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源治理具体做法（诉源治理经验大赏）
诉源治理具体做法（诉源治理经验大赏）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院长余涛认为，要充分融合法治、德治、自治，强化道德示范、法律预测功能，推动形成良法善治社区治理格局，打造“无讼社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周庆认为，“诉源治理”需要从“以我为主”向“主动配合”转变，将法院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格局大治理中，构建分层过滤、开放融合、网上网下、衔接配套的递进式多元纠纷解决体系。是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坚持并发展“枫桥经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郭彦认为，“诉源治理”是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必须依靠党委政府及基层组织和群众力量，避免和减少纠纷，促进纠纷通过前端防线有效化解和过滤，引导纠纷向诉外分流，最终构建梯度型治理机制。
2019年10月24日，由国家法官学院、《法律适用》编辑部主办，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成都市法官协会、四川省蒲江县人民法院承办的“诉源治理”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官胡云腾出席研讨会。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法官学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及全国部分法院相关同志，四川大学、中山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部分高校专家学者，成都市政法系统及相关调解协会代表参加研讨。与会代表围绕“基层治理”“衍生案件治理”“诉调对接”“多元解纷”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01
/基层治理/
新时代基层治理的核心
是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坚持并发展“枫桥经验”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郭彦认为，“诉源治理”是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必须依靠党委政府及基层组织和群众力量，避免和减少纠纷，促进纠纷通过前端防线有效化解和过滤，引导纠纷向诉外分流，最终构建梯度型治理机制。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周庆认为，“诉源治理”需要从“以我为主”向“主动配合”转变，将法院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格局大治理中，构建分层过滤、开放融合、网上网下、衔接配套的递进式多元纠纷解决体系。
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院长余涛认为，要充分融合法治、德治、自治，强化道德示范、法律预测功能，推动形成良法善治社区治理格局，打造“无讼社区”。
成都市司法局副局长刘子厚认为，在诉讼案件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要着力构建党委政府主导下的以人民调解为支撑平台、以司法为保障、以社会为依托的纠纷解决一体化格局，形成源头解纷联合体。
成都市信访局副局长付绍传认为，构建市、县、乡、村四级信访代理员体系，变被动受理办理为主动源头防范，变粗放式管理为高效能治理，变维稳思维为求解思维，是深化“诉源治理”的重要内容，能够促进一些长期难以解决的矛盾有效化解。
02
/衍生案件治理/
“衍生案件”是指
纠纷在诉内演变而产生需要经过
上诉、再审、执行等多个诉讼程序
甚至是涉诉信访等非正常程序
才能最终得到化解的现象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杨咏梅认为，“诉源治理”既包括在诉外从源头防范化解纠纷，也包括在诉内构建一套行之有效、运转有序的高效解纷体系，通过非讼过滤和诉讼分层两个制度的并联运行，依托诉讼经济制度和诉讼辅助措施规制，梯度性分流案件，减少“衍生案件”，实现司法资源配置优化。
四川省蒲江县人民法院院长张保川认为，建立上诉风险第三方中立评估咨询机制，降低当事人对二审判决不确定性的风险偏好，消除当事人对一审判决疑虑，分流过滤部分上诉案件，从而有效实现对二审案件源头治理。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院长谢立新认为，激活长期闲置和低效运用的督促程序，将大量审理周期短、诉讼成本低的民事案件从普通程序中分流，达到诉讼案件疏减、诉讼效率提升、诉讼成本节约的效果。
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院长曾耀林认为，探索建立涉众纠纷减量诉讼裁判机制，通过代表人诉讼机制及示范诉讼机制，改变传统实务中涉众纠纷单独立案、合并审理的单一模式，减轻诉讼负担，提升审判质效。
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院长张静认为，促进民事案件自动履行，需要建立立审执有机衔接、信用机制、正向激励、人民法庭“审执合一”等机制，把握诉前犹豫期、立案提示期、保全黄金期、调解缓和期、氛围营造期、执行催促期等关键环节。
03
/诉调对接/
诉调对接应最广泛地
引入各种纠纷化解力量
形成多方多元的格局
并且对其各项规则予以细化落实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铮认为，调解具有化解社会风险的重要作用，其结果的权威性和公众接受度较高，应当注重发挥科技优势，加大“在线委托 微调解”力度，发挥行业优势，加强与各类调解组织合作力度，发挥示范优势，努力化解各类群体性案件，发挥聚能优势，推动律师等法律职业共同体广泛参与。
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王隼认为，传统诉非解纷衔接存在分流不畅、诉非失调、联动效应不强等弊端，原因在于理念不统一、制度有缺失、体系存缺陷。应当建立渐进型诉非衔接模式，构建证据互认制度和激励惩戒保障机制，提升诉非解纷衔接机制智能化功能和队伍专业化水平。
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蹇峰认为，法院应以矛盾纠纷少发生、少起诉、少立案、少产生“四少”为目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创新，致力在纠纷解决中修复社会关系。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院长唐卫认为，应用好基层法治指导员制度，跨界搭建合作解纷平台，构建分层递进解纷模式。
04
/多元解纷/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点是
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化解纠纷
以矛盾纠纷的高效实质
化解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诉源治理”
不仅关注多元化解纠纷于已然
更防范纠纷于未然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办公室主任王连祥认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深化包含五个层次：一是从源头上预防纠纷，二是建立诉前多元解纷联动衔接机制以减少诉讼案件形成，三是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专业化调解平台让部分案件以调解方式解决，四是完善“分调裁审”从简从快办理简单案件，五是广泛推广应用在线调解平台。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吴顺和认为，对于大量简单纠纷，需要运用群众了解、认可、有效的方式，因地制宜搭建特色调解平台，创建符合民情的纠纷化解模式。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院长万兴隆认为，打造“社工调解”模式能够有效弥补基层法院调解人员数量不足、能力欠缺问题，促进审判质效提升。
北京市通州区法院院长助理徐东认为，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要加强立审执协同，构筑内部“统一战线”。
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庭长赵长新认为，新时代多元解纷要充分运用新科技革命成果，激活行业力量深度参与“诉源治理”，逐步实现调解网络化，把在线调解平台与法院内网审判系统直连直通，通过人脸识别、失联修复、视频调解、类案推送、结果预判等新技术，打破调解的时空限制，将“足不出户”的调解感受提升为“随时随地随享”的全新体验。
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官胡云腾指出，社会矛盾本身是常量的，关键是要解决社会矛盾，要在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中打造社会治理的链条。“诉源治理”是将治理链条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通过建立矛盾纠纷诉前过滤网，在立案环节设立询问机制、释明机制和调解机制，做密做长社会治理链条。“诉源治理”的研究方向和思路要明晰，成效评价要科学，不能仅用指标来考量改革成效。要认真贯彻“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指示，扭转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民商事案件增多的观念，充分发挥司法职能，给党委政府出谋、给企业撑腰、给社会立规，力争将我国建成全世界社会矛盾纠纷最少的国家。
本次研讨会充分发挥了
高层次实务专家和理论专家
对“诉源治理”问题的
研究、咨询作用
为成都法院“诉源治理”工作
提供智力支持
下一步
成都法院将积极消化吸收专家意见
不断创新成都实践
持续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
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大格局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