯粹用作摆设的花瓶。这样的花瓶在明代是不存在的，明代的每个花瓶里都一定有鲜花。而这种不为插花的花器的出现，也正是瓷器本身发展到雍正时期达到鼎盛的一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