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阵到华岩寺（从东街到幸福路）
龙门阵到华岩寺（从东街到幸福路）1959年开始，退缩幸福路（东街）两旁的木结构铺面和房屋，拓宽并修直街道，至1960年幸福路拓宽为25米，街边广植梧桐树为行道树。自此，狭长微弯，灰瓦青砖、木檐蒙尘的百年东街摇身一变，成为钢筋水泥、宽敞明亮而笔直的现代大街。民国十八年，灌县城区曾分三期修建街道，第一期太平街、东街、朱紫街。1958年灌县人民政府将城内四大街全部翻修，原碎石路面改筑为三合土。小时候，周围的大人和孩子，都把现在古城区的那条宽敞漂亮的幸福路叫做正街。在我童年天真的想象和后来的理解中，正街就是“正份”的意思，就是最长、最宽、最热闹的意思，至于老灌县其他的街道，当然属于偏街陋巷了。其实也不尽然。现在的幸福路从宣化门直入到玉垒山公园大门，全长769米，清代为东正街，街心宽为1丈8尺，人行道4尺，街心用石板铺成。民国初易名东街，因街道较长，以杨柳河将军桥和老县衙门口为节点，自东向西分为下东街、中东街、上东街三段。东街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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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老灌县人的生活吗？
昔日东街的繁华，像一幅尘灰满纸的旧画，轻轻拂去岁月的尘埃，你就看见这幅虽旧犹新的画，淋漓尽致地展示着老灌县旧有的民风民俗。
老灌县人若轻轻推开记忆之门，一长串逝去的老店招就会扑面而来：凌云旅社、太垒茶楼，宝川通、仲贤村、一枝春、稻香村、华光寺、楼外楼、杏花村、真容相馆、龙池茶铺、百货公司……这些耳熟能详的店铺勾起的回忆，对于那些老灌县人来说，犹如百年老酒，沾唇即醉。
小时候，周围的大人和孩子，都把现在古城区的那条宽敞漂亮的幸福路叫做正街。在我童年天真的想象和后来的理解中，正街就是“正份”的意思，就是最长、最宽、最热闹的意思，至于老灌县其他的街道，当然属于偏街陋巷了。
其实也不尽然。
现在的幸福路从宣化门直入到玉垒山公园大门，全长769米，清代为东正街，街心宽为1丈8尺，人行道4尺，街心用石板铺成。民国初易名东街，因街道较长，以杨柳河将军桥和老县衙门口为节点，自东向西分为下东街、中东街、上东街三段。东街是老灌县城的主要街道，清代和民国时期已是商业荟萃，车水马龙，乃是老灌县的城市中心。
民国十八年，灌县城区曾分三期修建街道，第一期太平街、东街、朱紫街。1958年灌县人民政府将城内四大街全部翻修，原碎石路面改筑为三合土。
1959年开始，退缩幸福路（东街）两旁的木结构铺面和房屋，拓宽并修直街道，至1960年幸福路拓宽为25米，街边广植梧桐树为行道树。自此，狭长微弯，灰瓦青砖、木檐蒙尘的百年东街摇身一变，成为钢筋水泥、宽敞明亮而笔直的现代大街。
无论扩街后的幸福路多么漂亮，但不知为什么，我依然怀念童年的东街。
古色古香的老灌县东街
童年的东街到处都是木头房子，街宽只有5米多，街沿只有1米多宽点，古街的味道十分浓厚。窄而长的街，隔街若邻，若站在街对面一望，对街商店里年轻老板的长睫毛一根根都数得清楚。商家的肚子饿了，若不想煮饭，便站在对街吆喝一声：“喂，老板娘，买4个黄糕哟！”
对街的黄糕传说是百年老店，黄糕都是纯黄糖蒸的，且发酵时间拿捏得特别准，半酸半甜的黄糕，进嘴化渣，回味悠长，远近闻名。就是乡坝头的农民进城，也要连吃带包地买几个黄糕，带回去哄老人娃儿。
因为东街并不宽，隔街吼一声，刚出笼的黄糕烫，老板娘便用筷子串4个热黄糕，隔街送去，边跑边喊：“滚烫的黄糕来了哩！”
这样的场景，在20世纪50年代的东街上，可谓家常便饭。
因为漫长的饥饿，童年记忆中关于吃的印象，非常深刻。除了那入口化渣、酸酸甜甜的热黄糕，老灌县城区的油茶、甜锅蒸、凉白肉、八宝饭、醪糟蛋、一甜一咸的糯米馍、钵钵鸡、白麻糖、酥卷等吃食，让我童年的口水常常打湿枕头。特别是赵卖面的经典小吃赵包子，精肉小葱的大馅，肥而不腻，入口奇香，尤其是那薄如厚纸的包子皮，据说乃是赵氏家传绝技，其他人一包就露馅，就破。当然，做馅的精肉都是上好的农家肉，因为那时还没发明激素配合饲料和灌水猪肉，皮薄如纸的赵卖面包子就是香。
