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容犹在的意思（音容犹在丰碑永存）

音容犹在的意思（音容犹在丰碑永存）周恩来鼓励道：“不会可以学呀。李强同志，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又强，就干吧。有什么难处找我，我会帮你的。”李强想了想有点为难：“恩来同志，你晓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从来没和通信打过交道，发报机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呀。”开辟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谷。在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中共“六大”期间，周恩来提议在上海建立中共秘密电台，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确认。“六大”闭幕后，周恩来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前往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从在读留学生中选出毛齐华、方仲如等六人，秘密参加“国际无线电培训班”，学习收发报技术。接着又从留学生中选调涂作潮、宋濂等四人，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28年11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秘密前往中央特科交通科科长李强（1905年9月26日-1996年9月29日）的住处，严肃地说：“为了加强上海党中央和各地的通

年少时，他写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临别好友时，他留下“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赠语。今天是周恩来总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逝世46周年。

我们用几段历史资料

来纪念缅怀这位

开辟我党无线电通信事业的伟人

开辟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低谷。在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中共“六大”期间，周恩来提议在上海建立中共秘密电台，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确认。“六大”闭幕后，周恩来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前往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从在读留学生中选出毛齐华、方仲如等六人，秘密参加“国际无线电培训班”，学习收发报技术。接着又从留学生中选调涂作潮、宋濂等四人，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

1928年11月的一个深夜，周恩来秘密前往中央特科交通科科长李强（1905年9月26日-1996年9月29日）的住处，严肃地说：“为了加强上海党中央和各地的通信联络，中央决定建立党的无线电台。你们交通科从现在起改为通讯科，专门负责电台的建设和业务工作。你是科长，又是工科大学生，就由你负责研制发报机。”

李强想了想有点为难：“恩来同志，你晓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从来没和通信打过交道，发报机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呀。”

周恩来鼓励道：“不会可以学呀。李强同志，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又强，就干吧。有什么难处找我，我会帮你的。”

（拍摄于中国电信博物馆一层）

随后，周恩来又约见了时任中共上海法租界支部书记的张沈川（1900年4月—1991年7月）：“组织上决定让你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从明天起，你就归黎明（李强）同志领导！”次日，张沈川的组织关系调入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

一年后，我党第一座地下电台在上海诞生。

周恩来的先见之明，让我党在无线电通信技术上几乎和国民党处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为我党把握无线电技术发展机遇、与敌人展开电波暗战，开了一个好头。

亲躬力行创建“豪密”

无线电是一种广播信号传递方式，无线电台发出的电码，可以被处在相同频点的所有无线电台收到，安全风险很大，必须设计一套密码来保障信息安全。

但此时在加密方法方面，我党的经验还是不足。根据党的第一位报务员张沈川回忆：“当时（1929年上海党中央首次与香港电台通报时刻），我们用的两种密码都是我自己编造的。一种是用汉字明码颠倒更换，另一种是用英文字母换阿拉伯字母再变成汉字密码使用。”

但是这些加密方式很快就被敌人所破解，导致香港电台被英国殖民当局破坏。甚至英方还用英文发回了一份电报，内容是：“你们的朋友情况很好，现在在监狱里。”

周恩来得到电报被破译的消息后，非常震惊。为了保证我党无线电通信的安全，立刻决定重新编制密码。

其实在培养李强和张沈川的同时，周恩来也带头钻研无线电技术和应用知识。在学习研究编码规则的基础上，周恩来结合中国古代的一种传递暗语的方式，在1930年末至1931年初亲自制定出一套只有我党几位核心领导和机要译电员知道的密码方案。因为早年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时，周恩来的秘密代号是伍豪，所以这套密码被称为“豪密”。

“豪密”具有好记好用、简单却难以破译、密码由数字与文字构成、所用的密码从不重复、“一次一密”等特点，是周恩来做事认真仔细、头脑聪慧过人的体现。一直到了国民党败退台湾，该密码也没有被敌人破译。

爱护通信人才

周恩来不仅是我党无线通信事业的领航人，还是一位爱才惜才的领导人。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的主力部队决定于10月16日开始长征。红军无线电通信学校教员与学员们也以“红星”第三大队为代号，准备撤离。但这时，通信学校政委曾三正患着“隔日疟疾”，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即使盖着两床厚厚的棉被，他还是因病冷得发抖，上下牙不断打战，发出咯咯声。窗外传出阵阵喧闹，口令声与军号声响成一片，使曾三更加坐立不安。

