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班之书为什么是邪书（鲁班书为何被称为）

鲁班之书为什么是邪书（鲁班书为何被称为）在《少众》一篇，太公回复武王如何“以少击众、以弱击强”时，论述了“以少击众者，必以日之暮，伏于深草，要之隘路”的策略。这种应对方法，即使是在现代战争中，也是操作性极强的常规战术。可以想象，当这样一部教人动脑筋、让人开窍的优秀教科书在民间流传，一旦百姓不满王朝统治而大起暴动，统治者再调兵对其镇压无疑是很费脑筋的。那么，除了谶纬和兵书，历代统治者还对哪类书籍必欲禁之而后快呢？答曰：谶纬的升级版，依托“邪教”而生的“妖书”。如卷三《龙韬 王翼》，论述了作战司令部的各类人员配备。在这由七十二个人组成的司令部中，作战，宣传，侦查，气象，通讯，工程，医务以及军需由谁负责、该怎么负责都考虑得十分周到。居心叵测之人读罢此篇，只需稍加变通便可快速组建起“反叛指挥中心”。在《火战》中，针对周武王提出的率兵深入敌国腹地遇天燥疾风，敌人趁风以火攻相围，太公提出的应对之法极其富有新意，即趁敌人未到之时，放火在部队前

中国的禁书历史源于何时？史料并无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禁书发生于商鞅变法时期。在韩非子所著的《和氏》篇中，就明确记载了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推行“燔《诗》《书》而明法令”。到了秦始皇时期，禁书政令越加严苛，甚至波及到了其他学派的典籍。《史记》载之曰：“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那么，继之而起的汉朝文化昌明，是否废除了这一文化禁锢政策呢？

答案是否定的。至少在汉高祖刘邦掌权时是如此。史料记载，在丞相萧何主持制定的汉初一系列律令中，就有一条“挟书律”。由于史料的缺失，今人对这条律令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是从“挟”字蕴含的“收藏”之意来看，应该和公元前213年由李斯宣布的焚书禁令中“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类似。实际上，在秦末汉初那个枭雄频繁崛起的时代，汉朝制定挟书律来控制百姓思想也是迫不得已之举。换而言之，当刘氏皇朝打下根基，挟书律也就可有可无了。于是乎，在公元前195年，刘邦长子汉惠帝继位后，便果断地废除了挟书律。

从此以后，汉代各派学术逐渐走上了一条全面繁荣的发展道路。如曾经令始皇帝深恶痛绝的儒家，在吸收了法家和道家的理论后，仅用了短短几十年便形成了统治学说。在当时，即使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农夫，只要通晓一部经文，便可跻身权贵行列，享受朝廷的高官厚禄。这样优厚的回报，使得众多学者纷纷涌进儒家学派。诵经的、释经的、窜改经的，伪造经的，应有尽有。慢慢地，在儒家典籍《诗》、《书》、《礼》、《春秋》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出了不同的“经文”。

到了西汉末期，这些衍生而来的“经文”又被好事者糅合阴阳五行学说，造出了一类假托神意解释儒家经典的书：谶纬。通俗来说，就是所谓的“上帝预言”。汉光武帝刘秀之所以成就帝业，“上帝预言”着实帮了大忙。被曹操称为“冢中枯骨”的汉末军阀袁术，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称帝，也是因为一句“上帝预言”：代汉者当涂高。显而易见，谶纬的极度活跃已经严重影响了当权者的统治。于是，在司马家族篡夺曹魏政权后，果断地下了一道严厉的禁书令：“禁星气、谶纬之学”。

从此之后，无论是战争频繁的南北朝时期，还是文明辉煌灿烂的唐宋时期，神秘的谶纬之学都成了不被统治者欢迎的异类。好在谶纬之学并不孤独，在历史的长河中，和它一起被统治者列入黑名单的，还有堂堂正正的兵法之学。确切来说，诸如《孙子》、《吴子》、《大唐卫公李靖兵法》等述及军事思想兵家名著不在被禁的行列，真正被禁的，多是将战略战术掰开揉碎教给众人的兵法典籍。例如秦时被禁的《孙膑兵法》。

作为《孙子兵法》的升级版，《孙膑兵法》不但述及了攻城之法，还详细论述了步骑兵野战和包围战中常用的“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形之阵”、“雁行之阵”、“钩形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等阵法的特点、性能和应用。此外，对军队的建设问题以及部队作战时遇到的各种具体敌情应该采用哪种有效的应对方法，孙膑亦做了详细的论述。总而言之，先秦时的兵学典籍，像《孙膑兵法》这样详细得令人发指的兵法作品是很少见的。当然，若是真要用一部作品与之比较，也并非没有符合要求的。至少假托周文王的老师姜子牙之名写就的《六韬》就可以“担此重任”。