旧时的东街热闹非凡，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吃，其余旅店、餐馆、茶馆、酒肆、布店、煤油灯店、小百货摊、五金店、药铺、古董店、银行、川剧院、书店、水果摊、小人书店等等，更是云集东街。窄而迢长的东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卖香烟瓜子的小贩边走边喊，卖鸡、卖蛋的农民游走街头寻觅买主，拉黄包车的招摇过市，卖灯草芯的老头将竹竿高高举过头顶。若遇冬日，临街还有卖炭火的老者，一口大锅里黑色的细木炭，被他的蒲扇扇得又红又旺，流着清鼻涕、青布长衫下夹个烘笼儿的老汉，依偎在灼人的大锅边，2分零钱，就可将快熄的烘笼儿添得又旺又满。
昔日东街的繁华，像一幅尘灰满纸的旧画，轻轻拂去岁月的尘埃，你就看见了淋漓尽致的老灌县民风民俗。
老灌县人的记忆一翻开，一长串逝去的老店招就会扑面而来：凌云旅社、太垒茶楼，宝川通、仲贤村、一枝春、稻香村、华光寺、楼外楼、杏花村、真容相馆、龙池茶铺……这些耳熟能详的老店勾起的回忆，对于许多老灌县人来说，犹如百年老酒，沾唇即醉。
仲贤村、华光寺和楼外楼
楼外楼
这一长串老灌县著名商铺中，我记忆里最具特色的有三个：仲贤村、华光寺和楼外楼。
仲贤村是临街一家人气特别旺的茶铺。顾名思义，到这家茶铺喝茶的人不是“圣贤”，也是些有来头的非常之人。其实也不尽然，这家茶铺，除政客出入、商贾云集、文人聚会之外，平民百姓到仲贤村喝茶的也不少，因为仲贤村是公认的老灌县新闻发布中心。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张家的婆娘昨晚偷了个壮小伙，李家的鸭婆下了个双黄蛋，等等，都可以在仲贤村茶铺里听到。仲贤村因此声名显赫。
华光寺出名，是因为它是老灌县城区最大的综合市场，凡是可以进嘴的诸如鸡蛋、挂面、猪肉、水果、干鲜、蔬菜等等，华光寺大市场都有卖的。每日里与百姓生活习习相关的华光寺，在老灌县的古城区，其知名度不言而喻。
至于楼外楼，它的出名有两个原因：一是顶楼上挂着一口消防队的大钟。只要那“当当当”的钟声在古城区一传开，遍城的人都慌了，都翘首四望，看哪里有浓烟冒起来遭火灾了。旧时的木结构房子多，一遭火灾就不得了，那年紫东街大火，将一条街都烧得精光，其状惨不忍睹。
还一个原因是楼外楼处于繁华的中心区，位置好，所以每天茶客川流不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每日里，楼外楼茶铺人头涌动，卖香烟、瓜子、糖果的小贩穿梭其间；其余讲评书的，卖唱的，谈生意的，拉皮条的五花八门；烟雾、口痰、粗话声中，打架斗殴者不乏其人。传说有一年，一赵姓石匠与人打架，赵石匠乃一方霸主，膂力超人，他提一扇小石磨在头上挥舞，满堂皆惊！他从二楼直追打到三楼，吓得三个刚才还在提劲打靶的小伙子屁滚尿流。
楼外楼这一独特的热闹场所，因此平添许多传奇色彩。
袁昌英眼里的凌云旅社
也许，老灌县东街的旧时风光，只在我童年记忆中留下零星的片段，更久远的东街风貌，却不得而知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女作家袁昌英1940年6月写的一篇散文，其中便有关于东街上著名的凌云旅社的描写，读来十分有趣。
袁昌英（1894——1973年），湖南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影响的学者型女作家、外国文学研究家、艺术史家。抗日战争期间，任教武汉大学的袁昌英随校内迁寓居四川乐山，期间游历了都江堰和青城山，并声情并茂地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成都•灌县•青城山游记》。现摘录如下：