此时，伍云甫急冲冲跑来对曾三说:“因为你有病，走不动，（大队）已决定把你留下。”曾三一听急了：“那不行，我要随军去，我要和学校在一起。”伍云甫立马向周副主席汇报他的情况。

周恩来听了以后，立即命令身边的警卫员魏国禄：“让他们抬也要把曾三抬来。”这样，曾三这才被允许和校长刘光甫一道，带领“红星”第三大队转移。

转战陕北期间，周恩来曾这样比喻电信工作与党中央的关系：“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拍摄于中国电信博物馆一层）

不仅是对教员，对学员也是关怀备至。长征途中，周副主席与朱德一起到“红星”第三大队考察。他们看见这些十几岁的学员就和蔼可亲地问道：“都多大了？参军前干什么呀？走得动吗？”还鼓励他们说：“只要不怕苦，不怕累，就能克服困难。”周恩来和朱德看见学员的蜂声器和地上写着的阿拉伯数字，很感兴趣，便问曾三：“这些小鬼是在你们通信学校学无线电的？”

得到肯定回答后，周副主席赞赏道：“战士们利用行军休息时间学习电台技术真不简单啊！在行军路上办学校，这是一件新鲜事，将来革命胜利了，你们要告诉后代，说红军战士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学习电台技术，这可是相当宝贵的传统教材啊！”

临走前，周副主席对学员们亲切地夸奖又鼓励道：“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非常重视你们的学习，看到你们仅用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学校的全部课程，首长们都非常高兴，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做出更大成绩！”

电报大楼

周总理对新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其中就有对北京电报大楼建设规划的躬体力行。早期，电报大楼整点报时准备了两首前奏曲，一首是《赞美新中国》的前几句，另一首是《东方红》的前两句。后来，周总理亲自选定了响彻京城半个多世纪的钟声——《东方红》。

从60年代起，塔钟只用《东方红》的前4小节，而且是每天24小时整点都报时。后来有附近居民提意见称太吵，周总理便指示，为避免夜间扰民，改为每天早晨七点至晚上十点间报时。

在“文革”时期，有人借钟声发难，问：“为什么只播‘东方红，太阳升’两句，而不播‘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周总理得知后，立刻指示重新创作，每早7点第一次报时播放全曲，其他时间播放乐曲的前8小节。周总理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日理万机，对大楼塔钟报时都事必躬亲仔细安排，彰显了一代伟人的平凡与伟大。

1959年3月15日，周总理与董必武、贺龙、李富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一起视察了北京电报大楼。（拍摄于中国电信博物馆一层）

除了钟声，周总理实际上还亲自参与了钟面的设计。据业内人士回忆，这座钟最初是古铜色表盘、白色指针。为了醒目，电信总局于1972年将钟面设计改造为白色表盘、红色指针和刻度。“可晚上大钟灯光亮起，远看一团红，特像某国的国旗，于是这个配色马上被周总理否定，他亲自指示换为体现邮电系统的绿色，一直到现在都没再变过。”现在白色表盘搭配绿色指针，已成为北京电报大楼的象征。

早期北京电报大楼的塔钟使用纯机械结构，时间久了难免会因为磨损而产生误差。周总理在世的时候，每每听到北京电报大楼的塔钟钟声，就与自己的手表校对时间。当他发现塔钟时间有误差时，就叮嘱有关部门及时修理和校准时间。甚至在生命晚期，周恩来还不忘叮嘱上海的领导同志，要求上海的电钟厂为北京电报大楼更换精准度更高的电钟。

1976年1月11日下午4时30分，灵车载着周总理的遗体前往八宝山火化。

“只见总理去，不见总理归。”

百年前，周恩来为送别他的同学写下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百年后，我国的通信行业在技术实力、知识产权掌控力和生态影响等方面已经全球公认领先。依托通信技术的赋能，千百行业正在向智慧化、智能化转变，我国社会经济活力持续增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1963年，周恩来、邓颖超等看望中南海电话局（39局）职工

深切缅怀、纪念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