作为汉魏以来兵家必读的头等参考书，任何人翻阅完这部内容全面、叙述具体、文字生动浅显的兵书后，都会明白唐宋统治者下令禁止私人收藏《六韬》实在是很有必要的。无他，只因它的谋略太实用，其操作性之强，简直可以称之为“立竿见影”。简而言之，除了卷一《文韬》讲治国安民的大方针以及卷二《武韬》论述通过武力或非武力手段夺取敌国政权的总战略外，余下四卷讲述的都是一些具体的战术手段。军事指挥和兵力部署、常规地带的作战战术和兵器运用、特种地带里的作战要诀、各兵种有何特点以及各兵种如何协同作战，《六韬》都论述的浅显易懂。

如卷三《龙韬 王翼》，论述了作战司令部的各类人员配备。在这由七十二个人组成的司令部中，作战，宣传，侦查，气象，通讯，工程，医务以及军需由谁负责、该怎么负责都考虑得十分周到。居心叵测之人读罢此篇，只需稍加变通便可快速组建起“反叛指挥中心”。在《火战》中，针对周武王提出的率兵深入敌国腹地遇天燥疾风，敌人趁风以火攻相围，太公提出的应对之法极其富有新意，即趁敌人未到之时，放火在部队前后烧出一片黑地来阻止敌人火攻。

在《少众》一篇，太公回复武王如何“以少击众、以弱击强”时，论述了“以少击众者，必以日之暮，伏于深草，要之隘路”的策略。这种应对方法，即使是在现代战争中，也是操作性极强的常规战术。可以想象，当这样一部教人动脑筋、让人开窍的优秀教科书在民间流传，一旦百姓不满王朝统治而大起暴动，统治者再调兵对其镇压无疑是很费脑筋的。那么，除了谶纬和兵书，历代统治者还对哪类书籍必欲禁之而后快呢？答曰：谶纬的升级版，依托“邪教”而生的“妖书”。

据史料记载，“妖书”是伴随着元末白莲教起义而兴起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还曾亲自写过一篇《周颠仙传》来神话过自己。正因为如此，朱元璋深知这种书籍对民众的强大煽动力。于是乎，朱元璋在建国后，在《大明律》中严厉的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不过，由于居心叵测的人太多，利用“妖书”起事的总是无法杜绝。如永乐十六年，山西洪洞和河北保定一带的民众就被一个自称弥勒佛的人所蒙骗以至掀起反叛。明英宗初期，亦有民众依托妖书蛊惑百姓聚众攻打县城。到了明宪宗以及明孝宗时期甚至到了明万历年间，依托妖书蛊惑人心的仍时有发生。到了明熹宗时期，依托“邪教”和“妖书”的双重加持，山东地区于1622年还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于是乎，明朝统治者遂对“妖书”加大了查禁力度。

老实说，在这些被朝廷封禁的妖书中，并不都是蛊惑之言，也有一些是可以用来造福民众的，比如《鲁班书》。这本相传由战国时期的土木建筑发明大家、被称为“百工之祖”的鲁班所著的奇书，至少有一半内容可以拿来造福百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本书的上册记录的都是建筑技巧以及风水相关的事情。而这些建筑技巧以及对风水的论述，据说都是鲁班在长时间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归纳总结的宝贵经验。那么，这么一本有巨大价值的书籍为何被历代王朝封禁，乃至被称为“邪书”呢？此间的原因，就在这本书扉页的五个字“鳏寡孤独残”以及下半册那些晦涩难懂的道术口诀。据说，扉页的五个字，意在“告诉”修习《鲁班书》的人将来必然会成为这五类人中的某一类。也正是因此，《鲁班书》又被称为“缺一门”。

有人说，这是统治者杜撰的。之所以如此，是统治者不希望有人学会鲁班的绝技。因为鲁班精通武器制作工艺，仅是小试牛刀就制作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攻城云梯以及水战钩据。其高光时刻，险些用其制造的攻城器具帮助楚国攻灭宋国。这样的绝技一旦传入民间，无疑会危及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统治者才杜撰了《鲁班书》下册内容，并散播了关于《鲁班书》的阴毒以及修习者无好下场的传说，目的在于“劝阻”世人不要修习此书。窃以为，这种说法是较为可信的。因为从历朝历代发布的禁书令来看，很少是因为妨害民众而被列为禁书的。只有那些真正影响统治者江山稳固的书籍才会被强力封禁，《鲁班书》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参考资料：《史记》《明史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