十五日的清晨，我们赶到灌县公园，已是午牌时分。在公园里，一餐饱饭后，去找旅馆，不幸新式清洁的四川旅社招待所客满了，只得勉强在凌云旅社定了几间房子后，大家就出发去参观灌县的水利。
耳闻不如目见，秦朝李冰父子治水的事迹，在史册上只是几句简单的记载。不料摆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一件了不得的伟大工程！李冰那时候是这方的太守，秉着超人的卓见，过人的胆量；居然想到将石山由西往东凿出一条水道，将山瀑分做外江与内江二流。他自己的一生不够完成这伟大的工程，幸有贤子继承父志，如愚公移山般，竟将这惊人的事业成就了。
那夜在凌云旅社所遭遇的，恐怕是我平生第一次的经验。恰巧电灯厂修理锅炉，电灯赋缺。在小油灯的微光中，周夫人发现我们的床上埋伏着无数的棕色坦克车，在帐篷，床缘及铺板上成群结队的活动着。我们甜血动物最怕这种坦克车。周夫人和我就大大的怀起“恐惧病”来了。周夫人坚持不肯睡，我是简直不敢睡。然而夜深了，疲倦只把我们向睡神的怀抱里送，实在不能熬下去了。她们三位早就呼呼打打的熟睡了，可是，哎呀！痒呵！你瞧这么大个疙瘩！大约朦胧睡了五分钟，脖子上又痛又痒又麻木的感觉把我刺醒了，两手往脖子上一摸，荸荠大小的疙瘩布满一颈。赶着把手电筒一照，只见大队坦克车散队纷逃。气愤之余，一鼓作气，我一连截获了五大辆。
十六号早晨，八位同伴，聚在一堂，吃早饭的时候，都各将一夜与坦克车周旋的战讯报告了。因为雨，原定在青城山的计划不得不因之而有拖延了。回到凌云旅社，寒气确实有点逼人。张先生命人买了木炭，我们围灶向火，大谈起天来。索桥起源的故事是刘先生这时候将给我们听的。那一夜我们与坦克车的苦战也一样的够劲。我一人所截获的就比昨夜还多一辆咧。
十七号早上，天霁了。大家欢欢喜喜束装上青城山。八乘滑竿，连人带行李；熙熙攘攘，颇是个有声有色的小小军队。一路上，天气清丽，阳光温而不灼，歪在滑竿上，伴着它的有节奏的动摇，默然收尽田野之绿，远山之碧，逶迤河流的银辉，实令人有忘乎形骸的羁绊、而与天地共欣荣的杳然之感。
原载《宇宙风》（乙刊）1940年9月1日第二十八期
袁昌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也许，国名党政府正忙于打仗，无暇搞环境整治，所以到处都又脏又乱。袁昌英在东街凌云旅社遭遇的“坦克车”，我猜想，那坦克多半是成群结队的虱子，臭虫虽有可能，但臭虫不会那么多。
舔盘子的叫花子
关于吃人血的虱子和臭虫、蚊子、跳蚤、蠓蠓子，老灌县人恐怕都会记忆犹新。这些吃人血的东西，直到文革后才逐渐减少和消亡。
老灌县逐渐消亡的陋俗中，留给我记忆最深的是1949年初直到文革前夕，那些流浪街头的三五成群的讨口子（也称乞丐、叫花子）。叫花子们大多数都很年轻，且身强力壮，只是养成了那种好逸恶劳的习惯，不喜流汗劳动，喜欢自由而快乐的懒人生活罢了。
现在流浪街头的乞丐，伸手谋生的手段不外乎三种：展示衰老和年幼、炫耀肢体的残疾、表演弹唱。而那些年代的讨口子，是不屑于伸手要钱的（当然那时人们的工资很少，不会轻易施舍），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也很奇怪：舔盘子。
那时的东街不像现在，大小餐馆很多，于是每天街头便云集了一群群叫花子。他们或靠在大门口张望，或趴在窗前踮起脚尖偷觑，只要有顾客屁股一离凳，最先看见的那个叫花子立刻冲过去，风卷残云般，将残汤剩饭一扫而光！盘子里剩的油汤和肉渣，他便伸出舌头去舔，津津有味地舔，舔得比餐馆里的小工洗的盘子还干净。
这些永远不上班的人，一旦菜足饭饱了，炎炎夏日便躺在河边吹凉风；若是冬日天晴，男男女女蓬头垢面，三五成群地坐在小巷拐角向阳的地方，或舒舒服服地晒太阳，或骂骂咧咧地捉虱子，一面无忧无虑地调笑着，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
记得有一年的一天，父亲带我和大哥在东街的一家面馆吃早餐，我因为肚子痛，一碗面只吃了一点就吃不下了。那些年虽穷，但还不时兴打包，父亲怕浪费了，便招呼倚在大门口的一个男叫花子：“喂，来吃!”
那守在餐馆门口衣衫不整、头发蓬松的青年男叫花子应声而至。待走拢餐桌前，他斜睨了一眼桌上剩的那碗热气腾腾的红油面，鼻子一耸，不屑地哼了一声：“喂，对不起，先生，我们早餐一般都吃甜食！”说罢转身扬长而去。
父亲和大哥被那叫花子的饮食习惯吓了一大跳。须知，又香又甜的锅蒸、八宝饭等甜食，每碗比面要贵5分钱，我们都舍不得吃，叫花子们的早餐，居然只吃甜食！
东街老百姓搬迁迅速
又窄又长的东街留给我的坏印象其实并不多，就是那些斜躺在阳光里，抚摸着吃饱的肚子晒太阳、捉虱子的叫花子，也给我后来许多艰苦的岁月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老灌县的东街太古老了，只有6米宽的街道，窄窄的天空下瓦屋毗连，木檐、木柱、木壁、木雕、木窗像岁月陈旧的符号，轻易地就触痛了你的回忆。
这条老灌县最宽的大街上，若逢年过节，农民一涌进城，东街就显得更窄了。大年初一锣鼓一响，龙灯、狮灯、幺妹灯舞起来，踩高跷的队伍就走过来了，加上放烟花、鞭炮的顽童的尖笑声，卖麻糖、水果、瓜子、香烟的小贩再一挤，整条东街就成了一条慢慢移动的欢乐的河流！
这条热闹的人流岁岁流过我童年的梦床。
直到公元1958年，这条老灌县人叫做正街、民国政府叫东街、清朝人叫东正街的老街，一举结束了它数百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
195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视察灌县从这条街经过后，灌县人民政府郑重决定改东街为幸福路。被改变的当然远不止东街。毛泽东在二王庙背后站过的公路边人们修起了幸福台;吃过饭的地方更名幸福食堂;走过的桥改名幸福桥；摘过苕菜的田取名幸福田。
变化最大的当然是东街。也许，有人觉得毛主席走过的街还又窄又弯，不妥，并且幸福路当然是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岂能陈旧如斯！于是，灌县退街委员会应运成立，挂牌在华光寺内。据著名画家宋宇超回忆：“1959年在民中教书时，被灌口镇抽调到退街委员会，其中有董光熙、杨从德等人。因为会绘画，任务便是为幸福路退街后的商铺画平面图和立面图。”
又据现年84岁的老中医、当时住家在真容相馆后的文化愚老先生说：“退街？快得很！那时的居民特别听话，说搬就搬，响应政府的号召嘛。后来，这些人都搬到报恩寺河坝的居民点去了，那是政府统一修的小青瓦搬迁房，当然没有正街上的房子好，但没有一个人有意见。”
文化愚的儿子中医文家恕说:“那时候搬迁，毬的钉子户呵！当然更没的人把汽油浇到身上去烧，一听说搬迁时要听党的话，听政府的话，一个个跑得风快！现在的干部硬是惨，搬迁还要不停地做工作，口水都说干。”
这些，当然都是发生在幸福路上的陈年旧事了。
如今，地震恢复重建后的幸福路，更加古色古香，雕梁画栋，小桥流水，青砖青石，美如仙境。相信今天每一个漫步在幸福路上的中外游客和本地人，都会赞不绝口，都会满意地微笑，都会一面走，一面翘起大指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